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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被压抑的欲望深处，在符号与意义间斗争的背景下，人们应当赞赏自晚期的贝利尼、乔尔乔内以及提香的“诗画”以来伟大的威尼斯画家们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委罗内塞。与那些抽搐变形的形象、有时含混不清的模糊性以及介于强烈的精神性与体现矫饰主义的肉体之间的艰苦斗争所不同的是，无论是在佛罗伦萨，在布龙齐诺的作品中，在佛兰德斯
，还是在枫丹白露或布拉格的宫廷里，最优美的威尼斯绘画给我们的印象，即使在宗教主题中，当然也包括在神话故事中——由它们加速传播——是一种柔和的肉欲，是在这个世界上完美而简单的真实在场，似乎基督教的禁忌并未给它带来困扰。或许在委罗内塞的作品里，人们最能察觉这种忧郁的背景，有时它很轻微，但自从西方文明在古希腊做出最初的重大抉择以来，这种忧郁就没有停止过。在古代文化中，对感官并无任何指责——只是不赞成过度——感性真实没有因一种思维的习惯而疏远精神，这种思维喜欢制定法则、指明形式、抵达普遍性。比如，提升至理念沉思的柏拉图式欲望，使哲学家和艺术家都无法从原初而即时的真实之中获得快乐，尽管这一真实富于世界的气息、声音和味道。而忧郁在此诞生，很快就在卡利马库斯
的诗歌里得到令人赞叹的表达；或在舍弃中的保留，使米洛的维纳斯的身体变得高贵。美丽的外形、和谐的比例由此成为——如同一种表现方式——西方最初之忧郁的原因，这种忧郁在某种意义上是最轻微的，却可能是最悲伤甚至最绝望的，因为它缺少基督的许诺，即在肉体中复活的诺言。不过，在委罗内塞的作品里，这几乎是同古代人一样的辩证法。在对情欲真实的认识上有很大的坦诚，还有对数量、比例、帕拉第奥式宫殿的喜好；在这些情景中，身体的美感被显现又被收回，不再是在普通欲望追求美的层面而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被欣赏。总之，一种升华的实践保留了感性的品质，缓解了人类对它的渴求，却不免对更野蛮的满足感到遗憾；通过它们又对与世界的关系感到遗憾，最直接之物也许会在最深刻之物的接近过程中得以保留：由此产生一丝忧郁。这就仿佛真实性仍然只有在人们拒绝接受它的情况下才能抵达，似乎成了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和道德以另一种方式所要求的景象。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伟大的威尼斯人，如乔尔乔内、提香以及后来的委罗内塞，尽管身处如此强烈一致的基督教社会，仍能完成这场革命，将他们的全部位置恢复到肉体、肉欲和本性之中——或几乎如此。这场行动确实很艰难。15世纪中叶，当一些托斯卡纳画家第一次尝试在美丽的晨曦中打开尘世的视线并赋予其价值时，这很快就成了萨伏那洛拉
的诅咒对象，然后是反宗教改革运动颁布的严厉而精确的法令；这种强硬趋势揭示了矫饰主义的矛盾，尤其是威尼斯的丁托列托。委罗内塞要想达到这种肉欲，即使它充满了克制，也需要画家付出极大努力，对十分紧迫的恳求施加巨大的暴力，还需要灵魂的强大力量来出色地完成这场战斗；而这种数量的音乐，这种在真实性自身中感受到的结构，向我们展示了艺术家们享有的灵魂力量源自何处：它是柏拉图主义教导的结果，同样是形而上学经验的结果，几乎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的结果，并非基督教而是其他；但人们可以在自我的奥秘中生活，而不必考虑背弃从圣保罗
和圣奥古斯丁
那里吸收的对精神强度的要求。
现在，这使人能够提出一个关于临近17世纪之际欧洲绘画的问题——从博洛尼亚人到普桑，再到许多其他人——威尼斯人是那些常常令人陷入迷狂的思考和倾慕的对象。在对自然真实与感官生活的感知和表达中，对真理的需求越来越难以抑制；但在教会面前——由于基督教的教育——往往有必要找到一种具有相同道德本质和可比强度的经验作支撑，以便放任它特别是赋予它权力，威尼斯人的柏拉图主义在全新的时刻或地点已不再是一场简单的邂逅。基督教传统经常存在于绘画之中，它通过绘画宣扬的精神和道德需求存在于大师的作品里——想想乔托、波提切利、凡·艾克以及绘制阿维尼翁《圣母哀痛耶稣之死画像》或伊森海姆祭坛画的装饰屏下部的画家们——可能以新的方式继续发挥过滤作用，为伟大的艺术留下那些能够疯狂探寻绝对性的精神。艺术创造必须经历的这一状况不免促成了忧郁，在对尘世提供之物的掌控中，这种忧郁有可能被更多幸运的即时性驱除。为了在漫长的放逐结束后让尘世在其权利中重建，也为了让中世纪淡漠忧郁症或矫饰主义癔症所表达的痛苦得到缓解，换句话说，就必须要有一种关于自我的创作，这种创作很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普通现实保持间距。同样有这样的情况，艺术家因为太过痛苦不安而无法在内心深处真正体验到灵魂的升华，这种升华使他能够平静而坚定地接纳身体之美、树木之美抑或天空的云朵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