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乍一看，艾蒂安·迪朗的《沉思录》（ Méditations ）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也没有什么能重振自宗教战争结束以来诗歌所缺乏的活力，那场战争同样使七星诗社的梦想破灭。在1600—1610年间，沙龙迅速增多，娱乐趣味、文字游戏、附庸风雅优先于形而上学的志向和敢于思辨的勇气——而这不正是此书所呈现的东西吗？人们很容易察觉书中那些精雕细琢的讽刺、内容贫乏的夸张以及流于表面的主题，后者看上去既没有新意，也毫无希望：诗人爱得狂热，他的情妇却显得冷淡，她表示拒绝，他本应放弃，但他仍执着追求。的确，这份执着具有某种奇特之处，迪朗自己也对此感到诧异，他几乎从中发现一个错误，他似乎在努力确定这个错误的性质。但是，当这些诗歌以如此枯燥乏味的方式提出该问题时，我们为何还要把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放在心上？然而，正当人们想要放弃阅读时，他们却被拉了回来，仿佛迄今为止看起来不过是翻版的事物、一些空洞的符号，变得更加密集，形成一个场所，由此不断变得空虚。人们预感到，文字的空洞本身就是意识产生的对象，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自相矛盾地成为一种尚不确定却寻求深化的经验的充实。
有什么发现足以解释这种趣味的复苏呢？首先，正如心理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这位女士的强硬态度——“比磐石还坚硬，比地狱更凶猛”——并非一种性格特征；这位女士自身也不是我们世界的存在，她甚至在小说或戏剧里发生了变异：在戴利娅
的子孙后代中，她应被置于一个由“漂亮的眼睛”和“波浪形”头发来模糊呈现的人类形象与一个即使不算神圣也是超验性的在场或不在场的中间。在此书第一首优美的诗作《不在场之诗》（
Stances à l’Absence
）中，迪朗直截了当地向冥界发难：他说，同那些罪恶的灵魂因被上帝放弃而感受到的痛苦相比，他们的罪恶不值一提；又因为他告诉我们，他自己承受的正是这种缺失带来的痛苦，故而他所爱之人配得上那些最高尚的比喻。此外，她被称作乌拉尼亚，作为司掌天文和几何的缪斯女神，这使她与浩瀚宇宙空间里的上帝的数字联结在一起——那个空间远在我们地球之所的上方——即使她的信徒注定要忍受更大的忧郁。《沉思录》中的乌拉尼亚并不是一个缺乏普通欲望的真实女性，这只会使她更强烈地出现在同样需要她的言语之中，她象征着一种更难定位又更为广大的不在场。这种不在场可能会掏空并清除尘世经验中的一切形象，进而对一切词语和一切言语产生影响。这实际上令人深思。从修辞层面上讲，诗歌的“空虚”绝非单纯的写作平庸，而是一种直觉；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对现实乃至对上帝的批判，这一批判也许在迪朗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在矫揉造作的夸张手法和陈词滥调中开始，随着焦虑的蔓延，它逐渐变得更有意义。
我相信人们可以证明——根据种种迹象，但我不会强调这些迹象——迪朗最初进行诗性思考时所谈及的，正是从符号中隐退的存在，是对那些被认为以知识或爱情为保障的虚幻对象的发现，是当他看到这一发现、这种对世界秩序的破坏一直延伸到上帝本身时产生的思想混乱。《沉思录》是对诗的一种侵袭，这种诗最初可能仅仅表现为一个简单的游戏，基于一些平淡无奇的目的，通过对表象和价值的质疑，它们在那场由马基雅维利或蒙田推动的巨大危机中幸存下来。而在这方面，这部作品不是一本简单的小书，它不是在一个更伟大艺术的废墟上迅速繁殖的杂草，而是标志着直到昨天还认同象征网络之信仰的更大衰退，这个网络长久以来一直在宣扬绝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