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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经历了北宋灭亡中原沦陷的剧变，回想起许许多多北宋末的时事，文人士大夫多着眼于当年东京汴梁的无边风月及其破败，于是便有《东京梦华录》一类的诗文出现。流传特别广的是刘子翚的《汴京纪事》二十首中的两首：
梁园歌舞足风流，
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
夜深灯火上樊楼。
辇毂繁华事可伤，
师师垂老过湖湘。
缕衫檀板无颜色，
一曲当年动帝王。
前一首写的是宋末文人士大夫醉生梦死的享乐生活，他们出入汴京最高级的酒楼——樊楼，夜以继日地追逐酒色。第二首写北宋末汴京第一名妓李师师战乱之后穷愁落魄、流落湖湘的情景。樊楼、李师师都是那个时代娱乐业的象征，也是汴京畸形繁荣的象征。组诗也反思与痛斥了宋徽宗的奢侈腐化和奸臣蔡京等人的弄权误国，但其中更多的还是表现出对于繁华不永的哀伤。而通俗文学像《大宋宣和遗事》中关于晁盖和宋江的故事则在反思：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大宋王朝被弄得国破家亡，二帝被俘？虽然通俗文艺都是娱乐性的，但是时代的阴影不能不在其间有所反映。
“水浒”的故事正是在这个时期首先在临安一带流行起来的
。可以想象当年江湖艺人中的“说话”人（相当于现今的评书演员）在瓦子里以口舌谋生时的情景，那时还没有成本大套的现成故事供他们作为演出的底本。“说话”人中相当一部分是从现成的史书和佛、道两教经典中撷取一些现成的故事，加以改造，以取悦听众。但生活在社会矛盾尖锐时代的人，更关注的恐怕是现实问题。南宋初年，临安的不少居民都是来自中原地区甚至首都汴京，是战乱把他们驱赶到这里。他们关切自己的家乡是不言而喻的，也会思考为什么昔日的全盛繁华，弄成现在的江山半壁，尚不得安稳？
宋江三十六人造反、受招安和打方腊的故事不仅本身具有传奇性，说起来动听，演起来好看，能够招徕观众，而且这个故事还极富社会性，从中能反思许多社会问题，批判统治者过度奢侈，揭露社会的贫富不均，评析统治者的失策导致中原沦陷等。观众听了解气，也能涤除观众胸中郁积的烦恼和不平。这样有意思的题材必然被一些有生活体验、有见识的艺人关注。然而它不能照生活的原样出炉，宋江原来毕竟是拉杆子造反，反抗现实秩序的，这不仅统治者不允许，也是生活在主流社会的听众不能接受的，因此宋代的“水浒”系列融合了当时普通民众最关切的反抗异族侵略和统治的问题。
那么宋江与宋江集团的历史真相是什么样子的呢？
宋江是《水浒传》的主人公，但历史上是否有此人？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宋史》上有记载，历来学者又没有否定的。近些年来，有的学者借口《宋史》这部“正史”历来不被史家看好，其中记录宋江的片段也确有瑕疵，从而不承认历史上有什么宋江。说宋江是从文学人物演变成历史人物的，弄假成真。说《水浒传》中的人物是“朝真野假”，在朝官员如高俅、蔡京、童贯等都是真的（其实宿元景也非真的历史人物，而是文学形象），梁山好汉则都是文学形象。并说《宋史》上的记载都是“以讹传讹”，如《〈水浒传〉中的悬案·历史上的宋江之谜》
（以下简称《悬案》）中说：
宋江的大名，不仅载入正史，而且载入皇帝本纪。然而正是载有宋江大名的《宋史》本身却互相抵牾，自相矛盾。这儿说“淮南盗宋江”，那儿说“宋江起河朔”。既然是“淮南盗”，为什么又在梁山泊安营扎寨，被称为“梁山好汉”？《水浒传》中说宋江“播乱在山东”，那为什么作为《水浒传》故事起源的《宣和遗事》的背景却在山西的太行山？宋江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家在太行山还是在梁山附近的郓城？宋江生于何地，葬于何处？宋江在何地举行起义？宋江是受招安了，还是投降了，还是被杀害了？如果是受招安或投降，那么受招安或投降后授何官职？赴何处上任？其上司是谁？部下是谁？宋江参加打方腊了吗？打方腊中死的英雄葬于何处？或者英雄下落如何？在何处当官？死后葬在何处？
如果按照这个查证的提示来考索历史人物，不要说查一个九百多年前的民间抢劫者，不能完全弄清楚，就是查数十年前抗日战争中有影响的人物，也未必能够一一弄清楚。我们是因研究《水浒传》而涉及宋江，我们要搞清楚的仅仅是：
（一）历史上有没有宋江这个人？
（二）他的造反活动在什么地方？
（三）他是否被朝廷招安了？招安之后是否打过方腊？
（四）其结局如何？
（五）宋江本人与《水浒传》中作为文学形象的宋江有何差别？
《悬案》一书批评《宋史》中关于宋江的记载有矛盾，批评胡适相信《宋史》中《徽宗本纪》《张叔夜传》《侯蒙传》关于宋江的三条记载，并指出这些记载之间有矛盾，这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得出“宋江，史无其人”的结论则是荒唐的。《悬案》一书作者考察了历史上关于宋江的记载之后自信地说：
根据现有材料，我们可以推知，当年有个无名氏创作了《智取生辰纲》等宋江故事，十分受人欢迎，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爱扯宋江。所以龚圣与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起先，人们认为“不足采著”，但后来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于是有人画像，龚圣与也跃跃欲赞了。这股“宋江热”，热到元代东平，竟和《三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了《三国》热，于是，出现了《宋江》一书。这《宋江》就是《水浒》的前身，它是无名氏的作品。明代的郎瑛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这说明《水浒传》在郎瑛那个时候还叫《宋江》。郎瑛说《宋江》也是罗贯中所编，这是由于《三国》是罗所编，人们把它们相提并举，合而为一了。由于《三国》基本上是真人真事，人们也就认为《宋江》也是真人真事了。现在应当明确《三国》和《水浒》的区别。
胡适说宋江是由历史人物变成了“梁山泊神话”，不对，应是“梁山泊神话”变成了历史人物。怎么变成的呢？由小说而入家传、墓志，由家传墓志而入野史，由野史而入《宋史》。前述写过嘲墓志诗的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评《宋史》：“所据家传、表志、行状之类，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多自录不实之言”。
按照这个逻辑，不仅《宋史》中《张叔夜传》《侯蒙传》是张家、侯家后代为先辈唱赞歌，而被史家滥收，不足采信，连现存的三篇墓志铭——张守的《秘阁修撰蒋圆墓志铭》、范圭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汪应辰的《承议郎王公墓志铭》都是墓主家的自吹自擂，自说自话，毫无史料价值。是这样吗？我们可以不用《宋史》，只用宋人留下的资料考察一下宋江的真伪。
我们暂且同意作者的逻辑，但宋江为后世所知不仅仅来源于《宋史》和几篇墓志铭，当时一些文人作品中如诗文、野史、笔记等也有记载。这些作者多是声名很好的文士或颇有声誉的史家，他们有的就与宋江同时，又与这个宋江造反事件毫无利益关系，难道他们的记载都不足信吗？下面我按照作者时代将这些有关宋江的记载排列如下：
一、李若水的《捕盗偶成》
与宋江同时的北宋名臣李若水亲眼看到宋江被招安，为此他写了一首诗《捕盗偶成》：
去年宋江起山东，
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剪草如，
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
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
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杨江起河北，
战阵规绳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
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
辄啖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乃非上策，
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繇，
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
安得狂词裨庙略。
李若水（1093—1127），广平曲周（今属河北）人。以太学生登科入仕，钦宗时官至吏部侍郎。靖康间宋徽宗、钦宗被俘，备受羞辱，李若水仗义执言，怒斥金国大太子，英勇不屈，被割舌，挖目断手而死，时年三十五，后谥忠愍。《宋史》入“忠义传”。像这样正直的人，大约不会说谎。这首诗中描写宋江一伙招安后入城的生动情景，大约也很难向壁虚构。不会是先听了关于“《智取生辰纲》等宋江故事”，才梦幻似的见到入城投降的宋江一伙，然后写入自己的诗中。如果相信李若水写的是真实场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几个事实：第一，宋江起事于山东。宋代没有“山东”的行政区划，这里说的山东就是京东路，包括兖徐曹青郓密齐济沂登单濮潍淄等州。宋江活动的规模很大，闯的乱子很大，上为皇帝所知。第二，这一伙的头面人物有三十六人，全部被封官了。第三，未招安时，他们冲州撞府，敢于攻打城镇，使人民受到许多灾祸。这些事实仍是传世《水浒传》的主调，不过因为作者的立场在宋江一方，曲为之讳。
二、方勺的《泊宅编》
记载了北宋末年青溪（浙江淳安）方腊武装暴动始末的笔记《泊宅编》，其中也提到宋江：
（宣和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歙守、天章阁待制曾孝蕴，以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御无策，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势取桐庐、新城、富阳等县。
自青溪界至歙州界，有鸟道萦纡，两旁峭壁，仅通单车。方腊之乱，曾待制出守，但于两崖上驻兵防遏，下瞰来路，虽蚍蜉之微皆可数，贼亦不敢犯境。会宋江扰京东，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雾毒为解，移屯山谷间，州遂陷。
《泊宅编》作者方勺（1066—？），字仁声，金华人。元丰六年（1083）入太学，曾官管勾虔州常平。元祐五年（1090），赴杭州应试，不第，遂无意仕途，寓居乌程泊宅村，自号泊宅翁。方勺的年龄比李若水还大，宋江也与他同时。《泊宅编》本来是记载方腊攻陷歙州（今安徽徽州）和原来歙州守曾孝蕴被调离的原因，其中涉及宋江活动的情况：其一，宋江活动于青州、齐州、单州、濮州；这与李若水说的“山东”相合。《悬案》一书作者也不相信方勺的记载，认为青州应称“山东”，宋江扰“青、齐、单、濮间”不应称“京东贼”。其实宋代没有山东建制，青州等地即属于“京东路”管辖，朝廷文件不像诗文那样随意，称这些地区为“山东”。《悬案》的质疑是没道理的。其二，宋江活动高潮在宣和二年（1120）年底。实际上，曾孝蕴未到青州履任，改知睦州，后又改为杭州（见南宋所编的《临安志》和《新安志》）。其实，无论睦州还是杭州，都被方腊攻占，曾孝蕴不可能到该州履任。他们只是有了这个职务，参与对方腊的剿灭战役。这一条与上一条的记载者就是一般文士，这其间既无利益驱动，也无各种易引起是非的所谓“家传、表志、行状”之类文字的干扰，只是记录他们所见所闻的一些事情，应该是最可靠的。
三、《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中记录：“宣和二年十二月，盗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张叔夜设方略讨捕招降之。”
这是宋代严肃史家第一次记载宋江事。李焘（1115—1184），生于北宋末年，其少年时正是宋江活动时期。他积四十年之力完成《续资治通鉴长编》。此书完成于淳熙十年（1183），被评为“取材广博，考订精赅，为治宋史之要籍”，因此这部史书是严肃的历史著作。书中关于宋江的记载虽然简略，但值得重视。李焘的记载表明：其一，宋江是被张叔夜打败，张在与宋江的交锋中，使用了一些计策，迫使其投降。其二，宋江活动的地方包括京东西路（“京西”，现在山东的西部、西南部如郓州、济州、单州、徐州等）、河北东路（读者不要一看到“河北”就与现在的河北省联系起来，北宋时现在山东的西部、西北部，如滨州、德州、临清、高唐、聊城等都属于河北东路），在海州（今连云港）归降。
四、《东都事略》
王偁的《东都事略》关于宋江的记载与《宋史》大同小异。其中《徽宗本纪》中记：“宣和三年（1121）二月……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五月丙申，宋江就擒。”
《张叔夜传》与《侯蒙传》：
张叔夜……以徽求猷阁待制知海州。会剧贼宋江剽掠至海，趋海岸，劫巨舰十数。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
宋江寇东京，蒙上书陈制贼计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徽宗曰：“蒙居间不忘君，忠臣也。”起知东平，未赴而卒。
如果说《宋史》在正史中是比较芜杂的，固有定评，指出其中舛讹的学者也不少，对它的记载有怀疑，尚属正常，但《东都事略》历来被视为良史，而且是宋人写宋史，可信度较高，不能以一般野史目之。其纪事、评论受到史学家的赞扬。《四库全书总目》中说此书“叙事约而赅，议论亦皆持平……宋人私史，卓然可传”。《东都事略》在淳熙十二年（1185）上呈朝廷，这时只距宋江起事六十余年。作者王偁是史学世家，其父王赏在绍兴十二年（1142）三月任“实录”修撰
，此时距离宋江起事只二十年，宋江事件对王赏来说还是“新闻”。《东都事略》数度提到宋江事，如果宋江是当时的“假新闻”，担负着修撰国史责任的王赏会不出来纠正？这三条《宋史》中也有，但因其中有一些细节的改动，被《悬案》视为编造。应该说《东都事略》在叙事逻辑上可訾议处不多。
从《东都事略》中可见：其一，宋江这股造反部队于宣和三年（1121）五月被平定（这个时间与有的记载说宋江参与了平定方腊的战役相矛盾，后面再议）。其二，宋江是被张叔夜打败并迫使其投降的。而且记载中所写到张叔夜的谋略，正与李焘记载中所说的“设方略”相呼应。这些绝不是仅凭事主本人的家传就能进入记载的。其三，宋江活动的地方包括京东西路（现在山东的西南部）、楚州（今淮阴）。其四，议及宋江投降后，到东南平方腊以自赎。
五、《皇宋十朝纲要》
李埴的《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中记录：
宣和元年十二月，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乃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
李埴是李焘之子。这一则记载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宋江两次被招抚，一是宣和元年十二月，一是宣和三年。其二，宋江第二次招安因与“犯淮阳军……”连类言之，仿佛“犯淮阳军”、“犯京东”、（犯）“河北路”、“入楚州界”、“招抚之”、“江乃降”这六个行为动作都是在“宣和三年二月庚辰”这一天完成的，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分析一下二月庚辰这个日子最有可能是记录这六件事中哪一件的？我认为最有可能是记终结那件事的，也就是“江乃降”的。因为作为宋朝廷的史官，如果只选一个日子记载宋江作乱事件全过程的话，一定会选他们认为最完满的那一天，也就是宋江投降了，整个事件平息了。确认了这一点，六月破方腊的上苑洞也就不奇怪了。其三，具体记载了宋江在征方腊中立功的情况。
六、《三朝北盟会编》
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收录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大量原始史料，其中也提到了宋江：
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
张叔夜，字嵇仲，开封人。侍中徐国公耆之后也。通经史，善属文，习兵法，长于诗咏，有文武大材。……知海州，破群盗宋江有功，宣和末京东大盗四起，擢叔夜知济南府，与京东制置使梁方平协谋，屡平巨寇。
《林泉野记》曰：“光世字平叔，延庆次子也。能骑射，有胆勇，稍通书史庄老孙吴之学。从父与夏人战，常身先士卒，屡擒酋首。……宣和二年，方腊反于睦州，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数郡之民皆为立生祠。腊败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难易，与杨可世、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迁团练使。”
徐梦莘（1126—1207）注意收集北宋南宋之交的史料，网络旧闻，荟萃同异，引用官方和私人著作两百多种，书成于绍熙四年（1193），其中每条都是有依据的。第一条出自《中兴姓氏奸邪录》，张叔夜那条出自《靖康小雅》，这些书籍都是当时的作品，它们印证了《东都事略》和《皇宋十朝纲要》。其中唯一的差别是“纲要”与宋江一起进洞追捕方腊的是辛兴宗，“会编”是辛企宗。《三朝北盟会编》卷第八十八“靖康中帙”六十三之中，收入了《张叔夜家传》的一些内容。张的《以病乞致仕官观劄子》中说：
臣本无技能，徒以片文只字，误历禁近，逮出守海堧，会剧贼猝至，偶遣兵斩捕，贼势挫衄，相与出降。蒙恩进秩，其后济南郡盗贼蜂起，朝廷犹录微效，于宫祠中擢知济南，贼稍平，移青州。正月中金人寇京师，诏发兵入援，臣等奏乞兵，与诸将追击胡骑，及席益到青，臣代还至都。
这是张叔夜因病向皇帝申请退休的奏章，其中说到他出守海州（海埂）时曾降剧贼，写给朝廷的正式文件，并可与李焘、王偁、李埴许多记载相印证，应该说是确切无疑的。
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宋高宗一朝史事，卷七涉及与宋江有关的史斌：
（建炎元年七月）是月……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守臣向子宠望风逃去。先是子宠在州设关隘甚备，陕西士民避难入蜀者，皆为子宠所扼，流离困饿，死于关隘之下者不可胜计。斌未入境，子宠弃城先遁，斌遂自武兴谋入蜀。成都府利州路兵马钤辖卢法原，与本路提点刑狱邵伯温共议，遣兵扼剑门拒之，斌乃去，蜀赖以安。
后来史斌被宋抗金名将吴玠所杀。
李心传（1166—1243）是宋代重要的史学家。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成书于嘉定元年（1208），以国史、日历为主，也参照当时的野史笔记、案牍奏议等，是北南宋之交一部极有价值的史书。从这则记载中可见，北宋灭亡之后，宋江的一些余党仍有与官府继续对抗者。史斌可能就是《水浒传》九纹龙史进的原型。
八、《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杨仲良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虽然史料来自李焘的“长编”，但由于“长编”佚去徽宗、钦宗两朝，它仍有史料价值。其中载：
宣和三年四月戊子，初，童贯与王禀、刘镇两路预约会于睦歙间，包帮源洞于中，……刘镇将中军，杨可世将后军，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
杨仲良也是南宋中叶人士，他记载的宋江擒方腊与“纲要”“会编”都有不同。一是主将变了，“纲要”没说清楚，仿佛是辛兴宗；“会编”中是刘光世，而“本末”则是王涣。地点也有差别，“纲要”是上苑洞，“本末”是帮源洞。元杂剧水浒戏中《燕青扑鱼》的唱词为“则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须不比那帮源洞里的方腊”。估计可能各地语音的差别，造成记载不同。
另外，宋代史料中，还有一些与宋江集团中的人物名字相同或相近，在北南宋之交很有作为的人物（如太行山民间抗金武装领袖人物张横，梁山渔人领袖人物、大败金兵的张荣等），但史书上没有标明他们是宋江余党，即使他们的事迹为宋代“水浒”故事系列所吸纳，也不能表明他们就是宋江集团中的人物。
上面所列有关宋江的史料都是宋人留下的，其中有的作者与宋江同时，有的虽属后人的追记，但所依据也多是宋江同时代人留下的史料，包括官方和私人的撰述（这些史料大多我们今天看不到了），绝非街谈巷议、口耳相传的小道新闻，也非家谱墓志，自我标榜。因此，它们是基本可信的，根据这些，可以确定：
第一，宋江是确有其人的，他只是一个武装抢劫团伙的首领。这个团伙的起事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不像方腊、史斌一造反就称帝，建立朝廷），主要不法行为就是“剽掠”，抢劫钱财。
第二，这个团伙的骨干是三十六人，采取流动作战的方针，冲击力强。人不多，动静很大，不仅惊动朝廷，而且汴京以东数百平方公里的地方，从民到官，无不闻宋江而震惊。
第三，他们纵横驰骋于京东、河北、淮阳之间。按现代区划说，就是河南东部、河北东南、山东西部、江苏东北部。如果以梁山为中心，其最北、最西、最南都不过二三百公里。这一块地域对于以骑兵为主的队伍来说，并不算大。不过从历史记载来看宋江活动之时并未以梁山为根据地；从常情推测，像宋江如此小股但影响力又很大的武装反叛力量，如果有固定的根据地，朝廷一定会派大部队进剿，很难待住。
第四，最后，宋江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打败，遂被招安。
第五，被朝廷派遣到南方，参与平定方腊的作战，并在追捕方腊战役中立有战功，最后协同其他将领在“上苑洞”（或称“帮源洞”“青溪洞”）抓住方腊。
这五点是大多史书的一致意见。其中只有《东都事略·徽宗本纪》所说的宣和三年“五月丙申，宋江就擒”，与宋江参与征方腊有矛盾，因为方腊于宣和三年四月下旬被擒获。有人根据这一条咬定宋江没有“征方腊”之举，由此出发，认为所有关于宋江被招安和征方腊的记载都是伪造的。有的人认为有两个宋江，一个是劫匪，一个是统兵的将军
。第一种说法没法证明为什么有那么多宋人留下的史料不约而同地都言之凿凿说宋江有“征方腊”之举（包括北方元杂剧）；第二种意见没法说明这位“将军宋江”为什么只在“征方腊”中出现过一次，后来再无踪影。而且北南宋之交宋江大名鼎鼎，如果真的有位将军也叫宋江，史家涉笔至此，一定要做说明的，讲明此将军非彼劫匪。
我的理解是《东都事略·徽宗本纪》中记录宋江投降的时间有误。张叔夜招降宋江之后，宋江马上就被派往南方（宋代执行招安政策时，往往如此。被招安者一投降，马上就被派往战争的前线。后面专谈招安时还要说到稍后的宰相李纲特别强调这一点），其中时间差很小，因此才出现互相矛盾的现象。
方勺的《泊宅编》、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书记载了宣和二年十二月宋江纵横驰骋京东、河北一带，事情闹大，为朝廷所知，马上组织力量征讨，未言何时招安。唯有《皇宋十朝纲要》宣和三年二月庚辰之下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乃降”。后又记他参与平定方腊，则宋江投降当在三年二三月间。记宋江宣和三年五月投降，仅有《东都事略·徽宗本纪》一家（后《宋史》抄《东都事略》）。为什么《东都事略》独一家说“五月丙申，宋江就擒”。有月有日，言之凿凿，确切之至？《宋会要辑稿·捕贼》（下）有如下记载：
（宣和三年）五月三日诏：“近缘诸州军守臣，间非其人，以致盗贼窃发。唯徽猷阁待制知海州张叔夜，直龙固阁知袭鹿府钱佝言，直龙固阁知密州李延熙，能责所部斩捕贼徒，声绩著闻，寇盗屏迹，宜进职一等，以为诸郡守臣之劝。”
这个五月三日就是《东都事略·徽宗本纪》中的“五月丙申”。“本纪”在史书中是专为皇帝所作，其中按年月日编排这位皇帝在位时的重要史实，对这一朝历史起提纲挈领的作用。唐宋史书本纪多据本朝“日历”（史官逐日记录有关朝政的史册）撰写。王偁也不例外，他根据徽宗朝“日历”，把徽宗下诏褒扬张叔夜“斩捕贼徒”有功的日子当作招安宋江的日子来记录了。当时没有“电传”，张叔夜招安宋江一事不仅不可能当日就传到朝廷，而且徽宗此诏表彰了张、钱、李三人，三人也不可能同在一日立功，其受表彰必然与张叔夜实施招安的日子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宋江实际被招安的日子应该是李埴《皇宋十朝纲要》中的二月庚辰，即二月十五日，而非宣和三年五月初三。
肯定了上面我们所征引的宋人诗文和史传等基本可信的记录，再看当时一些私人记载，就会觉得它们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的，许多可作旁证。如张守《毗陵集·秘阁修撰蒋圆墓志铭》中讲蒋圆：
未几，徙知沂州。宋江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振，吏多避匿，公独修战守之备，以兵扼其冲。贼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呒然阳应，侦食尽，督兵鏖击，大破之。余众北走龟、蒙间，卒投戈请降。或请上其状。公曰：“此郡将职也，何功之有焉？”
《悬案》说这一段纯粹是“天方夜谭”。其实如果明白了历来造反部队的作战风格，张守说的大体不差。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说：
传统的流寇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忽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当。撄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有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人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
这里引唐德刚先生这段讲太平天国初起与清军作战中的一段话，意在说明冷兵器时期底层民众武装暴动时作战方式的冲击性。宋代宋江虽然没有这么大的规模，也不一定“裹胁农民”，但他们三十六骑骠骑，风来雨去，其冲击力之强也是不言而喻的。说他们“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振，吏多避匿”，也毫不奇怪。蒋圆所在，恰好地形险要，恰恰能够扼住其“冲”，骑兵如果丧失了驰骋纵横的冲击力，那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再说宋代兵制特点是具有战斗力的禁军，都在守卫京城、边防和重要的城镇，一般州县只是厢军和乡兵，多充杂役，很少有战斗力，哪里经得住凶猛骑兵冲击。至于蒋圆是不是受到宋江的“投戈请降”，这倒有可能是蒋圆的自吹，因为他并未以此上报，墓志铭中也没有说宋江就是他招降的，但他一度阻挡了宋江骑兵的冲击，把他们引向龟、蒙，以邻为壑，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篇墓志铭记录了宋江集团的作战方式。
汪应辰的《文定集·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记载了王师心在北宋末年做沭阳尉时曾与宋江交锋。
师心……政和八年（1118）进士第，授迪功郎、海州沭阳县尉。时承平久，郡县无备，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掠京东，径趋沭阳。公独引兵追击于境上，败之，贼遁去。
其实，细加分析，不难看出，沭阳县尉王师心的做法是属于“或旁敲侧击”一类，在一旁占些便宜，把强人赶出本县县境，免得给本县造成损失，为上司所追究。
值得注意的是范圭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此碑于1939年出土于陕西省谷县。其中记载：
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人藉才，互以推公，公遂兼帅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
宋代史料中关于折可存的记载很少，他曾一度降金
。他参与讨方腊《宋史》《续资治通鉴》都有记载。后来的“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也不是没有可能。当时的史籍中凡是提到宋江讨方腊的，都没有说宋江的下场。折可存墓志铭所说，可能是宋江最后的结局。
南宋中叶以后还有一些有关宋江的记载，例如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中的《宋江三十六赞》，《大宋宣和遗事》中关于宋江以及“水浒”系列中的人物故事和元朝编纂的《宋史》中有关宋江的记载。但由于前二书近于文学，后者多抄于《东都事略》，故略而不书。
1994年第4期《文学遗产》的《宋江征方腊新证》
中引《五云赵氏宗谱》十八卷载有北南宋之交名相李纲《赵忠简公言引录》。此文所言“赵忠简公”
即赵期。《全宋诗》根据赵氏家谱，载赵期小传（1066—1137），云赵期字友约，祖籍洛阳，宋初宰相赵普四世孙。哲宗绍圣元年（1094）进士，官至国子祭酒，以镇压宋江、方腊有功封武功伯。后随宋高宗南渡，定居缙云，谥忠简。遍查北宋南宋之交的公私记载，全无此人。所谓“武功伯”云云，根本也不是宋代封爵，而是明代爵位。由此可知，所谓“赵忠简公”，纯属子虚乌有；《赵忠简公言引录》亦系赵家后人伪造。假托名人以提高自己宗族的地位和影响，是清代以来许多宗族谱、家族谱的通病。《宋江征方腊新证》和《全宋诗》赵期小传作者对《五云赵氏宗谱》未做深考，盲目相信，不足采信。
大多研究者不相信宋江集团就是三十六人（骑）的队伍，而认为是三十六伙，像汉末黄巾的三十六方一样。三十六人只是将领，每个人之后都有一大群。如果真是这样，宋江武装集团的规模起码人数在数万以上，其规模要比方腊还大。而从现在零星的记载来看，不是这样。从宋代社会的现实环境来看，也很难形成如此规模的武装反抗集团。若果真是如此，那就需要有大块的根据地以驻兵，要有强大的后勤供给，另外官方也要调动数以万计的禁军去镇压，这些都没有发生。如果发生了，在很长时间没有大规模战乱发生的宣和初期，这是很能引起社会关注的。我们从历史记载来看，不是这样。其实就整个宋代而言都很少有大规模的底层民众武装反抗，那时几百人的武装叛乱就是大事了
。这与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设计的兵制有关。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与诸臣讨论使用武力对付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叛乱问题说：
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余年，盖因于此。
无赖游民，各朝各代，无世无之。这本来是涣散社会对抗政府的无组织力量，但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无赖游民几乎成为改朝换代、颠覆社稷的中坚力量，令统治者恐惧，也引诱统治者对他们加以利用。赵匡胤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很懂这一点，遂把他们纳入军队，成为稳定社会、拱卫朝廷的长城。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发明。可是这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军队的素质差（纪律差，战斗力不强，带有流氓色彩）；二是随着人口的增长，游民增多，则队伍日益庞大，国家支出则水涨船高，财政日益支绌。但它的长处在于有效遏制了底层社会的武装造反，北宋南宋加起来超过三百年，史家常常说它处在“积贫”“积弱”状态，可是宋朝自始至终没有大规模的底层民众武装造反活动。对它生存构成威胁的是北部和西北部少数游牧民族武装的南侵。
太祖既定天下，尝令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已施行、可利及后世者。普等历言大政数十。太祖俾更言其上者，普等历毕思虑，无以言，因以为请。太祖曰：“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普等顿首曰：“此圣略，非下臣所及。”予谓议者以本朝养兵为大费，欲复寓兵于农之法，书生之见，可言而不可用者哉。
我们知道，历朝大规模的造反都是先有勇敢者发难，然后大批走投无路的饥民跟进，紧接着是统治者集团内部分裂，其中一部分也揭竿而起，与广大民众站在一起，从而天下分崩离析，形成群雄逐鹿的局面，最后由“高材疾足者”先得。宋代由于制度的安排很难形成这种局面。比如有了天灾人祸，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要反抗，而军队被朝廷控制着，有吃有喝，不会响应民众，形成“有叛民而无叛兵”的局面；一旦军队闹事，因为不一定有天灾，老百姓尚能存活，也不会冒险支持，所以“有叛兵而无叛民”。在这种军事背景下，宋代武装起义大多规模很小，而且以自生自灭者为多，基本上没有延及全国的。最大的事件也就是在局部地区闹上一两年便被镇压下去。如北宋中叶的王小波、李顺就在青城、彭山一带，没有离开蜀中；后来在贝州起事的王则，始终没离开贝州城。北宋末年的方腊就在浙东一带，短暂地占领了杭州等大城市，也很快就被消灭。
宋江集团在这些造反者当中是个异数，因为他们人数少，采取流动作战的方针，没有根据地，也不打出建立新朝廷的旗号和诱使广大民众参加的口号，就是以“剽掠”为主（宋代工商业的畸形繁荣使得便于携带的、流动的财富如金银珠宝之类大量增多
，也给突击抢劫带来了方便），东突西冲，自然为官民所畏惧。宋江本人也与《水浒传》所描写的谦恭得近于懦弱不同，而是如元代陈泰《江南曲》的小序中说，“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
宋江的这种性格，符合他作为抢劫集团领袖的身份。
另外，宋江三十六人之间的团结和作战中的配合也使得这个集团特别具有战斗力。《宋史·张叔夜传》记载张招降宋江的过程：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踞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这与《东都事略》中《张叔夜传》差不太多。其中“擒其副贼”一句为《东都事略》所无。这表现出宋江集团之间互相顾念，与民间相传的“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大宋宣和遗事》）短诗，可以互相印证。后来在元代“水浒戏”和《水浒传》中发展成为结拜兄弟之间的义气，这种游民道德也成为《水浒传》中的重要思想之一。
流动作战，又屡屡得手，使得宋江的大名遍及汴京以东的山东、河北、淮南诸地区。人怕出名猪怕壮，宋江有名了，自然就有人冒其名，模仿其行动特点，肩扛其招牌，开自己的分店（元杂剧《梁山泊黑旋风负荆》和《水浒传》都有真假宋江的故事）。这样造成了处处都有宋江的信息在传播，弄得到处都是宋江，遂有“转略十郡”传闻。其实宋江集团起灭仅仅一两年间的事，哪会有如此广大的活动领域？宋江的名声大了，许多官员也以参与剿捕宋江为荣。于是出现了许多有意无意的造假行为。《桂林方氏宗谱》所载徐直之所撰《忠义彦通方公传》中讲方庚（彦通）于宣和三年参与了征剿方腊、宋江的军事活动：“公遂得生擒腊，献军中，槛送京师，腰斩于市。所破州县，渐复敉宁。是年，宋江三十六人，猖獗淮甸，未几亦就擒”
，用此昭告子孙。像这类私人记载，与大多历史记载不同。作者、传主皆非见于史传的名人，很难说他们借此说谎。我怀疑《传》中所说的“宋江三十六人”可能就是冒牌货。虽然为蒋圆、王师心写墓志铭者皆是当时名流大老，但他们所说的也未必皆实。在蒋、王二人自己看来他们对抗的就是宋江，其实也不一定。这样来思考，对于宋人关于宋江记载中的许多矛盾也就不奇怪了。
历史上真实的宋江集团就是来去如飙风、由三十六人组成的武装抢劫团伙。他们没有政治目标，也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基本上是抢了就跑的一伙。他们不是正义的坐标，也非恶德的代表。其实哪朝哪代没有强盗和偷窃？盗窃有什么进步性？就是反对当时官府也不一定都是正当的、正义的。固然皇权专制社会的政府有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一面，但还有掌握公共权力、维持公共秩序的一面。因此，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要突破这一关，破除“盗贼”崇拜，设身处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例如过去把宋江定位为农民起义领袖，有的历史学家要维护农民领袖的光辉形象坚决否认他曾经被招安。后来李若水的《捕盗偶成》发现了，无可奈何，承认招安了，但又不承认宋江曾征方腊。好像宋代一些文人不约而同地在制造宋江征方腊的冤案，为此作假证，说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面对大量的史料就是采取不承认主义。其实，退一步说，即使宋江集团就是“农民起义”，也非历史先进力量的代表，农民领袖也出不了“成王败寇”的怪圈。从宋代的历史背景看，宋江和宋江集团参加者应该多是脱离了宗法网络和行政管治的游民，他们冒险求生存求发展的激烈行动，必然让许多游民羡慕万分。游走江湖的游民信息最灵，知道宋江一类游民奋斗的故事也最多，因此宋江的故事才能被江湖艺人演绎出来，而且采取了与宋江相同的立场，弄得一些研究者怀疑，最初传播宋江故事的可能就是他的老部下吧？
到了南宋，宋江的故事能够很快流行开来，除了官方与朝廷的关注，更多还是进入城市的游民的热衷谈论，特别是一批转化为江湖艺人的游民，宋江的传奇冒险经历必然被他们加油添醋，逐渐变为一系列的故事。城市居民由于好奇和消遣，也愿意听和接受，弄得宋江的名声越来越大。当城市居民在想象他的造反活动时，必然会因现实状况而异，现实的政治弊端和金人入侵自然会进入宋江集团的故事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