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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畜牧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畜牧生产的经营管理体制渐趋完备，畜牧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这充分体现了畜牧生产的重要性。
这一时期的畜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牧场及群牧规模大大增加，畜牧业经营组织具有该时代特色。
同时，中央还制定了有关牲畜饲养、管理和使用的法律《厩律》，这是我国畜牧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 汉代的陶狗
■ 秦朝的马车
秦汉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因素的积极影响，畜牧业得以迅速发展。
秦汉畜牧业之所以发展迅速，首先是因为，大力发展畜牧业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秦汉时期牛耕进一步推广以后，牛成为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发展畜牧业势在必行，以提供更多的耕牛。
其次，发展畜牧业又同巩固边防密切相关。秦汉时期，北方及西方游牧民族侵扰严重，为保卫边郡地区的社会生产和国家的安定统一，需要强大的骑兵，这就成为官营养马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次，为了保证畜牧业的发展，秦汉王朝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畜政管理，发展官营畜牧业，鼓励和扶植私人畜牧业生产，积极实行保护牲畜的措施等。上述各项政策和措施，在秦汉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中，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为秦汉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统一国家建立以后，社会环境较安定，边郡畜牧业资源得以集中开发与合理利用。
■ 汉代的青铜牧牛器
在统一的环境下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使一些新畜种、新饲料品种及某些先进的畜牧业生产技术传入中原，这些作用都不可忽视。
秦汉时期的畜牧业发展很迅速，其表现首先是生产地区十分广泛。秦汉王朝十分重视对西部、北部边郡地区的开发利用，广建官营牧场。
西汉初年，朝廷有6个大马苑，养马30万匹，阡陌之间马匹成群。当时也有许多著名的大牧主依靠官营牧场发展畜牧业。
边疆地区畜牧业尤为发达。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国的乌氏所养牛马之多，要用山谷来计数，秦始皇因此奖他为封君。秦时凡是牧马超过200匹，养牛、羊或猪多达1000的畜牧大户，可以享受千户侯待遇。可见，秦汉时期的牧场是非常发达的。
秦时已建立太仆寺掌管国马，在西北边郡还设立官营牧场牧师苑，养马几十万匹。
我国古代的经济区划大致可分为牧业区、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半农半牧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边疆一带，具有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的良好条件。
秦汉王朝对该地区的发展极为重视。其畜牧业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区的存在是当时畜牧业发达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内地虽不宜发展大规模群牧式畜牧业，但官民都普遍采用了厩舍饲养和小群牧养的方式，牲畜的总头数也很可观。
这一时期对不同牲畜的经济作用也有了足够的认识，重视马、牛在军事、农耕、交通方面的作用，因此，养马业、养牛业的发展很突出。
新畜种也不断引进，如原产于匈奴地区的骡、驴在东汉已为常见之役畜。作为肉畜的鸡、猪，生产地区广泛，但由于每个生产单位的规模很小，能提供肉畜的数量有限。乳畜在中原地区亦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 秦代的牛车
为了丰富家畜种类和改良家畜质量，汉代已注意到从西域引入驴、骡、骆驼以及马、牛、羊良种。汉武帝派张骞联络大月氏，获悉西域产良马，并带回西域苜蓿种子在长安地区试种。后来汉武帝派李广利带兵前去大苑，带回公马和母马一共3000匹。
这一时期在畜牧业生产技术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家畜优良品种的培育、饲养管理技术的进步、兽医及相畜术的先进等方面。
秦汉时期畜牧业的经营组织，包括边郡大牧主经营，豪强地主的田庄经营，一般农家经营，官府经营等不同类型。大牧主经营主要集中在边郡。生产规模较大，生产的专业性较强，产品的商品率高。
豪强地主经营的畜牧业是田庄经济的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自给自足特征。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豪强地主经营的畜牧业发展迅速。
一般农家经营的畜牧业，大牲畜较少，其目的主要是作为一种家庭副业，为种植业的收入略作补充。
汉代有个养殖能手卜式，以养羊致富。汉武帝时鼓励农民养马，曾任用善于养羊的卜式发展养羊业。另外还有马氏兄弟5人，都是养猪能手，梁鸿、孙期等曾在渤海郡养猪，以及祝鸡翁的养鸡，都是当时有名的畜牧事例。
■ 张骞去西域壁画
■ 古砖上的竹林狩猎图
官府经营牧场也很多。秦汉之间连年战争，畜牧业遭到破坏，役畜损失很多。西汉初期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在发展养马方面，官府充实马政机构，大办军马场。
秦汉时期，朝廷对畜牧业加强了管理，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办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制定了《厩律》，它是我国古代有关牲畜饲养的法律。
在古代，牲畜既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又是重要的战争工具和祭祀用品，朝廷对牲畜的饲养、管理和使用非常重视。
类似法规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就有“牧牛”一职，说明《周礼》有关西周已设职掌管厩牧的记载是可信的。
■ 古砖上的汉代贸易画
秦朝廷制定畜牧法规《厩苑律》及其他有关条款规定。秦朝廷分管厩牧事务的是内史、太仆和太仓等官。在地方由县令、丞以及都官管理，令、丞和都官以下，有田啬夫、厩啬夫、皂啬夫、佐、史、牛长、田典、皂和徒等负责畜牧方面的具体工作。
关于牛马的饲养，秦代有定期检查评比制度，每年正月举行考核，成绩优秀者奖励，不按时参加评比或在评比中列为下等的，饲养者和管理者要受惩罚。
秦代条律还规定，官有的牛马死亡，应及时呈报所在的县府，由所在县检验后将死牛马上缴。如不及时上缴，致使牛马腐烂，应按未腐烂时的价格赔偿。如果是朝廷厩马或驾用牛马，应将其筋、皮、角和肉的价钱呈缴，所卖的钱少于规定数目，驾用牛马者应予补足。
朝廷每年对各县、各都官的官有驾车用的牛检查一次，凡有10头以上牛且一年死三分之一，不满10头牛一年死3头以上，主管的吏和饲牛的徒以及所属县的令、丞都有罪。
此外，秦律还规定马匹调习不善，军马评比列为下等的，要惩罚县司马及令、丞。秦代的《法律答问》中还有一些惩罚偷盗马、牛、猪、羊的规定，对牲畜所有权进一步进行了保护性规定。
汉代也有《厩律》，西汉丞相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将秦代《厩律》列为其中一篇。《九章律》已经失传，但从《汉书·刑法志》中关于《九章律》的记载来看，可知汉代《厩律》的内容与秦《厩律》相差不多。
西汉时，牛耕在黄河流域已较普遍。东汉时，农牧结合经营区逐渐向江南推广，并且更加重视饲养和保护耕牛，将秦律“杀牛者枷”改为“杀牛者弃市”。同时，汉史中已有了牛疫的记载。
■ 东汉的青铜马车
■ 汉代的红陶猪圈
汉武帝为适应对匈奴用兵的需要，鼓励马匹繁殖，还制定了《马复令》，规定民养马可以减免徭役和赋税。此外，汉律以重刑惩治盗窃牛马的犯罪，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枷”，知情不举发也要受惩治。
汉代不少地方官员劝说所属百姓饲养家畜，增加生产。当时养猪、养羊、养鸡很普遍，既可以解决肉食和肥料，又增加了经济收入。
自汉代以来，西域汗血马的神话一直在流传着。传说它前脖流出的汗呈血色，史载“日行千里”，又名“大宛马”“天马”。
为了得到汗血马，汉武帝曾派百余人的使团，带着用黄金做的马模型前去大宛国，希望以重礼换回大宛马。大宛国王爱马心更切，不肯以大宛马换汉朝的金马。汉武帝又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和两名相马专家前去大宛国。
汉军在大宛国选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公母马3000匹。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玉门关时仅余汗血马近2000匹。
游牧民族 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在相对固定的社会边界内迁徙生活的游牧族群，数千年来以游动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应了严酷的气候和环境，发展出了人类的游牧文明。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 （前145年或前135—前86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说是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我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
太仆寺 是我国古代的官名，始于春秋。秦、汉沿袭，为九卿之一。掌皇帝的舆马和马政。王莽一度更名为太御，南北朝不常置。北齐始称太仆寺卿，历代沿置不革。清废。其最高长官为太仆寺卿，属官有太仆寺少卿2人、太仆寺丞4人、太仆寺员外郎、太仆寺主事、太仆寺主簿等。
汉武帝 （前156年—前87年），刘彻，幼名刘彘。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朝第五代皇帝，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他凭借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赢得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
张骞 （约前164年—前114年），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城固）人。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后世诗人站在中西古道上，不禁想起这位“凿空”西域，远播国威，造福后世的名臣。
《厩苑律》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共201枚、律文108条，包括厩苑律3条。《厩苑律》是秦汉时期管理饲养牲畜的厩圈与苑囿的法律。秦代开始制定，汉代萧何仅在秦律的基础上增益《厩律》的内容，而非独创。
萧何 （约前257年—前193年），生于西汉泗水郡丰邑县中阳里，即今江苏省丰县。汉朝初年丞相，政治家。谥号“文终侯”。他辅助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政权，其后又制定汉律，为东汉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不朽功勋。与张良、韩信并称“汉初三杰”，萧何位居其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