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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者认为外篇和杂篇可能是庄子的门生和后学陆续撰写，之所以如此判定，有各方面的理由：有的是从文风来推测，有的是从文章中所提及的事件来判定，也有的从思想内容着眼，认为外篇和杂篇中的一些说法与内篇相抵牾和扞格。其实从这些文章所“引述”的孔子的言论和对话中，也能见出分野。在内篇中，孔子基本是一位圆满的智者、有德者，对各种事务应对自如，进退之分寸把握得恰如其分。在外篇中，情形就不太一样，孔子的形象明显褪色，地位也下降。对世事显得不怎么有把握。特别是他与老子相见时，自信心也略显不足，基本上只有聆听后者的教诲和指点的份儿。老子问他学道如何，孔子称学了十二年，仍未得道。这情形有点悲催，当然，从活到老学到老这个角度讲，人人都在路上，这也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在杂篇中，情况更为不妙，孔子成为被揶揄和挖苦的对象，不仅书生气十足，而且还有点伪善，与内篇七篇中的孔子形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故苏轼认定《盗跖》《渔父》等篇为伪作。
这里先说说外篇。外篇中有《天地》《天道》和《天运》，均为高屋建瓴之作，起调就上了概念的天花板，由天地之广大、天道之运行说起，有后来者居上的气派。所以说外篇是庄子门生或后学所著，不无道理，抽象的道理是要后人前赴后继、步步推进的，虽然庄子很厉害，但是弟子们毕竟是站在大师的肩膀上，且其中应该有青出于蓝者。
在《天地》篇中，孔子弟子子贡见到一丈人抱瓮取水灌溉菜圃，颇劳累，于是好意提议用机械灌溉，可“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不料子贡却反被丈人批评以机巧之心取代淳朴的心性，丈人同时批评了孔门弟子，认为他们是一伙以博学自夸而获取声名的人。这算是比较严重的批评了。怎么由子贡的善意建议一下子就跳跃到对孔门的批判呢？不过，如果将其看作道家对于儒家观念的批评，而不是一个菜农对于子贡的指责，这就比较好理解。
那么，孔子或儒家是以什么博得名声的呢？是以机巧之心吗？好像也不是，其实儒家的声名就源于周游列国，提倡仁义。在这方面，孟子算是一个典型，他四处游说，劝说君王施行仁政，但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徒有虚名，这大概给庄子及其门生留下了把柄。也因此在《天道》篇中，老子在与孔子对话时，直接批判了仁义。孔子认为“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子则认为，兼爱有点迂腐，无私实际就是偏私。进一步，老子说道：“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一切均自然运行，在此之上硬要再去揭示什么仁义，那就是乱人之性情。
同样的意思，在《天运》篇中大致重复了一遍。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结果又被老聃一通批驳：“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意思是糠麸眯眼，蚊虫扰睡，仁义乱心，而且是最大的祸乱。批评的焦点还是落在“仁义”两字上，这是道家对儒家的总体性批评，此情形在内篇中是未曾有过的。这不仅表明道家的基本思想不同于儒家，而且也明确了儒家的核心观念可以概括为仁义。这仁义虽然是儒家独产，但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追溯起来，儒家的话语往往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路承继过来，于是文章又从三皇五帝说起，描述了一条治国的路径，黄帝如何，尧如何，舜如何，大禹又如何，等等。尽管观念上层层推进，治理上层层加码，但是在道家看来，总体上是越治理越差，可谓每况愈下。原本道家提倡无为而治，所以从上古一直数下来，也是符合道家学说的逻辑。今人一提起无政府主义者，往往会联想到法国的或俄国的谁谁谁，其实这个世界上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是中国的道家。
按理，在道家的词典里是没有与时俱进概念的，因为在道家看来，那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是最为和谐的时代，所以远古时期最好。当人们从外部干预社会，强加各种理念于社会管理之上，哪怕是天皇老子，哪怕是圣人再世，也行不通。所以“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这越治越乱的原因是人类的智慧往往违背天理，即“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睽：违）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憯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蛎虿和鲜规是指毒虫和小动物），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正因为三皇之知不仅违背天地日月的运行，而且还有毒性，而他们偏偏还要以圣人自居，这就显得十分可耻了。难怪道家的思路是弃圣绝智，反对机巧之心，甚至要回到三皇五帝之前的蒙昧时期。
但是不讲与时俱进，不等于没有顺势而为，道家认为孔子和儒家倡导周礼，是不合时宜的做法，礼义法度者，是应时而变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果还要返回到以前，去行周公之礼，就像让猿猴着周公的衣服那样可笑。这里说道家顺势而为，不够准确，道家的意思其实是顺势而不为，“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因为人为的一切都是破坏自然状态的，所以儒家的有所作为不仅是徒劳，而且是违背天理的。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自然呢？在道家那里，“自然”似乎是一个终极概念，因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只是在老庄哲学中，我们无法追问什么是自然，自然是最原初的存在，也是逻辑的尽头，“自然”而然也罢，顺其“自然”也罢，都暗含着一种原始的或永久的秩序，但是谁也无法溯时间而上，到达那个自然的源头，所以自然因其不可捉摸而有着统摄一切的神秘性，这一神秘性又由“道”来概括，神秘之上加莫测。如此一来，儒学中的任何说法和概念都无法与其匹敌。因为儒学中的概念，都是比较具体的、可以践行的，比如“仁义”中的“仁”，大抵是“仁者爱人”，或者“克己复礼为仁”云云，因为仁或义，无论怎么界定，都着眼于人的行为（至多包括相应的思想观念），既然是人的行动，就有可能会出错，所谓动辄得咎。而庄子这边的一些概念，不管是承老子而来还是自创，高蹈虚空为多，因此打起嘴炮来，道家比儒家要灵敏得多。
当然，道家对儒家的批判也不完全是口舌之争，而是通过对仁义的批驳，道家宣扬自身的理念和价值观，因此在外篇中，老聃出场的机会就比在内篇中多得多，发表的见解也更加完整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