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风格的布达拉宫壁画

西藏的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到了7世纪，法王松赞干布统一西藏，西藏绘画艺术进入了繁荣时期。在布达拉宫的建筑艺术成就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它的绘画部分，主要表现在壁画、唐卡和其他装饰彩绘方面。

布达拉宫壁画取材多样内容丰富，技法精细，色泽明艳。就壁画题材而言，有表现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的，也有表现宗教神话和佛经故事的，还有表现建筑，民俗，体育，娱乐等富有生活气息的内容。

如大型壁画“使唐求婚”“五难婚使”“长安送别”“公主进藏”4个部分，生动地记录了唐贞观年间公元641年的唐蕃联姻历史。

又如在红宫的西大殿，还有一组五世达赖朝见清顺治皇帝和十三世达赖进京觐见的历史画面。这些壁画的人物表情生动，栩栩如生，色泽丰富艳丽，布局疏密得当，画面繁而不乱，具有鲜明和强烈的民族特色。

据史载，参加达拉宫内部壁画绘制工程的有近200人，先后用去十余年时间。从整体上说，布达拉宫的壁画既汇集了藏族绘画的精华，又汲取了汉族绘画的构图和运笔，是我国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绚丽的明珠。在漫长的岁月中，数以万计的壁画作品使布达拉宫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宫殿。

几百年来，藏传佛教绘画的主体画面没有显著变化，其原因是藏传佛教的传播者按照佛教经典，规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偶像绘画的度量尺度，画师们只能在这个框架之中发挥和创作。

有鉴于此，布达拉宫的壁画严格按照《绘画度量经》的规定尺寸绘制并灌顶，特别注意了绘画的流派风格和形式特点。

17世纪中期，在对布达拉宫进行扩建时，新修的红宫内的壁画均出自藏传佛教中门唐派和堪孜派画家之手。门唐派和堪孜派是藏传佛教绘画的两大派别，后来两派逐渐融为一体，称为“门堪派”。

门唐派由多扎杰巴的弟子、西藏山南门唐地区著名的艺人门拉·顿珠嘉措创立。门拉·顿珠嘉措撰有专著《造像量度如意珠》。他所创立的门唐画派具有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刻画细致和富丽堂皇的特点，被誉为西藏的正统画派。

堪孜派由西藏公嘎岗堆巴地区的堪孜钦姆创立。堪孜派受天竺和泥婆罗的影响较大，具有色彩灰暗、构图饱满、人物造型丰满、装饰性强的艺术风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门堪派的庞大系统之中，又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绘画风格，不仅保持和继承了藏族的传统技艺，而且吸收了印度、尼泊尔和我国汉族的艺术风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韵味。

布达拉宫壁画堪称藏传佛教绘画中的经典之作，表现手法极为丰富。如白宫西日光殿喜足绝顶宫内的屏式人物画像，笔精而有神韵，常与真人等身。在红宫西有寂圆满大殿的壁画中，有采用俯视构图的大幅画面，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构图饱满，颇为壮观。

在白宫西日光殿福足欲聚宫所绘的五世达赖业迹图内采用了散点透视的技巧，整个画面用“之”字形布局，以山石、树木、行云、流水相间，使全图既独立成章又整体连贯。在西日光殿的福地妙旋宫的宝座后壁绘有苏坚尼布国王的故事图，其中就有采用平远透视构图绘成的小幅人物图。

在红宫上师殿和七世达赖灵塔殿内，还有采用正视排列而绘成的千尊佛像，庄严肃穆，富有神秘变幻之感。布达拉宫的壁画由于主要采用了当地的矿物质颜料进行绘制，加之拉萨的充足阳光和干湿适中的环境，保存状况良好，可以在上百年的时间内色泽如新。

布达拉宫壁画不仅题材丰富，而且画面生动，色彩艳丽。其内容除反映了藏传佛教中的各位上师、各种教派的本尊、不同变相的佛和千姿百态的菩萨，同时还反映了藏族社会的历史和生活习俗等。《游牧图》就是当时生活的体现。

自古以来，牧业是藏族的主要生产门类，而牦牛则是牧放的主要牲畜。《游牧图》壁画真实地描绘了牧民的生产生活状况：翠绿的山坡草场、欢跃的牦牛、激流而下的溪水、一顶顶黑色牦牛绒帐篷，以及挤奶牧女、牧羊犬等，无一不是牧区的真实景象。

再如《跳神图》。跳神是寺院在重大宗教仪式时所表演的一种宗教神舞。表演者均为僧人，装扮多种角色，头戴面具，身穿法衣。表演时用鼓、钹、号伴奏。

《修砌图》是一幅绘制在布达拉宫西大殿二层的壁画，描绘了修建布达拉宫红宫的情景。图中的藏式建筑大多系土石木建筑，为一柱顶两梁、四壁托椽子式的纵向受力结构。因此藏式建筑计算房屋大小时，以柱子的多少作为计算单位。一般民居为一柱两梁式或二柱三梁式。大的客厅为四柱六梁式，最小的房屋为一椽跨度，无柱。

从壁画中可见，藏式寺院高层建筑经幢上插有三叉式饰物，起避雷针作用。藏式建筑中除大屋顶外，大多为平顶，四周设有女儿墙。房屋的窗户和房门的两侧都砌成黑框，以增加装饰效果，使其富有轮廓感。此外，黑框还可吸热，提高屋内温度。每年入冬前，屋外墙面都进行一次粉刷，给人一种亮丽而新鲜的感觉。

西藏特有的土石木结构建筑形式早在吐蕃时期就普遍采用。壁画《伐木图》描绘了公元1645年至公元1648年间修建布达拉宫白宫时木料加工的情景。反映了当时西藏的木工工具主要有锯、刨、锛、凿、钻、墨线和角尺等。

再如《河运图》，表现牛皮船这种吐蕃时期来往西藏地区的主要水上交通工具。这种船用坚韧木料做支骨，外蒙由数张牛皮缝合“船壳”，小可以乘三五人，大能乘十多人并可载货，由一个船夫划船兼掌舵。牛皮船下水浸泡后比较湿软，不怕河中礁石撞击，不管河道深浅，都可以划行。

壁画《较力》描绘了进行举石较力的场面。这项竞技起源于藏族先民生产劳动，举抱重物、搬运物件是日常生活的基本活动之一，气力大的人受到人们的赞扬。因而，通过举抱重物来显示气力，自然成为一种娱乐性竞技活动。早在吐蕃时期，举石较力就已盛行。在清代，每年藏历正月，在大昭寺法会场上都要举行规模最大的较力竞技比赛。

还有妙趣横生的《博戏图》，描绘人们在树阴草地上打牌、掷骰子，并有乐队伴奏供应茶水的情景。掷骰子是藏族竞技性娱乐活动之一，与苯教骰子占卜术有渊源，至少有2000多年历史。掷骰子起源于吐蕃时期，道具由1对骰子、3副筹码、60枚小贝壳、1个骰子碗和1块掷垫等组成，2至4人以骰子点数多少和归并筹码快慢来决定胜负。

还有反映藏族民俗的《骑射图》，早在吐蕃时期，射箭已成为民间和官方的竞技比赛项目，它是男子应具备的9项技能之一。这9项技能是指文才、口才、算数、射箭、抛石、跳跃、跑步、游泳和摔跤。前3项为文类技能，后6项为武类技能。骑射比赛是要求骑手在规定的奔跑距离内，对箭靶任发数箭，以中环数的多少决定胜负和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