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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庄子心目中的孔子，其时孔子的形象尚未定于一尊，是有点儿驳杂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孔子于庄子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为在《庄子》这本书中，提及孔子的地方非常之多，且在篇幅和字数上也超过了老子。
一般认为，《庄子》一书三十三篇，不全是庄子所作，其中的内篇为庄子真传，这一点在学界基本没有异议。以内篇七篇为例，庄子提及了许多上古人物和先贤，如尧、舜、许由、商汤、伯夷、叔齐、老聃、孔子……这些人物在庄子笔下“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个个都逍遥，实际上这也是庄子的逍遥游，即游走于历史长河之中，笑谈于先贤群英之间。但是其中，孔子占的篇幅最多。光在内篇七篇中，涉及孔子的就有四篇，一些篇章如《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等，都大段“引用”孔子和他学生的对话，展现了夫子对弟子和后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风范。这些似都表明在庄子时代，孔子思想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之大。其时孔子过世百多年，尚没有什么官方加封的吓人头衔，而那时的所谓官方，周天子自身也摇摇欲坠，即便加封也无人理会。至于那个“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由此可以判定，孔子的思想学说在民间士人群体那里已有广泛影响，成为谈资，成为不可忽略、难以绕过的思想高地。
前文之所以在“引用”上打引号，是因为《庄子》中许多的孔子言论并非孔子所说，乃庄子所杜撰。庄子的文体有“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之说，说的是他的表述中有大量的寓言和名人名言。那些寓言灵动而诙谐，是庄子“齐物”或“鱼之乐”智慧的结晶，而那些名人名言（即重言）是庄子假借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之口，说出他自己深邃的思考和惊世骇俗的见解，这也可以看成庄子说理的一种修辞方式。或可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在庄子那里已经有了端倪。
不管人们有没有细读庄子，这位先哲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就是逍遥自得，这倒不全是《逍遥游》居全书的首篇，或在各种教材选本中赫然在目的缘故，而是千百年来，“逍遥”似乎就是庄子的别名，我甚至有种错觉，在词源上该先有庄子才有逍遥之谓。台湾学者傅佩荣的庄子研究著作的名字就是“逍遥之乐”。
不过读了《人间世》《德充符》等篇章后，我们会诧异，这难道是写《逍遥游》的同一个庄子？《逍遥游》气势磅礴，居高临下，远离人间烟火；而《人间世》则一上来就是孔子和颜回的对答，讨论的是一些十分世俗而功利的话题，即如何侍奉或应对人君。颜回欲去卫国辅佐国君，征求老师的意见。在师徒间周详而设身处地的对话中，读者可以见出孔子洞察人事的绵密思虑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实际上是孔子在教导颜回如何处理复杂而不确定的君臣关系。接下来，叶公子高将出使齐国，求教于孔子，又是一段类似的对话，既有天地之命又有君臣之义等。一个老到的、富有政治智慧的孔子形象跃然于笔下。
前文已经说过，学界鲜有人怀疑内篇不是庄子本人所撰写，我想的是，《逍遥游》和《人间世》，一在九万里之上鸟瞰，一在人间世忙碌，分别是庄子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所撰写？虽然《逍遥游》的篇目在《庄子》全书之首，但是在写作上可能晚于《人间世》，因为前者的境界和豁达不是天生的，源自在人间世历练后的彻底醒悟。但是反过来说也通，即《逍遥游》是写于早年，那时庄子年轻，想象力丰富，气盛而言殊，到了晚年，既受孔子影响，又被现实生活经验侵蚀了奇瑰的想象力，所以只能在人间世打滚。
接下来的《德充符》应该是与《人间世》同一个年代所撰，虽然在《德充符》一文中，展现了孔子的另一种风范，但是这正是儒家仁义的风范。在此文中一连出现了几位兀者和面目丑陋的人，所谓兀者即断一足之人，这些形体上有缺陷或者不完美之人，却有着常人所不能企及的德行。第一位是鲁国的王骀，据说“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即王骀门下的学生与孔子一样多，似乎整个鲁国的有志青年，一半跟了孔子，另一半拜入他的门下。王骀的授徒方式也有些特殊，“立不教，坐不议”，但是每个学生都能“虚而往，实而归”，也就是说王骀能以超于言语之外的教学方式让每个学生都有切实的收获。这情形是有点蹊跷的，像佛祖拈花迦叶微笑那般神奇，其时佛教并未传入中华，不过从后来儒释道三家合一可以看出，当初应该是有那么一些端倪的。孔子的学生将此情形告诉孔子时，孔子的反应是“夫子，圣人也……丘将以为师”。因为王骀做到了“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按一些学者的解释，指他能处于无所凭借的境地而不受外物变迁之影响，主宰事物的变化而执守事物的枢纽。
除了王骀，还有几位兀者，如申屠嘉、叔山无趾等，在德行方面各有出色的表现。他们都是内心光明磊落而处事淡定、大度从容、不卑不亢之人，均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和称颂。这里，我们可以追问的是：庄子为何将德行和身体残缺的人联系起来？另外，又为什么要假借孔子之口，说出这些道理？在庄子那里，内心的修为和外在的形体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事情，庄子之所以在通篇之中拈出的都是形体残缺和面目丑陋之人，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显然，在庄子的价值观中，内心生活的重要性大于外在的形体之美。立身之根本，不在于外在形体，而在于内在的修行（偶尔我会联想到庄子本人的相貌如何，有没有引起过他人非议）。
其实，哲学思考的第一个飞跃，就是将有形的世界与无形的道（或者说逻各斯）分离开来，或者说从世界的表象中探究事物的内在本质，并从感性中升华出某些人们称之为理性的东西。人们情感上倾向或喜欢貌美之人，但是外形的美丽并不一定可靠，所以庄子干脆矫枉过正，虚构了三四个兀者和貌丑之人，并让他们分别对话于孔子、老子、郑国的大夫子产和鲁国的国君等，以表明他们的高尚，这高尚是境界上的高尚，而非社会地位和身份上的高贵。
庄子通过孔子说出这些道理，是为了赋予这些说法以权威性。在道家那里，内在的道和外在的形不在一个层面上，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所谓“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等，都是对此的说明。但是一般人不见得这么认为，所以要借助孔子之口借以推广，由此也可以推断，其时孔子在士这个阶层包括年轻的学子那里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非同小可。而且孔子在《德充符》中显得特别谦逊和低调，善于检讨自身，不以有德者自居。自然，庄子写作《德充符》并非为了塑造孔子形象，他只是觉得这一番大道理只有由孔子来说出，才够分量。由此，读者领略到的孔子是一位谨慎谦虚、胸怀宽广、善于学习他人长处之人。这一形象也延续到了《大宗师》中。
《大宗师》的篇名是有点惊悚的，让人以为是武林高手或者黑道老大要出场，结果并无这类人物。大宗师既可以看作某位世外高人，似乎也可以看作一种行为。如在陈鼓应看来，所谓大宗师，就是“宗大道为师”，或者师法大道的意思。这回孔子出场，面对的是一群不拘社会礼俗的人。朋友死了，他们却对着尸体弹曲唱歌；母亲仙逝，脸上哭泣，心中无悲戚，所谓“居丧不哀”。孔子的学生不解，就跑来问老师，孔子则称那是一群方外之人，不能以常人的礼俗来要求他们，于是又讲出“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的一番道理来（即在某些得道之人那里没有生与死的严格区分，故他们能坦然面对生死，顺其自然）。此篇中最有趣的是当颜回说出自己进入“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坐忘”境界时，孔子表示要追随颜回。所以这篇里的大宗师，也许就是颜回。
读者会发现，在内篇中，所有复杂一点的道理都让孔子来开口，孔子似乎是说理者的化身，他能对许多不同的事物和现象作出精辟的阐释，并能窥见最高最根本的大道理。按理在文本中，孔子就是庄子的代言人，不过有时孔子又像是庄子的一位对话人，文章思路的推进有时需要借助这么一位对话者。这情形有点像柏拉图的对话录，在对话中，思想的火花迸发激荡，真可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