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活（1893—1910）

室利·阿罗频多的政治生活概要

室利·阿罗频多的政治思想和活动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他的政治生活始于一个秘密的革命宣传组织，该组织的中心目标是准备武装起义。第二，公共宣传，旨在将整个国家转变为理想的独立国家。在他进入政坛的时候，绝大多数印度人认为这种理想完全不切实际，甚至是异想天开。人们普遍认为，大英帝国是如此强大，印度却是如此羸弱，印度的武装被完全解除，人民更是想都不敢想抗争的胜利。第三，通过持续的不合作和消极抵抗运动，将人民组织起来，团结一心，公开反对并逐渐削弱外国的统治。

那时，各大帝国的军事组织和军事行动手段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势不可挡且无法抗衡。步枪是决定性武器，空中力量尚未发展，火炮的威力也不如后来那么强大。虽然印度武装被解除，但室利·阿罗频多认为，如果有合适的组织和外部的帮助，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印度国土幅员辽阔，而英国正规军规模很小，一般性抵抗和游击战可能奏效，印度军队还可能发生大规模起义。同时他还研究了英国人的性格和特点以及他们政治本能的转变，他相信，尽管英国政府会抵制印度人民自我解放的努力，但只要不削弱他们的帝国控制，他们还是会非常缓慢地承认这些改革。如果他们发现印度人民的抵抗和反抗变得普遍而持久，他们并不会毫不留情地镇压到底，最终，他们会尝试妥协，以挽救他们的帝国，或者在极端情况下，他们宁愿给予印度独立，也不会让印度从他们手里“被夺走”。

有人认为室利·阿罗频多的政治立场完全是和平主义，他在原则上和实践中反对一切暴力，并谴责恐怖主义、起义等，认为这是违背印度教的精神和教义的，甚至有人认为他是非暴力（Ahimsa）信仰的先驱。这是非常不正确的，室利·阿罗频多既不是无能的道德家，也不是软弱的和平主义者。

将政治行动限定在消极抵抗的规则中，这在当时被视为民族运动的最佳策略，但这并不是非暴力或和平主义的信仰。和平是人类最高理想的一部分，但和平必须具有精神基础，或至少心理基础。如果不改变人性，和平终将遥遥无期，寄希望于任何其他基础（心理原则、非暴力信仰，抑或其他）的和平主义也必将失败，甚至可能更糟。

他支持通过国际协定和国际力量来平息战争，这是现在的“新秩序”（New Order）所设想的，如果这被证明是可能的，那也不是非暴力，而是用法律力量推翻无政府主义力量，人们依然不能确定这是否能带来永久的和平。在各国内部，这种和平已得到保障，但还不能防止偶发的内战及革命、政治运动爆发和镇压，有时甚至是血腥的，当类似的和平发生在世界范围内时，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在印度发生。室利·阿罗频多从未掩饰过自己的观点，即如果一个国家有能力这样做，或别无他法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有权通过暴力获得自由，是否应该这样做，取决于什么是最好的策略，而不是道德考量。室利·阿罗频多在这件事上的立场和做法与提拉克和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相同，他们绝不是和平主义者或非暴力的崇拜者。

在印度的最初几年，室利·阿罗频多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除了在期刊《印度教之光》（ Indu Prakash ） 上撰写文章，他研究国家局势，以便能够更成熟地判断可以做什么。后来，他前往孟加拉开始了第一次行动，他的副手是巴罗达军队中一名年轻的孟加拉士兵贾廷·班纳吉（Jatin Banerji）。他认为这项准备和行动计划需要三十年才有可能取得成果，事实上，解放运动用了五十年才初见成果。他去孟加拉的计划是通过各种假象和掩护，秘密地，或在可以采取明显行动的情况下，在整个孟加拉进行革命宣传和招募。这项计划在孟加拉的青年中推行，同时从具有进步观点或可以争取到的老年人那里获得理解和支持，以及财政和其他援助。计划包括在所有城镇建立革命中心，最终扩展到每个村庄，建立年轻人在文化、知识和道德等各个方面的社团，争取那些已经存在的社团用于革命用途，训练年轻人，例如骑马、体能训练、各种田径运动、演习和有组织的运动，以期有助于最终的军事行动。这个计划一经传播便迅速蓬勃发展起来，那些已有的但还没有明确想法或既定革命纲领的青年小团体和协会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一些已经有革命目标的人也被组织起来，并开始开展活动，革命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与此同时，室利·阿罗频多在印度西部会见了秘密社团的一名成员，宣誓加入了该社团，并被介绍到孟买的委员会。委员会没有对他未来的行动给出任何指示，但他自己承担了在孟加拉为其目标寻求广泛支持的任务，因为该协会在孟加拉还没有成员或追随者。他向P.米特（P. Mitter）和孟加拉革命团体的其他领导人谈到了该社团及其目标，他们也宣誓加入了该社团，并同意按照室利·阿罗频多建议的路线和目标行事。米特小组所用的特殊掩护是拉提（Lathi） 武术协会，之前通过萨拉拉·戈沙尔（Sarala Ghoshal），拉提已在孟加拉的年轻人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而其他团体则使用另外的身份做掩护。室利·阿罗频多试图将整个运动紧密组织起来，虽然这个尝试并没有成功，但运动本身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因为人们已接受了其整体思想，许多独立团体的活动使革命运动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随后发生了孟加拉分治运动，反抗起义全面爆发，这有利于激进派政党和伟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室利·阿罗频多后续的活动更多地逐渐转向这个方向，秘密行动成了次要和从属的部分。然而，他利用“斯瓦德西”运动普及了暴力反抗的思想。

在巴林的建议下，他同意并开始创立名为《新时代》的报纸，该报旨在宣扬对英国统治的绝对否认和公开反抗，并刊登了一系列指导游击战的文章。室利·阿罗频多本人为早期的《新时代》写了一些开篇社论，并总体负责该报工作。当一名副编辑（斯瓦米·辨喜的兄弟）在搜查中主动向警方自首并被起诉时，在室利·阿罗频多的命令下，《新时代》采取了拒绝在英国法院为自己辩护的策略，理由是它不承认外国政府，这极大地提高了该报的威望和影响力。该报由三位孟加拉最能干的年轻作家担任主要撰稿人和负责人，迅速在整个孟加拉产生了巨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秘密社团并未将恐怖主义纳入其计划，但由于孟加拉当局的强烈镇压，反倒使恐怖主义在孟加拉发展起来。

室利·阿罗频多的公共活动始于在《印度教之光》上撰写文章。这九篇文章是应该报编辑——室利·阿罗频多的剑桥朋友K.G.德什潘德的要求撰写的，标题为“辞旧迎新”（ New Lamps for Old ） ，强烈谴责了当时国大党的祈祷、请愿和抗议政策，呼吁建立基于自助和无畏的更有活力的领导层。但一位温和派领导人威胁了编辑，不让报纸再发表这种直言不讳但无可辩驳的批评。室利·阿罗频多的思想无法在报纸上得到充分的表达，他不得不转向一般性的问题，例如必须将代表大会的活动扩展到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圈子之外并号召广大群众参加。

最后，室利·阿罗频多暂停了所有此类公开活动，一直秘密工作到1905年，但他与提拉克取得了联系，他认为提拉克是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党领导人。室利·阿罗频多和提拉克在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代表大会上会面，提拉克把他带出临时会场，在外面交谈了一个小时。提拉克表达了他对改革派运动的蔑视，并解释了他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行动路线。

室利·阿罗频多鼓励年轻人宣传“斯瓦德西”思想，这是他政治活动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当时这一思想还处于萌芽阶段，只有少数人热衷于此，后来“斯瓦德西”成为民族主义党公共纲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革命团体中，有一位非常能干的马哈拉特邦人，名叫萨卡拉姆加·迦内什·德斯卡尔（Sakharam Ganesh Deuskar），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孟加拉语作家（他的家人长期居住在孟加拉）。他以孟加拉语写了一部关于希瓦吉（Shivaji） 的通俗小说，于书中首先提出了“Swaraj”（自治）的叫法，后来民族主义者使用“Swaraj”代表独立，成为民族主义四大纲领之一。他还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该国的故事》（ Desher Katha ），书中详尽描述了英国对印度商业和工业的剥削和压榨。这本书在孟加拉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引起了孟加拉年轻人的关注，成为“斯瓦德西”运动筹备过程中最重要的助力。室利·阿罗频多本人一直认为，摆脱这种经济枷锁，发展印度自己的贸易和工业，始终是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要室利·阿罗频多在巴罗达政府工作，他就不能公开参与政治活动，但其实，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被公开，更愿意在幕后行动和领导。直到作为《向祖国致敬》的编辑被政府起诉，他才被迫进入公众视野，继续一直以来的革命行动，公开成为民族主义党的杰出领袖、孟加拉的主要行动领导人，以及其政策和战略的组织者。他已经在脑海中勾勒出国家的行动路线，与后来在爱尔兰发展的新芬运动非常相似，但并非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他是从爱尔兰的运动中获得的启发，因为爱尔兰运动是在这之后才变得为人所知，直到隐退到本地治里之后，他才知道新芬运动。此外，与爱尔兰相比，印度的历史背景令他的革命工作更加困难。爱尔兰人民习惯于反抗英国的统治，在历史上甚至被描述为一场旷日持久的独立斗争，其行动虽时断时续，但大体上说，斗争一直存在。在印度则没有这样的斗争历史。

室利·阿罗频多认为，首先必须在印度人民的心目中确立并普及独立的思想，同时，推动一个政党，然后是整个国家，去展开一场激烈的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才能够实现这一理想。他的想法是先控制国大党，使其成为革命行动的工具，而不是一个胆怯的宪政活动中心，只会和外国政府空谈以及发布一些决议和建议。如果不能控制国大党，那么就必须建立一个像“国中国”一样的中央革命机构，创建有组织的团体和机构开展行动，向群众发出指示。完成这项工作，必须广泛深入地继续不合作运动和消极抵抗运动，这将使外国政府难以继续并最终无法管理这个国家。大面积的动乱会削弱政府的镇压力量，最终，如有必要，在全国各地展开公开反抗。该计划还包括抵制英国贸易，用印度本国学校取代英国政府学校，建立人民可以诉诸的仲裁法院（而不是依靠普通法院），创建志愿军，这将成为公开反抗军队的核心力量，以及所有其他可以使该计划完成的行动。

室利·阿罗频多公开参与印度政治活动的时间很短，因为他在1910年改换了方向，并退居本地治里。在这之后，他的大部分计划都中断了，但他已经做了很多足以改变印度整体政治形势和印度人民整体精神面貌的事情，独立已成为目标，不合作和抵抗成为方法，尽管政策执行得不尽完善并升级到零星叛乱，但也足够带来斗争的胜利。随后的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室利·阿罗频多的想法。国大党最终被民族主义党控制，宣布以独立为目标组织行动，几乎整个国家（除大多数伊斯兰教徒和少数贫困阶层外）都接受其领导，最终形成了第一个印度政府——虽然不是完全独立的政府，但确保英国接受了独立的印度。

起初，室利·阿罗频多只是在幕后参与国大党的政治活动，因为他还没有决定放弃在巴罗达的工作。但他休了很长时间的无薪假期，除了秘密从事革命工作之外，他还参加了被警察驱散的巴里萨尔会议（Barisal Conference） ，与贝平·帕尔（Bepin Pal） 一起考察了东孟加拉邦，并与国大党中的激进团体保持密切联系。正是在此期间，他与贝平·帕尔一起负责《向祖国致敬》的编辑工作，在孟加拉成立了新政党，并出席了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国大党年会。在这次会议中，仍占少数的激进派在提拉克的领导下成功说服国大党接受了他们的部分政治计划。

孟加拉国民学院的成立为室利·阿罗频多提供了机会，使他能够辞去巴罗达的职位，加入学院担任院长。苏博德·穆里克（Subodh Mullick）是室利·阿罗频多秘密行动的合作者之一，后来也参与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在加尔各答时，室利·阿罗频多通常住在他家。穆里克为国民学院捐赠了10万卢比，并明确要求该学院授予室利·阿罗频多教授职位，薪水为150卢比。现在，室利·阿罗频多可以将全部时间用于为祖国效力。

贝平·帕尔长期以来一直在他的周刊中阐述自治和不合作的政策，创办了一家名为《向祖国致敬》的日报，但这也许只是一次短暂的冒险。因为一开始他口袋里只有500卢比，也没有任何财政援助的有力保证。他邀请室利·阿罗频多加入，室利·阿罗频多看到了为革命目标进行必要的公共宣传的机会，同意加入。他召集国大党中的青年激进分子一起开会，决定以成立新党派的形式，公开与由提拉克领导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相关团体联手，在加尔各答会议上与温和派较量。他还说服大家将《向祖国致敬》作为党报，并成立了一家同名的公司为该报提供资金，贝平·帕尔前往各区巡回宣传新党的宗旨和计划，他不在的时候，由室利·阿罗频多负责《向祖国致敬》的管理工作。

新党很快取得成功，《向祖国致敬》开始在印度各地传播。工作人员不仅有贝平·帕尔和室利·阿罗频多，还有其他一些非常有能力的作家：希亚姆·桑达尔·查克拉瓦蒂（Shyam Sundar Chakravarty）、赫门德拉·普拉萨德·高斯（Hemendra Prasad Ghose）和贝乔伊·查特吉（Bejoy Chatterji）。希亚姆·桑达尔和贝乔伊是英文大师，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希亚姆·桑达尔的写作风格与室利·阿罗频多有些类似，后来许多人误以为他的文章是室利·阿罗频多所写。

但一段时间后，由于脾气不合以及政治观点的分歧，贝平·帕尔与公司董事和其他出资人之间产生了分歧，特别是贝平·帕尔反对秘密革命行动而其他人对此表示理解与支持，这很快以贝平·帕尔与《向祖国致敬》的分裂而告终。室利·阿罗频多不同意这种分裂，他认为帕尔的品质是《向祖国致敬》的一笔巨大财富，帕尔虽然不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人，也没有政治领导才能，但他可能是印度最优秀、最具独创性的政治思想家，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和伟大的演说家。这场分裂发生时，室利·阿罗频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发烧，身体还在恢复中，所以并不知情。后来，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室利·阿罗频多的名字便作为编辑出现在《向祖国致敬》上，但只有一天，因为他立即叫停了这一行为，当时他仍在正式担任巴罗达的职务，不能也不急于将自己的名字公之于众。

此后，室利·阿罗频多全面负责《向祖国致敬》以及新党派在孟加拉的政策方针。贝平·帕尔曾表示新党派的目标是建立不受英国管控的完全自治的政府，但这可能意味着，或至少包括殖民自治政府这一温和目标。实际上，作为国大党加尔各答会议主席的达达拜·纳奥罗吉（Dadabhai Naoroji） 曾试图夺取“Swaraj”一词为殖民自治政府所用，而这原本是激进派的独立纲领。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室利·阿罗频多公开宣布完全和绝对独立是印度政治行动的目标，并坚持在报纸上宣传这一目标。他是印度第一位有勇气在公共场合这样做的政治家，并立即获得了成功。该党派用“Swaraj”来表达他们的印度独立理想，并很快在各地传播开来。但在后来的国大党拉合尔（Lahore） 会议上，这一提法被民族主义党派进行了重组和革新，转而被视为国大党的理念。

《向祖国致敬》为印度制定了新的政治纲领，即民族主义党纲领：不合作、消极抵抗、斯瓦德西、抵制英货、国民教育、通过民间仲裁解决法律纠纷等，以及室利·阿罗频多的其他观点。室利·阿罗频多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消极抵抗和革命政治哲学的文章，还撰写了许多文章抨击温和派领导人那些迷信的陈词滥调，比如相信英国的正义和他们给予印度的好处、信任英国法院、相信外国政府对印度学校和大学所提供的充分的教育。他大声疾呼，反复指出外国政府统治的恶果，比如社会进步缓慢、停滞，甚至衰落、经济依赖、工业匮乏、人民贫困，等等。他还特别强调，即便外国统治是仁慈的、有益的，也不能取代自由和健康的国民生活。

在这种宣传的帮助下，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在各地都获得了支持，特别是在温和派的主要阵营旁遮普邦。《向祖国致敬》改变了民众思想，为印度的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其影响力在新闻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但《向祖国致敬》的财务状况非常艰难，因为激进派仍然是穷人的政党。在室利·阿罗频多负责时，他努力获取外部支持来维持正常运行，但无法如他所愿壮大这份报纸。当他被捕并被监禁一年后，《向祖国致敬》的经济状况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室利·阿罗频多一直小心翼翼地处理《向祖国致敬》的社论文章，不涉及煽动反抗和任何对报纸的存在造成致命威胁的过激言论。《政治家日报》（ The Statesman ） 的一位编辑抱怨说，《向祖国致敬》的字里行间都充斥着显而易见的煽动、反抗的意味，但却写得如此巧妙，让政府无法对其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但最后，由于财务原因，他们决定这份报纸应该光荣地停刊而不是穷困致死，于是他们委托贝乔伊·查特吉写一篇会使政府下令停刊的文章。这一谋划成功了，《向祖国致敬》的生命在室利·阿罗频多缺席的情况下被终结了。

在被政府严厉镇压并中断之前，民族主义纲领只实施了一部分，其中最重要、最实用的是“斯瓦德西”和抵制英货。为了更好地展开“斯瓦德西”运动，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并开始了一些尝试，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果逐渐得以显现。室利·阿罗频多希望，这部分运动不应只在理念上传播，还应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组织和有效的武装力量。他从巴罗达写信询问是否有可能引入实业家和制造商，以及获得土地大亨的财政支持，去创建一个组织，让具有工商能力和经验的人（而不是政治家）设计政策的执行方法并指导运营。但他被告知这是不可能的，实业家和土地大亨们都太胆小了，不敢参加运动，而大商人只对进口英国商品感兴趣，因此站在了另外一边。所以他不得不放弃组织“斯瓦德西”运动和抵制英货的想法。

提拉克和室利·阿罗频多都赞成有效抵制英国商品，但仅限于英国商品，因为国内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外国商品，他们建议用德国、奥地利和美国的商品，以便最大程度地对英国施加压力。他们希望抵制成为一种政治武器，而不仅仅是对“斯瓦德西”运动的声援，但全面抵制所有外国商品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国大党决议中建议了抵制的适用范围，但非常有限，少得可怜，在政治上起不了什么作用。抵制运动是为了在重要行业、必需品生产以及印度拥有天然资源的制造业生产中实现国家自给自足，但完全自给自足或经济独立似乎不切实际，甚至不可取，因为自由的印度也需要出口商品，并需要进口来满足国内消费并维持国际交流。但是，抵制所有外国商品的热情是如此普遍且呈席卷之势，领导人不得不顺应民众的呼声，接受抵制运动给“斯瓦德西”理念所带来的助推。

国民教育是室利·阿罗频多非常重视的另一领域，他一直以来都非常厌恶英国在学校、学院和大学中提供的教育体制，作为巴罗达学院的教授，他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这种体制中狭隘的信息和机械性的指令破坏了印度人的独创性和生产力，束缚了印度人天生的敏捷、聪明和灵活的智力，使他们变得迟钝和贫乏，并养成不良的智力习惯。国民教育运动开局良好，在孟加拉建立了许多国民学校，许多有才能的人成为教师，但发展仍然不够充分，学校的经济状况岌岌可危。室利·阿罗频多曾决定亲自参与这场运动，看看是否能建立更强大的基础并扩张，但在他离开孟加拉后，这个计划便中断了。在镇压和由此引发的大萧条中，大多数学校都没能生存下来，但这一理念已生根发芽，假以时日，一定会发展出合适的形式和主体。

人民法院的想法在一些地区被采纳并付诸实施，虽有成功的例子，但同样也在这场风暴中消亡了。志愿者团体则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生存下来并得到了壮大和显著发展，其成员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一直是行动先锋。

民族主义运动中最纯粹的政治火种一直在延续，每一次镇压和萧条之后，独立解放运动鲜明的生命力总是可以重新焕发，并在近五十年的斗争中历久弥新。室利·阿罗频多在那些年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家创造了一种新的精神，随着“向祖国致敬”的呐喊声响彻万里，人们在席卷四方的热情中感受到激情、勇气、团结和希望所带来的荣耀，旧的冷漠和胆怯被打破，新的坚不可摧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崛起，直到带领印度开启了一场彻底的胜利。

在《向祖国致敬》事件之后，室利·阿罗频多成为孟加拉公认的民族主义领袖。他领导该党派参加了在米德纳普尔（Midnapore）举行的地区会议 ，会上两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第一次作为发言人，公开走上政治舞台，在苏拉特的大型会议上发表讲话，主持了民族主义者会议。在返回加尔各答的路上，他在几个地方停留，并在集会上演讲。 他再次领导该党参加了在胡格利（Hooghly）举办的省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民族主义者首次占据优势，在代表中占多数席位。在主题委员会中，室利·阿罗频多拒绝接受温和派的改革计划，指责其既不充分也不实际。最后，温和派的决议失败，室利·阿罗频多的决议得以通过，但温和派领导人以退出会议作为威胁。为了避免分裂，室利·阿罗频多同意了温和派的决议，但在公开会议上解释了他的决定，并要求民族主义者们默认这一决定，以保持孟加拉政治力量的某种团结。民族主义代表们一开始得意扬扬，吵吵嚷嚷，但后来接受了室利·阿罗频多的决定，并在室利·阿罗频多的示意下安静地离开了会议大厅，这样他们就不必投票支持或反对温和派的决议。这引起温和派领导者们极大的惊讶和不安，他们大吵大闹地抱怨说，人们拒绝倾听他们这些久经考验的老领导的意见，但在一个年轻的政治新手的要求下，他们却像一个集体一样遵守纪律，保持沉默。

大约在此期间，室利·阿罗频多决定接管孟加拉的一份日报《九种沙克提》（ Nava Shakti ），并从与妻子和妹妹同住的位于斯科特巷的出租屋搬到了日报的办公室居住。一天凌晨，警察拿着左轮手枪冲进了他的房间，逮捕了睡梦中的他。于是，室利·阿罗频多还没来得及开始他新的冒险事业，就被带到警察局，然后被带到阿利普尔监狱，在地方法官的调查和阿利普尔地审法院审判期间，他在那里待了一年。

一开始他被关在一间单独的牢房里，但后来被转移到监狱的一个大区，和同一案件的其他囚犯同住在一个大房间内，在这一时期，室利·阿罗频多结识了同案的大多数被告。后来，监狱里的一名囚犯被暗杀，所有的囚犯都改为被关在单独但相邻的牢房里，只能在法庭上或日常活动中见面，不能交谈。在监狱里，他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阅读《薄伽梵歌》（ Bhagavad Gītā ） ^[1] 和《奥义书》（ Upanishads ） ，专注冥想以及练习瑜伽，甚至在和其他囚犯住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时他没有机会独处，不得不习惯于在谈笑、嬉闹和喧嚣的环境中冥想，在单独囚禁的时期，他则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在法庭上，被告们都被关在一个大囚笼里，他一整天都在沉思冥想，很少关注庭审，也几乎不听证词。C.R.达斯 是他的民族主义合作者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律师，他放下大量其他工作，几个月来一直致力于为室利·阿罗频多辩护。室利·阿罗频多将案件完全交由他处理，不为此耗费心力，也得到了内部消息，知道自己会被无罪释放。

在此期间，室利·阿罗频多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学习瑜伽的初衷是为了获得精神力量和能量，并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提供神圣指引。现在，随着内在精神生活和自我实现的深度和广度与日俱增，他完全被内在的工作所占据，而外部工作只是内在的一部分，或是结果而已。也许之前，他对内在的精神生活只是窥其一二，但现在，内在精神生活已超越服务并解放国家的外在行动，成为他的至高目标。

出狱后，室利·阿罗频多发现国家的整个政治面貌都发生了变化，大多数民族主义领导人或是被捕入狱，或是自我流放，虽仍心系祖国，但在日益加剧的镇压下，大家普遍感到沮丧和消沉。室利·阿罗频多决心继续斗争，他每周都会在加尔各答召开大会，以前有热情洋溢的数千人参加，现在只有几百人，曾经的规模和活力不复存在。他也到各个地区发表演讲，其中一次在乌塔尔帕拉（Uttarpara） ，他第一次公开谈论自己的瑜伽和精神体验。他还创办了两份周刊，一份是英文版的《行动瑜伽士》，另一份是孟加拉文版的《达摩》，都有很大的发行量，与《向祖国致敬》不同，这两份周刊的资金不成问题，可以自给自足。

1909年，室利·阿罗频多参加了在胡格利召开的国大党省会议并发表讲话，在取代了国大党的中央温和派机构里虽然没有民族主义党派的代表，但由于之前在巴布纳（Pabna） 达成的妥协，两党派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没有完全分裂。室利·阿罗频多和其他一两位民族主义领导人出席了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Surendra Nath Banerji） 召集的一次私人会议，讨论在拉合尔会议 上联合两党派共同打击温和派右翼势力的计划。苏伦德拉一直梦想再次成为团结的孟加拉邦的领袖，以激进派政党作为他强有力的左膀右臂，但这将意味着民族主义党要接受孟加拉温和派的代表任命，以及在苏拉特强推的宪法。室利·阿罗频多表示拒绝，他要求修改宪法，使新成立的联盟能够选举代表，这样民族主义者可以作为独立派代表参加全印会议（All-India session），谈判就此破裂。室利·阿罗频多开始考虑如何在当前变化的环境下重振民族运动，他看到了重启英国政府无法镇压的地方自治运动的可能性，事实上，贝赞特夫人（Mrs. Besant） 后来也意识到了这点，但这意味着印度独立理想的推迟和退步。室利·阿罗频多也考虑过组织激进的消极抵抗运动的可能性，也就是后来甘地采取的策略，但他认为自己不会成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

他拒绝与当时政府所宣扬的虚假改革有任何瓜葛，并始终高举“不妥协”的旗帜，正如他在《行动瑜伽士》上发表的《致同胞的公开信》中所说，“无控制不合作”（no co-operation without control）。除非将真正的政治、行政和财政控制权交给代表大会选出的民选部长们，否则他不会理会英国政府的任何提议。但他一直看不到希望，直到蒙塔古改革（Montagu Reforms） 方案的出现，他才第一次隐约看到一直以来所争取的东西。当时，他已预见英国政府将不得不做出让步，尝试满足国民心声，但那一刻真正到来之前，他不抱有任何希望。蒙塔古改革方案是在室利·阿罗频多隐退到本地治里九年后才发布，当时他已经放下了所有公共政治活动，专注于精神工作，只通过他的精神力量在印度运动中发挥作用。克里普斯 提案（Cripps’ Proposal）和一系列事件之后，英国政府与印度领导人之间开启了真正的谈判，这些都印证了室利·阿罗频多的预见。

与此同时，政府将室利·阿罗频多视作在推行镇压政策中令人头疼的障碍，决意摆脱他，由于无法将他送去安达曼群岛（Andamans） ，便决定将其驱逐出境。尼薇迪塔修女（Sister Nivedita） 知道了这个消息，她通知室利·阿罗频多赶紧离开英属印度，从外围展开工作，以避免革命停止或完全中断。室利·阿罗频多在《行动瑜伽士》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其中谈到了递解出境的计划，声称离开这个国家是他最后的意愿。他确信这会打消政府的想法，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驱逐出境计划失败后不久，政府一直伺机以煽动叛乱罪起诉他。当室利·阿罗频多在《行动瑜伽士》上发表了另一篇评论政治局势的署名文章后，政府仿佛嗅到了机会。但其实这篇文章的语气非常温和，后来高等法院不认为其具有煽动性，并宣判出版方无罪。一天晚上，室利·阿罗频多在《行动瑜伽士》办公室突然收到消息，政府要搜查办公室并逮捕他。正在考虑如何处理时，他突然接到来自上方（from above）的指令，让他去法属印度的金德讷格尔。他立刻听从指令，这是他现在的行动原则——只听从神圣指引而行动，绝不反抗和违背神圣意志。他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在十分钟内赶到恒河边的码头，找了艘船，几个小时后便抵达金德讷格尔，去了那里的秘密住所。他给尼薇迪塔修女传递了一条信息，请她在自己不在的时候担任《行动瑜伽士》的编辑工作，他与这两份期刊的关系就此画上了句号。

在金德讷格尔，他完全沉浸在独自的冥想中，并停止了所有其他活动。后来他再次得到启示，要他去本地治里。乌塔尔帕拉的一些年轻革命分子驾船把他带到了加尔各答，在那里，他登上了杜普莱号（Dupleix），于1910年4月4日抵达本地治里。

到本地治里后，室利·阿罗频多完全投入瑜伽修习中，他不再参与任何公开的政治活动，多次拒绝了主持重新恢复的印度国大党会议的请求。他定下规矩，不公开发表任何与他的精神活动无关的言论、著作或文章，除了后来在《雅利安》上所写的内容。有几年的时间，他通过一两个人与曾领导过的革命力量保持一些私人联系，但一段时间后，他中断了这一联系，完全放弃以任何形式参与政治。随着对未来愿景的逐渐清晰，室利·阿罗频多坚信，随着印度革命力量的发展，印度的最终独立是确定不移的。在印度反抗力量和国际形势的压力下，英国最终将被迫承认印度的独立，尽管还有不甘的顽抗，但形势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武装起义，在不损害民族主义事业的情况下，可以放弃准备秘密武装起义的计划，但仍要保持毫不动摇的革命精神。鉴于此，他本人对政治的干预就没那么必要了。

除此之外，摆在他面前的精神工作的重要性也日渐清晰，需要对其倾注所有精力。因此，在修道院成立后，他让修道院远离所有政治行动，即使后来，他曾在特殊情况下两次干预政治，但均出于个人名义，与修道院无关。英国政府和许多人都无法相信室利·阿罗频多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猜测他仍在秘密参与革命活动，甚至在法属印度的保护下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但这些纯属子虚乌有的臆想和谣言。他从政治活动中完全隐退，与世隔绝，正如他在1910年隐退一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也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室利·阿罗频多的精神体验已经达到了某种高度，他不再对世界和印度的命运有任何兴趣。他的瑜伽的根本原则是不仅要实现神性，达到圆满的精神意识，还要将所有生命和世间活动纳入这一精神意识和行动的范畴，将生活建立在精神之上，赋予其精神意义。隐退期间，室利·阿罗频多密切关注着印度和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必要时都会积极干预，以精神力量和无声的精神行动来干预，这是那些在瑜伽中取得长足进展的人的修习体验的一部分。在物质世界中，除了心思、生命和身体的普通力量和活动之外，还有其他力量在背后、在上方发挥着作用。有一种精神动力，具有高阶精神意识的人可以掌控它，尽管不是所有人都想拥有或拥有后愿意使用这种力量，但这种充满活力的力量的确比任何其他力量都更强大，更有效。室利·阿罗频多获得了这种力量并开始使用它，起初只用在个人工作上，随后持续作用在世界范围内。他对这些结果感到满意，认为没有必要再采取任何其他行动。

不过，还是有两次，他认为应采取公开行动。第一次公开行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起初，他并没有过多的担心，但当希特勒（Hitler）似乎要粉碎所有反对他的势力，纳粹主义（Nazism）就要统治世界时，他开始介入，公开宣称自己站在同盟国一边，响应募集资金的呼吁，捐款捐物，并鼓励那些向他寻求建议的人参军或参与战争。自敦刻尔克（Dunkirk）那一刻起，他就用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支持盟军，当时所有人都以为英国会沦陷，希特勒会取得最终胜利。而他欣慰地看到，德国的胜利戛然而止，战争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背后是黑暗的阿修罗 力量（Asuric forces），他们的得逞将意味着人类被邪恶的暴政所奴役，是人类整体进化，特别是精神进化的倒退，这会导致纳粹不仅对欧洲，甚至对亚洲的奴役。在印度，这种奴役将比这个国家所经历的任何一次奴役都要可怕，印度人民为解放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将付诸东流。正是这一原因促使他公开支持克里普斯提案，并敦促国大党领导人接受这一提案。

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用自己的精神力量干预日本的侵略，直到日本打算公然进攻、侵略和征服印度。他允许公开发表他的一些支持战争的信件，以表明他对希特勒主义的恶魔本性和其必然结果的看法。他支持克里普斯提案，因为通过该提案，印度和英国可以团结起来，共同对抗阿修罗力量，并帮助印度逐步走向独立。谈判失败后，室利·阿罗频多又回到依靠自身精神力量单独对抗侵略者的状态，他欣然地看到，日本曾经席卷一切的胜利浪潮旋即转变为一场迅速被摧毁的彻底溃败。一段时间后，他也很高兴地看到自己对印度未来的预见得到了验证，无论有怎样的内部困难，印度最终都将走向独立。

写于1946年11月7日，1948年修订出版

《印度教之光》

室利·阿罗频多在脑海中反复思考这些事情，不停地阅读、写作和思考。难道不能做些什么吗？难道他不能在孟加拉广大的社会中找到为祖国效力的机会吗？

他在英国时就已下定决心，要一生致力于报效祖国，解放印度。回到印度后，他很快开始在《印度教之光》上就政治问题发表匿名文章，试图唤醒国民对未来的看法。但当时的领导人对此很是反感，阻挠这些文章继续发表，室利·阿罗频多只好沉默。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仍对革命行动充满希望。

*　*

“辞旧迎新”系列发表在《印度教之光》，是关于印度文明的。

这个标题不是指印度文明，而是指国大党政治。文章不是在讲阿拉丁的故事，而是在暗示应用新灯取代国大党陈旧的、微弱的改革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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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室利·阿罗频多是被拉纳德（Mahadeo Govind Ranade）说服，停止了向《印度教之光》投稿。

事实是，在看了最早的两篇文章后，拉纳德打电话给报纸的业主，称这些文章是关于革命的，会有危险，当局可能因此对该报提起煽动叛乱的诉讼。业主被吓坏了，要求编辑德什潘德停止该系列文章。最后的结论是，比较温和的文章是可以继续发表的，文章语气要和缓，内容要更具学术性。作品被打压后，室利·阿罗频多对投稿一事也没了兴趣，间隔很久才发一些内容，最终不再投稿了。

当时，拉纳德是室利·阿罗频多唯一的联系人，他们见了一面，拉纳德建议室利·阿罗频多写一些特别的主题，比如监狱改革，也许当时他已经预感到这位作家很快就会有关于监狱的亲身经历，成为这个主题的专家吧！

【另一个版本】关于在《印度教之光》发表文章的事实是这样的：这始于阿罗频多在剑桥的朋友，《印度教之光》的编辑德什潘德。前两篇文章引起轰动后，吓坏了拉纳德和其他国大党领导人，拉纳德警告报纸的业主，如果这样下去，他肯定会因煽动叛乱而被起诉。因此，在业主的要求下，该报只得放弃这个系列的最初计划。德什潘德要求室利·阿罗频多以修改后的基调继续发表文章，室利·阿罗频多虽勉强同意，但对此已无兴趣，后来的文章都间隔很长时间才发表，直到最终停发。

*　*

当局反对他的爱国活动。

指的是巴罗达当局吗？室利·阿罗频多并不知道巴罗达当局反对他的言论或著作。他在《印度教之光》发表的文章是匿名的，尽管孟买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作者。除此之外，他还在王宫举办的活动中发表了几次演讲，例如接待穆里克医生（S. K. Mullick），但都与政治无关，大多时候，他都是以巴罗达学院联盟主席的身份发言。在离开巴罗达之前，他还主持过一些辩论，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在英国剑桥期间，他在印度论坛的聚会上发表了革命性的演说，曾被印度政府列为不良记录。

革命运动的起源

在巴罗达逗留期间，室利·阿罗频多接触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和团体。之后他前往孟加拉，“看看有没有复兴的希望，看看人民的政治面貌如何，是否有可能开展真正的运动”。

可以补充一点，他开始了又一项匿名的工作。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去了孟加拉，“看看有没有复兴的希望”，等等。

*　*

他发现孟加拉“蔓延着冷漠和绝望的情绪”。除了等待时机，别无选择。

应该补充一句：他在幕后默默地继续政治工作，公开活动的时机尚未成熟。

他的工作一旦开始就会继续下去，情况允许时，他才会加入公开活动。

*　*

即便是室利·阿罗频多所在的勇敢的孟加拉邦，也没有被他铿锵的民族主义誓言所说服。

当时的孟加拉邦并不勇敢，是《向祖国致敬》的誓言和革命活动的高涨改变了那里的人民。

*　*

他派了一些巴罗达和孟买的朋友去孟加拉，为革命运动做准备。

代表他去孟加拉的不是他在巴罗达和孟买的任何朋友，而是一位孟加拉青年。室利·阿罗频多在巴罗达军队的朋友帮助这位孟加拉青年参加了骑兵团，尽管当时英国政府禁止孟加拉人加入印度军队。

这位青年精力充沛，能力出众，在加尔各答组建了第一个小组，并迅速发展，后来成立了许多分支。他还与P.米特和该省的其他革命分子建立了联系。在这期间，巴林也来到巴罗达，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　*

当天的主要人物之一是P.米特，他是一位实证主义者。

P.米特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抱负，以及强烈的宗教情感，和贝平·帕尔以及孟加拉新民族主义运动的其他几位杰出领导人一样，米特也是著名的瑜伽士比乔伊·戈斯瓦米（Yogi Bejoy Goswami） 的弟子，但他没有将这些东西带入自己的政治活动。

*　*

此时，孟买有一个秘密组织，由乌代普尔（Udaipur） 的拉其普特王子（Rajput prince）领导。

这位拉其普特不是王子，而是执政首领，他是乌代普尔邦的贵族，是位塔库尔（Thakur） 。这位塔库尔不是孟买地方委员会的成员，而是整个运动的领导者，他带领委员会组织马哈拉施特拉邦和马哈拉特邦的运动。他本人主要在印度军队工作，赢得了两三个军团的支持。室利·阿罗频多专程前往印度中部，与其中一个军团的印度军官和士兵会面并交谈。

*　*

自1902年以来，室利·阿罗频多一直希望加入政治斗争，为印度的解放与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举办私人会谈、通信，并向一线领导人施加压力，但到目前为止，他能做的还很有限。

这个看法不正确。他已经与一些激进的领导人组建了政治行动团体 ，以期在时机成熟时采取行动。只是在这一阶段，他在公开场合所做甚少。

对暴力革命的态度

室利·阿罗频多不相信，也不支持暴力革命。

这是不正确的。如果室利·阿罗频多不相信或不支持暴力革命的有效性，他就不会加入以筹备全国暴动为目标的秘密组织。他对历史的研究并没有像这里所说的让他“引以为戒”，相反，他饶有兴趣地研究了那些最终引导民族走向解放的革命运动和起义，例如，中世纪法国反对英国人的斗争以及解放美国和意大利的起义。他从这些运动及其领导人身上获得了很多灵感，尤其是圣女贞德（Jeanne d’Arc） 和马志尼（Mazzini） 。在公开活动中，他将不合作和消极抵抗作为争取独立的斗争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在孟加拉，他保持秘密的革命活动，准备一旦消极抵抗失败，即开展公开反抗。

室利·阿罗频多的政治观点

有人认为室利·阿罗频多的政治立场完全是和平主义，他在原则上和实践中反对一切暴力，并谴责恐怖主义、起义等，认为这是违背印度教的精神和教义的，甚至有人认为他是非暴力信仰的先驱。这是非常不正确的，是对室利·阿罗频多错误的看法。

他在《薄伽梵歌论》第一辑中概括说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书中他支持《薄伽梵歌》中“正法之战”（dharmya yuddha） 的思想，并批评了甘地关于灵魂力量的思想（尽管没有明确说明）。如果他坚持和平主义的理想，就永远不会在这场战争中支持盟军（或其他任何人），更不用说允许他的一些弟子参军，成为军队里的飞行员、士兵、医生、电工，等等。书中引用的宣言和声明并不是他的，可能是他的律师提出来的，或更有可能是《向祖国致敬》那些谨慎有余真诚不足的同事写的。

将政治行动限定在消极抵抗的规则中，这在当时被视为民族运动的最佳策略，但这并不是非暴力或和平主义的信仰。和平是人类最高理想的一部分，但和平必须具有精神基础，或至少具有心理基础。如果不改变人性，和平终将遥遥无期，寄希望于任何其他基础（心理原则、非暴力信仰，抑或其他）的和平主义也必将失败，甚至可能更糟。他支持通过国际协定和国际力量来平息战争，这是现在的“新秩序”所设想的，如果这被证明是可能的，那也不是非暴力，而是用法律力量推翻无政府主义力量，人们依然不能确定这是否能带来永久的和平。在各国内部，这种和平已得到了保障，但还不能防止偶发的内战及革命、政治运动爆发和镇压，有时甚至是血腥的，当类似的和平发生在世界范围内时，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在印度发生。

室利·阿罗频多从未掩饰过自己的观点，即如果一个国家有能力这样做，或别无他法的话，那这个国家有权通过暴力获得自由，是否应该这样做，取决于什么是最好的策略，而不是道德考量。室利·阿罗频多在这件事上的立场和做法与提拉克和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相同，他们绝不是和平主义者或非暴力的崇拜者。他们中那些参与革命活动的人，由于不能公开讨论的原因，还不能抛头露面。室利·阿罗频多知晓这一切，并采取了自己的革命路线，但他一直希望待时机成熟时将这些公之于众。

因此，为了还原真相，必须省略或重写那些传递出相反含义的段落。关于当时民族主义活动与室利·阿罗频多的关系，这部分无须再说。

尼薇迪塔修女

尼薇迪塔修女于1904年应巴罗达大君的邀请来到巴罗达。

我不记得她是否被邀请，但我想她是作为国宾来到巴罗达的。卡塞罗和我去车站接了她。

*　*

室利·阿罗频多和尼薇迪塔修女谈到了罗摩克里希纳和辨喜。

我不记得尼薇迪塔和我谈过关于灵性的话题，或是谈过罗摩克里希纳和辨喜，我们谈到了政治和其他话题。在从车站到城里的路上，她看到学院大楼惊呼起来，认为那座建筑着实丑陋，圆顶看上去头重脚轻，但她称赞了旁边的达兰萨拉（Dharmashala） 。卡塞罗看着她，觉得她的想法有点奇怪。当时我非常着迷于她写的《卡利母亲》（ Kali the Mother ） 一书，我想我们谈到了这一点。她听说我崇尚力量，觉得我和她一样，属于秘密革命党。她与大君见面时我也在场，她请求大君支持秘密革命，并说可以通过我与她联系。大君非常狡诈，不会投身如此危险的事业，更从未与我谈论过此事。我记得的就是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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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利·阿罗频多被斯瓦米·辨喜的言论传达出的爱国热情所感染，例如辨喜题为《吠檀多的使命》的演讲。

室利·阿罗频多并不知道这一演讲，也不了解辨喜的任何政治活动。他只是偶然听说辨喜强烈的爱国情怀鼓舞了尼薇迪塔修女。

《巴瓦尼·曼迪尔》

《巴瓦尼·曼迪尔》（ Bhawani Mandi ） 是室利·阿罗频多写的，但其内容更多是巴林的想法。它不是教导人民采取暗杀行动，而是为国家革命做准备。就室利·阿罗频多而言，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但巴林在曼尼克塔拉花园（Maniktala Graden） 尝试过这一想法，汉姆钱德拉指的显然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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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试图找一个地方，可以实施“巴瓦尼·曼迪尔”这一想法，后来该计划被取消了。

室利·阿罗频多不记得有此类事情，也不记得有过任何正式决定要中止“巴瓦尼·曼迪尔”计划。关于地点和负责人的选择，肯定只是巴林的想法而已，他曾深入山林，试图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但染上了高山热，不得不放弃并返回巴罗达。随后他回到孟加拉，但室利·阿罗频多没听说他发现了什么合适的地方。斯瓦米·萨卡里亚（Sakaria Swami）是巴林的导师，他曾是兵变中反抗方的一名士兵，在国大党苏拉特大会开幕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但过激的情绪却唤醒了曾被疯狗咬伤留在他体内的毒素，这些毒素原本通过他的瑜伽意志可以控制，现在却让他丢了性命。室利·阿罗频多不会选择这样的人来管理革命组织的政治工作。“巴瓦尼·曼迪尔”计划很自然地终止了，室利·阿罗频多也没有再考虑此事，但巴林一直坚持这个想法，试图在曼尼克塔拉花园做小规模尝试。

印度国民大会党：温和派和激进派

艾伦·休谟（Allan Hume） 创立了印度国民大会党（The India National Congress），扮演了英国和印度精英阶层之间中间人的角色。

当时，国大党很难认可或是承认自己是“中间人”这种说法，英国政府也不认同这一点，他们并不喜欢这个组织，想尽办法视而不见。此外，室利·阿罗频多也完全反对由他代表国家与英国政府有任何接触。他认为国大党的政策只是徒劳的请愿和抗议，只有自治、不合作和组织全国所有力量进行革命行动才是唯一有效的政策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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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利·阿罗频多和所有同胞一样，非常尊重戈卡尔（Gokhale） ……

【更改为】和所有同胞一样，室利·阿罗频多不会忘记戈卡尔思想和品格中的闪光点。

按指示更正。在行驶于艾哈迈达巴德和巴罗达间的火车上，室利·阿罗频多与戈卡尔交谈了一个小时。交谈后，除（认可）戈卡尔个人的优秀品质以外，室利·阿罗频多并没有对作为政治家的他持很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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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国大党成立了一个激进派分支，其成员期待在同年12月孟买举行的会议上粉墨登场。

不清楚这句指的是什么。1904年激进派还未公开成立，尽管国大党中有一个较为激进的部门，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势力很强大，但在其他地方仍然势单力薄。这个部门主要由年轻人组成，有时在幕后会有争执，但从未走入公众视野，这些持激进观点的年轻人甚至算不上一个有组织的团体。1906年，正是室利·阿罗频多说服了孟加拉的这个团体，作为一个党派公开立场，宣布提拉克为他们的领导人，并与温和派领导人就国大党的控制权、国家的公众舆论和行动展开争夺。两党之间第一次重大的公开冲突发生在加尔各答的国大党会议上，室利·阿罗频多当时在场，但仍从事幕后工作。第二次冲突发生在米德纳普尔的地区会议上，室利·阿罗频多首次公开担任孟加拉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最后一次决裂发生在1907年的苏拉特大会上。

巴里萨尔会议和《新时代》

在1906年4月的巴里萨尔会议上。

室利·阿罗频多参加了巴里萨尔会议，在被警方驱散的游行队伍中，他在三人组成的第一排 。会议结束后，他陪同贝平·帕尔走访了东孟加拉，不顾地方治安官的禁令，在那里举行了许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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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室利·阿罗频多之外，还有其他民族主义新理念的狂热传播者，特别是布拉玛班达布·乌帕德亚、布彭德拉纳特·杜特（Bhupendranath Dutt）和室利·阿罗频多的弟弟巴林德拉·库马尔·高斯（Barindra Kumar Ghose）。

为真实起见，布彭德拉纳特·杜特这个名字应该省略。布彭·杜特当时在《新时代》办公室里默默无闻，不会写任何重要的东西，只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新人，完全无法领导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当警察搜查该报办公室时，他挺身而出，虚张声势地声称自己是编辑，其实并不然。事后，他想为自己辩护，但作为一份主张武装暴动的革命报纸，《新时代》不能这样做，必须拒绝在英国法庭上申辩。由于一直坚守这个立场，《新时代》的声望大振。后来布彭被判了刑，刑满后他去了美国，这是当时他“成名”的唯一由头。

《新时代》的真正编辑或作家（因为没有任命编辑）是巴林、乌朋·班那吉（Upen Banerji，也是《向祖国致敬》的副主编）和德瓦布拉塔·博斯。德瓦布拉塔·博斯在阿利普尔案中被无罪释放，随后加入了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Ramakrishna Mission），成为阿尔莫拉（Almora）著名的十六位桑雅士（Sannyasi） 之一，并为传道会的期刊撰稿。乌朋和德瓦布拉塔都是孟加拉语散文大师，正是他们和巴林的作品为《新时代》赢得了无与伦比的知名度。这些都是事实，只是无须再提布彭的名字了。

孟加拉国民学院院长

孟加拉国民学院是……成立，室利·阿罗频多任院长。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活动）并不受管理层的欢迎，室利·阿罗频多就此辞去了该职位。

早期，他将学院工作留给教育家萨蒂什·穆克吉（Satish Mukherjee）后，便投身政治活动了。当《向祖国致敬》案对他提起诉讼时，为了不让学院难堪，他辞去了职务，但在被判无罪后又恢复原职。在阿利普尔案中，他应学院的要求最终辞职。

现在（从孟加拉国民学院辞职后），室利·阿罗频多可以自由地与民族主义党及《向祖国致敬》积极联系了。

如上所述，早在最终辞职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

*　*

看来，他全权负责学院时，曾经每周讲课十小时，除了英国文学外，他还教授英国、希腊和罗马历史。

不正确，应删除。

创办《向祖国致敬》

现在，室利·阿罗频多在加尔各答如鱼得水。他放弃了巴罗达的工作、稳定的薪水和令人羡慕的前途，他要不顾一切地陷入危险和未知的境地吗？……

室利·阿罗频多于1904年和1906年出席了国大党会议，参与了激进派政党的顾问工作，以及四重纲领的制定：独立、斯瓦德西运动、抵制英货、国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两派在幕后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温和派领导人被迫将这些纲领纳入了1906年的决议。

贝平·帕尔刚刚创办了一份日报《向祖国致敬》，口袋里只有500卢比。室利·阿罗频多担任了该报的联合编辑，在贝平·帕尔缺席期间负责该报，并促成民族主义党将此报作为官方报纸并提供资助。他召集了一次党内领导人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与温和派的幕后博弈，转而公开宣战。对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一场革命动员。此后一段时间，他放弃了巴罗达的工作，开始了无限期的无薪休假，出于这个原因，他没有公开正式担任《向祖国致敬》的编辑，但在贝平·帕尔离任后，的确是由室利·阿罗频全权负责该报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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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祖国致敬》创立于1906年8月7日，1906年10月18日宣布成立股份公司，1906年8月至10月，贝平·帕尔担任编辑。

贝平·帕尔用哈里达斯·哈达尔（Haridas Haldar）捐赠的500卢比创办了《向祖国致敬》。他请我帮忙当助理编辑，我同意了。我在加尔各答召集了一次民族主义领导人的私人会议，他们同意将《向祖国致敬》作为党报，苏博德·穆里克和尼罗德·穆里克（Nirod Mullick）是主要的财政支持者。虽然筹划并成立了一家公司，但该报主要是由苏博德资助并维持的。贝平·帕尔得到了C.R.达斯等人的大力支持，继续担任编辑，赫门德拉·普拉萨德·高斯和希亚姆·桑达尔·查克拉瓦蒂加入了编辑团队，但他们很难与贝平先生共事，并得到了穆里克们（Mullicks）的支持。贝平·帕尔最终不得不退出，我不记得是11月还是12月了，可能是在12月。我那时在莫特巷的岳父家中，病得很重 ，所以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他们将我的名字作为编辑登在报纸上，我与报纸的干事严词交涉，要求他们拿掉我的名字，还就此事给苏博德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从那时起，贝平·帕尔就与《向祖国致敬》没有任何关联了。有人说在我因阿利普尔案被捕后，贝平恢复了编辑工作，我从未听说过此事。出狱后，贝乔伊·查特吉告诉我，希亚姆·桑达尔、赫门德拉和他本人仍以某种方式继续经营着该报纸，但财务上举步维艰，所以他故意写了一篇文章，让政府谴责该报并下令停刊，这样《向祖国致敬》便能在掌声和名誉中体面地停刊。

《向祖国致敬》的政治方针

室利·阿罗频多也试图通过其他形式笼络印度和英国的民心……《维杜拉》 ……出现在《向祖国致敬》第二期中，其中还包括阿吉特·辛格（Ajit Singh） 在被捕前夕和一位英国人的一段“未公开的对话”。其中另一条鼓舞人心的新闻是……

作为一名政治家，室利·阿罗频多的原则之一便是永远不去讨好英国人，他认为这属于乞丐政策。这些文章和页面上的其他内容［讽刺诗、仿作等，当然不是《维杜拉》和《珀尔修斯》（ Perseus ） ］是希亚姆·桑达尔·查克拉瓦蒂的作品，不是室利·阿罗频多的。希亚姆·桑达尔是一个诙谐的仿作家，文笔幽默，也很有说服力。他有时模仿室利·阿罗频多的风格，许多人无法区分他们的作品。阿罗频多不在加尔各答的时候，除了他从德奥古尔发来的那些社论外，《向祖国致敬》的大部分社论都出自希亚姆·桑达尔之手。

*　*

他在思考如何用政治洗去仇恨……

室利·阿罗频多从未将任何仇恨带入自己的政治活动。他对英国或英国人民从未有过任何仇恨，他对印度自由的主张基于固有的自由权利，而不是对政府管理不善或压迫的指控。如果他猛烈地抨击他人，也是针对他们的观点或政治行动，而不是出于任何其他动机。

《向祖国致敬》煽动案

1907年早些时候，他因担任《向祖国致敬》的编辑，并以《新征程》为题为该报撰写系列文章而受到起诉。

不对。指控是源于有人给编辑写了封信，还有在“《新时代》报事件”中的那些文章，但实际上，检方并未使用这些“证据”。《向祖国致敬》从未因其社论文章而受到起诉，《政治家日报》的编辑曾发牢骚，说《向祖国致敬》的编辑们绝顶聪明，擅于措辞，即便字里行间充满了煽动性，但在法律层面依然无懈可击。关于这点政府肯定也有同感，因为他们从不敢抨击该报的社论或其他文章，无论是室利·阿罗频多，还是其他三位编辑的文章。还有一点也是事实，室利·阿罗频多对自由的主张自始至终都是基于国家不可剥夺的独立权利，而不是什么种族仇恨、暴政或对政府失职的控诉。他的立场是，再好的政府也不能取代独立的国家政府。

*　*

室利·阿罗频多当时已被宣判无罪，起诉把他推到了革命的前沿，印度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研读独一无二的《向祖国致敬》的专栏。

室利·阿罗频多一直致力于在幕后从事写作和领导工作，并不在乎宣传或展示自己。但由于其他领导人的监禁和流放，以及案件对他的曝光，迫使他不得不站出来，开始在公开场合发挥领导作用。

苏拉特大会

这个版本与室利·阿罗频多印象中的事实有出入。据他所知，没有人试图纵火。代表大会最初安排在那格浦尔（Nagpur），但那格浦尔是马赫拉塔族（Mahratta） 和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聚居的城市。而当时古吉拉特邦（Gujerat）主要由温和派领导，民族主义者很少，苏拉特是温和派的大本营，所以温和派领导人决定在苏拉特召开大会（尽管后来，特别是在甘地领导之后，古吉拉特邦成为最具革命性的省份之一）。然而，民族主义者亦不甘示弱，从四面八方会聚而来并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由室利·阿罗频多任会议主席。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在猜测哪一方会占上风，最终在这个“温和的城市”，温和派吸引了1300名所谓的代表，而民族主义者以同样的方式召集了1100多名代表。众所周知，温和派领导人已经准备了新宪法，提请国大党审议，这意味着在今后任何年会上，激进派都不太可能获得多数席位。年轻的民族主义者，特别是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民族主义者，决心不惜一切手段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宁可破坏这次大会，也不能让温和派得逞。提拉克和其他年长的领导人并不知道这个决定，但室利·阿罗频多知道。

会议上，提拉克走上讲台，提出了一项关于国大党主席职位的决议，温和派任命的主席拒绝让他发言，但提拉克坚持自己的权利，开始宣读他的决议并发言。这引发了巨大的骚动，年轻的古吉拉特志愿者将椅子举过头顶砸向提拉克。马赫拉塔人顿时愤怒，一只马赫拉塔人的鞋子从听众席飞出来，瞄着主席拉什·比哈里·博斯（Rash Behari Bose） 博士，却击中了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的肩膀。马赫拉塔族的年轻人集体冲上讲台，温和派领导人迅速逃离，人们开始在讲台上用椅子互殴，会议无法继续，就此中断。

温和派领导人决定暂停代表大会，代之以召开全国制宪会议，以确保其政党的安全。与此同时，拉杰帕特·拉杰告诉提拉克，如果国大党分裂，政府会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激进派。提拉克认为，印度还没有准备好要如何面对这样的镇压，发生的事件也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他建议民族主义者参加制宪会议，并签署声明，遵守温和派制定的新宪法，以此规避温和派和政府的计划。室利·阿罗频多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反对这个意见，他们不相信温和派会接纳任何民族主义者参加他们的会议（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他们想看到的就是国家被推进镇压的泥潭。代表大会因此一度中断，与此同时温和派的会议也不顺利，与会人数不多，并且持续减少。室利·阿罗频多曾希望印度可以足够强大，抵抗镇压，至少在孟加拉和马哈拉施特拉邦这些革命热情普遍高涨的地区。但他同时认为，即使暂时失败，镇压也会在人民的内心和思想中产生深刻的触动，整个国家将转向民族主义，为实现独立的理想而斗争。事实上，六年后，当提拉克从缅甸监狱归来，他与贝赞特夫人合作，不仅重振国大党，还使国大党成为国家民族主义事业的代言人。温和派萎缩到只剩一小撮自由主义者，最后，也都赞同完全独立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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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特事件惨败之后，室利·阿罗频多并没有像原本计划的那样立即返回孟加拉。在内心驱使下，他转而在孟买总统府和中部省份开始进行政治巡视。

没有巡视。室利·阿罗频多和勒勒一起去了普那（Poona） ，回到孟买后去了加尔各答。他所有的演讲都是这段时期在路上停留一两天的地方发表的（除了在孟买和巴罗达的演讲）。

阿利普尔爆炸案

《甘露市场报》（ Amrita Bazar Patrika ）的社论问道：“……但是为什么他们（阿罗频多和其他人）会以这种诡异秘密的方式遭到逮捕，戴了手铐，然后被拖到警察局长面前……”

不对，（双手）是用绳子绑住的，后来在国大党温和派领导人布彭·博斯（Bhupen Bose） 的抗议下被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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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没有被绑住 ，绳子系在室利·阿罗频多的腰间。离开房间之前，温和派领导人布彭德拉·纳特·博斯听到消息后赶来质询警方为何实施逮捕，在他的抗议下，绳子被取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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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5月，当警察搜查室利·阿罗频多的房子时，在他房间里发现了来自达克希什瓦（Dakshineshwar） 的泥土。

警察在我房间发现的泥土是一位年轻人带给我的，他与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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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于1908年5月19日在阿利普尔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并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年。地方法官比奇克罗夫特先生（Mr. Beachcroft）是室利·阿罗频多在剑桥的同学……案件到一定时候就提交到了地庭，1908年10月在那里开始审理。

【室利·阿罗频多表示，最后一句应该放在“比奇克罗夫特先生”之前，将“地方法官”改为“地庭法官”，并写道】初审由伯利（Birley）主持，时间很长，伯利是位年轻人，室利·阿罗频多并不认识他。比奇克罗夫特不是“地方法官”，而是地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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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利·阿罗频多在法庭上发表了庄严的声明，他指出，是的，他的确向印度民众传达了国家独立的思想和讯息……

室利·阿罗频多从未在法庭上发表过公开声明。被法庭问讯时，他回复会把案子交由律师为自己辩护，他本人不想发表任何声明或回答法庭的问题。如果有这类陈述，那一定是律师代为起草的，而非出自他本人。

在阿利普尔监狱，室利·阿罗频多生病了。

室利·阿罗频多在狱中没有生病，健康状况良好，有段时间闹了点儿小病，但并无大碍。

在阿利普尔监狱中，一年的隐居和冥想无疑使室利·阿罗频多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再一次，一如既往地，“服务”成为室利·阿罗频多行动的动力。

我的理想是为国家、为世界、为神圣者工作（nishkama karma ），而不是以“服务”为理想。

1909年7月和12月的公开信

1909年7月31日，室利·阿罗频多在《行动瑜伽士》上发表《致同胞的一封公开信》（ An Open Letter to My Countrymen ），1909年12月25日发表第二封《致同胞信》（ To My Countrymen ）。

关于这两封信，有些模糊不清的地方。对第一封信的效果，室利·阿罗频多并不指望它能令政府改变政策，他清楚地写道：政府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不可接受的。他想要表达的是，真正的改革应被赋予真正的权力或控制权，即便只是获得部分权力，而非完全自治，民族主义党派还是有可能接受将其作为走向完全自治的方法。但在完全自治之前，民族主义者们仍将坚持斗争，秉持不合作和消极抵抗的方针。他写下这封公开信是出于一种直觉，认为如果政府明白即使他不在，其他人也会继续执行他所制定的方针，就会认为将他驱逐出境并不是明智之举，或者根本没有意义。此外，第一封信和自治与全面消极抵抗无关，因为当时室利·阿罗频多尚未考虑到这些。

接下来，在第二封署名信发出期间，在权衡了国家的情况和局势后，他觉得有必要暂时后退一步，以便将来能更好地采取政治行动，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 ，因为这场民族运动正面临着彻底停摆的严重威胁。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印度也许会转为自治运动或南非式的民权运动，但他决意自己不会成为这些运动的领导者，而是一如既往地继续为独立而战。在第二封信中，他认为改革还不充分，主张重新组织并继续开展民族主义运动 。这封信的日期是12月25日，即第一封信发出五个月后。室利·阿罗频多不理解突然袭击与计谋是指什么，如果突袭是指计划好的搜查和逮捕，那的确是因为第二封信被指控了。由于室利·阿罗频多去了金德讷格尔，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警察并没有（对报社）进行搜查，逮捕令和起诉也都被搁置了，直到他再次出现。这发生在来年2月，即第二封信发出一个多月后，室利·阿罗频多希望警方公开他们的证据和行动。之前提到的计谋是他在金德讷格尔曾收到一封信，试图以此事迫使他重新露面并接受审判，他知道这封信来自一名间谍警察。他的回复是，因为既没有公开的逮捕令，也没有宣布起诉，所以没有理由让他公开露面，如果他公开露面，只会让大家认为阿罗频多是因为警察的逮捕令和公诉才这样做的，事实上人们也的确会这样想。

《行动瑜伽士》案

警察无法在《行动瑜伽士》一案中对室利·阿罗频多执行逮捕令，只抓了一名普通的印刷工。

所谓印刷工这个名号，只是为了满足在法律上需要有人对所印刷的东西负责，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印刷工。

[1] 《薄伽梵歌》：简称为《歌》（ Gītā ），印度教的重要经典与古印度瑜伽典籍，是印度两大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中的第六篇。 FAYb+zGA0p9O009lL88f68ZDcLAB8hcpBLaD2Bo4l7VT0eHrcq86xoiF3IEPELG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