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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汉初，孟子和荀子是并驾齐驱的儒门巨子，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孟子和荀子在儒学中的地位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这里既有“汉氏亦尝立博士，传习不绝，故今之君子多好其书”的因素，也有韩愈、二程和朱熹等大力标举的缘故，据说到了元代，孟子就有了亚圣的地位。
孟子的学说纯正而有理想色彩，荀子的学说广博谨严而绵密推进，各有所长，但是儒学后人更青睐孟子。在人格和气质上，孟子更接近孔子。孟子重道，荀子则偏于“术”。孟子有孔子“君子不器”的气概，始终高举仁义大旗，在人格上更加纯粹。所以，韩愈对比道，“孟氏醇乎醇者也”，荀子则“大醇而小疵”，并且进一步夸张地说道：“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又说：“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大意是指穿外族的衣服，说外邦的语言）。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到了宋代，程颐更是依据倡导性善还是性恶下判读，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而荀子“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朱熹《孟子序说》）
或可说，荀子更像是治世之能臣，套用现在的概念，是一位有才干的“有机知识分子”，有一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念。从对待春秋五霸的态度上，也能见出端倪。刘向称：“孟子、孙卿、董先生（董仲舒）皆小五伯，以为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这里刘向的述说有部分偏差。孟子确实严厉地批评过五霸，顺带还批评了各路诸侯，认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告子章句下》）。但是荀子对五霸的态度就比较复杂。他手头有两把尺子：一把是道义的尺子，认为五霸是以诈取胜，假仁假义，乃“小人之杰也”；另一把尺子则是成功学的尺子，成王败寇的尺子，认为像齐桓公这样的成功者有“天下之大节”“天下之大智”“天下之大决”的大本领。所以荀子说的“仲尼之门，五尺之童子言羞称五伯”是不包括自己的，因为荀子自己并不讳言五霸，在《王霸》等诸篇中，还屡屡提及五霸。严格意义上讲，这第一把尺子不是荀子的尺子，只是因为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都人手一把，荀子也不得不依从一众舆论，拿来一用。这第二把尺子也不是荀子独有，例如，荀子所不齿的苏秦、张仪其实也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如果说荀子有什么独到之处，那就是既讲王道，也讲霸道，倘若让荀子当国，十有八九他一方面仰慕王道，另一边践行霸道。在荀子的概念中，霸道是王道之后的第二选项，行霸道也要讲信用，不等于厚黑学。
但是后来的情形是，王霸并用的局面从来就没出现过，在两千年专制集权的制度下，倒是逐步形成了阳儒阴法或儒外法内的统治格局，即统治者口头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和他们实际上的作为，如盘剥和镇压治下百姓，互为表里。所以，很能理解谭嗣同将此种情形追溯到荀子，并把荀学作为批判的靶子，且称之为“乡愿”，即道德上的伪善和欺骗。二十年以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道：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在字缝间都有着“吃人”两字。这可以看成这一批判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