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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在《显学》篇中称：“世之显学，儒、墨也。”仿佛在他那个时代，老学很寂寞，其实不然。韩非接下来是要严厉批评儒家和墨家，才故意那么说，他在《五蠹》篇中说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就是分别针对儒、墨两家的。再说以儒墨为显学，并不表明老子的学说没有影响力。别的不说，从他著《解老》《喻老》篇，可见那时人们对老子学说的向往。倘若如某些研究者所言，《解老》《喻老》为他人所著，但是韩非在其他的文章中，也数次提及老子，从如数家珍的口气看，韩非对老子颇仰慕。另外，秦朝覆灭后，汉初就大兴黄老之术，这也表明其时老学的传播不仅强劲，且早就有其历史和社会基础。
韩非是法家，老学后归入道家，前者殚精竭虑于法术，后者逍遥自在于化外，道不同，韩非服膺老子似乎有点扞格。但是细究起来，法家与老学有隐秘的内在联系。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韩非的基本思路是君王不仁，以万民为草芥，或者说以万民为工具。当然，老子学说言约旨远，玄之又玄。后学见仁见智，各有偏好，各有所取。故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将老学分为五派，分别为哲理派、厌世派、纵乐派、神秘派、权谋派。梁启超认为，其中哲理一派最为正宗，由“庄、列传之，大盛于魏、晋间”；厌世一派，乃“凡游心空理者，必厌离世界。楚狂、沮、溺之徒，皆汲老学之流也。后世《逸民传》中人，皆属此派”；纵乐一派，则“杨朱传之，数千年来，日盛一日”；神秘一派，“谷神玄牝，流沙化胡，盖必有所授焉。后衍为神仙方术家言，盛于秦、汉。复为符箓丹鼎之学，盛于汉末、三国、六朝”；至于权谋一派，梁启超如此评价道：“老学最毒天下者，权谋之言也。将以愚民，非以明民，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此为老学入世之本。故纵横家言，实出于是，而法家末流，亦利用此术。《韩非子》有《解老》等篇。史公以老、韩合传，最得真相。”
《道德经》并非权谋之书，但是其中确有不少权谋之言。除了以上梁启超提及的“将以愚民，非以明民”等，章太炎还特别点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二语是法家之根本，唯韩非能解老、喻老，故成其为法家矣。经过历史的发酵、纵横家的操弄和扩充，到韩非手里，老学中的某些权术似融合渗透到法家的精髓之中。故司马迁作《老庄申韩列传》，把老子、庄子和法家的申不害、韩非合在一起，四人共传。然而太史公可能更着意于这位韩公子，在此列传中，韩非一人所占的篇幅要超过前三者的总和。原因是其中几乎引录了韩非的《说难》篇全文。以太史公出神入化之叙事本领和概括能力，何用照抄原文？当然，实在精彩之文则另当别论，例如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几乎整篇抄录《过秦论》，那是因为贾生的崇议宏论太过出色，足以传世。而韩非可选之文颇多，如《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等，篇篇精彩，《史记》因何独中意此文？其实这是表现太史公惋惜其才华的一种反讽。意思是韩非明明知道进言之难，知道伴君如伴虎，知道揣摩君主心理，最后仍然以言获罪，死于狱中。所以太史公最后说道：“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说难》，以今天的眼光看，多少涉及传播心理学。文章探讨游说之术，即如何进言人主而获得成功。韩非认为游说的关键在于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即“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接下来，韩非分析了以下几种情况：有的人主沽名钓誉，有的则追求厚利，有的表面上追求名誉，实际上渴望厚利。所以作为说客，千万不要混淆不同对象哦！否则不但不能收效，还往往被扫地出门。即“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再接着，还有更隐秘的手法，如果人主想炫耀自己的智慧，说客不仅要顺着他的思路帮其出主意，还要佯装自己很无知的样子，以凸显人主的智慧，即“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
当然，在以上的种种的权术都施展之后，决不能忘记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不能冒犯君主，不能触动他的逆鳞，否则必定招来杀身之祸。“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或可说《说难》是游说者的必备手册、入门指南。整篇文章都在传授游说技巧和注意事项，但是即便如此，韩非仍然死于非命。由此可以认为，太史公把《说难》整篇纳入到《史记》中，并非因为此文是韩非所有文章中最为灿烂耀眼的一篇，而是该文恰恰是此类人命运的写照——尽管才华绝伦如韩非者，亦不能自脱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