离开加尔各答（1910）

在《室利·阿罗频多和孟加拉的斯瓦德西时代》其中一章，吉里贾·尚卡尔引用了《新生》办公室的斯瓦米·桑达拉南达（Swami Sundarananda）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斯瓦米·桑达拉南达说室利·阿罗频多在1910年前往金德讷格尔的途中曾拜访了至尊天鹅（Paramahansa） 罗摩克里希纳的遗孀莎拉达玛尼·黛薇（Saradamani Devi）。室利·阿罗频多看了这部分和吉里贾·尚卡尔文章的其他内容后，于1944年12月15日以致查鲁·钱德拉·杜特（Charu Chandra Dutt）的一封信的形式予以回复，发表在《新生》（Phalgun 1351） 上。

1945年6月6日，K.戈什（K. Ghosh）在《印度斯坦标准日报》（ Hindusthan Standard ）上发表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室利·阿罗频多拜访莎拉达玛尼·黛薇的事情。作为回应，室利·阿罗频多口述了另一封信，发表在6月24日马德拉斯的《星期日泰晤士报》（ The Sunday Times ）上。同年6月，大约在同一时间，室利·阿罗频多的弟子苏雷什·钱德拉·查克拉瓦蒂（Sureshchandra Chakravarty，曾与他一起从加尔各答前往金德讷格尔）在《普拉巴斯报》（ Prabasi ，Baishakh 1352）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该事件的文章。作为回应，那晚与室利·阿罗频多和苏雷什·钱德拉在一起的拉姆钱德拉·马宗达也在《普拉巴斯报》（Sraban 1352）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质疑苏雷什·钱德拉的说法。这引起了室利·阿罗频多的注意，他口述了一份最终声明，试图澄清事实，但在有生之年没有发表。他的弟子诺里尼·坎塔·古普塔（Nolini Kanta Gupta）在一篇文章［发表于《普拉巴斯报》（Phalgun 1352）］中引用了这份声明。

上面提到的信函中，前两封出自室利·阿罗频多，收录在1953年出版的《室利·阿罗频多：关于自己和关于母亲》中。第三封收录在1972年出版的《关于自己》中。

致查鲁·钱德拉·杜特

1944年2月11日，斯瓦米·桑达拉南达给吉里贾·尚卡尔·雷乔杜里的一封信发表在孟加拉语期刊《新生》上，查鲁·钱德拉·杜特为此写信给室利·阿罗频多，求证信中提到的某些事情。

查鲁：

关于你信中的问题，以下是我的回复。除了有一点需要解释外，其余都是基本的事实。

1．1907年4月发表的关于“消极抵抗”的系列文章，作者是我，贝平·帕尔与此无关，这点已提及。从1906年底，他与《向祖国致敬》就没有任何联系了，也再没有为该报撰写任何社论或文章了。我为《向祖国致敬》策划了几个类似的系列，至少发表了三个，“消极抵抗”是其中之一。

2．1910年2月到3月间发表在《达摩》上的那些文章不是我写的，真正的作者是该报的一名年轻副编辑。当时办公室所有人或相关的人都知道这点，包括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和我在一起的诺里尼·坎塔·古普塔。

3．在去金德讷格尔的路上，我没有去巴格巴扎道院（Bagbazar Math） ，也没有去敬拜室利·莎拉达玛尼·黛薇。事实上，我一生中从未与她会过面。我不是从巴格巴扎，而是从另一个恒河边的码头乘船直奔金德讷格尔。

4．伽内·马哈拉吉（Ganen Maharaj） 和尼薇迪塔修女都没有去河边送我，他们并不知道我要离开。尼薇迪塔修女是后来才知道的，我给她传递了消息，请她在我不在的时候接管《行动瑜伽士》的工作。她同意了，并且一直负责到停刊，那个时期的社论皆出自于她。

5．我没有带妻子去接受室利·莎拉达玛尼·黛薇的启引（Initiation） ，我了解到的是，德瓦布拉塔·博斯的妹妹苏提拉·博斯（Sudhira Bose）带她去了那里。很久以后，我在本地治里的时候听说了此事，很高兴她找到如此伟大的精神慰藉，但我并未参与此事。

6．我去金德讷格尔并不是听从尼薇迪塔修女的建议。在之前的某个场合，她告诉我政府决定将我驱逐出境，那时她的确敦促我离开英属印度，继续在外围工作，但我告诉她没有必要，我会写一些东西来阻止这个计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署名文章《我最后的遗嘱》（ My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尼薇迪塔修女后来告诉我，这篇文章的目的达到了，政府放弃了驱逐我的计划。她没有再劝我离开，就算是有过，我也不太可能听从，关于我离开并前往金德讷格尔的原因，尼薇迪塔修女事先并不知情。

7．以下是关于我离开的实情。当时我在《行动瑜伽士》办公室，得到一位高级警官的消息，称警察第二天会来搜查办公室并逮捕我。（事实上，后来办公室被搜查了，但没有出具任何针对我的逮捕令，直到后来报纸被起诉，我才听说了很多关于我的逮捕令的消息，但那时我已经离开金德讷格尔去本地治里了。）当身边的人还在对即将发生的变故吵吵嚷嚷时，我突然从上方接收到一个指令，那是我熟悉的声音，只有简短的六个字：“去金德讷格尔。”大约十分钟后，我已经在前往金德讷格尔的船上了。拉姆钱德拉·马宗达领我到河边并叫了艘船，我和我的亲戚比伦·戈什（Biren Ghosh）以及莫尼（Moni，即苏雷什·钱德拉·查克拉瓦蒂）上了船，他们陪我一起去金德讷格尔，我们并没有去巴格巴扎或其他任何地方。我们到达金德讷格尔时天还没亮，他们早晨便返回了加尔各答。从那时起，我一直完全投入在秘密的精神修习中，停止了与这两家周刊的联系。之后在同样的“上方指令”下，我于1910年4月4日离开金德讷格尔，抵达本地治里。

再补充一点，苏拉特大会结束后，我一直和勒勒在一起，从巴罗达、普那到孟买。但在孟买，我离开了他，因为当时我已确定一个原则，那就是我要毫无保留地遵循内在的指引，只在神圣的指引下行动，在狱中一年的精神修习已将这一原则变成了我存在的“铁律”。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我接收到“指令”（adesh），就会服从并立即采取行动。

你可以此信为依据，向《新生》的编辑说明上述要点。

1944年12月15日
室利·阿罗频多

致《星期日泰晤士报》编辑

1945年6月17日，马德拉斯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转载了6月6日在《印度斯坦标准报》上发表的一封K.戈什写给该报编辑的信，6月24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室利·阿罗频多的回复，并说明这些信息是由他的秘书诺里尼·坎塔·古普塔提供的。

经室利·阿罗频多先生授权，我对《印度斯坦标准报》第17期中转载的关于室利·阿罗频多曾在启程前往金德讷格尔那天拜访了室利·莎拉达玛尼·黛薇，并接受了她的某种启引的说法予以反驳。

前段时间在加尔各答的月刊上刊登了一个故事，说在1910年2月室利·阿罗频多离开加尔各答去金德讷格尔的那个晚上，曾在巴格巴扎道院拜访了室利·莎拉达玛尼·黛薇，并接受了她的祝福，随后尼薇迪塔修女和道院的一位梵行者（Brahmachari）为他送行。此外，室利·阿罗频多离开英属印度是听取了尼薇迪塔修女的建议。所有这些描述都与事实不符，室利·查鲁·钱德拉·杜特已代表室利·阿罗频多在同一月刊中对上述内容进行了反驳。

室利·阿罗频多前往金德讷格尔是在接到上方的指令后做出的一个突然的秘密决定，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也没有听取任何人的建议。他从《行动瑜伽士》办公室直接到了恒河边，没有参访道院，也没有人送他，只是叫了艘船，和两个年轻人一起上船后直奔目的地。他在金德讷格尔的住所一直保密，只有为他安排住宿的莫提拉尔·罗伊（Motilal Roy）和少数几个人知道。在离开后的第二天，室利·阿罗频多秘密通知了尼薇迪塔修女，并请她代为负责《行动瑜伽士》的工作，她同意了。在从金德讷格尔到本地治里的途中，室利·阿罗频多只在大学广场外停留了两分钟，从他表弟那里拿走了自己的行李箱，除了去英国医务官员那里取了旅行所需的医疗证明外，他没有拜访过任何人。他径直登上了杜普莱号，转天早上前往本地治里。

需要强调一点，无论这个时候还是其他任何时候，室利·阿罗频多都没有从莎拉达玛尼·黛薇那里得到任何形式的启引，也没有从其他人那里接受任何正式的启引。1904年，在巴罗达，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学习了基本的调息法（Pranayama）后，即开始自我精神修习，他得到的唯一指导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瑜伽士毗湿奴·巴斯卡尔·勒勒（Vishnu Bhaskar Lele）。勒勒指导他如何达到心意的完全静默和整体意识的止息，三天内，室利·阿罗频多就实现了持久而强大的精神觉悟，由此开启了更为广阔的瑜伽之路。最后，勒勒告诉他，要将自己完全交托给内在神性，跟随神圣指引而行动，这样，他就不需要勒勒或其他任何人的指导了。室利·阿罗频多精神修习的全部基础和准则由此形成。从那时起（1909年初），通过在本地治里多年的深入修习体验，他没有再受到外界的精神影响。

发表于1945年6月24日

关于拉姆钱德拉·马宗达的一篇文章

我的老朋友拉姆钱德拉·马宗达回复了苏雷什·查克拉瓦蒂的文章，他应该为自己在这把年纪还有如此超强的记忆力而感到骄傲，他的记忆力确实“厉害”，不仅对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实记得含混不清，还能“回忆”起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他的叙述充斥着大量的低级错误和添油加醋的内容，除了可以给时髦浪漫的、充满想象力的室利·阿罗频多传记提供一些丰富的素材之外，这篇文章一无是处。很遗憾要如此评价这些华丽的辞藻，但历史和传记必须要求真实性。下面是他的叙述中最为荒谬的一些错误。

首先，苏雷什·查克拉瓦蒂的文章否认了我在金德讷格尔旅途中曾拜访室利·莎拉达玛尼·黛薇，这一叙述符合事实，而在拉姆钱德拉·马宗达的文章里，则把子虚乌有的所谓的拜访提前了几天，这反而证明了文章的不真实性。可以说，室利·阿罗频多看了苏雷什对事实的描述，他证实，苏雷什的叙述，无论整体还是细节都是真实的。

还有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让我们来看看所谓的故事是如何代替真相的。室利·阿罗频多从未与尼薇迪塔修女谈过政府打算就沙姆苏尔·阿拉姆（Shamsul Alam）谋杀案 对他提起诉讼的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向他提过政府有此意图。尼薇迪塔修女也从未指示或建议他躲藏起来，实际发生的事情与他前往金德讷格尔无关。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尼薇迪塔修女早些时候曾告诉室利·阿罗频多政府打算驱逐他，并建议他“不要躲藏”，而是离开英属印度去其他地方工作，室利·阿罗频多并未听从她的建议，而是说自己计划用一封公开信迫使政府打消这一驱逐计划，这就是后来出现在《行动瑜伽士》上题为《我最后的遗嘱》的文章。随后尼薇迪塔修女告诉他，这封信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不会再有被驱逐出境的问题了。

在去金德讷格尔的路上，室利·阿罗频多没有见尼薇迪塔修女。关于送行不过是被人遗忘的随风往事，室利·阿罗频多曾拜访过位于巴拉纳加尔（ Baranagar） 的道院，那次尼薇迪塔修女曾在河边为他送行。修女对他离开并前往金德讷格尔一无所知，直到后来室利·阿罗频多传消息给她，请她在自己不在的情况下负责《行动瑜伽士》的编辑工作，她才知道室利·阿罗频多已离开。那天，一切都发生得非常突然，正如室利·阿罗频多所说，他在《行动瑜伽士》办公室时，听说政府即将搜查办公室并逮捕他，他突然接收到一个去金德讷格尔的指令，于是当即行动，并没有通知，也没有与任何人，包括他的合作伙伴和同事们商量。一切大约在十五分钟内完成，整个过程极为保密，悄无声息。他跟随拉姆钱德拉·马宗达到了河边，苏雷什·查克拉瓦蒂和比伦·戈什在不远处跟随，叫了艘船后，三人旋即上船离开。他在金德讷格尔的逗留也很隐秘，只有少数人知道，就像他后来离开前往本地治里一样。室利·阿罗频多从未要求拉姆钱德拉·马宗达帮忙安排藏身之处，也根本没有时间进行这样的安排。由于是突然决定去金德讷格尔，室利·阿罗频多只能依靠当地的一些朋友为他安排住宿，他先是住在了莫提拉尔·罗伊的家里，然后罗伊又将他安排到其他住处，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是室利·阿罗频多亲自讲述的当时发生的真实情况。

还有一个“新故事”，说德瓦布拉塔·博斯和室利·阿罗频多都被要求加入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德瓦布拉塔被接受了，而室利·阿罗频多被斯瓦米·布拉玛南达（Swami Brahmananda） 拒绝了。这可真是天方夜谭。室利·阿罗频多从未想过要成为桑雅士，或加入任何桑雅士的团体，众所周知，他从未将成为桑雅士视为自己瑜伽的一部分。他在本地治里创立了一个修道院，但那里的成员并不是桑雅士，他们不穿赭色的外衣，也不实行完全的禁欲，而是基于精神觉悟实践生活瑜伽的修习之人。这是室利·阿罗频多一直以来的想法，别无其他。他只是在乘船游览贝鲁尔道院（Belur Math） 时见过一次斯瓦米·布拉玛南达。两人交谈了大约十五分钟，但没有提到灵性的话题。斯瓦米当时正为与政府沟通的事心事重重，并就是否需要答复政府一事向室利·阿罗频多寻求建议。室利·阿罗频多说不用，斯瓦米也表示赞同。参观道院后，室利·阿罗频多便离开了，没有发生其他事情。在此之前以及之后，他从未通过信函或其他方式和斯瓦米·布拉玛南达交流过，也从未直接或间接地要求加入该团体，或成为桑雅士。

大约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关于室利·阿罗频多曾要求或接受过启引的说法，散布这些传闻的人似乎不知道，此时的室利·阿罗频多已不是精神修习的新手，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启引或精神指导。室利·阿罗频多已经完全实现了四个伟大证悟中的两个，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他的瑜伽和精神哲学。1908年1月在巴罗达，他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瑜伽士毗湿奴·巴斯卡尔·勒勒一起冥想，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感知，他认知到整个世界的不真实性，整体意识进入完全的持久的静默，证悟到了静寂的、无限的、永恒的梵，这是他的第一次证悟。第二次觉悟发生在阿利普尔监狱，没有了第一次的感觉，而是感知到了宇宙意识，感知到所有存在中的神性，遍在的神圣存在，他曾在乌塔尔帕拉的演讲中谈及第二次证悟。另外两种证悟是以梵的静态和动态两个面向觉悟到至高实相，觉悟到意识的更高层级从而抵达超心思，他在阿利普尔监狱中冥想时已有所触及。

此外，他从勒勒那里接受的修习原则是，一个人的精神修习和外部活动，都应完全信赖于神圣指引。自那之后，他不会再接受其他任何指导，也不需要向任何人寻求帮助。事实上，室利·阿罗频多从未接受过任何人的正式启引，他通过练习调息法开始自己的修习，除了勒勒之外，他从未向任何人寻求过指引。

还有一两点，虽然不太重要，还是要提一下，由此可以看出拉姆钱德拉讲述的细节有多么不可信。他在文章中所说的（在无意识状态或在超自然力影响下）“自动写作”只是他的一种凭空想象，毫无事实根据。室利·阿罗频多完全否认他曾用“自动写作”的形式对周围的人进行道德及其他教诲，因为所谓的“自动写作”只是虚伪的把戏而已，如果写作是受作者的意识支配或引导，那任何写作都不可能是自动的。他的“自动写作”只是为了尝试或是娱乐，仅此而已。

在这里倒可以谈谈，我最初是如何开始尝试“自动写作”的。在巴罗达期间，巴林的“自动写作”非常出色，英文文笔惊艳且优美，其中的某些预言也都应验了，对某些事件的陈述也被证实是真实的，而事件的当事人或当时在场的人都并不知情。特别是他预见到了寇松勋爵（Lord Curzon） 后来出人意料地离开了印度，还预见到了对民族运动的首次镇压以及提拉克在这场风暴中所持的崇高态度。做出关于提拉克的预测时，提拉克本人也正好在场，当时他到巴罗达拜访室利·阿罗频多，进门时巴林正在“自动写作”。室利·阿罗频多对此深感震惊，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决定亲自试试这种写作方式，想找出背后的原因。他在加尔各答开始尝试，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在本地治里时他又尝试了几次，后来便完全放弃了。他并没有像拉姆钱德拉所说的那样，认为这些努力或尝试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他的“自动写作”并没有展现出巴林那样的显著特征。最终的结论是，在“自动写作”的过程中，有时的确会有一些现象表明确实有来自另一层级的存在的干预，但并不总是这样，大多数时候，外来的不过是源于潜意识的一种夸张的、戏剧性的表现元素。有时候，潜意识中某一条闪耀的脉络被触击到，就会闪现出对未来的预测，或是对当下和过去那些不为人知的事物的描述，除此之外，这些“自动写作”没什么太大的价值。

补充一点，拉姆钱德拉所述的许多细节都不属实，没有什么名为特蕾莎的导师，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导师，不知为何总会冒出某个自称塞拉门尼斯（Theramenes）的人。这些内容杂乱无章，完全不像有些报纸声称的那样，对精神修习也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还有一个不起眼但却更令人讶异、更荒诞的细节，文章将室利·阿罗频多描述为泰米尔语的诗人，这显然是草草“研究”的结果，不要说写泰米尔语诗歌了，室利·阿罗频多甚至都没有写过一句泰米尔语散文，都没说过一句泰米尔话。在他离开孟加拉前不久，曾有过几天，来自马拉巴尔（Malabar） 的奈尔（Nair）为他朗读并解释一份泰米尔语报纸上的文章。在本地治里，他开始学习泰米尔语，但没有很深入，这项学习最终因他的完全退隐而中断。

拉姆钱德拉的整个作品充斥着信口开河的错误和驴唇不对马嘴的细节。斯瑞什·戈斯瓦米（Srish Goswami）在一封信中指出，拉姆钱德拉所提到的室利·阿罗频多的占星术著作只是一些简单的笔记，没有任何意义。在巴罗达时，室利·阿罗频多研究了占星术，想在其中找到自己存在的真相，而绘制这些笔记只是为了刷新过去的记忆而已。他从未打算成为一名占星家或占星术作家，这些笔记也没有整理成书，雅利安出版社也没有出版过任何室利·阿罗频多关于占星术的书籍。

另外，文中还提到室利·阿罗频多的妻子密娜里尼·黛维（Mrinalini Devi）住在学院广场米特拉（Sj.K. Mitra）的房子里，这也不属实。室利·阿罗频多本人在阿利普尔案审判期间，以及他动身前往法属印度前的那段日子经常住在那里，但他的妻子一直和班加巴斯学院（Bangabasi College）校长吉里什·博斯（Girish Bose）的家人住在一起。

文中还有一处对室利·阿罗频多的描述令人费解，即“他是一个上升到神性的人”，难道假设他是一个动物性的人，正在上升到一个思维的存在层级吗？当然，室利·阿罗频多从未写过如此让人浮想联翩但却毫无意义的“警句”。如果说“上升到神圣人性”可能还有些意义，但无论如何，这句话听起来怎么都不像是出自室利·阿罗频多之口。事实上，拉姆钱德拉文中那些所谓的室利·阿罗频多曾说过的话，都与他的言谈风格不符，例如在启程前往金德讷格尔时，室利·阿罗频多曾给拉姆钱德拉一些莎士比亚式和波洛涅斯式的建议，事实上，就算开口说话，室利·阿罗频多也不会对拉姆钱德拉说出这种华丽的语言。

这些足以说明问题了，没有必要再列出文章中所有的不实和臆断了。我认为已经非常清楚的是，任何想要了解真实的室利·阿罗频多的人都不能去拉姆钱德拉的叙述中寻找答案。他的文章可以用歌德的“诗意的虚构与真实”来形容，因为其中真相太少，虚构太多，这就像在酒馆结账，单子上全是麦芽酒，只有一块小得可怜的面包，而事实上，所有的真相只是那“一小块面包”。

1945年

致帕维特拉（菲利普·巴比尔·圣伊莱尔）

《尼薇迪塔：印度的女儿》是一本尼薇迪塔修女（原名Margaret Noble）的传记，作者是丽泽尔·雷蒙，1945年由法国Victor Attinger出版社出版。1946年，有人将雷蒙手稿中涉及室利·阿罗频多的内容读给了他，同年9月13日，作为回应，他口述了一封信给弟子帕维特拉（Pavitra）。该信首次发表在1953年出版的《室利·阿罗频多：关于自己和关于母亲》上。

帕维特拉：

我必须说，丽泽尔·雷蒙记录在她书中第318—319页上的内容是虚构的，看似浪漫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在阿利普尔监狱中，我的第一段囚禁时期是在一个单独牢房里度过的，后来，在纳伦·戈赛恩（Noren Gosain）被暗杀后，一直到审判前的最后几天，所有阿利普尔案件的囚犯也都是被单独关押的。在这两段单独囚禁之间，我们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期是被集体关押的。书中说：“当我冥想时，他们会聚集在我身边，当我为他们吟诵《薄伽梵歌》，他们会跟着唱和，他们有时也会问我关于灵性的问题，并接受我的指导。”这些描述并不属实，纯属想象。

我在监狱遇到狱友之前，只认识其中几位，还有几位曾与巴林一起修习过，需要帮助的话，他们会与巴林联系而不是我。在狱中，我一直学习在嘈杂和喧嚣的环境中保持独自静默的瑜伽练习，并没有其他人参与。我的瑜伽修习开始于1904年，一直都是独自隐秘地修习，周围的人只知道我是一位修行者，除此之外所知甚少。直到获释后，我才在乌塔尔帕拉第一次公开谈论我的精神体验，在去本地治里之前，我没有收过弟子，我与那些最初在本地治里陪伴我或加入我一起修习的人只是朋友和同伴的关系，还不是上师（guru）和弟子的关系，我与他们的结识是基于政治基础，而非精神。此后直到母亲从日本回来，或者更确切地说1926年修道院成立之后，我和他们才逐渐发展出精神中的关系。

1904年，在没有上师的情况下，我开始了自己的瑜伽修习，1908年，我得到一位马哈拉特邦瑜伽士的重要指导，他为我揭示了修习的基础，但从那以后直到母亲来到印度，我没有再从其他任何人那里得到灵性帮助。从最初到后期，我的瑜伽修习从来都不是建立在书本上，而是源自内在的丰富的个人体验。但在监狱里，我带了《薄伽梵歌》和《奥义书》，我练习《薄伽梵歌》中的瑜伽，也在《奥义书》的帮助下进行冥想，这些是唯一指导我的书籍。很久以后，我在本地治里开始阅读吠陀典籍，与其说吠陀是我的修习指南，不如说是证实了我已有的精神体验。在遇到问题或困难时，我有时会向《薄伽梵歌》寻求开示，通常会从中得到帮助或找到答案，但并没有出现过雷蒙书中所叙述的关于《薄伽梵歌》的情景。事实上，在监狱的时候，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我在独自冥想时不断听到辨喜的声音，他在对我说话，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这种情况之前从未发生过，但这与书中描述的所谓的情景无关，也与《薄伽梵歌》无关，辨喜所说的话只是关于精神体验中某一个特定的主题，在说完关于那个主题的话后，声音就消失了。

关于我与尼薇迪塔修女，我们的关系仅限于政治领域，并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关联，我不记得和她在精神领域的话题上有过交集。有一两次，她在与来访者讨论精神话题时才展现出这一面，当时我也在场，仅此而已。书中所描述的关于我和她共处二十四个小时，以及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纯粹的虚构，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我第一次见到尼薇迪塔修女是在巴罗达，当时她去那里演讲，我到车站去接她，带她安排住所，并陪同她一起去面见巴罗达大君。她听说我“相信力量，崇拜卡利女神”，这说明她知道我是一名革命者，我对她也有所耳闻，读了她的书《卡利母亲》，很是仰慕，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建立了友谊。

后来，我通过一些特使开始在孟加拉开展革命工作，并亲自去那里查看并安排工作，我发现那里兴起了一些分散的革命小团体，但彼此之间没有联系，我试图将他们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由律师P.米特担任领导人，负责孟加拉的革命运动。此外还有一个五人中央委员会，其中一位就是尼薇迪塔。在P.米特的领导下，革命工作蓬勃开展，吸收了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同时，通过巴林的报纸《新时代》，革命精神在年轻一代中也得到广泛传播。但我回到巴罗达期间，该委员会停止了工作，因为众多团体之间无法达成一致。自那之后，直到我来到孟加拉担任国民学院院长和《向祖国致敬》报的首席社论作家，我没有机会再见到尼薇迪塔修女。那时我已经是一名公开运动的领导人，这场运动起初被称为极端主义活动，后来又被视为民族主义运动。但我们依然没有机会单独会面，只在国大党会议上见过一两次，我与她的合作仅限于秘密的革命工作时期。我们各忙各的，没有机会讨论如何开展革命运动。后来，我开始抽时间偶尔去巴格巴扎拜访她。

在一次拜访中她告诉我，政府已决定将我驱逐出境，她希望我躲藏起来或离开英属印度，去其他地方活动，以免工作中断。那个时期她的安全没有问题，无论她的政治立场如何，她一直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所以对她来说并不存在被捕的可能性。我告诉她，没有必要像她建议的那样做，我会在《行动瑜伽士》上发表一封公开信，以此阻止政府的行动。文章刊登后我再次拜访她时，她告诉我这一举措完全奏效，政府已经打消了将我驱逐出境的想法。启程前往金德讷格尔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两件事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书中的叙述却擅自将其混为一谈，与之相关的一些细节也毫无事实依据。比如，通知我搜查和逮捕消息的不是伽内·马哈拉吉，而是在《行动瑜伽士》的一名年轻男子拉姆钱德拉·马宗达，有人警告他父亲，说过一两天《行动瑜伽士》的办公室会被搜查，而我也会被逮捕。关于这件事，坊间有多个版本，甚至有人说，我是因为参与了中央情报局要员沙姆苏尔·阿拉姆谋杀案而被高等法院起诉，还有传言说，尼薇迪塔修女通知我消息，我们讨论了该如何行动，而我的离开就是讨论的结果。我从未听说过因所谓的参与谋杀案而被起诉，也没有和尼薇迪塔修女进行过任何讨论，后来对我的起诉是关于煽动叛乱。

直到我抵达金德讷格尔，尼薇迪塔修女才获悉这些突发的情况。我没有去她家，也没有见她，她和伽内·马哈拉吉来河边为我送行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因为根本没有时间通知她，在我接到来自上方的去金德讷格尔的指令后，我几乎立刻就做了决定，十分钟之内我就到了河边，叫了艘船，然后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前往金德讷格尔。那是一艘普通的恒河渡船，有两个船夫划船，那些关于这艘法式轮船如诗如画的细节描述，还有什么消逝的灯火，纯粹是浪漫的虚构。我派办公室的人通知尼薇迪塔修女，请她在我不在的时候负责《行动瑜伽士》，她同意了。事实上，从那时起直到杂志停刊，都是由她全权负责，而我则全身心投入瑜伽修习中，没有撰稿，也没有发表任何署名文章。《行动瑜伽士》中只有两篇我的署名文章，最后一篇是起诉失败的时候发表的。尼薇迪塔修女并没有为我安排在金德讷格尔的住宿，因为我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是莫提拉尔·罗伊接待了我，并安排了秘密住处，除了他自己和几个朋友之外，没有人知道我住在哪里。在逮捕令中止约一个月后，我施了些手段迫使警方采取公开行动，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重启逮捕令并对印刷工提起诉讼，最终以高等法院裁定无罪结束，那时我已经在前往本地治里的路上了，于4月4日抵达。在本地治里，我一直秘密住在当地一位知名人士家中，直到被宣判无罪，我才公开声明自己身处法属印度。

这些都是基本的事实，以驳斥书中虚构的故事。您最好将我对事实的陈述转达给丽泽尔·雷蒙，以便她能在再版中进行必要的更正或省略，并删除那些错误信息，这些内容是对尼薇迪塔修女生平的一种严重贬损。

1946年9月13日 1662kjT3Cn1VEjFMo6rfHj5Qg+r01iWyk9HReBMQpvMkkn3nDSU1JA8XfSNThlQ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