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42年8月8日）
1942年8月8日，甘地在孟买为印度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发表演讲，提出了他的行动纲领。演讲采用的是印度斯坦语，内容如下。
在你们讨论决议之前，让我告诉你们一两件事情。我希望你们清楚地明白两件事情，并且从我向你们提供的视角来考虑它们。我之所以恳求你们从我的视角来考虑，是因为如果你们赞成，就会乐于执行我所说的一切。这将是一项巨大的责任。有人问我，我与1920年的甘地还是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我是否已经变了。你们问这个问题是对的。
不管怎样，让我赶紧向你们保证，我还是1920年的那个甘地。在任何基本的方面，我都没有改变。就像那时我所做的一样，我仍然赋予非暴力同样的重要性。如果真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我比以前更强调它了。我现在提出的解决方案与我过去的任何著述与言论都没有矛盾的地方。
并不是每个人都遇到过当前这些情况，实际上，它们很少出现在人的生命中。我想让你们知道并感受到，我今天所说的和所做的，除了纯粹的阿希姆萨
之外，别无其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方案是建立在阿希姆萨基础之上的，将要到来的斗争同样是以阿希姆萨为基础的。因此，如果你们中有人已经对阿希姆萨失去信仰，或者已经对它厌烦，就请不要投票支持这项决议。
让我清楚地解释我的立场。神灵已经赐给我一个无价之宝，也就是作为武器的阿希姆萨。我与我的阿希姆萨今天要接受检验。在当前的危机中，如果全球都被希姆萨
的火焰烧焦并哭求解脱，那么我就没有成功运用神灵所赐的才干，神灵将不会饶恕我，而我会被裁定不配拥有这件宝物。我必须现在开始行动。当俄国与中国受到威胁的时候，
我不会犹豫，不会只是袖手旁观。
我们的斗争不是为追逐权力，而是以完全非暴力的方式为印度的独立而战。在一场暴力斗争中，一名成功的将军通常需要影响一个军事团体并建立一种独裁体制。但是在国大党的制度下，尤其是它是非暴力的，独裁制度不可能有任何空间。非暴力的自由战士并不为自己觊觎任何东西，他只是为国家的自由而战。国大党并不关心获得自由之后由谁统治。权力是属于印度人民的，由他们决定谁将被委托执政。例如，政权或许被交到帕西人（Parsis）的手中——正如我希望看到的那样，或者被交到国大党那些从未听说过名字的人手中。那时你不能反对说：“这个群体太微小了，那个政党并没有在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尽到自己的本分，它为什么可以拥有所有的权力？”从成立到现在，国大党一直小心翼翼地远离群体私利腐败，它总是从整个民族的角度考虑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我知道我们的阿希姆萨并不完美，并且知道我们离理想状态还有多远。但是在阿希姆萨中，没有最后的失败。因此我坚信，尽管我们存在不足，但还是能成就大事。这是因为神灵要帮助我们，为我们过去二十年中默默不懈的斗争加上成功的冠冕。
我相信在世界历史中，没有人比我们更真诚地、更民主地为自由而斗争。我在监狱中阅读了卡莱尔
的《论法国大革命》。并且，潘迪特·贾瓦哈拉尔
也告诉我一些关于俄国革命的事情。但是我确信，由于这些斗争是使用暴力的武器进行的，因此他们未能认识民主的理想典范。我设想的民主是通过非暴力建立的，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自由，每个人将成为自己的主人。今天我邀请你们为之斗争的，就是这种民主。一旦你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忘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区别，只会把自己视为印度人，并加入这场为独立而进行的共同斗争。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对待英国人的态度问题。我已经注意到民众之间存在对英国人的仇恨。民众说他们厌恶英国人的行为，他们没有把英帝国主义与英国人民区分开来。对于他们而言，两者是同一种东西。这种仇恨甚至使他们欢迎日本人，这是最危险的事情。它意味着用一种奴隶身份换取另一种奴隶身份。我们必须扔掉这种情感。我们的争吵不是针对英国人民，而是与他们的帝国主义做斗争。要求英国政权撤离印度的提议并不是出于愤恨，而是为了使印度能够在这个关键时期尽她的一部分责任。当同盟国（The United Nations）忙于战争的时候，印度这样一个大国却只能提供零星的钱财与物资作为帮助，这种地位并不令人愉快。只要我们还没有觉得这是我们的战争，只要我们还没有自由，就无法唤起真正的勇敢献身精神。我知道，如果我们做出足够的自我牺牲，英国政府就不会阻止我们获得自由。因此，我们必须消除自己的仇恨。就我自己而言，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仇恨。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像英国人的好朋友。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现在处于困境中。因此，我的朋友身份要求我竭力把他们从错误中拯救出来。我看到的情况是，他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因此，我有义务警告他们所处的危险，尽管这样做可能会暂时激怒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拒绝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人们也许会嘲笑我，但无论如何这是我的声明。在我不得不发起人生中最大一场斗争的时刻，我不会对任何人心怀仇恨。
1942年8月8日，甘地在孟买对印度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发表演讲，使用的是印度斯坦语。
祝贺你们刚通过了决议案。同样要祝贺那三位勇气可嘉的同志，他们勇敢地对决议中的一部分提出了修正意见，尽管他们知道绝大多数人喜欢这个决议案。我还要祝贺十三个投反对票抵制决议案的朋友，他们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可羞耻的。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们努力学习不丧失勇气，即使我们身处无望的少数派中，并且受人嘲笑。我们已经学会坚持自己的信仰，自信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培养这种自信的勇气，因为它可以使人变得高贵并提升道德水平。因此，我很高兴看到，这些朋友已经采取了我过去五十多年里尽力遵从的原则。
在祝贺他们的勇气之后，我要说明他们要求这个委员会接受的修正意见，并不是对现实情况的正确反映。这些朋友本该仔细考虑大毛拉对他们提出撤回这些修改意见的要求。他们本应仔细阅读贾瓦哈拉尔
的解释。他们要是这样做，就会明白，他们现在要求国大党承认的权利早已被国大党承认。
在过去那些年里，阿里兄弟
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所说的、所讨论的都强调一个设想，就像印度教徒一样，穆斯林也属于印度。我可以保证，这是他们内心的信念，而不是表面之词，因为我与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我日夜陪伴着他们。我可以大胆地说，他们所说的话是自身信念的真实表达。我知道，有人说我太容易接受事物的表面价值，就是说我很容易受骗。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笨蛋，也不像他们想得那样容易被骗。他们的批评并没有使我受伤。我宁愿被人认为是容易受骗的人，而不是欺骗别人的人。
这些共产主义朋友提出的修正意见一点也不新鲜，它曾经在成千上万的演讲台上被复述。成千上万个穆斯林告诉我，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关系问题要想得到满意解决，就必须在我活着的时候解决。我也许应该为这样的说法感到荣幸。但我怎么可能同意一项未经我的理性反思的提议呢？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并不是一个新事物，数以百万计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一直在为此奋斗。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有意识地为此努力了。当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很重视培养与穆斯林和帕西人同学的友谊。我认为即使是年纪幼小的印度教徒，如果他们希望与其他族群和平、友善地生活在一起，也要努力地培养善邻的美德。我觉得，即使不刻意培养与印度教徒的友谊，也没有关系，但至少要与一些穆斯林做朋友。正是作为一个穆斯林商人的顾问，我才去了南非。在那里，我和许多穆斯林成了朋友，甚至包括我雇主的竞争对手，并且获得了正直、忠诚的好名声。在我的朋友与同事中，既有穆斯林也有帕西人。我深受他们喜爱，在我最后离开南非回印度时，他们很伤心并在分别的时候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在印度也一样，我继续努力并坚定不移地争取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团结。正是我对它的毕生渴望，使我在基拉法运动中给予穆斯林全力支持。全国的穆斯林都将我作为他们真诚的朋友。
那么，为什么现在我被认为如此邪恶与可憎呢？难道我在支持基拉法运动的过程中别有用心吗？确实，我在内心深处有一个希望，认为这将使我有能力保护牛。
我认为，牛与我自己都是同一神明的造物，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它们。但是无论我的生命哲学与最终希望是什么，我都没有带着讨价还价的心态参加那场运动。我在保护基拉法的运动中进行合作，是为了履行我对陷入困境的邻居
的义务。如果阿里兄弟今天还活着，会证明我这个声明是真实的。同样也有很多人可以证明，我这样做并不是为我方
讨价还价而保护牛。牛和基拉法一样，有着各自的意义。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真正的邻居，以及一个忠诚的朋友，我有义务在穆斯林处于磨难的时刻支持他们。
在那些日子里，某些印度教徒对我与穆斯林一起吃饭感到震惊，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现在已经对此习以为常。然而巴里（Bari）大毛拉告诉我，尽管他始终待我如宾客，但不会让我与他一块吃饭，以免有一天他被指责说用意险恶。因此无论我什么时候与他在一起，他都会请一个婆罗门
厨子特地为我单独做饭。他的住处——菲兰吉·马哈尔（Firangi Mahal）是一个房间有限的老式建筑。然而当我不得不在他家留宿时，他总是快乐地忍受所有不便并解决这些难题。正是这种慷慨、自重、高贵的精神在那段日子里鼓舞着我们。每个群体成员争着抢着招待其他姊妹群体的成员。他们彼此尊重对方的宗教情感，认为这样做是一种荣誉。任何人的心里都没有藏着猜忌。所有这些自重、高贵的精神今天都去哪里了呢？我恳求所有穆斯林，包括“伟大的领袖
”——真纳，回忆那些光荣岁月，并找出是什么把我们带入了现在这种僵局。真纳本人就曾经是一名国大党成员，如果今天国大党招致他愤怒的话，那是因为猜忌已经占据他的内心。但愿他长寿，在我去世之后，他就会明白并承认，我没有对穆斯林图谋不轨，也没有出卖他们的利益。如果我损害了他们的事业或出卖了他们的利益，我能往哪里逃呢？我的生命完全在他们的控制中。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自由地结束我的生命。过去发生过许多次针对我的袭击，但是直到现在我还免遭于难，而攻击者也已经为其行为感到后悔。但是如果有人向我开枪，并认为他是在除掉一个坏蛋，那么他没有杀死真实的甘地，而只是一个他认为是坏蛋的人。
对于那些已经投身于这样一场辱骂与诬蔑战斗中的人，我想说：“伊斯兰教命令你们不要辱骂，即便是对一个敌人。先知
甚至以友善对待他的敌人，并且竭力通过正直与宽厚争取他们。你是跟从这样的伊斯兰教，还是跟从其他伊斯兰教？如果你是这种真正伊斯兰教的跟从者，难道你不应该相信一个公开宣告其信仰的人说的话吗？我敢保证，你们不信任并杀害了一位真正的、忠实的朋友，总有一天你们会因这个事实而后悔。”使我深受伤害的事情是，我明白，我越是呼吁，大毛拉
越是恳求，这场诬蔑的战斗就越发猛烈。对于我来说，这些辱骂就像子弹，它们可以把我杀死，就像子弹能够结束我的生命一样。你们可以来杀我，这并不会伤害我。为了伊斯兰教的名誉，我呼吁你们抵制这场经久不息的辱骂与诬蔑之战。
大毛拉先生正在成为一个辱骂对象。为什么？因为他拒绝对我施加友谊的压力。他认识到，强迫一个朋友把他知道的谬误当作真理接受，是对友谊的滥用。
对于“伟大的领袖”，我会说：“不管对巴基斯坦的权利诉求如何正确、有效，它已经在你们手中。其错误的及站不住脚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任何人的礼物，以至于它可以转让给你们。即使有人成功地把谬误强加给他人，他也无法长期享受这种强迫带来的成果。神灵不喜欢傲慢，因此远离它。神灵不会容忍以强力迫使他人接受的谬误。”
“伟大的领袖”说他被强迫说一些难堪的话，但他还是忍不住要表达他的思想与感情。同样，我会说：“我把自己视为穆斯林的朋友，那么，我为什么不表达我心里最想说的话，甚至以令他们不高兴为代价？我怎么能够对他们隐瞒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呢？我应该为‘伟大的领袖’能坦率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情而感到高兴，虽然这些表达让他的听众难堪。但即便如此，如果坐在这里的穆斯林与真纳的看法不一致，为什么他们要受到指责？
如果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支持你，你难道不能忽视少数几个被误导的穆斯林吗？一个有数百万追随者的人为什么要害怕一个占多数的群体
，或者害怕少数群体被多数群体吞灭？先知是如何在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中工作的呢？他是如何宣传伊斯兰教的呢？他有没有说过，只有当他能够命令大多数人的时候，才传讲伊斯兰教义呢？我恳请你们因伊斯兰教而认真思考我所说的话。要求国大党必须接受一种它不相信的东西，甚至与其珍视的原则相悖的东西，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义的。”
拉加吉说：“我不赞同建立‘巴基斯坦国’。但是穆斯林追求它，真纳先生追求它，并且它已经成为他们痴迷的东西。现在为什么不对他们说‘同意’呢？真纳先生不久也会意识到‘巴基斯坦国’的不利之处，并放弃这个要求。”我说：“让我把一个我认为不正确的东西当作正确的东西接受，还要求其他人这样做，并且让他们相信这个要求不会被压制，时间一到它最终会实现，这样是不公平的。如果我认为这个要求是正义的，就会在恰当的时间承认它。我不会仅因安抚真纳先生而认同它。许多朋友劝我赞同它，暂时安抚一下真纳先生，缓解他的疑虑，并看看他做何反应。但是我不能参与这样一种虚假承诺的行动，无论如何，这不是我的方式。”
国大党并没有施行制裁，而只是以道德方式推行其决定。它相信真正的民主只能通过非暴力实现。一个世界联邦结构的设想，只有在非暴力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在国际事务中，暴力将不得不被彻底清除。如果这是真实的情况，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问题的解决同样不能诉诸暴力。如果印度教徒对穆斯林实施暴政，那么他们还有什么脸面谈论一个世界联邦？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我绝不相信存在通过暴力建立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就像英美政治家主张的那样。国大党已经同意把所有的分歧提交给一个公正的国际法院，并且执行它的判决。如果连这种最公平的提议都无法接受，那唯一的选择就是诉诸刀剑与暴力。我怎么能说服自己同意一件没有可能性的事情呢？肢解一个活生生的生物就等于要它的命，它是一个战争信号。国大党不能做这种同室操戈的事情。那些信仰刀剑原则的印度教徒，例如穆恩泽（Moonje）博士和萨瓦卡
先生，可能企图将穆斯林置于印度教徒的统治之下。我并不代表那部分人，我代表国大党。你们想杀死国大党这只能下金蛋的鹅。如果你们不信任国大党，无疑将掀起一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永恒战争，而这个国家也将注定战火与流血不断。如果这样的战争成为我们的宿命，我宁愿死去。
正因如此，我对真纳先生说：“你可以从我这里拿走你为巴基斯坦要求的任何东西，只要是公平正义的；但任何你要求的东西，只要是与公平正义相悖的，就只能通过刀剑来拿，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我的心里有很多话想要在这次大会上倾诉。心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已经进行了处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你们要替我分忧。如果我们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打算实现真诚团结，双方都没有一点点精神上的保留，那么我们必须首先团结一致解除这个帝国的枷锁。如果巴基斯坦最终还是印度的一部分，那对于穆斯林来说，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参加这场为争取印度自由的斗争呢？因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必须首先在争取自由这个议题上团结起来。真纳先生担心战争会持续很久，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因此，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现在就要自由，就在今晚，在黎明之前。现在，自由已等不及群体团结的实现。如果这种团结未能实现，国大党需要做出更大的牺牲。但是国大党必须赢得自由，否则就会在斗争中被摧毁。并且不要忘记，国大党正在努力争取的并不仅仅是他们的自由，而是四亿印度人民的自由。国大党必须永远谦卑地为人民服务。
“伟大的领袖”说过，穆斯林联盟准备从英国人手里接管政权，如果英国人愿意转交的话。毕竟，英国人正是从穆斯林的手中接管了印度。然而，这将是穆斯林的统治。大毛拉先生和我的意图并不是要实现穆斯林的统治，或者穆斯林的支配。国大党并不相信任何群体或共同体的支配。它相信民主，把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徒、帕西人、犹太人——每个生活在这个大国中的群体成员——纳入它的轨道。如果穆斯林统治是不可避免的，那就任由它吧。但是我们怎么可能给它盖上我们同意的印章呢？我们怎么能够赞同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的支配呢？
这个国家有无数穆斯林来自印度教血统，印度怎么不能成为他们的祖国呢？我的大儿子几年前信奉伊斯兰教，那他的祖国应该是哪一个呢？博尔本德尔还是旁遮普？我问穆斯林：“如果印度不是你们的祖国，那么你们属于哪个国家呢？你们想把我那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儿子划分为哪个国家呢？”在他改变信仰后，他的母亲给他写了一封信，如果他已经信奉伊斯兰教的话，就必须改掉酗酒的毛病，因为这是伊斯兰教禁止信徒做的事情。针对那些因我儿子转变信仰而幸灾乐祸的人，她在信中写道：“与他成为一个穆斯林相比，我更在意他的酗酒。作为虔诚的穆斯林，你们会容忍他在皈依之后还酗酒吗？他自己已经堕落到一个酒鬼的地步。如果你们打算让他重新做人，他的信仰改变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因此，你们将很高兴地看到，他作为一个穆斯林发誓远离酒与女人。如果他没有改变，那他信仰的改变就是虚假的，而我们与他的不合作也将继续。”
印度毫无疑问是所有居住在这个国家的穆斯林的祖国。因此，每个穆斯林都应当互相合作，为印度的自由而战。国大党并不属于任何阶级或群体，它属于整个民族。穆斯林也可以管理国大党，如果他们愿意，可以通过他们的人数优势占据整个国大党，并领导它完成赋予他们的事业。国大党并不是代表印度教徒，而是代表整个民族在战斗，包括少数群体。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国大党成员要同时保护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这是他们宗教信条中的一部分，也是非暴力的核心之一。你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不要失去理智。每一个国大党人，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对其归属的组织负有这样的责任。那些愿意以这种方式行动的穆斯林，也是在为伊斯兰教服务。在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最后斗争中，互相信任是成功的关键。
我已经说过，由于穆斯林联盟与英国人的反对，我们的斗争将不得不出现更大的牺牲。你们已经看到弗雷德里克·帕克尔（Frederick Puckle）爵士发布的秘密文件。他做出的是一种自杀式的选择。他公开鼓动那些像蘑菇一样突然出现的组织联合起来对抗国大党，我们因此必须面对一个诡计多端的帝国。我们的道路是笔直的，甚至可以闭上眼睛大步往前走。这就是萨提亚格拉哈的魅力所在。
萨提亚格拉哈中没有欺诈与虚假或其他各种不诚实行为的空间。欺骗与不诚实正在威胁着这个世界，我不能袖手旁观。我已经遍游印度，这也许是这个年纪的人无法做到的。无数老百姓把我看作他们的朋友与代表，而我也尽个人所能尽的力量融入他们之中。我在他们眼中看到了信任，现在我想运用他们的信任与这个支持不诚实与暴力的帝国斗争。无论帝国所做的准备工作如何巨大，我们都必须从它的魔爪中解脱出来。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我怎么能够保持沉默不露锋芒？难道要我让日本人暂停一会儿吗？如果今天我静坐而不采取行动，就会被指责没有用尽全力，我已被置于这个大灾难围绕的世界之中。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早已要求你们再等待一阵子。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变得难以忍受，国大党已没有其他选择。
不过，真正的斗争现在还没有开始。你们只是把所有的权力放到了我的手中。我现在要等候总督，请求他接受国大党的诉求。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在这期间你们要做什么呢？有什么安排可以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呢？正如你们知道的，手纺车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我对大毛拉也是这样回答的。他一架手纺车也没有，尽管他不久就明白了它的重要性。当然，十四条建设纲领由你们来执行。我会告诉你们，你们还应该做些什么。你们每个人都应该从此时此刻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由的男人或女人，并且像你们是自由的、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那样去行动。
我建议你们做的事情并不是装模作样。它是自由的真正本质。一旦奴隶把自己视为自由人，他身上的枷锁就会突然断裂。他会坦白告诉他的主人：“刚才我还是你的奴隶，但现在我不再是一个奴隶。如果你愿意，可以杀了我。但是，如果你让我活着，那么我想告诉你，要是你主动地免除我的奴役，我就不会从你这里要求更多的东西。你过去给我吃给我穿，尽管我本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获取衣食。至今为止，我是依靠你来获取食物与衣服。但是现在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来鼓舞我追求自由，并且今天我是一个自由人了，不再依附于你。”
我向你们保证，我将不会与总督就政府部门及相关问题讨价还价。除了彻底的自由之外，我不会对任何东西感到满意。或许，他会提出废除盐税、禁酒令等等。但是我会说：“自由胜过一切。”
我赠给你们一句短的箴言，你们要把它记在心上，并通过每次呼吸把它表达出来。它就是“要么行动，要么死亡”（Do or Die）。我们要么解放印度，要么在努力中死亡。我们绝不该活着眼见我们的奴隶身份永远存在下去。每一个真正的国大党人，都将心怀绝不活着看国家被束缚与被奴役的坚定决心，加入这场斗争。你们要把它当作你们的誓言。不要害怕监狱。如果政府让我保持自由的话，我将使你们免遭入狱的麻烦。当政府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也不会给政府增加管理大量囚犯的紧张压力。愿今后每人在生命的每一刻都意识到，自己是为争取自由而吃饭、生活，并且愿意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死亡——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要向神灵发誓并以你们的良心为证，你们要奋斗，直至实现自由，并做好为实现自由而牺牲生命的准备。失去生命的将会获得自由，试图保命的将会失去自由。自由不属于懦夫与胆小鬼！
我要对记者说句话。我为你们至今对民族诉求的支持表示感谢。我知道你们不得不在各种限制与障碍中工作，但是我现在请你们砸断那些捆绑你们的锁链。对于报社来说，领导并树立一个为自由而不顾生命的榜样，是一份令人骄傲的荣誉。你们拥有政府无法镇压的笔。我知道你们有印刷机等形式的大量财物，并且你们担心政府扣押它们。我并不要求你们主动找政府扣押你们的印刷机。对我来说，我不会压制我的笔，即便印刷机被查处。你们也知道我的印刷机过去被查处并很快被归还了。然而，我并不要求你们做那种最后的牺牲，我建议选取一条中间道路。你们现在可以撤销你们的常务委员会，并宣布在当前这种新闻限制下放弃写作，等到印度获得自由之后再重新拿起笔。你们可以告诉弗雷德里克·帕克尔爵士，他不可能从你们这里得到御前演出，他的舆论短评充满了虚假，你们拒绝出版它们。你们可以公开宣布将全心全意与国大党站在一起。如果你们这样做，就会在战斗正式开始前改变舆论氛围。
对于王公贵族，我怀着应有的敬意要求他们一件非常小的事情。我是一个对王公贵族怀有良好祝愿的人。我在一个邦国出生，我的祖父拒绝用右手向别的王公致敬，除了他自己的王公外。但是他没有告诉他的王公，我觉得他本应该说出来——即使是他自己的主人，也不能强迫他——作为他的大臣，违背其良心而行动。我吃过王室的盐
，我不能隐瞒这一点。作为一名忠实的仆人，我有义务提醒王公贵族，如果他们愿意行动而我还活着的话，王公就会在自由印度具有一个高贵的地位。在贾瓦哈拉尔
的自由印度方案中，特权或特权阶层没有任何地位。贾瓦哈拉尔把所有财富视为国家所有。他想要计划经济，想根据计划改造印度。他喜欢飞跃前进，我不想这样。在我设想的印度中，保留了王公与柴明达尔
。我要求王公放弃权力而完全谦卑地享受生活。王公应放弃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并且成为它们真实意义上的受托者。王公会对他们的人民说：“你们是国家的所有者与主人，我们是你们的仆人。”我将要求王公成为人民的仆人，并且通过他们自己的服务获取回报。英帝国也同样赋予王公一些权力，但他们宁愿拥有自己的人民赋予的权力。如果他们想沉湎于一些无害的快乐，就可以以人民仆人的身份去做。我并不希望王公们生活得像乞丐，但是我会问他们：“你们想永远做奴隶吗？你们为什么愿意臣服于外国力量，而不愿意接受自己人民的主权？”你们可以给政治部门
写信说：“人民现在已经觉醒。我们怎样抵挡这次连庞大帝国都会被压碎的雪崩呢？因此，从今以后我们将归属人民。无论结局如何，我们都要和他们在一起。”相信我，我建议的事情没有一样是违背宪法的。就我所知的情况而言，没有条约赋予帝国权力对王公进行胁迫。各邦人民同样要声明，尽管他们是王公的臣民，但他们是印度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如果王公把他们的命运交付人民的话，人民会接受王公的领导。如果这个声明激怒了王公，他们选择杀害民众的话，民众就要勇敢地、不妥协地面对死亡，但绝不要收回自己的话。
任何事情都不要秘密行动。这是一次公开的反叛。在这场斗争中，掩藏是一种罪过。一个自由的人不会参与秘密行动。当你们获得自由的时候，将可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刑事调查部门，尽管我的建议刚好相反。但在当前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公开行动并用自己的胸膛迎接子弹，绝不后退一步。
我同样有一句话要对政府职员讲。他们或许不想辞掉工作。已故的兰纳德法官
并没有辞去他的职务，但是他公开宣布他属于国大党。他告诉政府，他虽然是一名法官，但他是一名国大党人并将公开地参加国大党的会议。与此同时，他不会让他的政治观点在法庭上扭曲他的司法公正。他正是在国大党帮助下组织了社会改革会议。我要求所有的政府官员跟随兰纳德的脚步，宣布他们忠诚于国大党，作为对弗雷德里克·帕克尔爵士下达的秘密文件的回应。
这就是我此时此刻要你们做的事情。我现在要给总督写信，你们将来会看到这封信，但不是现在，而是在我把它与总督的回信一起出版之后。你们可以自由地宣称赞同我在信中提出的要求。一名法官来找我说：“我们接到了高层的秘密文件，我们应该怎么办？”我回答说：“如果我处于你的位置，就会无视那份文件。你可以公开对政府说：‘我收到了你的秘密文件。然而，我支持国大党。尽管我为了生计而为政府工作，但我不会遵守这些秘密文件或者使用阴险的手段。’”
士兵也包含在当前计划之内。我并不要求他们现在辞职并离开军队。有士兵来找我、贾瓦哈拉尔和大毛拉，说：“我们完全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们已经受够了政府的独裁。”对这些士兵，我要说，你们可以跟政府讲：“我们的心是与国大党在一起的。我们不会辞职，只要我们领军饷，就要为你们服务。我们会听从你们那些正义的命令，但拒绝向我们的人民开枪。”
对于那些没有勇气做这些事情的人，我无话可说。他们可以走他们的路。但如果你们能够做这些事情，我向你们保证整个局势都会震动。如果政府愿意的话，就让它大量地向我们投掷炸弹吧。但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奴役你们。
如果学生想加入斗争并过一段时间就回学校学习，那么我将不邀请他们加入。然而，就目前而言，在我安排好一个斗争计划之前，我会要求学生告诉他们的教授：“我们属于国大党，你是属于国大党还是政府？如果你属于国大党，就不需要辞职，你可以留在岗位上，教导并领导我们，直到获得自由。”在全世界所有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学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斗争正式开始前的间隙，如果你们能够做哪怕一点点我建议你们做的事情，就会改变这个局势，并为下一步行动奠定基础。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说，但我的内心很沉重。我已经占用了你们大量的时间，甚至还没有用英语讲过几句话。我感谢你们的耐心与专注，甚至这么晚还在听我讲话。这是真正的士兵要做的事情。在过去的二十二年里，我一直克制我的演讲与文笔，并积蓄精力。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不会消耗他的精力。
因此，他总是要克制自己的言谈。那正是我这些年努力做的事情。但是今天时机已经成熟，我不得不在你们面前吐露心声。我已经这样做了，即使这意味着对你们耐心的考验，我也不后悔这样做。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要传达的信息，并且已经通过你们把它传遍整个印度。
下面是1942年8月8日甘地在孟买用英语向印度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发表的演讲的总结部分。
我已经花了太长的时间，向那些我有幸为之效劳的人倾诉使我激动不已的想法。我已经被任命为他们的领袖，或者用军事语言来说，他们的指挥官。但我不是以这样的方式看待我的位置。我没有武器，只能用爱建立我对每个人的权威。我确实常常手持一根棍子，但你不需要花很大力气就能把它折成许多截，它只不过是我借以行走的工具。这样一个瘸腿者被提名担当最重大的责任，他是不会得意扬扬的。只有你们不把我当作你们的指挥官而是仆人，才会分担我的重任。服务最好的那个人才是群众中的领袖。
因此，我一定要与你们分享这些在我心中翻涌的思想，并以一种尽可能简要的方式告诉你们，我希望你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一开始我就要告诉你们，真正的战斗今天还没有开始。我还有许多礼节性事务要做，正如我常常做的那样。我承认这个责任将会沉重得难以承担。我必须继续考虑，人际关系圈子中哪些人对我失去了信任，哪些人是我不再信任的。我知道在过去几个星期中，我已经在很多朋友中丧失信誉。问题严重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他们不仅怀疑我的智慧，而且怀疑我的诚实。现在，我认为我的智慧并不是什么宝贵的无法失去的东西，但我的诚实对我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不能失去。然而，我看起来已经暂时失去了它。
以上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在那些单纯追求真理的人身上，也会发生在那些无畏与诚实地为人类和国家竭力服务的人生命之中。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已经明白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一直是一个谦卑地为人类服务的人，并且我为英帝国提供过不止一次这样的服务。在这里，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在我一生的工作中，我从未要求过个人的名声。我享受友谊带来的荣幸，就像我今天享受与林利思戈
爵士的友谊一样。这是一种超越官方联系的友谊。林利思戈爵士是否承认，我不知道，但是他与我之间确实存在着个人联系。他有一次还向他的女儿介绍我，她是一个很听话、讨人喜欢的女孩。他的女婿，即他的副官，也与我接触过。他爱马哈迪夫
远超过我和安娜女士，但他还是来找我。我一直很关心他们家的生活情况。我在这里随意地讲一些个人的往事片段，只是为了向你们证明我们之间的个人联系。然而我要在此声明，这种私人联系绝不会妨碍我与作为英帝国代表的林利思戈爵士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如果这是我命中注定的话。我将不得不以数百万民众的力量，以及以非暴力为指导的所有策略，来抵抗帝国的力量。对于我来说，与这位相交甚笃的总督进行对抗，无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多次相信我说的关于印度人民的话。我很喜欢反复讲述这段经历，因为这表明他对我的信任。我总是带着极大的骄傲与愉快谈起这件事。我提及它是为了证明当那个帝国失去对我的信任时，我仍希望能够对它诚实，而那位英国总督也知道这一点。
此外，关于查理·安德鲁斯的美好回忆也涌现在我心里。此时此刻，安德鲁斯的精神激励着我。他为我总结了英国文化最光辉的传统。我喜欢与他交往胜过与大多数印度人的交往。我欣赏他的自信。我们之间没有秘密，每天都彼此交心。无论他心里想什么，都会毫不犹豫或毫无保留地说出来。确实，他是古鲁德夫
的一个朋友，但是他总以敬畏之心看待古鲁德夫。他有着特殊的谦卑品格，我和他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很多年以前，他带着戈克利（Gokhale）的一封介绍函来找我。他和皮尔森是英国上等阶层的典范。
接着，我收到一封来自加尔各答市的热情洋溢的祝贺信。我把他视为忠诚于神灵的人，但他现在反对我。
在所有这些背景之下，我想向全世界宣告，尽管我可能已经失去西方世界许多朋友的尊重，并且我也必须低下头，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能为了他们的爱和友谊，而压制我内在本性激发出的良心之声。在我心里有些东西迫使我喊出自己的痛苦。我明白人性。我学过一些心理学，我知道那东西是什么。我不介意你如何描述它。我内心的声音告诉我：“你必须与整个世界对抗，即便你可能不得不孤军奋战。你必须勇敢地面对整个世界，即便这个世界会用它血红的眼睛盯着你。不要怕。相信那个存在于你内心的微弱声音，它说：‘即便抛弃朋友、妻子甚至所有，也要证明你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相信我，朋友们，我并不着急去死，我想活满寿限。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我的寿限是一百二十年。到那时，印度将会自由，世界将会自由。
我也告诉你们，我并不认为英国，或就该问题而言的美国，是自由的国家。他们自由地追逐自己的潮流，自由地奴役世界上不同的种族。今天的英国和美国是否在为这些种族的自由而斗争呢？如果没有，那就别要求我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你不能限制我的自由观念。英国与美国的老师、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伟大诗歌，并没有说不能拓宽对自由的阐释。而根据我对自由的阐释，我不得不说他们对那种自由是陌生的，尽管他们的老师与诗歌已经描述过。如果他们想了解真正的自由，那么应该来印度。他们不应带着骄傲或自大而来，而应带着真正热心追求真理的精神而来。这是印度过去二十二年一直经历着的基本事实。
从国大党成立之日起，它就不知不觉地在“非暴力”这个被认为是宪政方法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起来。掌握着印度国大党的达达拜
和费罗泽夏（Pherozeshah）变成了造反者。他们都热爱国大党，他们是它的主人。但他们首先是真正的仆人。他们从不支持暗杀、秘密行事诸如此类。我承认在我们国大党人中间有许多害群之马。但是我相信今天整个印度将一起投入一场非暴力的斗争。我相信是因为我天生信赖人内心良善的天性，它认识真理并会在危急时刻占上风，就像人的本能一样。但是即便我在这一点上被欺骗，也不会改变，不会退缩。国大党从一开始就已经将其政策建立在和平的手段上，包括司瓦拉吉及后来逐渐增加的非暴力运动。当达达拜走进英国国会时，萨尔兹伯里
讽刺他像个黑人，但英国人民击败了萨尔兹伯里，将达达拜选入了国会，印度陷入疯狂的快乐之中。然而，印度已经不再有这些事情了。
正是以这些事情为背景，我希望英国人及整个同盟国扪心自问，印度要求独立到底犯了什么罪？我要问，你们这样不信任有着这样背景、传统及半个世纪卓著成就的组织
，使用你们能够控制的所有手段，在全世界面前歪曲它的目的，这是正当的吗？你们通过欺骗与诱惑，加上外国媒体，加上美国总统，来嘲讽印度的斗争，这是正当的吗？全世界都齐声反对，并义愤填膺地抗议我们。他们说我们是错的，行动也是不合时宜的。我以前非常敬佩英国的外交活动，它使这个帝国能够维持这么久。现在，在我看来它散发着臭味，其他人却学习这种外交术，并把它付诸实践。通过这些方法，他们或许可以成功地使世界舆论暂时站在他们这一边，但印度必须说出与世界舆论相反的观点。
她会发出她的声音来抵抗所有组织化的宣传，我会发表演讲来反对它。即便所有的同盟国成员反对我，甚至所有的印度人抛弃我，我也会说：“你们错了。印度将采用非暴力从不情愿放弃的手中夺回她的自由。”我会继续前进，但不只是为了印度，而是为了整个世界。即便在获得自由之前我已死去，非暴力也不会结束。如果其他国家反对非暴力的印度获取自由，他们将受到致命打击。这种自由是印度屈膝恳求归还已久的债务。哪个债权人这样去找债务人要债呢？即便印度遇到这样愤怒的反对，她也会说：“我们不会用下三滥的手段，我们已经学会绅士风度，保证不使用暴力。”我是国大党“不让人难堪”政策的创造者，直到今天你会发现我还在讲这个原则。我认为它与我们的尊严是一致的。如果一个人抓住我的脖子，想把我淹死，难道我不应该马上为解救自己而抗争吗？今天我们的立场并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
今天也有国外媒体的代表在场。我想通过他们告诉全世界，同盟国时不时说它们需要印度，现在它们有机会宣布印度自由并展示它们的诚意。如果它们错过这次时机，将失去它们一生的机会，并且历史会记录，它们因没有及时履行对印度的义务而战败。我想要整个世界的祝福，这样我才能与它们成功地交往。我并不认为同盟国会突破它们的局限性，也并不奢望它们今天就接受非暴力与裁军。法西斯主义和我正在斗争的帝国主义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别。英国人是否从印度得到他们所有想要的呢？他们今天得到的是一个被束缚的印度。想想看，如果印度作为一个自由的同盟国成员加入战斗会有什么区别吧。这种自由，如果要来的话，必须今天到来。如果今天你们有权力帮助我们却不付诸实践，那么你们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你们能够使用权力帮助我们，那么随着自由度的增大，今天看似不可能的东西，明天将变为可能。什么可以使我们挽救这种状况呢？我应去哪里，我应该带领印度的四亿人民去哪里？若不是她已经触摸或感受到自由，这个巨大的群体怎么可能热烈地投入世界解放的事业中呢？如今他们再也无法感受到自由，他们的自由之神已经被窒息。如果我们想让他们的眼睛重放光芒，自由必须今天到来。
我已经对国大党发誓，国大党要么行动，要么死亡。
《我的非暴力》，1960年，第183—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