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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博物馆的一些最优美画作的展览，使人从总体上思考欧洲绘画；从这个角度看，凑巧的是大多数作品可以被汇集于《从委罗内塞到戈雅》（ De Véronèse à Goya ）的标题之下：因为正是在绘画的这两个重大时刻之间，西方艺术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得以发扬光大。简言之，“忧郁”由此成为一条积极的原则，它以一种隐秘而深刻的方式引导或至少扰乱图像的未来。
当然，忧郁自古有之。甚至可以说，自古希腊以来，也就是从概念思维开始以来，它始终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像概念思维所做的那样，赞成一种对世界的研究方法，即只保留事件与事物被精确界定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以便准确推断出一种看似普遍却变得抽象的规律，这是在剥夺感性体验的无尽财富；而正是通过具有深度和即时性——那种超越词语的统一性——人们才能在世界中感受到自身的存在。因此，从一开始就有缺失，它只能造成一种持久而沉闷的忧伤。
诚然，宗教试图消除这种忧伤，同时要求思想本身赞同救赎的直觉，这一直觉最终为我们寻回遗失的真实。但即使在信仰无比强烈的中世纪，也有许多僧侣体验过淡漠忧郁症，这个词语是指他们在履行使命和主持仪式时的心灰意冷，揭示出他们身上存在的忧郁。人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对世界的凝视，它认为在人的价值与本质之间，既存在一种振奋人心的高度亲密的可能性，又存在一段无法弥补的距离。
概而言之，忧郁产生于毕达哥拉斯吃下科学之树果实的时候，而非源于伊甸园中的亚当；它保持着活力，如同灰烬下的火焰，甚至在罗曼艺术的那几个世纪里，形象思维又一次占了上风。不过，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它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过错，只能以十分隐秘的方式得到承认：特别是在完全由教会掌控的图像里，神圣诺言的象征符号取代了感性世界的面貌，使受挫的欲望从最简单的附着力中丧失了懊悔的机会，甚至也丧失了获得自我意识的机会。忧郁被限定于表象领域以外，在晦暗与无形之中，仅仅通过无意识行为的途径对精神施加影响，而那种行为被认为是有罪的。
在意大利，如果不是再次证明自然真实的价值，即这一真实直接与我们的感官对话，那么文艺复兴是什么？在感官与身体的魅力之间，正如在图像中显露的那样，基督教符号建立的桥梁已然捉襟见肘，长期被低估的肉体需求应当受到理解。不管怎样，由于这种需求一直被压抑，懊悔和忧郁变得更加活跃，人们从此看到它们在作品中表露无遗。这么多所谓神圣的图像，其中出现了令人惊讶的性欲困扰的形式，介于许多焦虑与绝望的符号之间！这就是矫饰主义艺术。它可以被定义为事物理念与表现体系的冲突——由道德戒律概括和激化——以及不再能从中得到满足的意识的冲突。这种意识在传统词语和主体的影响下挣扎，在它自身的骚动中，在它未被完全抑制的暴力中，在它被剥夺真正客体的能量的过度消耗中，找到一种夹杂着焦虑的苦涩和满足。
忧郁出现在所有形式与符号的张力之中。乔吉姆·维特维尔
的《拉撒路的复活》（
Résurrection de Lazare
）存于里尔博物馆，它在本次展览中展出，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人们将从中看到这种骚动，就是这个词语，姿态和举止的骚动，在作品主题展示中反常地混乱。艺术家对一些不合时宜的细节的偏好——正如右边那顶奇特的三色帽——他对身体造型、结构和运动的强调，似乎想排解我们对死亡、同情与天意的沉思。在这幅杰出的画作中，人们最渴望的复活是依据肉体而存在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