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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是否对这一要求做出回应，甚至表示出理解呢？此外，这种对幻象的第二层批判难道不是成了一种过于艰巨的任务吗？在普桑自画像的一百年以后，宗教或政治的正统观念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在新社会里对理性的颠覆，而依旧是重生于崩塌之结构中的梦想的胜利？从18世纪前浪漫主义的主体神学到我们隐秘的虚无主义思想观念，对简单真理的工作确实面临着巨大阻力。
长期以来，艺术创作的天空中始终存在一种确定性，像是一颗恒星：寻找真理的主要场所之一，即对这张人类面孔的再现，这张面孔因谎言而变得模糊，又因清晰和可靠而被紧绷——因而，有时给人一种印象，其外形中有一种清澈、一种光。在“精神战斗”与面部样本之间长期本能的联结方面，与其他众人相比，波德莱尔堪称典范。当他在《焰火》（
Fusées
）中写道，他从美中找到了美的定义，并通过呼唤一张“女人的脸庞”和一个“男人的脑袋”来表现：他说，为了美，这个脑袋应当展示“某些热烈而忧伤的东西——精神的需求，暗自压抑的雄心——一种积蓄力量却不曾使用的理念——有时是一种报复性的冷漠的理念……”，而他也渴望“神秘”，同样渴望“不幸”。这不大符合普桑的风格，因为在他那里梦想占有主导地位。拍摄波德莱尔的纳达尔
更是如此，他在波德莱尔身上察觉到不幸，但绝不是纨绔子弟，并能为我们保留其模特无限的严肃及其紧张和勇气。不管怎样，他依然坚定地站在这道边界上——对脸部的研究，特殊性被视为普遍性的场所——在文艺复兴的三个多世纪里，兼具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身份的画家们征服并有力地巩固了这一边界。
只可惜，在《焰火》中那些思考的近半个世纪后，毕加索画了《亚维农的少女》（
Demoiselles d’Avignon
），怎能不让人在这幅非凡的画作中看到——它开启了我们这个世纪并从此决定其进程——历史上第一次否定脸部的事实与价值呢？在1907年以前，人们有可能残忍地撕碎、用漫画扭曲甚至心怀忿恨地损毁男人或女人的形象，但人们从未就此推动对理念的侵袭，即是什么让他人在那里，在我们对面，在交流之中：在我看来，本能的敬畏产生于历史初期，伴随最早的言语而诞生，始终能被体验到。但禁忌随之被打破——抑或说它不过是一种表象？在梵高或塞尚之前的艺术中，这张面孔是否属于过去？正如贾科梅蒂
依旧指出的那样，它在绘画上是否拥有未来？
我只能到此为止，因为我正处在一本书的门槛上，这本书专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这些问题显然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正是这部作品帮助我们更好地提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