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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作为一个名词既有本义，也有许多引申义。这里我们从它的原始义说起。
生活离不开水，原始时代的人都是逐水而居的，所以水很早就在人们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人在思考世界本原和秩序时，水被列为八大重要元素之一
。江、湖二字在金文中就分别出现过（字形有异），“江”专指为长江，“湖”与现在的湖字同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江、湖就连缀成为一个词，首先出现在《庄子》之中，如《逍遥游》中的“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这是说既有可容五石的葫芦，何不漆作酒樽样子，捆在腰间，漂浮于江湖呢？又如《大宗师》中的“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意为与其在困难境地中相濡以沫，还不如悠游于江河湖海，互不相识。
《庄子》中所讲的“江湖”是江湖最初的本义，指江河湖海。
九州之内，江河（“江”从特指长江，“河”从特指黄河，逐渐成为泛指一般江河）纵横，湖泊遍地，江湖既给人们以舟楫之便，把不同地区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也给人们行路交通造成了困难，成为人们之间的自然屏障。《诗经·汉广》中就有“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的名句。另外，江湖的浩渺广大，与城镇的喧嚣嘈杂、狭小局促相比，给人以宽广和舒适之感。因此，人们说到江湖总会有不同的感受。当用江湖泛称地域时，在秦汉时期多指江南，而当时的江南，还保留了许多很少开发的江河湖沼、榛莽山林。这时的江湖带有一种荒蛮气，与人烟稠密的地区，特别是与繁华城市相比显示出巨大的反差。另外，江湖尽管有“舟楫之利”，但它毕竟不同于宽阔平直的“踧踧周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行走在江湖上还是充满艰险的。
我们从江湖的多重属性和多方面的含义，可以推想不同的人使用江湖这个词时，会有不同的心态，寄托了不同的价值。比如，厌倦城市的纷乱嚣攘、软尘十丈，那么，他们心目中的江湖便是空旷悠远、静谧安闲的，是远离了争名逐利的。《关尹子·六匕》中说：“好仁者多梦松柏桃李，好义者多梦刀兵金铁，好礼者多梦簠簋笾豆，好智者多梦江湖川泽，好信者多梦山岳原野。”在城市物质条件远较山野为优时，大约只有智者才会身在魏阙，心怀江湖。《后汉书·马援传》后附族孙棱传中“江湖多剧贼”的“江湖”就是现在江苏的长江两岸，地域荒蛮，给作奸犯科之徒以隐蔽之所。《后汉书·冯衍传》中说到王莽篡位后的天下形势：“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风腾波涌，更相骀藉。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太半。”
这个“江湖”虽然也与具体的地点有关，但从整个的叙说中，可见形势的危殆涉及面之广。这些江湖都与艰辛凶险相联系。
有的“江湖”是与安全逸豫相联系的，如上面所引的“不如相忘于江湖”的江湖就意味着无边无际的追求与自由。《史记》中记载越国大夫范蠡协助勾践消灭了吴国、洗雪了会稽之耻后，知道勾践这个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安乐，所以他“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这个“江湖”对于范蠡来说不仅是安全的，也是自由的。
词汇与话语的流行和传承被涂上许多色彩，因为它常常在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的语境中使用，于是这种语境的情态就渐渐地渗入这个词语中。于是本来用以表述自然现象的江湖，在它的使用和流行过程中逐渐涂上了人文色彩，并最终成为有人文内涵的概念。后来江湖词义的演变实质就是其人文内涵的演变，因此才会有文人士大夫的江湖、商人的江湖与“江湖人”的江湖产生，它们各自发展，形成区别。
士大夫本指官僚和官僚的后备军；科举制度产生后，一些知识人可以通过写作进入官僚队伍，人们称之为“文人”。中唐以后，两种人合流，统称文人士大夫。文人士大夫形成之前，官僚的预备队称为“士人”。
西周，“士”本是最低级的贵族，春秋时期贵族社会解体，士人游离了出来，有的在朝做官，有的在野闲居。从这个时期起，有的士人就用“江湖”或“江海”这些概念表明自己在野的身份及其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因此自一开始，“江湖”就有些象征性，象征着士人不为当权者奔走的独立身份和立场，道家特别喜欢这样使用。可是在两千多年的士人生活与思想演进史中，他们使用“江湖”这个概念时，除了自然界的江湖外，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士人居住的江湖；一是士人行走的江湖。前者是耿介拔俗，潇洒出尘，远离名利，带有理想性质；后者则不免随波逐流，满脸尘俗，阿世取容，是沉沦于社会下层的士人的生活现实。
一、隐居者的江湖
由于江湖的广阔浩渺、荒僻鄙野，恰恰与热闹繁剧、名利所在的庙堂市井相对立，于是，当文人士大夫隐遁时，江湖（或称“江海”）便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地。这里没有了朝市的喧嚣嘈杂和争名夺利，成为厌倦了鸡争鹅斗的士人们向往的静谧休憩的好场所。如果细心分析，可见这个词义与江湖最初所带有的安全、自由、舒适等色彩有关，甚至可以说就是从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的“江湖”，或庄子说的“相忘于江湖”的“江湖”发展来的
。
隐居这个概念在先秦就产生了。儒家经典《易经·蛊》卦辞上九的爻辞就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不做官为高明、高尚。《庄子》一书描写许多不与统治者合作的隐士，像作为后世隐士样板的许由、南郭子綦、接舆等都是庄子创造出来的。隐士顾名思义就是要脱离官场，脱离繁华之地，也就是脱离城市，走向乡野、走向江河湖海，走到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去。连孔子不得志时也发牢骚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于是“江湖”“江海”就成了隐居的象征。庄子把隐士比作“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鹓雏，于是，隐士居住的江湖自然也高洁起来。高洁固高洁，但物质条件肯定不如城市。魏国的中山公子牟，自小享受荣华富贵，长而企慕隐居，到山林荒野去生活，后来受不了，对另一位隐者瞻子吐露其心迹说：“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虽然身体在隐居之所，但是心却在系念着朝廷，不是关心国政，而是系念着那里的舒适与繁华，怎么办？这在当时是个两难选择。后来留下“身在江海（或江湖），心存魏阙”这个成语，遂成为假隐士的写照。
经过几百年的酝酿，到了两汉之后，“江湖”可以与士人归隐、隐居画等号了。晋代文士潘岳在其名作《秋兴赋》
中自述其志说：
仆野人也，偃息不过茅屋茂林之下，谈话不过农夫田父之客。摄官承乏，猥厕朝列。夙兴晏寝，匪遑底宁。譬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薮之思。
潘岳自谓本是个山林乡野之人，没想到做了官，可是自己适应不了官场的规矩，在官场上仿佛是池中鱼、笼中鸟一样还在思念着江湖山林。这里的“江湖山薮之思”虽然还是个比喻，实际上，它已经是隐遁之所的代表了。潘岳
生活在西晋，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笔下的江湖就是隐者生存和居住的场所，他在《与殷晋安别诗》中愤然说：“良才不世隐，江湖多贱贫”。陶本身就是江湖的“贱贫”之一。这是真实的，既然选择了在野，就不能辞其“贱贫”。在与争名夺利的朝市相对时，江湖才显示出意义。《南齐书·高逸传序》中说：“故有入庙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归。隐避纷纭，情迹万品。”这里的“庙堂”是指朝廷，“江湖”就是士人的隐居之所。只有彻底告别名利才能心安于江湖，士人在一帆风顺时，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江湖，只有在倒霉时才后悔不迭。秦始皇的宰相李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志得意满，绝不会想起归隐，只有当他和儿子“具五刑”，最后被送上刑场时，才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直到要被杀头了才想起与家人一起过平民生活的温馨，这不太晚了一点吗？
身在江湖，心安神定的也不会很多。有进取之心像诸葛亮，高卧隆中，自比管仲乐毅，日夜分析天下大势，揣摩政治大计，并未打算终老湖山，所谓待时而为者。然而没有遇到心目中的真主，他也不会贸然表白自己的心迹。这一种以天下为己任、抱道而隐的士人，是隐者当中最被后世尊敬的一类，如王猛、谢安、李泌等。
隐士当中最为人们嗤笑的是假隐士，他们平常高隐山林，悠游江湖，只要皇帝一纸诏书到来，真伪立判。南朝孔稚圭的《北山移文》所讽刺的周子，就是不耐贫穷和寂寞，富贵临门，马上改变了自己志向的假隐士周颙。
二、文人士大夫江湖的确立
到了隋唐，体现了文人士大夫人文特质的江湖已经稳定了下来，文人之间一提到“江湖”，必然是与远离官场、远离争斗、远离名利和人品高尚联系起来。盛唐期间诗人王昌龄送朋友回乡的诗中写道：“故人念江湖，富贵如埃尘。”必须看透了富贵名利，方能与之言江湖。到了江湖，与之相伴的只是“独立浦边鹤，白云长相亲”，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没有了争斗，就得与风云鸟兽同群，这种寂寞是对隐士的另一项考验。
朝市的繁华对于士人是个诱惑，向往江湖就要告别庙堂和市井的金碧辉煌、花团锦簇，过一种简约的生活。唐玄宗写过一首送唐代著名道土司马承祯（他曾向玄宗推荐了李白）还天台山隐居的诗：“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很明白地说出了朝堂与江湖的对立。正像鲁迅的《故事新编·出关》中所说，“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
江湖与朝廷虽是两条道，但其一致之处是都要吃饭。静谧的江湖中也不能缺少了吃的、喝的，否则文士们是高卧不下去的。所以有人很俏皮地说，隐居实际就是回家安心当地主。以杜甫、王维、孟浩然为例，杜甫是世代守儒为官，其父曾任兖州司马、奉天令；王维父为汾州司马；孟浩然少时隐居襄阳，也是因为家中“素业唯田园”
。这些都是吃穿不愁的人。鲁迅也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
很讲现实的中唐诗人元结懂得这一点，他在《贼退后示官吏作》诗中写到他对官场失望，表示要辞别官场：“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他想把官印符节归还朝廷，不再做官了，撑上一条船，把全家安顿到一个出产“鱼麦”的地方，隐居终老。
唐代的文人士大夫可分两大部分：一是出身于豪门望族，如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清河崔氏等；一是庶族清门（连曹操后代到了唐代都“于今为庶为清门”了）。不管是贵族遗孑，还是寒门秀士，在国运日隆的时代大多能把自己的前途升沉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但真正能够融入这个时代的还是少数，这样有责任感的文人士大夫们在归隐和报国之间有难以协调的矛盾。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用三十二行诗句反复陈述仕与隐在他内心引起的激烈斗争：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
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
顾唯蝼蚁辈，但自求其穴。
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
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
“江海志”就是隐居，诗人说我想归隐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恰好碰上如此好的时代。虽然，我们大唐英才累累，完全可以构建我们国家这座大厦，但君如尧舜，我怎么能做逃兵呢？杜甫把自己融入了那个时代，不仅做官要“致君尧舜”，就是归隐江湖，也不能忘却民众的疾苦。正如宋人黄彻所说：“所谓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也。禹、稷、颜子不害为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岂为过哉。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早谋先定，出处一致矣。是诗先后周复，正合乎此。”
这里充满盛唐时代举国上下的自信。尽管士人内心还有想隐居的冲动在，但为了国家朝廷，他们还是以求仕为主的，不管这条路有多艰难。杜甫漂泊夔州时，时时想到处于动乱中的国家，他《秋兴八首》中的第七首全篇写的都是对京都长安昔日繁华兴盛的追忆，最后两句：“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漂泊江湖的渔翁还在心系朝廷，天地之间大约也就这一位渔翁。
中唐以后，面对着日益衰落的大唐王朝，文人士大夫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李商隐这样写道：“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诗人想利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国效力，整顿乾坤之后，再归隐江湖。
唐人把江湖作为庙堂的对立面来看待，这是很有些贵族气派的。因为对立的另一面就是对等，隐士包括野老渔翁、樵子田夫，他们与豪门贵族、高官显宦是并肩而立的，谁也不比谁矮一头。“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在《晦日楚国寺宴序》中说：“情均物我，缁衣将素履同归；迹混污隆，廊庙与江湖齐致。”在盛大的宴会上江湖隐士竟然与贵官坐在一起，其受到的尊重可以想见。
实际上“士”才有资格谈隐，在初唐和盛唐期间许多“士人”是贵族出身，家有田产乃至庄园，还有广泛的人脉。他们有家有业，回到了家，填饱肚子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到了陌生的地方，人脉也会起作用。就连被人们视为“贫病老丑”的杜甫也是如此。杜甫说“杜曲尚有桑麻田”，杜曲就在长安南郊，这可能是他的永业田。另外，在东都洛阳他也有家产。杜甫在成都草堂隐居时，不仅剑南节度使（相当于原成都军区司令员）严武帮他，离成都不远的彭州牧高适也时时接济他。正因为有着种种优越条件，杜甫在华州司功参军的任上，稍不得意，就敢弃官而去，冒险到秦州、同谷那样偏远落后的地区去。因为家业和人脉是这类士人的底气。
三、士人行走的江湖
作为士人隐居之所的江湖，如果经营得好，是舒适而惬意的，可是士人为了寻求出路，甚至是为了谋求生活资料，奔走于江湖时，他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中唐以后，庶族出身的文士逐渐活跃于官场，科举制度也使一些出身贫寒的士人走上了政治舞台。这些人对于隐居江湖就不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洒脱，说走就走。他们比较多地考虑吃饭问题。虽然归隐还是文人士大夫的口头禅，用以赞美别人，或拿来抬高自己，但家中没有那点“薄产”，外无依靠，内里必然缺少底气，不敢轻易付诸实施，因为做官的收入可能是他重要的经济来源。士人对官场、官僚体系的依附加强了，他们对归隐江湖的向往自然相对减轻了。
唐代虽然确立了科举考试制度，士人可以通过科考出仕做官，但每年才录取一二十人，数量很少。另外，科举考中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身份，要真正出仕，还要通过复杂的吏部考试，许多士人等不及。当时出仕门路很多，例如州府、边远的地方长吏（特别是统揽军政大权的节度使）都可以开幕府，自己延聘士人进入，协助工作，慢慢升迁（杜甫有诗云：“十年出幕府，自可持军麾”），这是一条路。另外皇帝也常常直接拔擢才智之士到朝廷来做官，在一些特别时刻，如遇上重大喜庆或灾难，皇帝会有向野“求贤”的举动。但不管直接受皇帝征召还是应地方大吏之聘，其先决条件是要有名。怎么才能有名？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与众不同。大多士人都在孜孜以求奔走仕途，突然有个人出来四处张扬说：“我厌倦了，归隐江湖（或山林）了。”必然为大家瞩目。“江湖”成了引人注目的一块招牌。然而“隐”得又不能太远，如果钻到深山老林或邈远江湖，人们可能惊奇于一时，但很快就会把你忘了。在离“朝市”不太远的山林或江湖隐一段时间，这样就有了隐士美名。皇帝征召、大官延聘时会优先想到这些人。这样的隐居不是为了“逃官”，而是为了做官，而且比正常途径要快得多。这种“江湖”实际上成为“跑官”的一条路径。
杜甫在长安住了十来年，考试、献赋（向朝廷直接表白自己的文学才能）、奔走豪门都做过，受尽屈辱，最后仅得到一个看守器杖的九品小官。他总结这段生活的辛酸写道：
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而李白与杜甫走的道路正相反，他或仗剑游侠，或修道归隐，两种反常行为再加上本人优越的才智，这些为他积聚了极高的名望，后由玉真公主推荐，唐玄宗下旨征召。入朝后备受优待，连唐玄宗都说：“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
安排他做翰林待诏，可见名望与出仕的关系。
隐居与出名挂了钩，此时已经不是为归隐而归隐了，而是隐居成了曲线做官之道。隐居之地也不是安谧的、荒野的江湖了。唐代最被看好的隐居地点是距长安数十里远的终南山，这是最易为庙堂所知的地方，人称终南捷径。
最高统治者为了表示自己求贤若渴，对于名声大、清望高的隐士要下诏敦请，有的还要一请、二请、三请的，韩愈就有诗讽刺李渤说：“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
这位李渤要价很高，朝廷两次以谏官（品级虽不高，但清望很高，被人尊敬，而且极易入相）征召，他都不肯出山。隐士越是不出，名声越大，于是朝廷召以更大的官。
当隐士、隐居有了现实好处的时候，它的道德形象也被摧毁了。隐居也成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吃饭之道，于是当隐士就成了一块招牌，成了招牌自然也就有了“啃招牌边”的了。因此，鲁迅说：“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两无成’
，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
这种打穿后壁之言更进一步降低了隐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官要谋，“隐”也要谋，这个“谋”就是现在“跑官”的“跑”。跑自然就离不开城镇山川，奔走江湖，于是“江湖”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不只有隐居之所这一层含义，也用以指通向做官的艰苦之路。这条路既有自然江湖风波艰险，也包含通往仕途之路运作的艰难。
唐代的科举考试采用的是推荐与考选相结合的制度。考试之前，高官名公往往向考官推荐人选，被推荐的士人一般在长安早已大有文名。当时没有报刊广播，没有印刷的书籍，他们的文名怎么来的？原来唐代有一种叫作“行卷”“温卷”的习俗
。唐代文士要得到文名就得不断把自己的诗文作品写成卷子（类似今日书画卷轴）献给当时有政治或文化影响力的人。程千帆先生据文献对这个习俗做了概括的介绍：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
行卷之后，为引起注意和防止遗忘，过一些时候还要再去呈献自己的作品，这叫“温卷”。
不仅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如此，士人到外地游览、游学，一般也都要到州郡拜望长官，也要向长官们行卷。《幽闲鼓吹》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丞相牛公应举，知于
相之奇俊也，特诣襄阳求知。住数月，两见，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将问曰：“累日前有牛秀才，发未？”曰：“已去。”“何以赠之？”曰：“与之五百。”
于
是当时特别好客的地方官，韩愈也曾经求得他的帮助。这次是因为忙，才对牛僧孺有些慢待。从中可见，士人游历州郡，不单纯是为了获得名声，大多有所干求，希望从长官那里得到一点物质上的援助，也就是《儒林外史》中常常写到的“打秋风”。
唐代的士人，特别在初唐盛唐期间，成年以后大多都要在江湖上漫游，杜甫称之为“壮游”。壮游的目的是多重的，主要是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扩大交游，为自己制造声望，所以也称之为游学。
到了中晚唐，奔走于江湖的士人的目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帮助或争取人身的依附
。此时的江湖给人们的感觉不是超脱功利，也不是静谧和与世无争，而是充满了艰难，并给人一种苦涩之感。现今常常为人乐道的“茶神”陆羽，原是个弃儿，被僧人养大，本来处于优伶之间，为世人所轻。后来他努力读书，游走于江湖，与文人禅僧往来；在江浙一带，走了许多地方，也得到过一些地方官吏的帮助。他以教人烹茶为回报，很像后世的清客，最后得到士人社会认同，被荐为“太子文学”。这时的江湖不是归隐的地方，反而成为求官的路途。这类的士人不是个别现象，盛唐以后，越来越多。中唐的李群玉就以“幽沉江湖，分托渔樵”自比，这里的“江湖”已经不是可以骄人的“高卧”之处，而是“幽沉”的炼狱了。中唐的崔邠多次“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刻意搜罗“江湖之士”，此时沉沦江湖的士人成为达官贵人同情可怜的对象了。
随着地位的变迁，江湖士人的道德形象也受到了质疑。《太平广记》记李播在做蕲州知州时，有个士人李生到他这里来“打秋风”，向他“行卷”。李播打开卷轴一看原来是自己过去写的诗章，他很惊讶地说：“这不是我的旧稿吗？”李生很惭愧，说：“我用您的诗章，在江淮一带行卷很久了，人家都认为是我的作品，您就赠给我吧。”李播笑着说：“我这辈子也就是在州郡做地方官了，这些对我完全无用了，就算你的吧。”李生感谢之后说：“以后我还要到江陵我表丈卢尚书那里去。”李播问：“卢尚书叫什么？”李生回答：“卢弘宣。”李播说：“李秀才，你错了，那是我的亲表丈啊！”李生很惶恐谢罪：“既然您已经把诗作送给我了，那么连表丈一起借给我吧。”这个游走江湖的李生还有什么人格？这批潦倒江湖的人给江湖涂上了一层无赖的色彩。
四、士人江湖的堕落
到了宋代，刻书与教育相对普及了，科举制度日益完善，贫寒之家出身的人有的通过艰苦努力和科举考试走进统治集团，因而刺激了许多人读书，使得读书人数激增，当时士人只有做官是唯一的正途。
宋代科举制度造就了许多合格、有成就的文人士大夫，如王禹偁、寇准、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韩琦、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等，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他们对社会有一种自觉意识，不仅达则兼济天下，即使退隐江湖，也不忘国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用极其精练的语句把它概括出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几乎成为后世有家国责任感士人的座右铭。
虽然宋代科举取士比历代都多，但仍是僧多粥少，不能出仕的也很多。这些不能进入仕途的士人如果家乡有房子有地，回乡归隐，高卧不出，还有可能。如果本属贫寒，好容易挣扎着读完了书，幻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当幻想破灭之后，再回家继续贫寒的务农生活是很困难了。于是这些不能重返农村下层社会的读书人分为两批，下者混迹于游民之中，参与了通俗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演出，成为江湖艺人；上者则依傍豪门，成为清客篾片，或成为游荡于江湖的谒客游士，寄食豪门。宋代游走江湖的士人（与游走江湖的人数激增有关）比唐代更为不堪，依傍权贵，助纣为虐，迹近帮凶；一些帮闲文人则是坑蒙拐骗，公开索要。沈括《梦溪笔谈》记载：
工部胡侍郎则为邑日，丁晋公为游客，见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诗索米。明日，胡延晋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为厌己，遂辞去。胡往见之，出银一箧遗丁曰：“家素贫，唯此饮器，愿以赆行。”丁始谕设陶器之因，甚愧德之。
丁谓在没有发达时，游走江湖，直接“投诗索米”，这在唐代还不多见
，而在宋代则不是个别现象。北宋末，阮阅编《诗话总龟》特别为“投献”设了一门，可见当时江湖游士的强求索要已经成为风气。其中记载诗人张球向当时居高位的吕夷简献诗云：
近日厨中乏短供，孩儿啼哭饭箩空。
母因低语告儿道，爷有新诗谒相公。
这是借孩子啼哭发出最后通牒，吕夷简只好“以俸钱百缗遗之”。
有的游士为了赚取同情甚至编造故事，换取资助。宋代范正敏在《遁斋闲览》中讲笑话说，李廷彦给上官献《百韵诗》，其中有句：“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上官看了很悲伤，安慰他说：“想不到您家如此不幸。”李廷彦赶忙起坐谢罪说：“实在没有此事，我只是为了对偶亲切罢了。”李廷彦还是个老实人，但老实人为什么还如此下笔呢？恐怕这不是为了“对偶亲切”能解释的。这是当时写作投献诗的风气，都是要渲染自己的不幸，为强索制造理由，上面引的张球诗不也是那样吗？他还把自己不懂事的孩子和老婆搬出来一起写到诗中。李廷彦则是渲染过头，才闹了那样的笑话。
到了南宋，地盘小了，官员的名额少了，读书人和拥挤在仕途上的人并没有减少。《西湖老人繁盛录》中记载，南宋招考太学生的年份到临安投考的考生达十万人。太学总共容量为一千余人，不可能全部待补，如果待补者为三分之一的话也就四五百人，所取者只占投考者的千分之四五而已。进仕之途更窄于此，宋代是三年一科，一科最多不过一千人，每年合三百多人，而全国待考的举子常在数十万人之多。这数十万人，大多要游荡于江湖之间以觅取衣食。我们熟悉的许多诗人、词人就是游荡江湖的士人，如词人中的姜夔（白石）、刘过、吴文英（梦窗），诗人中的敖陶孙、刘仙纶、叶茵、戴复古等，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诗人、词人。南宋中晚期的临安有个著名的书商陈起，他喜欢写诗，也爱与这些奔走江湖、生活潦倒的诗人来往，送给或借给他们书看，为他们提供住所，给他们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出版他们的诗集，还编选了一部合集《江湖集》，专门收录这些不得意诗人的作品。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给《江湖集》做题注的话说，此书“取中兴以来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刊之。这个“江湖之士”已经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隐居的“江湖之士”，而是为谋衣食奔走江湖之士了。
这种“江湖之士”当时也称作“谒客”，因为他们以干谒为生。后来研究中国诗史者，称之为江湖派。南宋末年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说：
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龙洲刘改之（刘过）之徒，不一其人，石屏（戴复古）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千缗以至万缗。
当然能够获得“千缗”，甚至是上“万缗”馈赠的毕竟是极少数幸运者，大多数还是为了养家糊口，历来被视为言志述怀的诗歌也成为干求的工具，用以要钱索米。士人之节，扫地以尽。南宋诗人林希逸说：
今之世诗盛矣，不用之场屋，而用之江湖，至有以为游谒之具者。少则成卷，多则成集，长而序，短而跋。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还有什么自尊？江湖诗人余俦访某贵官，久而不出，余俦等烦了，感到特别屈辱，题诗壁间：
谒人久不出，兀坐如枯骸。
苍头前置词，问我何因来。
士节久凋丧，人情易嫌猜。
本无性命忧，不去安待哉！
意思是说，我还没有到不被接见就要饿死的地步。从中可见诗人的辛酸和愤怒已经达到极点，最后拂袖而去。
余俦也许特别敏感或衣食之忧尚不迫切，而那些子女牵衣索饭、家中等米下锅的士人，就不得不放下身段来看府主眼色了。到了这种地步，不用说独立意志了，就是自己本来面目也要收起来，唯主人是从。江湖词人中姜夔被人们视为有“魏晋风度”“弱不胜衣”的清高之士，可是他也是江湖游士，其作风也不免有谒客痕迹。例如，姜夔擅作词，通音律，自己能谱曲，是位非常有成就的词人，其词风清雄峻拔，早已定型。可是当他依附范成大之时，和后来到辛弃疾幕中作客时的作品风格都有所变化，尽量向府主靠拢。这就是游走江湖的“谒客气”，姜夔尚且如此，不用说等而下之的刘过、吴文英、史达祖了。
可见当士人家无恒产，进取又无出路，处在“谋官谋隐两无成”的状态时，他们眼中的江湖与隐士眼中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
世途难着脚，况复是江湖。
江湖千里客，桑柘一春深。
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诗册。
落魄江湖梦里寻，起来佳处散烦襟。
这种江湖完全没有了隐士江湖的静谧与悠闲，再也不是士人们向往的社会风暴的避风港。它充满了艰辛与风险，这里既有漂泊流离的行役苦辛，更包含了攀缘于拥挤的仕途的感受。士人隐居的江湖是仕途上过来人的居所，他们已经不愁吃喝了，才能感受到江湖的安逸。而“江湖游士”不仅绝大多数还没有入仕，关键在于他们还没有吃饭之资，而且对他们来说更迫切的还是谋食。当然他们的最高目的还是位置通显，至少也要争得个一官半职，但希望逐渐成为绝望以后，他们更期待回到那个隐者的江湖去。陈必复《江湖》诗有句云：“江湖路远总风波，欲向山中制芰荷。”想逃回真正的江湖，在那里得到休憩与平复。然而这只是转瞬即逝的一闪念，如果家乡真有一个值得他留恋的安乐窝，他也不会奔走江湖了。落魄文士奔走的江湖已经很接近下面所说的江湖人的江湖了。
总之，作为隐居的“江湖”还是士人人格独立的象征，唐人刘长卿诗云：“江湖无限意，非独为渔樵。”（《送友人游越》）也就是说，归隐江湖远比躬耕田野内容丰富多了，它就包含有自甘作“化外之人”的意思。隐居之所以历来被人赞颂，在于它是一种与当权者不合作的、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皇权专制社会中，人们内心深处很少对统治者有绝对好感，因此极易把同情心给予社会中的受难者和那些与统治者不合作者。隐士也多自我标榜“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如韩愈称颂伯夷的“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伯夷颂》）。这些或真诚或作秀的表白进一步拉开与朝堂的距离，更增强了这个“江湖”的独立性，然而，它还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并不反主流，只是主流的一个补充。何况这个江湖也是不稳定的，时时发生变化，一旦它失去了物质基础，便成了落魄文士的江湖了。
当士人抱怨江湖的苦难时，此时的江湖便成了他们谋生谋食的场所，过去他们营造的江湖脱离世俗名利的道德形象也便垮塌了。这里既有大自然的艰险，更不乏社会制造的苦难，士人如果久久地沉沦于此，便容易滑向社会的边缘，成为反主流社会的中坚力量，此时士人谋生谋食的江湖与游民的江湖便没有严格的分界线了。这一点我们在下面阐述“游民的江湖”时还要谈到。
一、游民与其生活的空间
上一节讲了文人士大夫的江湖，尽管隐居的江湖与游走的江湖苦乐殊途，但还都属于文人士大夫生活的空间，与一般底层百姓关系不大。下面要讲的江湖是江湖人生活奋斗的空间，现今常用的江湖的内涵就是由此生发出来的。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曾提及，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间。以后还会说到江湖是江湖人生活奋斗的空间，两者并不矛盾，江湖人的主体是游民，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以后，在江湖上闯荡，日渐成熟，锻炼成了江湖人。
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关于游民和游民群体有较深入的论述，这里只做简单的介绍。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虽然历代都有，就是游民这个词在先秦也已产生了，但其形成群体还是始于宋代。
二、两个有利于游民汇拢为群体的客观条件
宋代有两个客观条件是游民聚拢成群体的前提。一是土地所有权流转加快，从而导致依附于土地的宗法农民大量地被抛出宗法网络。这是因为宋代采取了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宋以前的朝代初建立时大多要建立本朝的土地制度（如均田制、屯田制、限田制），为了保护田制，必然对土地的买卖控制较严。而“宋朝‘不抑兼并’，几乎不做任何限制。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即是‘有钱则买，无钱则卖’”。
这样自古以来由国家统一配置土地的制度便被打破了，土地与财产转移特别迅速，造成了“田宅无定主”的趋势，并形成了“贫富无定势”的局面。土地所有权的流动第一个破坏的就是宗法网络，因为宗法制度的物质基础就是有固定的土地，动乱时期也有整个宗族流动的，但那是短暂的，而且到达目的地后也须有土地固化它（如福建、广东客家的建造围屋、土楼及占有周围的土地就是一例）。大批人员从土地和宗族中脱离了出来，要生存，或是到尚未开发地区（例如深山老林）开垦，或是游荡于城乡之间，找点糊口的营生，这些人就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游民。
第二个客观条件是城市结构的变迁，即从城坊制到街巷制的转化。以前的城坊制是大城套小城，居民区与市场区分离。每天这些“小城”（居民区和商业区东、西市）很早就关门上锁，不许人们出入，游民进入城市也很难生存。宋代街巷制的城市是因工商业的发展繁荣而产生的，这种形制又进一步促进城市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它的开放式的特点，使得外来人口可以进入、生存甚至发展。城市的繁荣给到城市里谋生的游民以机会，游民这一廉价劳动力进入城市更刺激了城市消费的膨胀，形成了商业、服务业空前的繁荣。宋代的户籍制度也利于外来人口在城市寄居，统治者意识到城乡户籍应有差别，因此设立了从来未有的“坊廓户”，以此名目来登记城市人口。坊廓户中也分为“主户”“客户”，主客户之别在于是否有房产物业。客户，特别是低等级的客户（主客户根据财产分为十等）大多是初进入城镇的游民，一无所有，依靠打工为生，租住他人的房子。这样在城市之中必然会形成一个游民群体。
三、是游民，不是市民
研究宋代城市史都要言及市民问题，如果就其居住地点而言，还无大错，但论者往往与欧洲中世纪主权城市的市民（由商人、手工场主、手工工人、学徒构成）等同起来，这就非常荒谬了。欧洲主权城市的市民享受法律规定的权利，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大小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前身。而宋代城市市民除了一些以财产作后盾的商人和各种产业的业主外，大多属于没有前途、没有任何保障的游民。
宋代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大多依赖官府消费、国家购买，以及贵族、官僚的畸形消费。这些需求是不确定的，随着政治变迁而消长。封建性的城市又是专制政治的中心和军事据点，而这些条件往往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城市重要性消失，工商业马上萎缩，其底层从业人员立时成为无所依归的绝望者。另外，在古代的中国城市里专制的法权十分强大，工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不足以催生各个阶层都有法定权利保障的市民社会。进入城市的游民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而存在，时时刻刻处在不稳定状态。
游民进入城市，不等于进入了主流社会。他们仍然是这个社会的零余者，时时都有被统治者驱赶出城的危险。皇权专制时代，当统治者感到城市人口超出负荷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驱游民”。城市中的游民即使能够糊口于一时，也很难长期定居。坊廓客户还是有房子住的，有户籍的。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六记载：“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这些干犯法律的亡命客就是不在现实社会秩序之中的游民，而那些依靠十指谋生的，也极易被抛入游民的队伍。
游民进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如汴京、临安），生产了大量的廉价商品和提供了廉价服务，这只是满足住居在城市的达官贵人的高消费，资本积累相对薄弱，更没有形成有可能向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市民社会。处在社会底层、没有任何保障、生活极不安定的人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主流社会的社会，这个社会是隐性的、带有反主流色彩的，它就是江湖。宗法网络游离出来的游民，城市里工商业、服务业淘汰出来的失落者，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失败者，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逞之徒，总之，为主流社会不容或对主流社会不满的各色人等都可以汇流到江湖中来，在此谋生或谋求发展。
而且皇权专制社会中城市的繁华往往转瞬即逝，营造繁华的商人、手工业者、打工者既非身份社会的“商人之子恒为商”“工人之子恒为工”，也没有欧洲中世纪晚期工商城市行业协会对于所属的商人、手工业者的保护。他们的前途就是作鸟兽散，有点余钱的返乡购置田产，没有资财的便沉沦江湖。这样江湖很像个“储水池”，它承接着由于社会破碎而游离出来的人。这些走投无路的人汇聚在江湖，逐渐形成一种力量。他们不仅因为被主流社会排挤而居无定所，谋食成为第一需要，而且，这种生活方式也造就了他们独特的、迥异于宗法人的思想性格。这种独特的思想性格又通过与他们有近似生活经历的江湖艺人表达出来，使后人对这个游民的江湖有所了解。第一次透露了这个消息的便是中国第一部描写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故事的长篇小说《水浒传》。虽然《水浒传》成书在明中叶，但其故事却是自宋代累积而成，它所反映的江湖生活确实也是宋代的。
本书所探讨的也就是《水浒传》与江湖的关系。是因为有了游民群体，有了游民意识，有了游民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展开的奋斗，才有了宋江的故事、杨志的故事、武松的故事、鲁智深的故事……最后才有了鸿篇巨制的《水浒传》。我们从《水浒传》发现还有一个与正经的“经史子集”中的记载不同的江湖，这个江湖活跃着的大多是主流社会所不屑的人，有“不逞之徒”，有“作奸犯科”之人，更多的还是没家没业的流浪汉。这个江湖有不为主流社会所知的冒险经历、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这使我们耳目一新。
另外，《水浒传》作为中国第二部成功的通俗长篇小说对后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社会底层人物和广大游民反抗和奋斗的教科书。《水浒传》全面而生动展示的江湖人的生活和奋斗、江湖人的理想和道德，以及江湖活动的方式和规范，不仅新奇有趣，为大多数人所未曾经历，也给后世游民以及各种各样边缘人士的组织化进程提供了范本，成为他们奋斗发展的教科书。它甚至也给予主流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以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得《水浒传》中的江湖及其连带思想意识普及到整个社会中去。《水浒传》不仅要在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也应在思想史上有其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