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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卡拉尔先生：
你想了解我的萨提亚格拉哈（Satyagraha）思想，下面我简述其主要观点：
英语中的“消极抵抗”（passive resistance）并不能涵盖我所要讨论的这种力量，而萨提亚格拉哈才是正确的词汇。萨提亚格拉哈是一种心灵的力量，它与武装力量是相反的东西。因为它只是一种道义的力量，所以只有那些严格依照道德法则生活的人才能巧妙地使用它。波拉拉达（Prahlad）
、米拉拜（Mirabai）
和其他人是萨提亚格拉哈主义者。在摩洛哥战争中，阿拉伯人遭到了法国人枪弹的猛烈攻击。但阿拉伯人按照自己的信念，只为信仰而战。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高喊着“哦，安拉”
直奔枪口而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用杀戮来进行反击。法国的枪手们拒绝对阿拉伯人开枪，他们丢掉帽子，兴高采烈地跑过去拥抱这些勇敢的阿拉伯人。这就是一个萨提亚格拉哈的例子，以及它所能达致的成就。阿拉伯人并非有意识地要成为萨提亚格拉哈主义者。他们是在血脉偾张中视死如归的，虽然这样做也并非出于爱。一个萨提亚格拉哈主义者是不会有恶意的，他也绝不会出于愤怒而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但是他绝不会向自己的“敌人”或者压迫者屈服，因为他具有承受苦难的能力。因此，他必须具有英勇无畏、宽恕以及慈悲的情怀。伊玛目·哈桑（Imam Hassan）和侯赛因（Hussain）
只不过是两个孩子。他们觉得自己遭受不公。他们拒绝投降，虽然他们知道在当时这对自己意味着死亡。然而，如果他们屈服于这种不公，那么他们将有损自己的男子气概，使自己蒙羞，并背叛自己的信仰。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们宁愿去拥抱死亡。最终这两位优秀的男孩在战场上身首异处了。在我看来，伊斯兰之所以伟大，并非因为它的刀剑，而是因为它是苦行者的忘我奉献。将自己的脑袋伸向别人的刀剑，这像一种战士的作风，而不是那种对他人施加刀剑的做法。如果那些杀人者有朝一日发现自己是错的，因而犯下了谋杀的罪行，那么他会终生后悔的。然而，那些被杀害的人则除了胜利以外别无任何损失——即便他们在承受伤害时犯了错误。（因此）萨提亚格拉哈是一种实现非暴力的方式。因此，萨提亚格拉哈是正确的，事实上无论何时何地，它都是一个正义的事业。而武器的力量则是暴力的，因而是被各种宗教所谴责的。即便是那些鼓吹武力的人，也总是给暴力施加各种限制。萨提亚格拉哈则是毫无限制的，又或者说，除了萨提亚格拉哈主义者自身的苦修
和自愿承受能力以外，他们并没有任何限制。
很显然，提出萨提亚格拉哈的合法性问题是毫无意义的。萨提亚格拉哈主义者会自行裁决这个问题。外人只能从事件结果来判断。但是哪怕是整个世界的反对都不能让萨提亚格拉哈主义者有丝毫动摇。是否发动萨提亚格拉哈运动并非基于数学式的计算。如果一个号称奉行萨提亚格拉哈的人只是从成败的估量中发现自己胜券在握，而后才发动萨提亚格拉哈运动，那么他只不过是个精明的政客或者明智的人，但绝非萨提亚格拉哈主义者。萨提亚格拉哈主义者总是自发地采取行动。
有史以来，萨提亚格拉哈和武力一直都在，这在文献中都有迹可循。他们分别被描述为神一般的武器和魔鬼般的武器。我们相信，在以前的印度，神一般的武器是两者中更为强大的一种。即便是在今天，它仍是我们的梦想。而欧洲人则为我们提供了魔鬼般的武器的鲜明的例子。
这两种力量都比“软弱”，比我们知道由之产生的、更为直白的“懦弱”要来得更为可取。没有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司瓦拉吉（Swaraj，即自治）和真正大众的觉醒是不可能的事。通过诉诸其中一个或者另一个所实现的自治并非真正的自治。那种自治是无法打动群众的。没有现实的力量，没有刚毅之气，是不可能真正让民众觉醒的。不管政客们怎么说，政府如何地打击我们，除非他们和我们一起去加强萨提亚格拉哈的力量，否则武力方式就像在大地上随处猛长的野草一样自然而然地就会获得支配地位。萨提亚格拉哈的“果实”，要求自愿地、以刚毅的甚至是带有冒险的精神来奉献自我。并且，就像如果不剔除野草，幼苗就会难以生长一样，如果我们不用苦修和慈悲之心来剔除现已存在的暴力的野草的话，那么暴力将会不断蔓延。通过萨提亚格拉哈，我们能够改变那些对政府的专制深深绝望乃至愤怒的青年，并且能运用勇气和奋斗精神、受苦能力来壮大萨提亚格拉哈的力量。如此这般，萨提亚格拉哈就能尽可能地快速壮大。这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同样有利。萨提亚格拉哈主义者无意为难政府或任何人。他总是三思而行，从不骄横自满。因此，即便他远离了“抵制”，他也总是坚守“自治”，以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只敬畏神，因此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让他退却。他绝不会因为畏惧惩罚放弃自己的任何责任。
毋庸置疑，现在我们有义务通过萨提亚格拉哈的方式来确保博学的安妮·贝桑特（Annie Besant）和她的同事们得到释放，至于我们是否认同她的所有行动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个人对她的许多做法并不赞同，但是，政府对她的囚禁确实是错误的，是不公正的。当然，我知道，政府并不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也许我们不应该要求政府去释放她。政府只不过是依法办事而已。但我们希望人们怎样发泄自己的不满呢？当遭受的委屈可以承受时，人们运用请愿等方法就够了。当它无法承受的时候，那就只能采用萨提亚格拉哈了。只有当人们觉得忍无可忍，也只有那些这样想的人才会奉献自己的全部身心和财物去争取贝桑特女士的释放。这是公众情绪的集中表达。我个人一直深信，在这种伟大的自我牺牲力量面前，即便是帝王也会低头退让的。蒙太古先生的到访当然能让人们对自己的情绪有所约束，那样可以看作是对他的正义感的一种信任。但是，如果在蒙太古先生到访之前她仍未被释放，那么我们有义务发动萨提亚格拉哈运动。我们无意去挑衅政府或使之为难，恰恰相反，发动萨提亚格拉哈运动，我们是为了表达自己日益增加的不满，并以此为政府服务。
选自《甘地选集》第13卷，第517—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