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的玺印与刻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采取了“书同文”的文字规范化措施，命丞相李斯等人整理制定一种统一使用的文字。

为了废除不与秦文相合的文字，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以小篆而成，颁布天下。李斯等人进行的文字统一工作，避免了春秋战国文字诡奇繁杂的局面。

小篆体式方中寓圆，形体方正，稳健朴拙。秦印即以小篆作为入印文字，自此以后，至今2000多年一直为治印者沿用下来。

秦王朝还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用印制度。官印作为秦王朝行使职权的一种凭证，从中央到地方郡县乡亭的各级官吏，都授予官职印。

在这些官印制作颁发之后，专设有少府属官“符节令丞”掌管玺印事务。印制度非常严格，私刻、盗用官印都是犯罪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

秦代用印制度开始规定，天子的印称“玺”，用玉做成，臣下用印只能称“印”。据《汉旧仪》卷上记载“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说明秦代官印的等级区别是很严格的。

秦代在印章的形制上也有较大的改变。秦代的官印比较统一，一般采用方形，大小一般为2.5厘米左右见方。大多是鼻钮印章的设计。布局为“田”字格，每格一字。官位较低的官员用印，只有“田”字格官印的一半，当时称之为“半通印”，它的布局为“日”字格。可见秦代官印在尺寸大小有严格的规定，也显示了森严的等级。

秦代的私印，大小基本上与“半通印”差不多，也加界格。但私印的表现手法较官印要丰富，形状有方形、圆形、椭圆形、菱形等，以长方形的“半通印”居多。方形印较小，约在2厘米以内见方；也有椭圆形、圆形等形状。

秦代私印基本为白文凿印，铸印较少。除姓名印外，还有吉语印、肖形印，辟邪印用于佩戴也很盛行。

秦代篆刻比先秦时期篆刻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更趋向成熟，具有典雅而灵动、平整而率意的艺术效果，至今依然为众多的篆刻家所模仿。

秦印篆刻艺术不仅表现在文字的规范，章法的整齐划一，而且从中透露出书写的自由性和整体布白的灵活多变，赋予印章艺术新的艺术情趣。

比如秦代官印的苍古威严，整齐而不呆板；私印的苍润秀丽，自然随意。有些印章粗看凿刻草率，蓬头乱服，细品却刀法娴熟，情趣洋溢。

作为篆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代刻石中的小篆文字，在秦代书法乃至我国石刻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事实上，铭刻文字的主流变为刻石的重要转折，正是起于秦始皇东巡纪功石刻。

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曾有数次东巡，在东巡中为了颂扬其功德并以昭告天下，曾在泰山、绎山、琅琊台、会稽等多处刻石。这些刻石，均以标准而规范的小篆写成，字形之大为秦以前历史上所未有。

比如，公元前219年，李斯在秦始皇东巡所至，为之书写刻石文字，命刻工刻有《泰山刻石》《绎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它们的影响十分深远，后世用以碑额、墓盖等庄重场合的篆书，均受到这种小篆书风的影响。

秦代刻石字体呈长方，上密下疏，大小划一，行距相等，笔画粗细一致。同样两个字可以如出一辙，其结构严谨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并且把我国文字的书写形式引向了规范有序的创作道路。其用笔瘦劲圆畅，委婉中见刚劲，具有端庄典雅之美。从中可窥当时的高级刻手工艺手段十分精良。

秦代这些刻石作品，既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标准范例，又是秦代小篆书法的优秀代表，充分体现了象征秦帝国威严的博大气象。

秦代的石刻开辟了铭刻文字的新纪元，为汉代碑刻文字做好了铺垫，从而在其身后形成了我国书法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石刻书法艺术的体系。

总之，秦代所确立的印章制度，小篆文字式样的形成，以及前所未有的石刻作品，起到了印章发展史和石刻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大作用，为汉印的进一步发展和汉代碑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斯 字通古。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人，即现在的河南上蔡。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在秦王嬴政灭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他积极参与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的工作。李斯“大一统”“中央集权”等政治主张的实施对我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2000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会稽 古地名，故吴越地，会稽因绍兴会稽山得名。公元前2198年，大禹大会诸侯于此。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此为会稽郡首见于史籍。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至会稽郡南部属地，今绍兴的“大越”，将其改名为山阴。 a/VVAuZ4jSySXJn3rAfUY4yjYZIe4Qo2U0Iqttaud+OECmW8JMPaETcum1svlE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