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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阿伦戴尔先生：
我已经反复阅读了您充满友善的来信，为此我要感谢您。我打算把我们的这次通信发表在《青年印度》上。
尽管我乐意遵从您的建议，但对您在信中向我提出的重任我感到难以胜任。我非常了解自己的不足。我的爱好不是政治而是宗教，我参与政治是因为我觉得生活的任何部分都无法与宗教相分离，而政治恰好在所有方面都涉及印度的生死存亡。因此，绝对有必要把英国人与我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之上。在这一过程中，我正在尽我最大的能力来推动它。对于改革，我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它们掌握在不可靠的人手里，同时也因为在我看来各种改革，连同《罗拉特法》的出台在内，都是一个僵局。该法案的出台隐含着一种可憎的精神。毕竟，英国人能够在事实上将改革弱化成为一个无法律效力的行为，除非印度人民的舆论对他们产生健康的影响。他们不相信我们，我们也不信任他们。彼此把对方视为天敌。因此，才会有《罗拉特法》。行政部门设置该法案是为了压制我们。在我看来，这个立法就像蛇一样缠绕在印度躯体上。政府不顾公众舆论最明确的反对，仍顽固坚持可憎的立法，使我产生了最坏的怀疑。基于上述观点，您将不会再困惑为何我对改革丝毫不感兴趣。《罗拉特法》的出台堵死了这条路，而我要奉献包括我的生命在内的所有东西来排除这个障碍。
希望您不要误会。文明抵抗已经中止。它是生活的永恒信条，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意无意地在遵循它。对它进行新的或扩展性的运用，导致人们的担忧与骚动。中止它是为了揭示它的真实面目，并且把废除《罗拉特法》的责任扔给政府以及那些建议我中止这个法案的领导人（您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如果在合理的期限内，这一法案没有被废除，文明抵抗活动也将一定会接踵而来。政府手中没有武器可以战胜或摧毁这个永恒的抵抗力量。这一天必然会到来，文明抵抗将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同时也是最无害的纠正不公的措施。
您提出了统一的愿望。我认为我们有着目标的统一。但我们总是存在着各党派，并且我们也许找不到一个共同的标准来促进统一。因为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想走得更远。我认为一个健康的多样性并不是坏事。我想要做的是，让我们自己摆脱彼此的不信任和蓄意的相互非难。困扰我们的罪恶不是我们的差异性，而是我们的渺小。我们为言辞而争吵，我们总是为事物的影子打斗却遗忘了它的本质。正如戈克利先生过去常说的那样，当我们不把政治当作一块生活提升的垫脚石的时候，政治就会变成我们闲暇时光的一种消遣活动而已。
我想请您以及每一位编辑，坚持传递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慈善、认真和无私。这样，我们之间的分裂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尖锐了。真正要紧的不是我们之间的差异，而是其背后的卑鄙——这毫无疑问是令人厌恶的。
旁遮普省的各种判决不可避免地与《罗拉特法》引发的骚乱牵涉在一起。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修正，就像该法案有必要被废除一样。我同意您的看法，《新闻自由法》需要大幅度修改。政府的高压行政行为，实际上正在催生煽动性的言论。我很遗憾地了解到，有报道说惠灵顿勋爵
独自负责针对《印度人报》（
The Hindu
）和《自治之友》（
Swadesha Mitran
）的行动——在我看来是无理的行动。
但是它们不仅没有因此而失去权威和知名度，反而获得了这两者。无疑，在这片土地上有足够多的法官，他们能够证明新闻记者是否已经逾越了正当批评的底线和煽动性言论的限制。我并不热衷于《权利宣言》事宜。一旦我们改变了英国人的精神，我们就会在《权利宣言》上取得长足的进步。我们必须成为他们有尊严的朋友，或者成为同样有尊严的敌人。我们或许两者都做不到，除非我们具有男子汉的气概，无畏而独立。我想要大家认真对待惠灵顿勋爵的建议，并且当我们想要说“不”的时候就说“不”，不要害怕结果。这是一种纯粹的文明抵抗，是培养友情建立友谊的方式。另一种方式就是，以经年累月的公开暴力来捍卫尊严底线，只要暴力被认为是有尊严的话。在我看来，暴力的根源在于屈辱。因此，我冒昧向印度人民提出第一种方式，它的完整形式被称之为萨提亚格拉哈（非暴力），它总是以荣誉作为根基。
您真诚的
莫·卡·甘地
选自《青年印度》，1919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