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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30日）
下面是甘地1931年11月30日在伦敦举行的圆桌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表的演讲。
我并不认为我今晚讲的东西能够影响内阁的决议。或许，决议早已做出。实际上，关于整个印度大陆的自由问题，很难仅仅通过争辩或协商解决。协商有它的目的，也有它的作用，但只能在特定条件下进行。不具备这些条件，协商就成为一项毫无结果的任务。但我不想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我想把话题尽可能地局限在协商的四个条件上，这四个条件是首相阁下您在本次圆桌会议的开幕式上宣读的。因此，我首先针对已经提交给圆桌会议的报告说几句。你们会发现，这些报告大体上都声称某某是大多数人的意见，但是一些人表达了相反的观点，诸如此类。那些持反对意见的派别并没有被提及。在印度时我就听说过，并且当我来到这里时又被告知，这些决议都没有通过常用的多数决策规则。在这里，我不想抱怨这个事实：这些报告被包装得像被多数人检验通过了。
但是我有必要指出这个事实。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报告中你都会发现有一个反对意见，并且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反对意见很不幸正好是我提出的。我不得不提出一项与其他代表不同的反对意见，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通报这些异议，就不算真正代表印度国大党。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提请这次会议注意。那就是，国大党的异议意味着什么？我曾经在联邦结构委员会（Federal Structure Committee）的一次预备会议上说，国大党声明代表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的印度人民，也就是说代表沉默的、劳苦的、半饥饿的数百万民众。但是我进一步说明，通过服务于国家，国大党宣称，他们还代表王公、拥有土地的贵族及受过教育的阶层，如果他们接受这个声明的话。我想重申这个声明，并且希望今天晚上强调这个声明。
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党派都代表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唯独国大党宣告代表整个印度，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它不是一个群体性的组织，它是任何形式的群体主义的坚定反对者。国大党不分种族、肤色及信仰，它的政治纲领是普遍性的。它或许没有完全地践行这些政治信条。我没听说过哪个人类组织能够完全实践其信条，国大党也常常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即便最差的评价也不得不承认——正如它已经被承认——印度国大党是一个日益成长的组织，它传递的信息已渗透到印度最偏僻的村庄。在既有条件下，国大党已经有能力证明它对那些居住在七十万个村庄的民众的影响。
此外，在这里我看到国大党被视为众多政党中的一个。对此我并不介意，我并不认为这是国大党的不幸。但对于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要实现的目标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幸。我希望能够使所有的英国公众人物、内阁大臣相信，国大党有能力履行自己的诺言。国大党是整个印度范围内唯一的全国性组织，它没有任何群体偏见：它确实代表着所有的少数群体，这些少数群体代表宣称他们代表着百分之四十六的印度人民——这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我要说，国大党有权利代表所有这些少数群体。
如果国大党做出的这个声明能够被承认的话，今天的情况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为了实现我们——坐在这张圆桌前的英国人和我们这些印度人——的共同目标，我觉得有必要在重申这个声明的时候，重点强调和平。我这样说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国大党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它被指责运作或企图运作一个平行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接受这个指责。如果你们了解国大党的运作，就会欢迎一个有能力运作平行政府的组织。它表明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组织，是能够在不利环境中运转政府机器的。
但是你们不这样做。尽管你们已经邀请国大党，但不信任它。尽管你们欢迎国大党，但拒绝它要求代表整个印度的声明。当然，我们可以就这个声明争辩到世界末日，并且我没办法证实这个声明。但是无论如何，你会发现我始终坚持这个声明，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肩负着沉重的责任。
国大党代表着一种反叛精神。我知道，“反叛”这个词在这次为了协商并达成解决印度问题的方案而召开的圆桌会议上是不能说的。一个又一个发言人起来说印度应当通过协商、辩论的方式获取自由。并且，如果大不列颠帝国通过辩论的方式向印度人的要求让步，那将是大不列颠帝国无上的光荣。然而，国大党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国大党有另一个使你们不快的替代方案。
我听到几个发言人——我已经尽可能地集中注意力听他们的演讲并对他们每个人心怀尊敬——说如果印度充斥着违法、叛乱、恐怖主义等问题，那将是多么可怕的灾难啊。
我不想装作熟读史书，但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必须写历史论文。我也阅读了历史中那些被为自由而战的人的鲜血染红的篇章。我不知道哪个民族无须经过千辛万苦就能获得独立。杀人的匕首、装毒药的碗、枪手的子弹、长矛，以及所有直到现在仍在使用的武器和破坏方法，在我看来，其实是与自由和解放相伴的“盲目爱侣”，并且历史学家没有谴责他们。我不会为恐怖主义分子辩护。古兹纳维（Ghuznavi）先生谈及恐怖主义分子并介绍了加尔各答自治市的情况。当他提到加尔各答自治市发生的一件事情时，我觉得很痛心。他忘记告诉人们，自治市的市长做了大量赔偿和修补工作，来补救恐怖主义分子背叛加尔各答自治市及其市长造成的损失。这些工作是通过国大党加尔各答分部的成员完成的。
我不想为那些直接或间接鼓励恐怖主义的国大党成员辩护。当这一事件被国大党注意到时，国大党立即着手有序地处理，马上要求加尔各答的市长说明情况。该市长是一位绅士，他当即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尽可能通过合法的方式开展补偿与修复工作。我不能强行让大家在这次事件上停留很长时间。古兹纳维先生还提及一首诗，他以为是加尔各答市下属四十所学校的孩子必须背诵的。我还能详细指出他演讲中存在的很多混淆视听的陈述，但我不想这样做。只是出于对伟大的加尔各答自治市的尊重，出于对真理的重视，以及为了给那些无法出席今晚会议的人提供辩护，我才提到前面两个明显错误的例子。我一点不相信，那首诗是在加尔各答市政府知情的情况下，由学校教给孩子们的。我只知道在去年那些糟糕的日子里，有几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我们也已经为此进行了补救。
如果加尔各答的孩子们被教了古兹纳维先生背诵的那些诗，我在此代表他们表示歉意。但是我仍然要求证据，证明这是学校老师在市政府已经知道或鼓励之下教给孩子的。像这样的指控已经无数次被用于攻击国大党，并且无数次被驳倒。但是，如果我在这个关键时刻提及这些事情，那也是想再次表明，为了自由人们已经在战斗，人们已经失去他们的生命，人们已经开始杀戮，或是被他们试图驱逐的那些人杀害。
于是国大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并采取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方法，即文明不服从。国大党一直坚持这种方法。但是，我再次碰壁了，并且人们告诉我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容忍这种方法。当然，政府也许不会容忍，因为没有政府会容忍公开反叛。没有政府会容忍文明不服从，但是政府最终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力量，就像英国政府此前所做的一样，甚至像荷兰政府在八年的尝试之后不得不屈服于事实的逻辑一样。史沫资
将军，一位勇敢的将军、伟大的政治家及非常强硬的上司，也同样屈服了。就在他企图对那些为保护自尊而抗争的民众大开杀戒时，却带着恐惧退缩了。博莎
将军1908年一再强调自己绝不屈服，在一次又一次审判那些非暴力抵抗者之后，他不得不在1914年放弃。在印度，孟买督蔡姆斯福德勋爵在波尔沙德（Borsad）与巴多利也不得不做出同样的决定。我跟您说，首相阁下，今天来压制这种新的抵抗方式已经太迟。正是这种新的抵抗方法，这个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道路的分岔口使我感到责任重大。我应当抓住任何一线希望，我应当绷紧每根神经，为我的国家获取一个值得尊敬的结果，只要我能够做到不把我的数百万同胞甚至孩子，推向痛苦的烈火之中。对我而言，要带领他们进行这样一种形式的抗争，是一件没有快乐与慰藉可言的事情。但是，如果一场更大的痛苦烈火已经成为我们的命运，那么我将怀着最大的快乐与最大的慰藉前行。因为我正在做的是自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个国家也正在做她认为正确的事情。并且，这个国家会得到额外的满足，因为她知道这样做至少不是在夺走生命，而是在赋予生命：不是使英国民众直接遭受苦难，而是自己承受苦难。吉尔伯特·穆雷
教授告诉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话，我在此重述他独特的话语——“你是否从未稍微想过，我们是如此无情，在你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受苦时我们英国人却不会感到痛苦？”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确实知道你们会感到痛苦，但是我让你们感到痛苦的目的在于触动你们的心。当你们的心被触动之后，那么协商的心理时机就到了。协商总是会有的。这一次我之所以能够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参加协商，我想是因为你们的同胞——埃尔文
勋爵，已经充分地通过其法令考验了我们，并且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及其孩子已经受到苦难。并且，不管有没有法令、有没有警棍
，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汹涌的潮流，也无法抑制那些渴望自由的印度人心中日益高涨的激情。
此外，还有一些沙子留在玻璃瓶里
，我想让你们明白国大党的奋斗目标是什么。我的生命在你们的支配之下，所有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成员的生命都在你们的掌控中。但是请你们记住，数百万老百姓的生命都掌握在你们手上。只要有可能帮助他们，我就不想牺牲这些生命。因此，请你们记住，我并不想导致太多的牺牲，只要有机会取得一个令人尊重的结果。你会发现我常常有着极大的妥协精神，如果我能激发你们产生与国大党同样的精神，也就是印度必须获得真正的自由，你想怎么称呼它都可以。一朵玫瑰被称为其他任何名字，闻起来都是一样香。但是它必须是我想要的自由的玫瑰，而不是人造品。如果你的意志与国大党的意志，圆桌会议的意志与英国民众的意志，都以同样的词语指向同样的事物，你就会发现最充分的妥协空间，你也会发现国大党本身总是充满妥协精神的。但是，只要不存在统一的意志，没有统一的定义，你、我、我们使用的同一个词语的意思不同，那么就不可能有妥协。如果我们每个人对正在使用的同一个词语有着不同的定义，怎么可能达成妥协呢？这是不可能的。首相阁下，我想恭敬地向您提出，那样完全不可能找到一个会面协商的基础，或找到一个您可以应用的妥协精神的基础。我很遗憾地说，直到现在，在过去几个令人厌烦的星期，我还没有发现我们交流的各概念的共同定义。
上个星期一个怀疑论者向我展示了威斯敏斯特法案（The Statute of Westminster），他说：“您是否知道‘自治领’（Dominion）的定义？”我读到过“自治领”这个概念的定义。很自然地，当我看到人们竭力界定“自治领”这个概念，却无法达成普遍性定义而只有一个特殊性定义时，我一点也不觉得困惑与惊讶。它只是简单地说，“自治领”这个词应当包括澳大利亚、南非、加拿大等，最后以爱尔兰自治邦结束。在这里面我没有看到埃及。然后他说：“您知道您的‘自治领’是什么意思吗？”这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我并不在意我的“自治领”的意思是什么，或完全独立意味着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我得到了解脱。
我之所以说，我现在从关于“自治领”这个词语的争论中解脱出来，是因为我并不参与其中。但是我想要完全的独立。即便如此，许多英国人还是说：“是的，你可以拥有完全独立，但完全独立是什么意思呢？”于是，我们又一次遇到了不同的定义。
有一次，你们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跟我辩论：“坦率地讲，我不明白你说的完全独立是什么意思。”他本应当知道，但他并不知道。我应该告诉你们他不知道的东西是什么。我对他说：“在一个帝国里面，我无法成为一个伙伴。”他说：“当然，这是符合逻辑的。”我回答说：“但我想成为一个伙伴。不是我必须成为或被迫成为，而是我想要成为大英帝国的伙伴。我想成为英国人民的伙伴，但我希望能享有你们人民享有的同样的自由。并且，我想寻求这种伙伴关系不仅仅是为了印度的利益，也不仅仅是双方的利益，而是为了让这个世界能够从它的肩上卸下足以把它压成粉末的重担。”
这是发生在十天或十二天前的事情。或许看起来很奇怪，我收到了另一位英国人的便条，他是你们熟知并尊敬的一个人。他提到了许多事，其中他写道：“我深信人类的和平与幸福取决于我们的友谊。”好像怕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接着写道：“你的人民与我的人民。”我必须告诉你们，他还说：“并且在所有印度人当中，只有你才是真正的英国人喜欢与理解的那个人。”
他并没有阿谀奉承之词，而我也认为他这最后一句话的意图并不是为了奉承我，它一点点也没有奉承到我。在这张便条中还说了许多其他的事情，如果我把这些都告诉你们，你们或许会更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但是让我告诉你们，当他写最后一句话时，他并不是指我个人。我个人没有任何重要性，并且我也知道，我对于任何英国人个体而言一点也不重要。但我对某些英国人来说是重要的，因为我代表一种事业，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已经被人意识到的伟大组织。这就是他说这话的原因。
但是，首相阁下，如果我能找到这种有效的对话基础，我们就会有足够的空间达成妥协。我渴望的是友谊。我的工作不是推翻奴隶主与暴君。我的哲学观禁止我做这些，并且今天国大党已经接受了这种哲学观——就像我一样，作为一种政策。因为国大党相信，这是印度这个有三点五亿人口的民族要做的正确的和最好的事情。
一个有三点五亿人口的民族并不需要刺客的匕首，不需要毒药碗，不需要剑、矛或子弹。她需要的只是自己的意志，一种说“不”的能力，并且那个民族如今正在学习说“不”。
但是，那个民族要做的是什么呢？粗略地说，或从根本上讲，是赶走英国人？不。她今天的任务是改变英国人。我不想断掉英国与印度的关系，但我确实想转变这种联系。我想把我的祖国从被奴役转变为完全的自由。把它称为完全独立或其他你们喜欢的词语，我不会为这个词语的选用争辩，尽管我的同胞可能由于我接受了其他词语而与我争辩。我可以说服这些反对意见，只要你们提议的这个词语具有相同的意思。因此，我已经无数次催促你们注意，你们提出的各种保护措施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它们没有考虑印度的利益。
来自商业与工业联合会的三个专家已经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态度，将他们的专业经验倾囊相授，讲述了在百分之三十的资源被抵押的情况下，任何一群负责任的内阁都是绝对不可能解决行政管理问题的。关于这些财政保护措施对于印度的意义，他们所讲的比我对你们讲的还要好，毫无保留地展示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渊博知识。这些财政保护措施意味着印度的完全紧缩。他们已经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财政保护措施，也包括必要的国防与军队问题。然而，我毫不犹豫地说，他们提出的这些保护措施并不令人满意。并且，我也毫不犹豫地重申，国大党承诺给予并批准了那些被证明是符合印度利益的保护措施。
在一次联邦委员会的会议上，我毫不犹豫地扩大了保护范围，并说那些保护措施也必须有利于英国的利益。我确实不想采取仅对印度有利而有损于英国真正利益的保护措施。印度必须牺牲特殊利益，英国也必须牺牲特殊利益。印度必须放弃不合法的利益，英国也必须放弃不合法的利益。因此我重申，如果我们赋予同样的词语同样的含义，我就会赞同贾亚卡
先生，同意特吉·巴哈杜尔·萨普鲁（Tej Bahadur Sapru）爵士以及其他在本次圆桌会议上演说的杰出发言人。
他们都认为，经过诸多努力，我们已经达成一个实质性的政策协议，对此我表示赞同。但使我绝望与伤心的是，我没有在同样的词语中读到同样的信息。贾亚卡先生的保护措施的含义，我非常担心，与我的含义有很大差别。我猜想——我并不知道——贾亚卡先生与我的含义也不同于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爵士的含义。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相互理解。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实质性问题，正如你们所说的。这些日日夜夜，我都在焦急地——我一直渴望着——要进行真正的交流，并认真讨论实质性问题。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努力逐步靠近，为什么我们把时间浪费在雄辩、讲演技巧、辩论及得分点上？上天明鉴，我根本不想听到我的声音，我根本不想参与任何辩论。我知道自由是由坚强的人造就的，我知道印度的自由，需要更加坚强的人创造。我们印度存在任何政治家都感到为难的问题。我们还有其他民族无须解决的难题。但是它们并不会困扰我，它们无法困扰那些在印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这些问题一直伴随着我们。就像我们要解决鼠疫、解决痢疾问题一样，我们必须解决你们没有的问题，蛇、蝎子、猴子、老虎与狮子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因为它们伴随着我们长大。
它们没有困扰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从这些恶毒的爬行动物及各种生物造成的创伤中生存了下来，所以我们同样会在问题中生存下来，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但是今天你们与我们聚集在圆桌之前，我们想找到一个有效的共同方案。请相信我，我绝不会改变我代表国大党做出的声明，我不打算再说一遍。同时，我也不会收回我在联邦委员会演讲中的任何话语，我来这里是为了妥协，为了借鉴每个英国天才提供的方案，每个天才宪法学家，如萨斯特里（Sastri）先生、特吉·巴哈杜尔·萨普鲁博士、贾亚卡先生、真纳
先生、穆罕默德·萨菲（Muhammad Shaf i）爵士提出的方案，还有其他大量的能够编织在一起的方案。
我不会觉得为难。只要你们要求我来，我就会来，因为我不想再次发起文明不服从运动。我想把在德里达成的休战协定
转变为永久性安排。上天怜悯我，给了我这个已经六十二岁的虚弱老人一点点机会，给他以及他代表的组织
找了一个小角落。你们不信任那个组织，尽管你们看起来信任我。任何时候都不要把我与我代表的组织分离，在这个组织之中我就像海洋中的一滴水。我并不比我归属的组织更重要。与这个组织相比，我是无比渺小的。如果你们给我找一个位置，如果你们信任我，请你们也信任国大党。否则，你们对我的信任就是一个吹不响的芦笛。我个人没有任何权力保留国大党赋予我的东西。如果你们愿意给予国大党应得的，那么就会对恐怖主义说再见，你们将不再需要恐怖主义。今天你们不得不以你们训练有素的、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分子与已经存在的恐怖主义分子做斗争，因为你们无视事实及灾祸将临的预兆。难道你们看不到那些恐怖主义分子用他们的血书写的预兆吗？难道你们看不到，我们要的不是小麦做成的面包，而是自由的面包？没有自由，今天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发誓不让自己和平，也不让这个国家和平。
我强烈要求你们理解那些不祥之兆。我恳请你们不要考验一个众所周知很能忍耐的民族的忍耐力。我们常说印度人温和，并且穆斯林会因与印度人一起认识善恶而变得温和。请相信我，这个问题在本次会议上也存在。我再说一次我常用印地语说的话——我没有忘记那些话——少数群体问题不解决，就没有印度的司瓦拉吉（自治），也就没有印度的自由。我了解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带着希望来到这里，或许我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我们迟早会找到一个真正有效的解决少数群体问题的方案，对此我不感到绝望。我要重申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讲过的话，只要外国统治期间制造的矛盾将族群与族群、阶级与阶级划分开来，各群体之间就不会有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也不会有真正的友谊。
这样即便有一种解决方案，最多也只是一种书面上的解决方案。但是，一旦你消除那些矛盾，难道你会认为印度国民的联系、国民的情谊及其对共同起源的认同等所有这些因素毫无作用吗？
在英国还未统治印度，英国人还未出现时，印度教徒与其他信仰者是不是常常相互处于战争状态呢？我们的印度教历史学家、穆斯林历史学家的书籍与诗歌表明，那时我们生活在一种相对和平的状态中。已故的穆罕默德·阿里
大毛拉常常这样告诉我（而他自己本身就算是一个历史学家），“我打算撰写穆斯林统治印度的历史，表明根据英国人已经保存的档案，奥朗则布
并不像英国历史学家描绘得那么恶劣，莫卧儿帝国的统治也并不像英国历史书中告诉我们的那样糟糕”，等等。印度教历史学家早已经这样写了。这个历史争辩并不古老，它是与这个强烈的羞耻感同时出现的。我敢说，它是与英国人的到来同时出现的。并且，如果英国与印度成为或已经成为一种可被放弃的、能够被双方中的一方解除的自愿伙伴关系，大不列颠与印度之间不幸的、人为的、非自然的关系马上就会转变为自然的联系。这时你会发现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徒、不可接触者，所有人将会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今天晚上，我不打算讲太多关于王公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不在圆桌会议上而只是单独向王公发表我的声明，这样做对他们是不公正的，对国大党也是不公正的。王公可以就加入联邦问题提出他们的条款，这对他们来说是开放的。我已经向他们呼吁，要让同样生活在印度的平民百姓生活更容易一些。因此，对于他们关切的问题，我只能提出这样一些建议。我想，如果他们接受——无论职业身份，所有印度人共同享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并且他们接受这种观点并允许这些权利得到他们所创立法院的检查；如果他们引入某些代议制度要素——仅仅是要素——代表其臣民利益，那么我就认为他们已经在安抚臣民利益上做出了很大让步。他们已经迈出了很大一步，向世界与全印度展示，他们同样被民主精神激发，不想做一个十足的独裁者，而是想成为立宪君主，甚至像大不列颠的乔治国王那样。
愿印度得到她有权利得到的，以及能够真实拥有的东西。但无论她得到什么，无论她何时得到，今天我们都要让印度边境省得到完全的自治。这个边境省于是成为整个印度的标准示范。因此，明天国大党将全票支持这个边境省份获得省级自治。首相阁下，如果您能够促使您的内阁签署明天将送到的关于这个边境省成为全面自治省的提案，那么我在边境众多部落中就有了一个适当的立脚点。当境外势力窥视印度时，我可以召集他们相助。
最后，我要完成一项令我愉快的任务。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与你们坐在一起协商，不是因为我想要这样。我希望能够和你们坐在同一张桌子边，与你们在房间里协商、辩论，并在进行最后总结与决断时屈膝行礼。
但是我是否有这样的荣幸继续合作并不取决于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甚至也可能由不得你们，因为它取决于如此多的无论如何你我都无法控制的情况。那么，让我完成这项令人愉快的任务——对所有人表示感谢，从国王陛下一直到我曾居住过的伦敦东区的穷人。
在伦敦东区的那个穷人小社区，我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接受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甚至成为他们家庭中受欢迎的成员，
那是我铭记在心的宝贵财富。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从交往过的人身上，看到了谦恭与真正的友情。我与如此多的英国人有过交往，这是我无上的荣幸。他们已经聆听了那些常常令他们不高兴的事情。虽然我常常被迫对他们讲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从未显露出丝毫不耐烦或愤怒，我不可能忘记这些事情。无论我遭遇什么，无论这次圆桌会议结果如何，我一定会记住，无论人们地位高低，我都看到了极大的谦恭与友爱。这使我觉得这次寻找人类友谊的伦敦之旅不虚此行。
这增强并深化了我对人性不可动摇的信念，尽管英国人常被灌输各种歪曲事实的新闻谎言，即便是在兰开夏——兰开夏人可能有某些理由对我愤恨——我都没有见到愤怒与怨恨，甚至在纺织工人中也是如此。那些工人，男的女的，都拥抱我。他们把我视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会记住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对我的友谊。当我早上从你们的大街上走过，我从他们的眼中看到了这种情谊，虽然我不认识他们。无论我的国家遭遇什么不幸，所有这些盛情与友善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感谢你们的宽容与忍耐。
《民族之声》，1958年，第7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