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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提及，学界一般认为，除了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其他诸篇可能是庄周的门生和后学所完成的。如果以内篇为标准，从文章的文风、体例、思想内容综合来看，外篇和杂篇确实不像是庄子本人所著。《庄子》一书究竟成于何时已不可考，不过，据《史记》记载，庄周“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即表明起码在汉代之前，《庄子》一书已经成形。庄周的学说在当时虽然有影响力，但是没有像其他几位子学大师那般领时代之风气，有一大帮弟子紧随其后帮衬。到了魏晋，世风陡转，玄学兴起，《庄子》大显，于是出现了多种注本，有司马彪的注本（五十二篇），有崔譔的注本（二十七篇），有向秀的注本（二十六篇），最后才有了郭象的定本（参见方勇《庄子学史》第一册）。说郭象的《庄子注》为定本，并非指其他的注本就此消失，起码在唐代还有学者能见到司马彪等的注本，但是后世的学者认为郭象的注本最为靠谱，所以在流传过程中，别的注本就逐渐湮没，只留下些许蛛丝马迹。
从司马迁所记的“十余万言”，到定本的不到七万字，从司马彪的五十二篇到三十三篇，郭象剔除其中的“妄窜奇说”，是下了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的，不过这内篇、外篇和杂篇分野的保留，还是露出了“妄窜奇说”的端倪。
唐人成玄英在给《庄子》一书作疏时认为：“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这种说法其实是有些勉强的，因为在《庄子》的各篇中，虽有说理和说事的多寡之分，但是基本上每一篇都是既说事又说理的，所以成玄英接着不得不补充道：“内篇虽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虽明事迹，甚有妙理。”
笔者认为，从这内篇、外篇和杂篇的区分，能见出道家在其流播和发展过程中对儒学整体态度的阶段性变化，亦可说孔子的形象在庄门那里是渐变的。即在庄子自身所处的年代，儒学气象颇宏阔，趋从者众。所以，庄子借重孔子要多于老子，并没有把其作为对立面来批判。随着战国后期纷争形势的加剧，儒学宣扬仁义四处碰壁，撞南墙而不知回头，这就给批评儒学的人留下了靶子。庄子的后学们于是在外篇中推崇老子的无为，批评仁义的不合时宜，由此老子不断现身，并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孔子指点迷津。到了《庄子》的杂篇，情形又有不同，大概儒道之争越发激烈，所以在《盗跖》《渔父》《列御寇》诸篇中，道家直指孔子的伪善。如盗跖面斥孔子：“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又说：“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列御寇》则通过鲁哀公和颜阖的对话，把孔子描绘成巧言令色、讲空话大话、不能干实事的巧伪之人。至于《渔父》篇，基本是从头挖苦到尾。
总之，猛烈而尖刻的、某种意义上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文章均集中在《庄子》的杂篇，不能不令人起疑，所以尽管郭象下了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后人还是觉得，这杂篇中的许多篇章是有问题的。如宋人苏东坡认为，杂篇中的《盗跖》《渔父》《让王》《说剑》显然不是庄子所作，因为内容倾向上跟内篇完全不同，内篇是助孔的，而《盗跖》《渔父》则是诋孔的。至于《让王》和《说剑》则“浅陋不入于道”，也不像是庄子作品。还有一些篇什是将别处的作品，如列子中的作品混入《庄子》的。这样一来，苏轼几乎否定了一半以上的杂篇。
其实，郭象不至于不清楚杂篇的内容和内篇相抵触，或者《庄子》中各篇非一人手笔。任何人只要读过《庄子》末尾的《天下》篇，就清楚此篇非庄周所著，而是庄子的后学对此前那个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的概括性梳理。郭象在编撰《庄子》一书时，可能只是将内容重复的，或者过分粗糙的文字删去，他一心想弘扬庄子的学说，并非想对庄子和非庄子作出区分。毕竟几百年过去，先秦的“古文”几经转抄，成为汉代以后的“今文”，没有人具备某种特殊技能和相应的自信，可以将庄周本人和他的弟子的文本严格区分开来，郭象亦然。只要认可《庄子》一书中的一些篇什为后学所著，那么就无所谓“伪作”，只能说先贤和后学的时代背景不一样，观念有了变化。
不过，由内篇的所谓“助孔”到外篇的批评儒学的仁义观念不合时宜，再到直刺孔子，这里应该有个时间跨度，在这段时间里儒道之间应该是有过许多思想交锋的，只是当大量的历史文献消失，历史语境无法还原时，后人读《庄子》全文，会有许多困惑和不解。即当我们将不同时期的文献作为同一时代的作品来读解，将历史过程扁平化，就会产生错误的印象：从外篇的温和的批评，到杂篇的严厉尖刺和无端攻击，只在一念之间，或者《庄子》的文章前后矛盾，其中必有蹊跷，必有伪作，再或者演绎出庄子学中孔子的几副面孔，等等。其实，我们如果想象：《庄子》一书是在庄周本人去世后的几十年间由其门生和后学逐渐添加、汇编而成，而后学在与儒家的辩驳中，互相抬高嗓门，于是就有了外篇，继而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又有了杂篇。一切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