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宗子

当代的读书随笔作家中，航满是我读得多、又喜欢的一位。说读书随笔，并不能涵盖他写作的范围。关于书的文章，细分起来种类甚繁，论文和学术专著不必说了，仅在散文或时下习称的“美文”的领域，就还有书评和比随笔更随意的读书记，后者多是从书信和日记中摘抄编选出来的，如著名的《越缦堂读书记》，这些都以谈读书的所得为主。另外一大类则是偏重于记事的，如访书记、藏书记之类，写人和书的故事，如郑振铎的《劫中得书记》，是当年读后颇感动的书，郑先生的境界，寻常人不易达到。这大致的两类里，第一类最能看出作者的渊博精深，文字的底蕴是作者的眼界和见识，试想人所共知的常识，或一眼即可看出的东西，何劳你来费辞，你总得有一些个人的独见，而且是让行家读后首肯甚至佩服的独见。第二类看作者的经历，觅书如觅同志，爱书如爱亲人，阅书多矣也就是阅人多矣。寻觅和喜爱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并持之以恒。此中多有甘苦，有奇遇也有遗憾，遇上不平凡的时代，遭际可能是惨痛的。我觉得航满的文章好，首先一个原因，便是他写这两类文章，都能得心应手。他是读书人，也是爱书人，博览兼博识，陶养出他文章的趣味。

说到这里，就想到谈书的文章中特别的一类，所谓书话。航满在本书的自序中对于书话这种体裁有详尽的介绍，谈到唐弢先生的定义，或曰一篇书话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洋洋洒洒地细数现当代的书话名家和名作，堪称一篇要言不烦的“书话小史”。在我看来，书话是谈书的文章中相对“专业”的一类，又是综合性的、比较全面性的一类。专业性在于，书话谈书的掌故，书的版本源流，书的传承和遭际，就是唐弢要求的“一点掌故”和“事实”，这些，如航满兄所言，非“编辑家、出版家、藏书家”和“极有情趣的文人学者”莫办。我平生第一爱好是读书，爱屋及乌，也爱读关于书的文章，自己的写作，更以读书随笔为主，但我写不了书话，这便是条件的限制。航满笔下的《雪天访书》《北大书事抄》《鲁迅故居买书记》等，我只能望洋兴叹，同时却不由自主地沉迷到他“逛冷摊，拨寒灰，访师友”的世界里去了。张岱《西湖梦寻·序》中说：“余犹山人，归自海上，盛称海错之美，乡人竞来共舐其眼。”张岱的意思，是感叹往事过眼即空，我倒觉得这段话很好地表达了我的艳羡之情。

中国古代宫廷和民间，多铸造一种钱形的吉祥物，用于节庆、纪念、赏玩、祝愿和厌胜辟邪，品类纷杂，难以尽举。后来统一名称，一律叫“花钱”，以示都非通行用的货币，尽管这些小古董不一定都是“花里胡哨”的。我读了航满的书，就想，也许可以把书话的标准放宽泛些，把论文和文学评论之外的较轻松随意、文字淡雅、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的文章，都归为书话，这样谈论起来，会方便很多。事实上，锺叔河先生编选的那套脍炙人口的《知堂书话》，也不是每一篇都满足了唐弢“四个一点”的标准。知堂虽不以书话家自命，但他的书话，无论学养的浑厚、思想的深邃、见解的通达，和文字的隽永，几乎无人可出其右。与作为思想家、启蒙主义者和战士的鲁迅不同，知堂是个富于读书情趣的文人，他对于历代笔记尤其是清人笔记，对民俗和乡邦文献，以及神话、童话和儿歌的搜集，不亚于专业的藏书家，这就给他写作书话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鲁迅虽也注重书籍的集藏，如收集古小说、地方史志、中外美术资料，用意却在学术研究，但他偶有近似书话的文章，如《买〈小学大全〉记》等，便也是此中的杰作。不知有没有人像锺叔河先生那样，用相对的宽标准，同样编一本《鲁迅书话》。

书话一词，大约是由杂谈诗词的“诗话”和“词话”变化而来，而其精神，则与苏轼和黄庭坚的题跋一脉相承，便是亲切随和，从容舒缓，寓识见和情绪于趣味之中，而且文字要好。这里说好，并非专注于某一种风格：东坡的活泼与山谷的峭拔固然有别，欧阳修的温厚又是一路，往后八百年，李慈铭的严肃板正之中仍有一丝拈花微笑的情致在，无论性情如何不同，总要温和朴实地娓娓道来才好，平淡而山高水深。如果说书话之谈书，源头和理想可追溯到苏黄等宋人那里，谈书的得失聚散，则很可以从明清人的小品里学到一些东西，记人记事，议论抒情，文字简约清雅，形成一种似乎刻意、其实多半是很自然的风韵。我和航满相见的机会不多，见面，时间也有限，没有机会听他谈自己的读书故事。他的老师陆文虎先生是著名学者和作家，我多年前即已读过他研究钱锺书的文章，印象甚深。后得航满以陆先生大作《一子厂闲话》相赠，细读之下，充分领略到他古典文学功底的精纯。航满受教于陆先生，正所谓名师高徒，长期的熏陶浸润，于文字中自可想象其万一。英语作家不熟读莎士比亚是不可思议的，就连著侦探小说八十余部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一半以上的书里都大量征引莎士比亚，以揭示人性，乃至以莎剧的情节和诗句作为破案的线索。中文写作如无坚实的古典诗文基础，结果就是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我说航满的谈书文章写得好，这便是第二个理由。

唐弢收藏新文学版本，黄裳收藏明清古籍，韦力是古籍善本的大收藏家，谢其章收藏现代人文期刊，这都是航满感佩的人物。他自己，据我所知，也许不准确，主要收集当代文学作品，偏重于散文和谈书的书，对于知堂的著作，搜罗尤其用心，故而成绩可观。虽然前面说，“书话”以随意为主，航满在他专精的领域，纵横论道，意气风发，谈版本如数家珍，令人叹为观止。自序谈书话，从唐弢开始，到姜德明和黄裳，到郑振铎、阿英、叶灵凤、周越然，直到辛德勇、董桥和王强，加上孤峰卓立的周作人，以及既是大编辑又能操笔为文的锺叔河和范用先生，一气列举了二十多位人物，几乎把现当代的书话家一网打尽。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有书中几篇专写周作人著作的文章，《周作人选集过眼》《辛丑购知堂著作记》《知堂遗墨琐谈》，特别是其中的《周作人选集过眼》，详加论列，像是一篇关于这个题目的四库总目提要。任何热爱周文而对书目版本不很了解的人，完全可以用此作为搜书的指南。比如他说锺叔河先生编选的《知堂谈吃》，“收集了周作人几乎所有与吃有关的文字，不但晚年写给鲍耀明、孙旭升等人的书信有摘录，早年的《戊戌日记三则》《江南杂记七则》等日记杂感也收，晚年的集外文尽可能全部收录，甚至翻译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的《中华腌菜谱》……也都一并收录。”这样的介绍，读得真是让人悠然神往。另一本锺先生编选的《周作人文选》，航满说，由于编选者掌握资料最全，故选本也能别有新意，如选了《希腊拟曲》译本的一条注释“BAUBON”《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的日记》和《遗嘱》，“就很有意思”。

这些文章，使我想起多年前为《万象》杂志写题为《伥鬼》的长文，本来手头的资料已然不少，因不愿有太多遗漏，就去图书馆遍查几种大型类书，包括历代笔记大全，把关于伥鬼的资料全部抄下来。这些资料，如果掰开来细细地写，足可写成一本小册子。这样写文章的方法，要说还是从周作人那里学来的，范例之一是他的《鬼的生长》。纪晓岚说他写文章，满屋子铺了一床一地的书，人像是淹没在书丛中。航满写作这些大文，大约也和纪晓岚一样，把知堂老人的书摊得满坑满谷。航满喜爱并颇学知堂文，想必说起此中的辛苦和乐趣，是很可以会心一笑的。

就此而论，书话岂是小道呢。记得读完他的《书与画像》，当时在日记里写道：“其中写鲁迅的几篇，颇为大气，更有文学评论的特点。”这也是航满文章的可喜和难得处之一，他其实是有学者的气质的。

近年每次回国，在北京停留，必求和航满兄见上一面。一顿饭、一杯咖啡间的叙谈，真如老话所说，胜过数年读书。我在海外，相对于中文世界，等于僻处一隅，虽然网络发达，仍不免孤陋寡闻。航满却是手眼和腿脚俱勤，访书，读书，写作，结交同道，拜望前辈，足迹遍及辇毂之下。他和杨绛、周有光、李文俊、扬之水等都有来往，与锺叔河和孙郁两先生关系尤为密切。和他们交流，以所闻之只言片语，与自己之所读所思参照，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大学者大作家一生的经验，说出来，往往是一句平常的话，易被当作老生常谈，有心人听了，便能受启发。和航满一起的时候，我们交换对前辈和当代作家的看法，谈写作的体会，航满的话总能使我开阔视野，引我去想一些没有想过的问题。这样的交谈不是随时随地可得的，按他喜欢的说法，是一种机缘。

韩愈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航满的文章便给我这种感觉。一方面，是他语言的不疾不徐，温和中有自信在里头；另一方面，是他的态度始终沉稳而诚挚，如对老友的挥麈清谈。我喜欢韩愈的说法，正如我喜欢随和宽厚的为人。航满者，恂恂如一君子也。

二〇二四年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