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讷迪亚德
1918年7月6日
亲爱的查理：
收到您的来信，我很珍视它们。这些信给了我少许的安慰。我所面临的困难比你所言的要大许多。你所谈及的各种问题，我都能处理。在这封信里，我不得不自制，尽量少写点。这些难题使我对其他事务兴趣全无，对于其他事务我只能机械性地予以应对。这种艰难的思想负担使我身体不堪重负。我不愿与人交谈，我甚至不愿写东西——哪怕是关于我自己的思想。我现在不得不反复思考，以免自己词不达意。目前的困难仍不是最严重的，当然我也没能很好地解决它们。解决这些难题仍不是当务之急。现在我不会说自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的生命能够得到延续，有朝一日我应该能够找到答案。
您说：“作为一个种族，印度人在过去的年代里全力地拒绝血腥，并有意地让自己站在人性的一边。”这在历史上确实如此吗？在《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即便在我所喜爱的图尔西达斯那个在精神境界上要高于蚁垤（Valmiki）
的版本中我也看不到这一点。我现在并非从这些著作所体现的精神意义来讨论它们。那些化身被描述成对自己的敌人是嗜杀、报复和无情的。为了战胜敌人，他们被允许可以采用诡计。战争的狂热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当下，那些战士装备的武器的杀伤力也极尽人类想象力的极限。图尔西达斯赞美罗摩神的各种最伟大诗句，首先强调的是他击倒对手的神奇力量。再说说穆斯林统治时期，印度教徒诉诸武力的欲望丝毫不亚于穆斯林，他们只不过组织不善、身体软弱，并且被内部各种争斗所困扰而已。《摩奴法典》里也找不到您所谓的整个民族对武器的弃绝。至于佛教，这个普世包容的宗教，最终失败了，并且如果传说属实，那么商羯罗（Shankaracharya）确实曾经毫不犹豫地采用各种令人耻于描述的残忍手段将佛教赶出印度。最终他胜利了！在接下来的英国人统治时期，武器被禁止使用，但杀人的欲望并未被禁止。即便是在耆那教内部，其教义也是失败的。他们对点滴的鲜血都惊恐莫名，但是对结束敌人的性命，如欧洲人的，他们却会毫不动摇。我想说的是，当摧毁了敌人后，他们的兴奋劲儿一点也不比这地球上的任何群体来得弱。因此，我们可以说的就只是，比起其他地方，印度这里许许多多的个体在传播这个教义（指弃绝武力）方面，要更为努力、更为成功。但是要说这个教义在这里已经深入民心，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
您接着说：“我的观点是，这已经变为一种无意识的本能，它能像您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随时被唤醒。”我倒希望事实确实如此。但是我看不出自己能够达到那种境界。当朋友们告诉我，“消极抵抗”只不过是弱者所采用的武器，我嘲笑这种说法，即便当时我也在使用这个词。但是他们是对的，而我是错的。这个运动只是部分地源于我还有几位同事的努力，从而被称为“萨提亚格拉哈”，但是对多数人而言，它只不过是在采取一种纯粹而简单的“消极抵抗”，因为他们太软弱了乃至于无法诉诸暴力。在盖拉（Kaira）
我不得不多次被迫去面对这个事实。这里的民众相对比较自由，他们对我无所不谈。他们坦率地告诉我，他们之所以接受我的方法，只不过是因为自己不够强大，不足以采取在他们看来更有男子气概的其他方法。我担心的是，无论是在查姆帕兰（ChamParan）还是在凯达县，人们都无法做到直面枪炮，在枪林弹雨中毫不退缩，并且声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绝不会向你们报复”，以及“我们绝不为你们工作”。他们心里从来不是这么想的。我敢说除非他们已经被训练好如何自我防卫，否则他们不会重获这种无畏精神。阿希姆萨（Ahimsa）
只是对那些充满生命活力、能够直面自己敌人的人有指导意义。对我而言，身体力量的完美发展是吸收和接纳阿希姆萨的必要条件。
我无法赞同您的观点——即印度仅靠自己的道德力量就能抵御来自东南西北各方武力的联合入侵。问题的症结在于，她如何去获取这种道德力量？在懂得这个道德力量的第一原则之前，她是否先让自己的身体强健起来？这就像每天早晨在太阳升起之前，民众总会咒骂造物主一样。
“我是永恒不变的梵天（Brahma）
，而非（土及其他总共）5个元素的混合。我是梵天，每天早上我将自己唤醒，就像唤醒内心深处洁净的灵魂一样。我是梵天，由于我的恩典，思想得以言说；我是梵天，在吠陀（Vedas）中，我被称为‘不可道，不可道’
”。
我要说，我们在朗诵上述经文时亵渎了造物主。因为我们只是鹦鹉学舌地朗诵，而没有真正理解它的伟大意义。一个真正懂得这些诗歌意义的印度人就足以击退那些接近印度之滨的最强大的军队。但是，今天我们都没有真正懂得这些诗歌，除非这片土地上存在着一种自由而无畏的氛围。怎样去塑造这种氛围呢？如果这里大多数的居民无法真正地感到自己的自卫足以免遭他人或野兽的攻击，这将毫无可能。我现在可以陈述自己所面临的难题。很显然，我必须得让一个孩子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才能教给他解脱（自由）的含义。我必须让他知道人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肉体，只有等他了解自己的身体以及周围世界后，我才能轻松地向他说明肉体和外在世界转瞬即逝的道理，使他明白肉体并非为了让人沉湎自我，而是为了获得解脱。即便这样，我仍需等待他已经完全成长、身强体健，才能逐步教导他阿希姆萨（也就是完美的爱）的教义。我现今所遭遇的难题是应如何去实践这个设想。什么才是“身强体健”呢？要在多大程度上将印度训练成一个拥有武器的民族呢？必须让所有人都接受这种训练，还是即便并不拥有武器等装备，只要成功塑造了一种自由的氛围，人们就能够从周遭获得足够的勇气实现自卫？我个人相信后者是正确的。因此，当我呼吁所有印度人去参军时，我的所作所为并无任何差错——我总是叮嘱他们，参军并非是要追求杀戮，而是为了懂得如何临死不畏。请看亨利·文恩（HenryVane）爵士
的一段文字。这是我从莫利（Morley）的《回忆录》（第二卷）中抄录过来的：
“对死亡的选择在世界上许多伟大族群中的意义重大。对于那些英勇而慷慨的人而言，他们总在生活面前有所执着，甚至为了这些无畏生死……生活的真正智慧是懂得并去实现‘死得其所’，因为如果这样，那么人们不会临死之际浪费生命，使自己在疾病缠身中苟延残喘。这是生命中首屈一指的大事，也是生活的意义所在。关于死亡的知识就是关于自由的知识，关于真正解放的状态，如何实现无所畏惧，如何过上幸福、知足和平静的生活……当活着已经是一种负担而非恩赐时，当生命中的恶多于善时，那接纳死亡的好时机就到来了。”
“当亨利·文恩的最终考验来临时，他在塔山（Tower Hill）的就义完全无愧于其著述中所表现出的高贵与坚决”，莫利对其如此评价。在我的多次演讲中，我从不吝于高度强调这是作为战士的伟大义务之一。我在自己的演讲中从来不会说，“杀掉德国人吧！”我一直重复的是，“让我们为印度和帝国牺牲吧！”我觉得，假如我的号召强大有力，我们全部都前往法国，从而使德国在规模上相形见绌，那时印度的声音将会举足轻重，她也许能主持大局，长时期地维持和平。再进一步，假设我真的招募到一支不畏生死的队伍，他们愿意以肉身填埋战壕，充满爱心地放下武器，并且直面德国人（将他们视为同伴）发射而来的枪弹，那么我想德国人的心也会被融化的。我反对将这种情景设想为极度残忍的做法。因此，当特殊的情形确实出现时，人们将不能不像肉体去接纳必要的恶那样，去诉诸战争手段。如果目的是正确的，如果这样做有利于整个人类，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不应该采取中立、袖手旁观的态度，他必须做出判断，要么积极合作，要么积极抵抗。
至于您对我会陷入政治斗争和尔虞我诈的担忧，则是多余的。至少目前，我对这些毫无兴趣，在南非时期更是如此。我之所以参加政治生活，是为了让自己获得解脱。蒙太古曾经说过：“我很惊讶，您竟然介入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对此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参与进来，是因为不这样做，我无法继续自己的宗教和社会生活。”我个人觉得，这个答复在我的一生中都是永远不变的。
请不要抱怨我之前给您写的一封零零碎碎的信。现在我强加给您的，更像是一篇论文，而不仅仅是一封信。但是您有必要知道我目前的所思所想。您大可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如果发现我的言论存在谬误，请您不吝指明斧正。
衷心希望您的身体能够好起来。如果您能前来一趟，不用说，我们将极度欢迎。
您挚爱的
莫罕
选自《甘地文集》第14卷，第474—4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