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毛笔发展与别称

在汉代时，毛笔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开创了在笔杆上刻字、镶饰的装潢工艺，比如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两墓中各出土一支刻有“白马作”和“史虎作”的毛笔，都是当时毛笔技术进步的实物资料。

汉代时还出现了专论毛笔制作的著述，比如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所著的《笔赋》，这是我国制笔史上的第一部专著，对毛笔的选料、制作、功能等作了评述，结束了汉代以前无文字评述毛笔的历史。与此同时，汉代还出现了“簪白笔”等特殊形式。

后来，人们发现在甘肃武威市磨嘴子汉墓中出土的众多文物里，有一支毛笔，它属于国宝级文物，人称为“白马作”毛笔。

这支“白马作”毛笔杆直径0.6厘米，笔头长1.6厘米，通长23.5厘米，正好是汉制长度单位的一尺，与王充《论衡》所言“一尺之笔”的长度吻合。“白马作”笔杆竹制，中空，浅褐色，精细匀正。

“白马作”笔杆中下部阴刻篆体“白马作”3字，刀法工秀整齐，反映了当时“物勒工名”的手工业管理制度。“白马”是制作这支毛笔的工匠名。

“白马作”毛笔笔杆嵌笔头处略有收分，笔头外覆黄褐色软毛，笔芯及锋用紫黑色硬毛，刚柔并济，富有弹性，已经完全具备了古人对一支好笔所要求的“尖、齐、圆、健”4个条件，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笔之四德”。这支毛笔很适合在简牍上书写，其制作方式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笔一样，杆前端中空以纳笔头，外扎丝后髹漆以加固，整体笔形已经与后来的毛笔没有什么差别，同时这支毛笔对汉代阴刻艺术也有很大影响。

在汉代，官员们常将未蘸过墨，或用后洗净的毛笔尾端，横插入发中或冠上，以便随时取用，俗称“簪白笔”，所以杆顶端通常被削细便于簪插。同时，祭祀者也常在头上簪笔以表示恭敬。时间长了，这种习惯就变成一种风度。

文吏们的这种风习，战国时就已经存在。“白马作”毛笔出土时的位置，正好在墓主人头部左侧，这也表明入殓时笔就簪在头上，可以印证出汉代官员的“簪笔”习俗。

在汉代，著名发明家蔡伦改进纸张以后，当时制笔的方法，有的用兔毫和羊毛，有的再夹上人的头发。可见，汉代制笔是硬、软毫并用，也可谓是早期的兼毫毛笔了。

汉时，人们对于笔管质地、装饰也渐渐重视起来，有的人还以金银为饰，使毛笔更加美观。同时，汉代隶书渐趋于成熟，碑版大字隶书的兴盛，蔡伦改进造纸术及东汉造纸技术的发展，要求毛笔形制更大，表现力更加丰富，这些都对汉代毛笔发展有很大影响。

此外，汉代出现了专门赞美毛笔的文章，汉代文学家蔡邕在他所写的《笔赋》中称赞毛笔道：

惟其翰之所生，生于季冬之狡兔。

据文献记载，朝廷月供有大笔。汉代古籍中记载：“尚书令、仆丞郎，月给赤管大笔一双。”红管大笔具体多大不得而知。从出土的实物可知，汉代毛笔制作沿袭旧法，一种是将笔头装入空腔，另一种将笔杆头部劈分为数片夹住笔头。

人们在江苏东汉古墓中出土了一些毛笔，其中有一支毫长4.1厘米，竟有2厘米储入管内。将笔毛的一半纳入腔中，这正是汉笔大料制小笔的特点。一则由于技术的局限，因势利用紫毫的特点；再则为了增加锋尖的弹力，笔头短，锋颖自然比较突出，更富有弹性。

同样在这处汉墓中，还出土了一只带笔套的毛笔。笔套由长竹管做成，整笔能套入笔套之中，这支毛笔的制作应该说是很精细的，笔毫浸入水中毛能自然张开，上下左右轻轻旋转能自然张合一致，尖齐圆健，均属上乘。

两支笔管均为木质，上下同粗，其中居延笔天然木质本色不加任何修饰，自然纯真，光艳内含，手感舒适，久玩不腻，越用越光洁。

这种短而粗的形制一直影响到后来唐代，唐代著名的鸡距笔可谓此种形制的极致典型。物极必反，至唐末短而粗的形制渐渐发生了转变。

还有，汉朝的毛笔逐渐重视笔管的质地，还用金银镶饰。据东晋著名文学家葛洪在他所著的《西京杂记》中记载：

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由此可见，汉代笔杆的造型和装饰日趋考究，已经远远超过了实用价值，毛笔也成了精致工艺品和身份象征。这种工艺化倾向对后代影响颇为深远，到后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汉代，毛笔作为我国文人的最重要书画工具，一直受到文人们青睐，也许是出于对毛笔的珍爱，汉代的文人雅士还为毛笔起了一些别称和雅号。如毛颖、毛锥子、管城子、墨曹都统、中书君等。

毛颖中的颖，就是笔锋。后来唐代的大文豪韩愈作有《毛颖传》，把同类的兽毛聚集在一起并扎缚起来，秦始皇叫蒙恬洗干净，然后封在毛管里，所以叫管城子，或者管城侯。关于这个名称的由来，要追溯到秦代秦始皇封蒙恬于管城，并一直官拜中书，后人就称笔为中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