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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戏剧发展到唐宋时期，才有了较为全面的发展，当时被人们称为“川戏”。
据有关记载，806年，当时蜀中有一个名叫刘辟的官员，据说是个大贪官，在四川无所忌惮地乱收苛捐杂税，搞得一方民不聊生。
于是，四川当地的戏曲演员就将刘辟作为原型，编成了一部川戏《刘辟责买》，他们准备通过演戏的方式为百姓疾呼。但这一戏曲虽然已排练熟练，却一直未能得到上演的机会。
直到后来刘辟叛唐造反，戏曲演员们认为时机已到，便开始了公开演出。这一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川戏对人们生活重要的影响力。
■川剧剧照
■川剧剧照
历史还记载，唐朝时川戏影响力在国内非常重要，全国甚至出现了“蜀技冠天下”的局面。仅在四川就出现了以干满川、白迦、叶硅、张美和张翱五人所组成的著名戏班，这也是我国戏曲史上最早的戏班，《刘辟责买》《麦秀两岐》《灌口神》等著名川戏曲目也开始在各地流行……
到了五代时期，国内出现了一位将川戏首次推向宫廷的人，他就是后唐皇帝李存勖。
在川戏数百年的历史中，旧时戏班一直流传着在后台奉祀“祖师爷”的习惯，演员临上场前，都必须朝挂在后台入场口的“祖师爷”像顶礼膜拜，以祈演出成功。
被膜拜的“祖师爷”有两位：一位是作白面三绺黑须穿龙袍的唐明皇李隆基；另一位是作白面无须穿龙袍的后唐庄宗皇帝李存勖。
这位李存勖当上皇帝没多久，就深深地沉浸在了川戏等各种戏曲之中，他甚至还给自己取了个艺名“李天下”，还常常粉墨登场与戏子们共同作戏。也因为这种关系，川戏开始走进了宫廷。
在我国戏剧史上，“杂剧”这种表演形式内容丰富、历史悠久，极为重要。“杂剧”这一名称第一次见诸文献，就与四川相关。
巴蜀地区的唐杂剧到了宋代，就正式有了“川杂剧”之称。南宋时涪州僧人道隆赴日本，主持建长寺，后称大觉禅师。他写过一首观剧诗：
戏出一棚川杂剧，
神头鬼面几多般。
夜深灯火阑珊甚，
应是无人笑倚栏。
演戏看戏之所称为“棚”，这一称呼从唐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四川就有此称呼，如宋代笔记作家庄季裕的《鸡肋编》卷上记四川春天之艺赏活动中，就有：
■川剧剧照
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
唐宋时期四川的戏剧歌舞演出，不仅有了“戏场”、“歌场”，而且还有了相当复杂的舞台装置，可以造出各种美妙的景色来。宋代进士田况的《儒林公议》中记载：
王建偕子嗣于蜀，侈荡无节。庭为山楼，以彩为之，作蓬莱山。画彩罗，为水纹地衣。其间作水兽芰荷之类，作折红莲队。盛集锻者，于山内鼓橐，以长龠引于地衣下，吹其水纹，鼓荡若波涛之起伏。以杂彩为二舟，辘辘转动，自山门洞中出，载妓女二百二十人，发棹为舟，周游于地衣之上，采所折莲列阶前。出舟致辞，长歌复入，周回山洞。俄而唐庄宗遣使李严入蜀，复作此舞以夸之。
■川剧剧照
■川剧剧照
上述大型演出是在宫中。在山乡僻壤也有小型的戏场，如北宋诗人陆游记蜀中印象的《初夏闲居》诗中就有：“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高城薄暮闻吹角，小市丰年有戏场”等四川戏剧盛况的描写，可见宋代的四川，处处有戏剧演出。
从《斗牛》之戏到宋杂剧《酒色财气》，历时千年有余，它们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四川戏。
李存勖 （885年—926年），是五代十国之后唐开国君王，庙号“庄宗”，谥号“光圣神闵孝皇帝”，李存勖自幼喜欢骑马射箭，胆量过人，少年时随父作战，11岁就与父亲到长安向唐廷报功，得到了唐昭宗的赏赐和夸奖。成人后状貌雄伟，稍习《春秋》，略通文墨，作战勇敢，尤喜音声、歌舞、川戏。
杂剧 是在宋金时期诸宫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样式，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杂剧的体裁，首先是一本四折的形式，这是受宋杂剧演出时分为四段的影响，四折之外又可以加两个“楔子”。杂剧有三个构成部分，也就是宾白、唱词、科介，三者交相配合，推动剧情的发展，刻画人物的性格。
后唐时期，由于皇帝李存勖对川戏的推崇、推介，后唐戏子们的地位空前提高，不仅可以随时出入宫廷，最后竟干预起了朝政，于是整个后唐成了戏子的舞台，而大臣们反而成了观众。
公元926年3月，后唐大将李嗣源发动了叛乱，李存勖率领一帮戏子拼命抵抗，在混乱中被流箭射中面门，拔出箭来血柱冲天。最后，李存勖一命呜呼，只留下了一段“因戏亡国”的悲剧故事流传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