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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仁学》既是一部学术著述，也是一份政治宣言。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谭嗣同以孔子所倡导的“仁”为立论的基点，将儒家的这一政治伦理发展成为世界的本原，提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而同时又将当时西方的物理学概念“以太”纳入进来，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而以太则是“通之具”（即物质和器具）。这样看来，谭嗣同似乎是位二元论者。另外，这“仁学”不仅打通心和物，而且范围几无所不包：“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
由于谭嗣同的仁学过于博大庞杂，所以当初章太炎称“余怪其杂糅，不甚许也”。然而，《仁学》尽管内容驳杂，但是目标清晰，那就是倡导平等。既然“仁以通为第一义”，那么什么是“通”呢？作者说道，“通之象为平等”（即通表现为平等），又说，“通则必尊灵魂，平等则体魄可为灵魂”。在谭嗣同《仁学界说二十七界》短文中，有近二十处提及平等。可见作者从儒家伦理出发，融合了古今中外各种学说和科技成果，最后还是回到了现代政治伦理之上，真可谓大仁大义！因此倡导平等可以作为谭嗣同《仁学》的政治宣言看。
从其仁学理念出发，谭嗣同要冲决一切网罗，即专制制度的网罗及与此相应的旧思想旧文化和纲常伦理的网罗。作者将荀学作为“二千年来之学”的代表，不得不说有某种偶然性。因为其时，一千多年来不温不火的荀学突然走红。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两大师，唐以前率皆并称。至宋儒，将《孟子》提升为经，而《荀子》以‘异端’见斥。其书黤昧了七八百年了。乾隆间汪容甫著《荀卿子通论》《荀卿子年表》，于是荀子书复活，渐成为清代显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就是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荀子的影响力寥寥，只是到了清中期之后学界才重视荀学。据梁启超统计，《荀子》旧注只有唐代杨倞一家，但是自汪容甫（即汪中）以来，“计对于此书下工夫整理的凡十五家”。而谭嗣同等正处于荀学复活的包围之中，连同时代人章太炎居然也称“时余所操儒术，以孙卿为宗”，可见荀学上升的势头，即所形成的某种氛围。
所以，谭嗣同冲决一切网罗，首当其冲的是荀学，其批判的根本点落在“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曰‘法后王，尊君统’以倾孔学也”。除了冒名，接着又认为荀子篡改了孔子思想：“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勤矣。岂谓为荀学者乃尽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这最后两句话的所指十分明确：一是建立秦制，二是汉武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这为何是荀学的罪过？任何一种思想或学说成为大一统思想，不是思想本身的罪过，而是某种体制凝固的产物，是体制、权谋以及共同形成的大势头所致。或可说在漫漫长路中，大部分时段是制度决定理念、生产理念，而不是理念倒过来决定制度、生产制度。只有在某些紧要关口和历史的歧路，才可能是关键人物的理念决定了历史的新走向。
另外，平心而论，无论从前文提及的杨倞的《荀子序》看，还是梁启超所言，荀学直到清代才成为显学，“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难以成立。倘若谭嗣同活在清代前期，断不能得出上述结论。故而在民初，梁启超发现了自己的偏颇，也逐渐转变了学术立场，对荀子的思想和学说有了相对公允和中肯的评价，并认为是荀子扩充和发展了儒学。（其实，当初批判荀学并非谭嗣同一人主张。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也共同参与了这场“绌荀申孟”的讨伐。谭嗣同在写作《仁学》的一两年间，也与梁启超相与往还，商讨切磋。）
梁启超在后来的讲学中，对荀子益发肯定，并认荀子为儒家知识论的代表。他评价道，在战国末年，由于儒家和道家的流弊日深，“荀卿这派，不得不出头提倡改革了”。又说：荀子的“《解蔽》《正名》诸篇，所讨论都是知识的问题。譬如论理的凭借是什么，知识的来源是什么，这类问题，孔孟时所不注重，到了荀子，就不能不注重了。这是荀子受墨家的影响，而创为儒家的知识论”。当然最有意思的是，梁启超还把《荀子》诸篇作为读书示例，引导年轻学子精读古代的若干典籍，并以《解蔽》的句读为具体范例。
荀子出生晚于孟子大约六十年，如果在专制的环境中，六十年可能只等于一日，然而在百家争鸣的氛围中，情形就不一样了，何况荀子又是处于各种思想交锋中心的稷下学宫，其学术视野和所涉猎的知识范围自然比孟子更为宽广，这也是近代以来《荀子》颇受学界关注的根本原因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