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竹刻艺术的空前繁荣

宋代文人士子对竹子的称颂，加速了明代竹刻的大发展。从明代中期开始，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们重视物质文化生活，随着房屋、私家园林的大量兴建，硬木家具的流行，书房的陈设时尚化，人们对于文房用具的艺术品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文人艺术家的参与和提倡下，明代民间竹刻很快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明代嘉靖年间，在嘉定、金陵出现了竹刻艺术的流派，使竹刻上升为一门艺术，从此文人笔记和地方志才开始记录竹刻名家的事迹和有关竹刻之辞赋诗文。

嘉定竹雕流派是由朱鹤、朱缨、朱稚征祖孙三代开创的。

朱鹤是明正德、嘉靖年间人，字子鸣，号松龄其祖先是安徽新安人。新安是传统的版画之乡，朱鹤的先辈有可能就是雕刻艺人。但朱鹤却“博雅嗜古”，年少时曾经师从当地的饱学之士曹时中学习文学，长大后才“旁及雕镂小玩”。他善篆书，亦擅丹青，画作《古木寒山图》为当时名画。

朱鹤是一位兼备诗文、书画、雕刻于一身的艺术家。这些艺术修养和技能，使他成为江南竹刻开宗立派的奠基人。在竹刻方面最主要的成就是创立了“以画法刻竹”的设计理念。在此以前，我国竹刻工艺主要表现形式多为在器物表面镌刻图案纹样，而从朱鹤开始，创发了用传统绘画的方法来设计竹刻画面，这就使竹刻的艺术水平和书画韵味大大提升，成功跨入文人艺术的殿堂。

朱鹤竹刻艺术特征为“奏刀深峻，洼隆浅深，可五六层”，刻五六层的镂空深刻透，画面层次丰富，立体效果强烈，极具表现力，他认为，不施透雕、深刻布景算不得雕刻。他将南宗画派糅合在北宗时期的雕刻之中，创造出影响深远的深刻法。

朱鹤所制有笔筒、香筒、杯、罍诸器，尤以簪钗等服饰极为有名，王鸣盛《练川杂咏》记有“玉人云鬓堆鸦处，斜插朱松龄一枝”之句。

朱鹤竹刻的传世品极少，如珍贵无比的“高浮雕松鹤笔筒”。这件作品将笔筒的整个筒体雕刻成古松的主干，虬枝附丽而生，松针规整而古拙。枝上立双鹤，互为俯仰顾盼之姿。刀法用高浮雕，色泽已呈暗紫。款识刻在松皮脱卷的地方，阴文行楷五行：“余至武陵，客于丁氏三清轩，识竹溪兄，笃于气谊之君子也。岁之十月，为尊甫熙伯先生八秩寿，作此奉祝，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

朱鹤文学艺术造诣很深，但性情孤僻，与俗寡合。他时常与文人书画家交往，善丹青、通古篆，明代人评价其为：“花鸟规抚徐熙写意，人物山水在马、夏之间，画道以南宗正法，刻竹则多崇尚北宗。盖以刀代笔，惟简老朴茂，逸趣横生。”此评价是说，“三朱”竹雕作品的构图与五代徐熙的文人画一脉相承，既粗笔写意，又工笔描写，传达出文人的高雅野逸之气。

朱缨，字小松、清甫，朱松龄之子。生而聪颖，少而多能，书法工小篆及行草，作画长于气韵。清代康熙朝编纂的《佩文斋书画谱》之《画家传》和《书家传》都将他罗列在内。他的诗“风流洒落，任意抒写”，有诗集《小松山人集》一卷传世。

清代文人金元钰《竹人录》对朱小松的评价是：“貌古神清，工小篆及行草，画尤长于气韵，长卷小幅各有异趣。间仿王摩诘诸名家，云树纡曲盘折，尽属化工。刻竹木为古仙佛像，鉴者比于吴道子所绘。”

朱小松的传世作品有《透雕刘阮入天台香筒》，作品所表现的是民间故事《刘阮入天台山》。这则意境神奇优美的传说，被作者用浮雕、透雕、阴刻等竹刻技法，巧妙地雕刻在竹筒上。

香筒通体纹饰：古松盘曲，山石嶙峋，松下有仕女与老翁席地对弈，另一老者支颐旁观。山石间洞府半开，另一仕女手拿扇子，面带微笑，与双鹿嬉玩。作品布局严谨，雕技高超。

朱小松还以竹根为材料，利用自然形成的节疤，用圆雕手法雕刻神仙人物和蟾蜍等小动物，天趣盎然。清人赵俞作诗称赞朱小松的竹根文具：

藤树舞鳞鬣，仙鬼凸目睛。

故作貌丑劣，虾膜腹彭亨。

以此试奇诡，精神若怒生。

琐细一切物，其势皆飞鸣。

朱稚征，字三松，是朱小松次子。朱三松所制竹刻器有署崇祯年款的，如《南村随笔》中又记载有：“……竹刻，自明正、嘉间高人朱松龄鹤创为之，继者其子小松缨，至其孙三松稚征而技臻绝妙。”《对山书屋墨余录》中别称：“人谓小松出而名掩松邻，三松出而名掩小松。”可见朱氏的刻竹技艺，承传发展，一代更胜于一代。

朱三松的《窥简图笔筒》和竹根雕《荷叶水盛》，都是传世名作。《窥简图笔筒》虽画稿取陈老莲《西厢记》插画，但将绘本改为浮雕竹刻，在技法表现上也有许多创造。

《窥简图笔筒》用浮雕法表现《西厢记》故事。整个笔筒上雕刻的人物和室内陈饰，布局协调得体，一气呵成。

朱三松的雕工一丝不苟，人物的衣饰纹理及飘带自然流畅，有“吴带当风”之妙。仕女相貌清丽动人，神情栩栩如生。莺莺读简，全神贯注，含情脉脉；红娘窥探，掩唇屏息，娇稚可爱。

屏风上画有梧桐枝叶和禽鸟，用阴文浅刻法，刻痕顿挫，饶有古意。屏风后用浮雕法刻有几案，树根木几上置有花瓶，瓶中插荷花，荷叶起伏翻卷，叶脉纹理舒展自如。书案之上，古琴、香炉、笔砚等物陈放井然，古雅精细，表现出作者深厚的雕刻功力。

朱三松的另一件代表作《荷叶水盛》，是用竹根雕成的案头陈饰品。虽然称之为“水盛”，其实难以盛水，纯粹玩赏之用。

作品整体用圆雕法，以深秋的荷叶为主体。荷叶边缘枯卷，叶面上有蚀孔，透漏洞穿。叶子背面的筋脉用浮雕法，微微隐起；而叶子正面的筋脉则用阴文浅刻。残叶的凹陷处用圆雕法刻一小蟹，张螯横行，依稀有窸窣之声。器底叶梗尽处，斜出一株半开残荷，花瓣略呈散败，莲蓬裸露，莲子饱满，全用圆雕法。虽然这是一件最早的竹根圆雕花鸟作品，但无论经营之巧妙，还是雕镂之精美，是后世极少见的。

还有一件朱三松所刻《香熏》，取材于一截紫竹，下设底座。《香熏》通体饰以镂雕《仙人炼丹图》。所刻人物、器件、风景布局无不得当，人物形态神韵呼之欲出。

朱氏祖孙凭借自身的文化艺术素养，将传统的诗文、书画艺术融入竹刻之中，将这项民间手工艺升华为一种独具风姿的文人雕刻艺术。他们集竹刻传统技法之大成，将浮雕、阴文浅刻、透雕、圆雕等多种手法运用于创作之中，尤其以高浮雕、透雕、圆雕为主要特色，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嘉定时期竹刻技法精，声名盛的秦一爵、沈汉川、沈禹川、沈兼，都是师法朱三松而成为竹刻名家的。与朱氏祖孙所创嘉定派同时代的著名竹刻艺人，还有南京的李耀和濮仲谦所创的金陵派。

当时，南京的制扇业很发达，通济门外和三山街、绸缎廊一带，有很多折扇作坊、店肆，折扇扇骨常以老棕竹、湘妃竹、樱桃红竹等制成，边骨上刻有字画，十分精美。李耀就是当时南京诸多刻扇艺人中技艺超群的佼佼者。另一位金陵竹刻名家濮仲谦，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竹刻艺人。

在河北省的一座明代墓葬中，发现有两件“仲谦”款的竹刻折扇，边骨上皆用阴文浅刻法镌刻书画，画面分别刻有梅花、兰花、水仙，书法是行书诗句；另一件署款“仲谦”的竹刻笔筒，用阴文浅刻法镌刻梅花一株并行书《南乡子》词。雕刻手法与上述折扇类同。

除此之外，北京也有“仲谦”款的《竹雕松树纹壶》。壶以松干为身，蟠枝为柄，断梗作流。壶上以圆雕与透雕手法精心雕镂出蘑菇形松针，极为精细美妙。壶身紫红色，古朴中透出灵奇，堪称竹刻之极品。

濮仲谦的竹刻技艺特征可归于两类：

一类是雕塑艺术中称为“因势造型”“因材施艺”“略事刀斧”“大璞不斫”的手法。这种“天人合一”，强调“天趣自然”的创作方法，为后世从事竹根雕刻的竹刻家垂法运用。

另一类便是“略刮磨之”“勾勒数刀”的阴文浅刻法，如折扇和“梅花笔筒”就属于此类。其构图布局，完全采用我国书画的传统格式，运刀浅显，极力用刀痕、线条来表现我国书画的笔墨韵味，这同样也是运用“以画法刻竹”的创作方法，与朱氏的深刻镂雕法，实为异曲同工。

除嘉定“三朱”和金陵“李、濮”外，明代竹人堪称大家的，还有擅长留青浅刻的张希黄。

据清代人徐康《前尘梦影录》记载，张希黄曾刻一件盛放挖耳垢的工具“耳消息”的留青竹筒，镌刻一渔翁手执一根钓竿，钓丝末端有一条刚钓上的小鱼，神态极为生动。渔翁腰间系一只鱼筒，旁刻“风约约，雨霏霏，无数蜻蜓立钓丝”，下署“希黄予”3字，并刻钤两枚小印。

张希黄的代表作品，还有《楼阁山水笔筒》《前赤壁赋笔筒》和《山水臂搁》等，题材以山水、庭院、楼阁为主，多配以古代著名诗文。画面构图往往模仿明代木刻版画的风格，用中国画界画的方法来刻画亭台楼阁，留青阳文浅刻法，一刀不苟，精细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