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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低估这份快乐、这种新的神性，以及赋予诗的几近神秘的角色。即使以《变化无常的诗》写于22世纪为由，也无法否认它至少已经预感到了尼采对元素力量的认同以及对酒神的皈依，这一皈依使得含义和价值的偏移成为“真正的生活”的空间。
但反过来，我们也不要急于认为，在1615年左右这一大胆的思想就已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观念。无论智力上的放纵在自我掩饰方面拥有何等技巧，这也只不过是某些地位显赫的智者的状况，它难道不更倾向于主张理性并领会自然规律，而不是那些仍然流于宗教范畴的对上帝的否定？一个叫瓦尼尼
的人，在迪朗之后的几个月同样被处死；作为布鲁诺的接班人，他也许达到了直觉上的相同广度。而在那些自称为诗人的人中间呢？诚然，在那些年不计其数的韵律中，幻想的纠缠无处不在。但很多时候，对一个极其冷漠的情妇来说，“一切会过去的想法”通常只会轻易导致“活在当下”
的念头。即使是泰奥菲勒·德·维奥
——人们无法原谅他关于艾蒂安·迪朗之死的卑劣的十四行诗，他只想玩弄诡计——也只是以这样平庸的方式成为“美妙的思想”。而变化的直觉比瞬间的享乐主义更加深刻，多数时候人们并无更大的勇气对其加以言说。在那个反宗教改革的时代，上帝无所不在。与《沉思录》同一时期，拉塞佩德（La Cépède）、沙西涅
、拉扎尔·德·塞尔夫
创作并发表作品，更不用说奥比涅
：他们仅仅消极地思考非持久性，比如必须战胜的混乱，期待罗马的巴洛克响起一声雷鸣。而在那些很少拥有信仰或很少笃信宗教的地方，是意志在起作用，正如高乃依很快就证实的那样。
事实上，在诗人中，唯一可能影响迪朗思想的激进主义者，就是马莱伯
，后者意识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能指优先现象；但在其别的逻辑中，只有稳定形式的吸引力更好地显现并占据上风。马莱伯确认，尽管词语在事物层面上没有一点可靠性，也没有什么能使言语提防变化，词语却能够听令于国王的权力，变得明确而恒定，国王制定价值观，指定道路，选取并强行规定生活方式。这位主管者的身份从君主那里窃取而来，它从总体上监督君主，由此提出更正、清理并修剪语言，好比修葺一座法式花园，最终从一整个世纪的言语场中赶走真正的本质。这项工作同样存在于绘画之中，因为它的监督针对的是可见与可想象之物。但由于这幅画缺乏生命力，迪赛诺冒着沦为寓意画的风险，再次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