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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们谈到游民的江湖，这个江湖在宋代就已出现，但第一次告诉我们有这个江湖存在的则是创作于明代的《水浒传》。此书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中，写到被发配的林冲来到官道旁的酒店，酒店主人对林冲说：
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
这段话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这句。柴进是个贵族，不仅有特权，犯死罪皆可免刑，而且有钱，挥金似土。他与富贫两界皆有往来，我们设想，他在拜访官员、富翁时，会不会在自己的拜帖上大模大样地写上“小旋风柴进”呢？这是绝不会的。因为“小旋风”这个绰号只是属于江湖的，江湖上才这样称他；他如果与江湖人往来，互不相识时，才会亮出这个绰号。小旋风就是柴进闯荡江湖的“字号”，用以和江湖人认同。主流社会、官府不仅不会认同，而且把有这类绰号的人视为异类、匪类。我们看《水浒传》第三十三回“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宋江在清风山上救了清风寨知寨刘高的老婆，谁知她恩将仇报，在清风寨遇到宋江，把他捉下，诬蔑他是清风山的强盗。宋江不承认，只说自己是“郓城客人张三”。刘高为了坐实他就是江湖强人，于是在往上报告的公文中把他说成是“郓城虎张三”：
一连打了两料，打得宋江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刘高）便叫：“把铁锁锁了，明日合个囚车，把郓城虎张三，解上州里去。”
这便是“绰号”的妙用，江湖人用它来寻找自己人，主流社会用它坐实匪人。江湖上流行的绰号成了识别匪人的依据，可见这个江湖是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它有着不同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与官府分庭抗礼，为主流社会所不容，甚至遭到打压。这些我们能从《水浒传》中找到许多例子来说明。
一、什么是社会？
中国古汉语中原有社会这个词，最初指因为“社祭”（社为土地神）人们的临时结合。到了宋代用以称呼为了某个目的建立的组织，如《水浒传》第二回端王（后来的宋徽宗）要高俅踢球，高俅说不敢，端王说：“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这个“齐云社”，当时人们便称之为“社会”，是蹴气球（或名蹴鞠）爱好者的组织，因为是为了踢球建立的组织，所以加入者就泯灭世俗上人们身份的差别。明代中叶以后，秘密反政府的结社出现，人们也称之为“秘密会社”或“秘密社会”。这是古汉语社会的含义。近代日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与英语中的society意义相近，遂以之互译。英语中的society和法语中societe均源出于拉丁语socius，意为“伙伴”。可见英语原义所指比汉语更宽泛一些。
现代社会学上所说的社会是指人类个体构建而成的群体，他们占据一定的空间，可以互相沟通，因此有了彼此可以听懂的语言或符号，有独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人与人之间也已经有了分工。社会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群体，社会是人类相互有机联系、互利合作形成的群体。
人类社会是生产发展与人类文明的产物，它有别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群。自然状态的人群大多情况下是偶遇，南来北往的人偶然会合在一起。他们南北胡越，各有各的文化特征，各有各的目的，彼此各不相干。而社会的人有大体上相近似的目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特征，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互有认同，并有较密切的联系，有的还是有目的、有系统结构的组织。社会一般有生产、有分工、有交换。社会具有连续性、承继性，对前代的物质生产产品和精神生产产品自然而然产生继承关系。社会是个活体，它有适应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与外部世界和自然环境的协调是其能够生存发展的关键。一旦这个社会缺少协调能力，日益僵化，那么它离寿终正寝的时日也就不远了。
最大的社会就是立足于地球的人类社会。不过在古代，当地域把人们分割成为无数个封闭的体系的时候，人类社会只是一句空话，只有彻底实现全球化或遇到强大外星入侵力量，才会有真正的一统的人类社会。
中国自实现“大一统”之后，仿佛一个国家就是一个社会，其实不然。不仅山川阻隔，各地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习俗和传统，而且小农经济自然而然会产生地方割据势力，严重的时候与朝廷分庭抗礼。这些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居住地区都可能形成独立自在的小社会。在“大一统”观念的支配和皇权专制的统治下，天下一家、四海同风当然是统治者的最高企盼，因此，在本质上他们是不能容忍这些小社会存在的，但实际上又无可奈何。
对于由江湖人构成的江湖社会，统治者往往更不能容忍。原因有二，其一是前面说的那些小社会，往往由于地域关系远离皇权专制的中心区域。对于这些远方殊俗、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统治者鞭长莫及，而且小社会对于主流社会的中心地区伤害或影响也很小。而江湖则不同，江湖不是地域差别构成的，它是由于社会成员构成的不同而形成的（下面还要细说），而且江湖社会是寄生在主流社会上的，越是皇权专制的中心，可能江湖人越多。寄生者与宿主是须臾不可离的关系。其二，由于地域和风俗差别形成的小社会很少扩展，就在该地区自生自灭。江湖则不同，它与主流社会是寄生与宿主的关系，而且非常容易产生寄生与宿主颠倒的现象。因此，皇权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对于江湖是采取驱散或打压态度的。不过在专制制度下江湖是作为隐性社会存在，要打压则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况且主流社会中的许多边缘人物多与江湖有或明或暗的勾结，也很难打掉。遇有社会动乱，江湖社会中的许多人往往会成为反叛者的领袖或骨干，成为改朝换代的先锋。
二、显性社会与隐性社会
显性社会很好理解，就是我们所生长、生活和发展的自然群体。这里虽然看不到国家的力量，但确实是在国家力量保护下得以存在的。另外统治者允许公开存在的社会组织，也是显性社会。具体到宋代，包括各级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以及国家的基础——宗法组织等。这些不仅是公开的，而且它们在社会运动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任何人不能反对和非议，我们称它为主流社会。这种社会的政治制度是皇权专制主义，它不允许任何民间独立的组织存在。可是任何强势政府都不能完全杜绝民间组织的发生与存在，因为民间有自己的利益需要争取和保护，组织起来才有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越是弱势人群越期待组织，而弱势人群又有一股天然的反主流趋势，这样的组织很容易挑战主流社会，因此更为统治者所不容，他们的组织只能以秘密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弱势人群为求生存而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往往最活跃，仿佛一股暗火，在地底下运行。我们称这种社会为隐性社会。秘密组织中最大量存在的是游民组织。
三、江湖只是一个“场”
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等于失去了一切，因为他们的亲缘、地缘、职缘关系都在宗法网络之中。宗法网络是一个共同体，对于其中所有的成员都是又保护、又控制的。长期在这种又被控制、又被保护的共同体中生活，其独立自主的能力萎缩了，不善于自己面对社会。当这些宗法人一旦没有了宗法，脱离了土地，其无能和无奈都是可以想象的。于是，游民自觉或不自觉地都要寻找伙伴，结成团伙，人多势众，去争取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其中有形的，如最简单的结拜义兄义弟，复杂的如结成秘密会社（这是明中叶以后的事）；无形的就是逐渐形成的“江湖”。
“江湖”严格地说不是“组织”，而是游民之间拥有的共同命运、价值、文化和认同。这类人多了，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江湖文化的影响，于是江湖变成了可以互相交流沟通的社会。然而，它只是一个场，物理学上说电子的流动形成了电场，我认为江湖人（成熟的游民）的流动形成了江湖。江湖人没有固定的共同生存的地域，他们需要行走，江湖人都是走出来或闯出来的，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江湖人，因此没有“走”和“闯”就没有江湖。那么江湖到底在哪里呢？江湖在城镇，也在乡村；在热闹繁华的市井，也在荒寒闭塞的山野和波光浩渺的湖海。也就是说哪里有江湖人的身影、有江湖人在那里为生活而奋斗，哪里就是江湖。
具体地说，《水浒传》中所写的东京的桑家瓦子
里有“说话”人在那里说评话《三国志》；郓城县的勾栏里白秀英在演唱诸般宫调；渭州街头，打虎将李忠在那里打把式卖膏药；揭阳镇上，病大虫薛永在那里使枪棒献艺……这些大中城市、乡野小镇的瓦子勾栏、市场街头就是江湖。在这里，江湖与市井是重合的。乡村古柳，盲翁作场；荒途僻野，流浪艺人在这里打野呵，江湖艺人深入山村水甸作艺，那么乡野农村就是江湖。至于茶楼酒肆，也是三教九流聚会之所，江湖人在这里联络感情，交流情报。江湖中许多秘密组织常在这里设置眼线，观察官方和江湖动向。这种公共场所仿佛是江湖的神经节，许多江湖人的活动从这里播散开去。《水浒传》中多处写到人们在酒楼饭店里获取江湖信息，林冲得知柴进对江湖人热情款待是在酒店，石勇遇宋江、戴宗遇石秀都是在酒店。梁山酬报宋江、刘唐与宋江密谈也去了酒店。可见其功能。不过有些僻野地方的酒楼饭店也很危险，这是江湖人开设的黑店，是不法的江湖人杀人越货、牟取暴利的场所，它们自然更是江湖。其他如远离城市的桃花山、少华山、二龙山、黄泥冈、对影山、饮马川等都是强人做无本买卖的地方；浔阳江上，有做“稳善”买卖的张横、李俊、童威、童猛等，那么这些山川江河就是江湖。人们说江湖险恶，有时就是指这些政府很难管到、非法暴力泛滥的地方。
总之，从空间来说，市井、乡村、道路、湖海都可以是江湖，也都可能不是江湖，关键在于，它是不是江湖人活动的场所。
这是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社会，但江湖人是不事生产的，他们要从主流社会获取生活资料，这种获取有的是合法的，有的是非法的。江湖人的合法活动主要是从事运输、经纪、各种各样的冲州撞府的演出以及觅食四方的“金”（名目众多的算命、预测行当）、“皮”（江湖游医、卖野药的）、“彩”（变戏法、魔术）、“挂”（跑马卖解、练武术、看家护院、走镖等）等行当，这些与主流社会的人也是互相需求的。但江湖人也从事许多非法活动，《水浒传》中写了大量的这类活动。因此以游民为主体的江湖社会从宋代产生之后，一直处在半地下状态，我们称之为隐性社会。我们视江湖为一个“场”，就是它确如物理学上的“场”，客观存在，而又无形，感觉得到，但抓不到。
一、江湖概貌
《水浒传》不仅第一次告知读者江湖社会的存在，并在书中对于这个隐性社会的存在、运作、特征、规范做了深入的描写，让我们知道宋代除了文人士大夫的主流社会外，还有一个大家都有所感觉，但谁也不愿意刨根究底、把它说透的社会存在。《水浒传》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它，记载和传播了江湖文化，使得后世的江湖人欣赏向慕和学习效法。《水浒传》成了江湖人的教科书。
《水浒传》用较多文字评介江湖是在第二十七、二十八回，这是讲武松在十字坡发生的故事。母夜叉孙二娘与她的丈夫菜园子张青在这里开一家黑店，久历江湖的武松早就看透其中的玄机，他用半挑逗、半正经的话揭露这黑店的可怕：
我从来走江湖上，多听得人说道：“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那里过？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却把去填河。”
那时在市路官道、山林荒野经营旅店的大多属于江湖人，非江湖人也干不了这一行，所以自宋代以来就有“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
的俗谚，其中“店”就是指开店的。孙二娘的店还是黑店，而且这个店，不顾江湖规则，对于来客，一概不论，只要有利可图，便一律做了。武松挑逗的话还只是个说江湖的引子，后来武松与孙二娘不打不相识，与孙的闲聊似有意似无意地向读者介绍江湖。先是张青说：
小人因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人都叫小人做菜园子张青。俺这浑家姓孙，全学得他父亲本事，人都唤他做母夜叉孙二娘。他父亲殁了三四年，江湖上前辈绿林中有名，他的父亲唤做山夜叉孙元。小人却才回来，听得浑家叫唤，谁想得遇都头。小人多曾分付浑家道：“三等人不可坏他。第一是云游僧道，他又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则恁地也争些儿坏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姓鲁名达，为因三拳打死了一个镇关西，逃走上五台山，落发为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绣，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鲁智深。使一条浑铁禅杖，重六十来斤，也从这里经过。浑家见他生得肥胖，酒里下了些蒙汗药，扛入在作坊里，正要动手开剥。小人恰好归来，见他那条禅杖非俗，却慌忙把解药救起来，结拜为兄。打听得他近日占了二龙山宝珠寺，和一个甚么青面兽杨志，霸在那方落草。小人几番收得他相招的书信，只是不能够去。
仅仅是因为“胖”，鲁智深差点儿没作了十字坡的包子馅儿。鲁智深在《水浒传》中是何等人物，凶猛、武艺高强、见义勇为，可以说是上上等。可是江湖险恶，像他那样经验丰富老到的人物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张青接着说：
只可惜了一个头陀，长七八尺一条大汉，也把来麻坏了。小人归得迟了些个，已把他卸下四足。如今只留得一个箍头的铁界尺，一领皂直裰，一张度牒在此。别的都不打紧，有两件物最难得。一件是一百单八颗人顶骨做成的数珠，一件是两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想这个头陀也自杀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里啸响。小人只恨道不曾救得这个人，心里常常忆念他。又分付浑家道：“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又分付浑家道：“第三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切不可坏他。”不想浑家不依小人的言语，今日又冲撞了都头。幸喜小人归得早些，却是如何了起这片心？
没杀鲁智深，但却大卸八块了一个“头陀”。本来江湖人对于走江湖的都有些微的同情心，江湖常言有“既落江湖内，都是苦命人”。张青对孙二娘规定的三种人不杀和“常常忆念”他认为不该杀的头陀，说明他还有点江湖人的自觉，这种江湖自觉是使得江湖人能够结合起来的基础。母夜叉孙二娘内心一点也没有人应该有的情感，当然也没有了江湖自觉。她成了江湖动物，或像马幼垣先生所评点的是“最凶残的禽兽”，她是那么理性地、有条不紊地操作她那毫无人性又极端恐怖的“买卖”。像屠宰分割牛羊那样来处理人体是她的乐趣。这还让人说什么！赚黑心钱、杀戮磨去了人应该有的一切。在孙二娘指导经营下的十字坡黑店即使不被官府剿灭，也会被其他江湖人所摧毁。这次如果不是张青及时出现，武松可能就会把孙二娘灭了。
江湖的恐怖极有震慑力，武松和张青：
两个又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说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仗义疏财，如此豪杰，如今也为事逃在柴大官人庄上。两个公人听得，惊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难得你两个送我到这里了，终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我不是忘恩背义的。你只顾吃酒。明日到孟州时，自有相谢。”
江湖上的事情连两个解差都“惊得呆了，只是下拜”，当时衙门黑暗，像董超、薛霸一类的公差，什么坏事没见过、没干过？但他们还是身处主流社会，对江湖不了解或了解不深，所以听到武松等人的闲聊，才知道江湖的厉害。这些可以说是江湖的概貌。
二、江湖人求生觅食的场所
江湖为什么如此恐怖？它不像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是士大夫们厌倦了官场的鸡争鹅斗，回归自然，休养生息、陶冶性灵的所在，而游民的江湖则是江湖人求生存、争发展的场所，为一点利益也要争。因为游走江湖的大多是脱离了宗法网络、在宗法社会中断绝生存之路的游民。游民一无所有，空手练空拳，全凭个人心智、个人力量和勇气胆量以求生存和发展。这里没有了士大夫江湖中与世无争的气度，这里不仅要“争”，而且没有主流社会中所应遵守的规则。饥饿能够把人驱赶到最原始的状态中去，游民们为了生存，有时仅仅为了一餐便能剥去几千年形成的文明的积淀，这些绝不是衣食不愁的人所能想象的。我们看一段江湖艺人白玉乔、白秀英父女在郓城县勾栏卖艺的情景：
那白秀英唱到务头，这白玉乔按喝道：“虽我买马博金艺，要动聪明鉴事人。看官喝采，道是去过了。我儿且回一回，下来便是衬交鼓儿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盘子，指着道：“财门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过，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过。”白玉乔道：“我儿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赏你。”白秀英托着盘子，先到雷横面前。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不想并无一文。雷横道：“今日忘了，不曾带得些出来。明日一发赏你。”白秀英笑道：“‘头醋不酽彻底薄’，官人坐当其位，可出个标首。”雷横通红了面皮道：“我一时不曾带得出来，非是我舍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来听唱，如何不记得带钱出来？”雷横道：“我赏你三五两银子，也不打紧，却恨今日忘记带来。”白秀英道：“官人今日见一文也无，提甚三五两银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白玉乔叫道：“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问他讨什么。且过去，自问晓事的恩官告个标首。”雷横道：“我怎地不是晓事的？”白玉乔道：“你若省得这子弟门庭时，狗头上生角。”众人齐和起来。雷横大怒，便骂道：“这忤奴怎敢辱我！”白玉乔道：“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么紧。”有认得的喝道：“使不得！这个是本县雷都头。”白玉乔道：“只怕是驴筋头。”雷横那里忍耐得住，从坐椅上直跳下戏台来，揪住白玉乔，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绽齿落。众人见打得凶，都来解拆开了。又劝雷横自回去了。
因为雷横是梁山好汉，所以作者在叙述中有所偏袒。其实白氏父女也是游民，他们也在江湖上混，冲州撞府，以觅衣食。碰巧郓城县县太爷是白秀英的老相识，小人得志，有些张牙舞爪，说了一些与他们的身份不相符的话，招摇了一些，但他们要的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钱。江湖艺人谋生不易，用张青的话说就是“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如果不是白秀英与郓城知县的关系，白玉乔那顿打是白挨的。毛泽东讲到“游民无产阶级”谋生求财的方式时，把这个阶层的人分为五类：兵、匪、盗、丐、娼；谋生方式为：打、抢、偷、讨、媚。
白氏父女忘了这个“媚”，这本来是“娼”的职责，他们以为巴结上县太爷，自己就是小太爷了，从而惨死江湖。这是一个女游民的下场。这说明他们还是缺少江湖生活经验的，老江湖怎么会如此得意忘形呢？
再举一个男的——后来上了梁山的病大虫薛永。他“祖父是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为因恶了同僚，不得升用。子孙靠使枪棒卖药度日”。当他到揭阳镇上卖艺时没有去拜镇上的一霸没遮拦穆弘、小遮拦穆春兄弟，这是作为江湖人的薛永不成熟的地方。江湖艺人到一个地方演出哪有不拜码头的呢？穆春下令镇上居民谁也不许给他钱也是事出有因的。薛永练完了把式之后打钱时做了谦卑的表示：
那人却拿起一个盘子来，口里开呵道：“小人远方来的人，投贵地特来就事。虽无惊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远处夸称，近方卖弄。如要筋重膏药，当下取赎。如不用膏药，可烦赐些银两铜钱，赍发咱家，休教空过了盘子。”那教头把盘子掠了一遭，没一个出钱与他。那汉又道：“看官高抬贵手！”又掠了一遭，众人都白着眼看，又没一个出钱赏他。宋江见他惶恐，掠了两遭，没人出钱。
后来宋江见没有人给钱，众人“都白着眼看”，薛永很“惶恐”，才拿出五两银子给他，从中可见宋江对江湖人的理解与同情。难怪薛永感激涕零：
这五两银子，强似别的五十两。自家拜揖，愿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传扬。
薛永此时也不免对揭阳镇“没一个晓事的好汉，抬举咱家”而生怨言。白秀英凭着姿色、薛永凭着武功还都是有点气性的，谋生虽难，他们还有点怨。像流落渭州的金翠莲、江州酒楼被李逵用一个指头打昏的宋玉莲，连“怨”的能力也没有，她们只有用哭来维持心理平衡。这些都是用合法的手段争取生存的游民，他们用自己的技艺让大家开心，只是为了在这个世界活下去。当他们使用合法手段不能生存的时候，非法活动便增加了。有力气的、有武艺的便向匪、盗方向发展，有的落草上山，有的称霸地方。揭阳三霸，除了穆氏兄弟是庄园主外，李俊李立、张横张顺这两霸都是游民。
谋生觅食就免不了争斗，这是最原始的争取生存空间的争斗。这种争斗必然是伴随着残忍与黑暗的，在这种情态下，孙二娘黑店的出现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在这个空间中游民的第一需要是生存，这是江湖存在的依据。与这个江湖相邻的是“沟壑”，在江湖上挣扎的人，大多还是填于沟壑。正像杜甫两句诗所说的：“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当人们濒临饿死的时候，除了那些经过长期精神训练的人，大多还是要崩溃的。《水浒传》给雄壮英武的游民那么多美丽的发迹变泰的幻想，实际上大多是很难实现的。招安做官、为皇权卖力，也不是那么容易，即使走上了这条路，最后也多是悲剧，因此《水浒传》中宋江等人被赐死倒是比较真实的。金庸武侠小说中所写的为了莫名其妙的原因打打杀杀的江湖，不关心谋生觅食，仿佛那些侠客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这是文人士大夫化了的“江湖”，甚至其潇洒出尘风格超越了文人士大夫的江湖，简直是神仙的世界，但与真的江湖没有什么关系。金庸的江湖仿佛是儿童卡通片中的城堡、森林、国王、公主等，只是开展儿童想象的背景罢了。
三、江湖社会的价值观、规范和特征
江湖社会是个有别于主流社会的隐性社会，它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也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因此江湖人的行为与主流社会的人区别十分明显，稚嫩江湖人往往还要在服装鞋帽头饰发式以及言谈话语中凸显这种差别，增加“自己人”之间的认同，而不顾外界的非议和鄙视。但成熟的江湖人更注重江湖规范，以是否遵守规范来区别内外。人们从这些内在的东西也会感觉到江湖的存在，它制约江湖人的生活，成为他们公认的准则，并且依此形成了一个评价体系。它能给江湖人带来一些便利，也会制造一些麻烦。前面说到江湖类似电“场”，这是无形的，但场中“电子”却都遵照着一统的原则运行，正是这些原则才决定了“场”的实在性。江湖中却也有有形的组织，如游民中的盗匪所占据的山头，《水浒传》中少华山、清风山、桃花山、对影山等，以及后世的游民组织——秘密会社都是。统治者有办法镇压剿灭那些有形的组织，可是对于无形的“江湖”，对于这个无所不在而又无处可在的“场”却束手无策，特别是对于能够确定这个“场”的一些原则更是无能为力。
《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一节写到吴用到三阮家邀请三兄弟入伙。在闲聊时，吴用为了挑拨他们对生活困境不满，向他们买十四五斤大鱼，问他们石碣村水浅，为什么不去梁山泊打鱼。阮小五说，在先这梁山泊是我弟兄们的衣饭碗，如今绝不敢去。阮小七也说，这个梁山泊去处，难说难言。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打鱼。
吴用又说道：“你们三个敢上梁山泊捉这伙贼么？”阮小七道：“便捉的他们，那里去请赏？也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吴用道：“小生短见，假如你们怨恨打鱼不得，也去那里撞筹，却不是好。”
后来吴用说晁盖知道有一笔大买卖要拦路去取，想在他前面先取了。阮小五马上否定说：“这个却使不得。他既是仗义疏财的好男子，我们却去坏他的道路，须吃江湖上好汉们知时笑话。”坏了强人抢劫的财路、捉强盗到官府那里领赏，在阮氏兄弟看来是“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的事。显然这种价值观是与主流社会相反的，这反映了江湖游民与官府天然对立的倾向。江湖社会更强调报恩，强调要接纳与自己同命运的人。当走投无路的林冲拿了柴进的介绍信到梁山要求入伙时，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心胸狭窄、嫉贤妒能，不肯接受。朱贵、杜迁都劝说王伦收回成命，没起作用。
宋万也劝道：“柴大官人面上，可容他在这里做个头领也好。不然，见得我们无义气，使江湖上好汉见笑。”
最后，宋万的话起作用了，为什么？还是“义气”“使江湖上好汉见笑”。这些话说的是江湖人的根本规则，王伦如果完全不考虑，以后很难在江湖上立足。宋江在清风山要求释放刘高的妻子：“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亲近女色）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怎生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义两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江湖大义”竟然包括不能太亲近女色，这肯定是主流社会不能认同的，但作为江湖人又极好色的矮脚虎王英却接受了。“江湖大义”是江湖人的根本规则，吃江湖这碗饭的，不能轻易违反。
游民大多来源于农民和其他的个体劳动者，他们进入城市谋生，大多也要靠出卖体力。然而进入江湖，江湖人对于体力劳动评价不高，因为光靠出卖劳动力，不仅所获有限，而且极不稳定。因为奔走江湖者大都有得到“外财”（意外之财和本业以外的收入）的企望，江湖上英雄好汉们也很少以精勤为谋生和发展的手段。他们几乎都是“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司马迁对刘邦的描写）。晁盖是乡村富户，宋江是县中小吏，卢俊义是城镇的财主，这些梁山领袖的共同点是弄枪使棒，仗义疏财，结交天下好汉。宋、卢虽有家室，但却不以女色为意，冷落妻妾，弄得后院起火。晁盖连妻子都不娶，只是与江湖好汉来往。就连农民出身的李逵也是“自小凶顽”，不爱劳动，专爱打架。史进是“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江湖人不把劳动生产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就整个江湖来说是寄生在主流社会上面的。江湖人也看不起农村的庄稼汉，第三十二回写孔亮追赶打他的武松：“背后引着三二十个庄客，都是有名的汉子。怎见的？正是叫做：长王三，矮李四。急三千，慢八百。笆上粪，屎里蛆。米中虫，饭内屁。鸟上刺，沙小生。木伴哥，牛筋等。这一二十个，尽是为头的庄客”。当然“长王三”三字句是说书人的套语，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乡村和市井一般劳动者的看法，认为这就是一批“蠢汉”。
上述一些例子，是从《水浒传》的故事情节、人物话语表现出的独特的价值标准和独有的道德舆论原则。实际上《水浒传》的作者不止一次直接表现自己的江湖倾向、宣传江湖人的价值观念。
例如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是游民对于当时（宋代）社会流行的重文轻武风气不满，这是当时统治者贯彻重文轻武政策的结果。作者常常谴责“大头巾”（大头巾也就是身处高位的文官），认为当今的种种社会问题“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更是把这种谴责作为梁山武装造反集团的宗旨，作者赞梁山泊好处时说：“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假文墨”也是对靠读书作文出身的大小官员的讽刺。一个小小的清风寨还要两个知寨，让文的做正知寨，武的是副的。副知寨花荣恨死了这个正知寨刘高，他说：“近日除将这个穷酸饿醋来做个正知寨，这厮又是文官，又没本事。自从到任，把此乡间些少上户诈骗，乱行法度，无所不为。小弟是个武官副知寨，每每被这厮怄气，恨不得杀了这滥污贼禽兽。”真是切齿之声如闻，一句“穷酸饿醋”不仅生动表现出花荣对于刘高的痛恨和鄙视，其实这也反映江湖人对于靠耍笔杆博取功名的人的敌视。
我们说江湖是非主流社会，可对于江湖人来说江湖就是“天下”。第二回少华山骚扰史家村，史进逮住了陈达，朱武用计，求史进把少华山的三个头领一起抓了，“一发解官请赏”，史进听了，寻思道：
他们直恁义气！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
在史进眼中江湖就是“天下”。我们从这些例子里可见江湖人的行为是受到江湖舆论制约的，江湖有属于自己的舆论，也有属于自己的道德评价标准。这种道德舆论的评价与主流社会是截然不同的。
从《水浒传》中还可以见到江湖舆论的传播特别快，似乎江湖上还有自己的信息渠道，许多事情仿佛长了腿，一发生，很快就在江湖人中传扬开来。例如林冲上梁山后受到寨主王伦的排挤，鲁达拳打镇关西，后来又在五台山出家等，这些事情发生不久，江湖好汉们就知道了，好像有专门报道江湖新闻的报纸和记者似的。又如，一些非游民身份的人在江湖上投些资，救助一些游民，这种做法不仅让受惠者感激无穷，而且其他江湖人很快就知道了。江湖人之间也乐于传扬这些事，使得“投资者”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儿）”。宋江、晁盖、柴进都是江湖上的闻人，有的想投奔他们，有的想与他们交往，有的想一瞻风采，他们不仅被江湖人传颂，而且自然而然成为江湖领袖。这类人只要振臂一呼，就会从者如云，聪明的统治者都要提防他们。生辰纲是一笔数字可观的财宝，公孙胜知道了，刘唐知道了，他们不自己领头召集江湖人去取，而是一个从蓟州、一个从潞州跋涉数百里来到郓城，告诉晁盖，请他出面组织力量截取。可见晁盖已经被他们视为江湖领袖了，只有他领头干才会成功。宋江号称及时雨，当他奔走江湖，遇到危险之时，只要亮出字号，马上逢凶化吉。晁、宋等人被那么多的江湖人认同，除了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外，还有赖于传播。
江湖上的传播和互相联系中逐渐产生了秘密语，或者称之为黑话。这是江湖人自我认同的工具，也是犯罪过程中一种自我保护的武器。不过《水浒传》中的江湖还在初期，秘密语产生了，但还不够发达。第六回写鲁智深与史进在赤松林偶然相遇，“智深说姓名毕，那汉撇了朴刀，翻身便剪拂”。“剪拂”意为下拜，但“拜”音近“败”，江湖人多涉冒险犯法，忌讳颇多，代以吉利语“剪拂”（同“湔祓”，意为提携）。其他还有如“搭墩”（趺坐在地）等。当时秘密语数量还不多，到了清代江湖的秘密语就十分发达了。江湖上不同的行当和不同的组织都有独特的秘密语，彼此不能相通，把圈子划得很小。其词汇量也十分丰富，如天地会（洪门）的秘密语中有独立意义的词汇就在千个以上，掌握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江湖上的黑话也仅仅是在江湖上用，不会进入大雅之堂，传统的雅俗之分是很严格的（现在有些电视节目主持人满口黑话，一些洋人学中国话，把黑话当作中国民间语言的精华去学习，是很可悲的。有的洋人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学了一口流氓话走，还以此自炫，也是很可笑的），它的使用范围十分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