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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其实真正称得上百家争鸣的好时候也没有多少年头。春秋时期诸侯众多，每个国家的国力相对弱小，养士都有困难，到战国中后期，强国才有实力网罗人才，有了人才的聚拢，才有思想和学术的交锋和争鸣。稷下学宫的出现像是一个神话，据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谓争鸣，各自著书立说发表见解是一种方式，更多的情况是面对面的交流、讨论和争辩，那时候书写工具十分古老，书于竹帛十分麻烦，所以大量的议论和争论不可能都形诸笔墨，由此我们不妨猜想，孔孟的徒子徒孙和庄子的门生频繁过招，后人看到的文献只是反映那时争论情状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例如，儒门的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必然会受到庄门的反击，后生可畏，他们直接对儒家的祖师爷孔子鸣鼓而攻之，也许就抛出了《盗跖》《渔父》《列御寇》等篇什，顾不得自己的师父、师爷曾经如此敬重过孔子。
笔者如此揣测，是因为庄子一书的末篇《天下》篇，该篇乃是庄子的后学所为，对包括儒家在内的各家学说的评点是颇中肯的，故章太炎先生论诸子流别，首推此篇。我们也可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微型学术史概论，它评述了十二三位在学界很有影响力的前辈，即便有所批评，也口气雅驯。与此相反的是荀子的《非十二子》，一口气“喷”了十二位大人物，其中提及的墨翟、宋钘、田骈、慎到、惠施等和《庄子·天下》篇是重合的，不过荀子的批评显然要比《天下》篇严厉得多，因为他只有“非”而没有“是”，笔锋所向，横扫天下。可想而知，一定会激起各种反对的声浪。荀子倒是没有门户之见，他连子思和孟子都批评，所以批评道家和墨家等更不在话下。不过，由此一定会招来各家对儒学的反批评，有些就可能汇入了《庄子》的杂篇。要说也是，当初庄子一门对儒家的先辈是充满敬意的，称“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可谓褒扬有加，连两千年之后的章太炎也看不下去，认为《天下》篇在此处“不加批判”，有点说不过去。由此推想，不一定是庄子后学率先攻击和诋排儒学，他们可能是为了反击儒门对道家学说或其他学说的严厉批评，才创造了渔父和盗跖等彪悍的人物形象。
其时，人们对儒家善意的批评，就是指他们不合时宜，身在战国而奉行周礼，身在乱世而推行仁政。对儒家的人身攻击，那就是“伪巧”。《庄子》的外篇和杂篇是在一种相对自由的氛围中，对以上两种情绪和批评的综合反映，所以《庄子》中与孔子相关的内容实在不能看成类似《孟子》《荀子》一类的个人著述，它是一部反映战国中后期，庄子及其门生对儒学前后态度变化的文献。在其中，读者既能体悟到庄子对孔子的敬仰和所寄托的精神，也能窥见庄门后学对儒学的批判和嘲弄，当然更能领略到两千年前百家争鸣的宏大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