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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八十年代，一个诗意沛然的年代，一个混乱的年代，一个激进而冒险的年代！
——摘自李元的日记
我居住的这个南方城市，冬天总是漫长而寒冷。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常常盘桓在这个城市的上空，袭击每一个人。每当这个季节来临，我一般足不出户。特别是晚上，我总是早早爬到床上，坐在温暖的被子里看电视。这样的夜晚，不管电视里放什么东西，我一律照单全收，从不放过任何内容。我的妻子却对电视不感兴趣，她喜欢看一些哲学著作，她不时嘲笑我低俗的品位。在平庸的九十年代，像我妻子这样热爱哲学的人是稀有的。书上说喜欢哲学的女人很可怕，我妻子有时确实十分可怕。
一天晚上，电视里实在没什么有趣的内容，我只好看一部不知什么名的台湾言情剧。我渐渐看出名堂，完全被吸引住了，我看得心里发酸，替那对小情侣揪心。我妻子不失时机地说：“操，怎么什么都要看，你算哪门子知识分子。”我没理睬她。我最好什么也别干，与她坐着谈谈哲学或怀旧。女人们大都是怀旧的高手。
就在这个时候，电视荧屏的下方快速掠过一排文字。是一则寻人启事。要是在别的季节，我对这类东西没什么兴趣，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莫名其妙的离家出走者变得多了起来，几乎与日益猖獗的犯罪同步上升，看得多听得多了也就不再大惊小怪。问题是现在是个冬天，犯罪几乎也在冬眠，竟有人还要离家出走。想象一下，在凛冽的西北风下行走需要怎样的勇气。我便仔细看字幕，结果让我和妻子大大吃了一惊。
启事让我们想起一个叫李元的诗人。
启事是这样的：
李大元，男，二十七岁，两天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家人万分着急。出走时上身穿红色夹克衫，下身穿牛仔裤。其人身高1.67米，额头有一颗明显的黑痣，有知情者望速电告家人，电话：7642314。
我惊呼起来：“呀！你看，李元，诗人李元。”
妻子被我吓了一跳，凑了过来。
启事第二次在电视上出现。从启事显示的电话号码上可以看出这个离家出走的人就住在我们城市的郊区，这和诗人李元的老家是一致的。我妻子说：“真是李元啊，上面描述的与李元一模一样。”
我说：“肯定是他了，记得吗？在学校里他喜欢穿红色的衣服，瘦瘦的脸，一头长发，看上去怪怪的。对，他的本名就叫李大元。”
妻子说：“我记起来了，那时他特别有个性，动作潇洒，很有风度，我们女生在宿舍里谈得最多的就是他。”妻子的眼睛开始发亮。
“我们有多少年没见到他了？有八年了吧。”
“他好像是被学校开除的吧？”
“是的，都说他有病。不过谁说得清呢，诗人们一般都有毛病。”
诗人李元在我们的怀旧里慢慢清晰起来了。透过时间的尘埃，我看到诗人李元那张时而生动时而苍白的脸，我还看到他激动时被欲望扭曲的神情。他的眼睛很大，甚至有点女气，眼珠有时候十分混浊，有时候却清澈得像个孩子。不管是混浊或是清澈，他都会用眼睛固执地直视你。他略显矮小的身材看上去十分结实，浑身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显得力量无穷。
由于我的孤陋寡闻，我一直没有发现身边竟有一个叫李元的诗人，并且这个人还是我的同乡，这对一个文学青年来说简直不可原谅。直到有一天，我在食堂门口看到一则启事，我才有了机会认识这个叫李元的人。
在我的印象里，八十年代末似乎普洒着哲学之光。那时候，在我的朋友们中间确实有许多尼采或海德格尔的崇拜者，你甚至很容易在学院里辨认出这类人，他们眼神锐利，眼白过多，看上去十分敏感。除了小范围的沙龙，学院里常常有哲学讲座，主讲人是那些游历过西方的青年教师。这些教师不但贩卖哲学，还贩卖西方生活方式。我想李元的那则启事很可能是受到他们的启发。
诗人李元在食堂前的布告栏贴了一则启事。启事有一个名字叫《去乡下找感觉》。
启事是这样的：
去乡下找感觉并不困难，只需带上干粮、酒还有浪漫的情怀，于12月6日到汽车东站三号窗口找一个叫李元的人，那么素不相识的人会走到一起，经历共同的乡村生活。你不想在平淡的生活中来点奇迹吗？
我得承认这是一则颇具有煽动力的启事，至少我没有经得住诱惑。学院生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有色彩，加上青春期躁动不安的情绪，我们每个人看上去都像一个孤独者。的确有一段时间，我害怕待在熟悉的人群中，而到了诸如火车车厢这样的环境里，我反而能袒露自己，表达自己。我怀着在陌生的人群中寻求安慰的期待，还怀着在陌生的人群中来点艳遇的不可告人的梦想，在12月6日那天，惴惴不安来到了东站。一路上我都在担心是否还有另一些像我这样的傻瓜来到这里。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显然我不是最先到的那一批，在我之前已来了差不多六个人，两女四男。我最关心的是两女的长相是不是漂亮。一个姿色平平，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感觉中那次乡下之行她总是游离在众人之外；另一个还算可以，虽然称不上美女，但体型很棒，胸脯曲线十分优美。这女的一头长发，脸稍瘦削，她的气质一看就是不着边际的人。一会儿我知道了这个女子叫陆莉。其余四个男的就不值一提了，我想他们肯定是因为无聊才来寻找感觉的。很奇怪，这之后我再也没在学校里碰到过他们。因此他们实在可有可无，用不着多讲。
有意思的是那天大家都到了，那个叫李元的人却一直没有出现。我们彼此问对方是不是李元，人人都得到否定的回答。我们开始认为李元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启事只不过是一次恶作剧产物。但我们既然来了，也不打算就此罢休，我们决定把这个游戏玩下去。
就在去乡下的长途汽车快要开的时候，李元出现了。那天李元穿着一件红色休闲西服，下穿一条牛仔裤，一头长发散乱着。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大伙中间，自我介绍说：“我是李元，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刚才出了点事，耽搁了。”这时我们注意到李元的西服口袋已被撕破，脸上有一块青紫伤痕。我猜想李元刚才有过一场打斗。
李元为我们叙述了一个英雄的故事。照李元的说法，他来东站的公交车上碰到两个小偷，正在偷一个刚上车不久的女人的包。李元说：“如果他们偷的是一个男人的包我是不会去管的，可是他们偷的是老人、妇女、儿童中的一员，偷的是个女子，这我是一定要管的，这是我的原则。”李元看到一人从女子包中摸了什么东西塞给另一个人，就冲了过去。他猛喝一声，叫小偷把东西还给那女子。不料小偷没买他的账，大声说：“谁偷了东西？”李元指了指那女的说，你偷了她的东西。小偷就恶狠狠地问那女的，你少了东西吗？谁知那女子一脸惊恐，连连摇头。两个小偷围住李元，对李元动手动脚。现场竟没一个人站出来主持公道。李元悲哀地说：“这是什么世道啊！”李元的脸上露出绝望的神色。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李元的英雄行为无疑让我们对他刮目相看，至少李元那天赢得了那个叫陆莉的女子的崇拜。我想起来了，我们那次乡下之行是在冬天，陆莉正好带着一只热水袋。陆莉听完李元的叙述，面露关切，拿着热水袋对李元说：“你脸上瘀青还没化开，等一会儿就麻烦了，要破相的，你就拿这个热一下。”李元满脸幸福地拿来热水袋把脸整个儿贴在上面，他甚至还说了一句看似开玩笑实际上又充满哲理的话：“脸上的伤可以用热水袋疗愈，可心里的伤用什么办法治呢？”我一本正经地说：“女人。”于是大家都笑了，刚才关于李元的英雄故事就在这样的笑声中稀释了，只有陆莉一直深情地瞪着李元。
爱情通过热水袋急剧升温。我想我们对李元有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感觉，我们见了李元和陆莉那天出格的表现后一致认定陆莉是一个烂货。
那天我们去了一个叫状元村的地方。白天我们在那地方胡乱地走来走去，故弄风雅地看一些没有特点的景物，晚上我们住在一幢名叫花园的据说是招待上级来人的平房里。虽然我们几个算是一起来的，但因为从上车那一刻起，李元和陆莉基本上目中无人了，我们这个团队实际上处于形不散而神散的状态。我感到很无聊，晚上一个人出去了。我在村里的小吃店吃了点面条，回到平房。男宿舍里没人，就去女宿舍看看，我进去时同来的三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正在打扑克，我在旁边看了会儿。这时我看到其中挂着厚厚蚊帐的一张床在上下晃动。我感到很奇怪，就走了过去看个究竟。我撩开蚊帐，吓了一跳，李元竟和陆莉赤身裸体躺着，像蛇一样地绞在一起。我听到背后有人在笑我，他说：“看来有人中了头奖了。”我红着脸，连忙退了回来，吐吐舌说：“竟当着你们的面干。”不料打牌的女生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寝室里的一个女生常留她的男友在我们房里睡。”一个男的问：“你们没意见啊？”女生说：“怪，她男友又没睡到我床上，我有什么意见。”
我还是对李元和陆莉的速度感到吃惊。我努力回忆一路上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在长途车上，他们也许已有点猫腻了。当时我们都没找到座位，我对陆莉肯定也有那么一点好感，我前面说过她的形体很好，她穿了件薄羊毛衫和一件厚长裙，看起来很性感，我想和陆莉靠得更近，可以说上话。陆莉对所有男的都很热情，她的表情中还带着些许讨好的成分。我断定她是个贪得无厌的女人，她想博得每个男人的好感。我还断定她是个轻佻的女人。我虽然有些鄙视陆莉，但占便宜的心思还是有的。我开她玩笑：“你累吗？累的话你就坐到李元的腿上去。”当时李元靠着一边的座椅背，一只臭脚却搁在对面座椅上。陆莉的反应让我意外，她发出十分做作的笑声尖叫道：“你真幽默。”我听了后再无逗她的兴趣。李元一本正经地说：“你累的话不要客气，就坐到我的腿上来。”车上的人越来越多，李元又做起了绅士，主动承担起陆莉的保卫工作。他很自然地用身子挡住人群，使陆莉得以站稳。在乘客的推挤下，李元和陆莉越贴越紧。在我的回忆里，李元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李元的衬衣很肮脏，发出一股刺鼻的臊气，令人反胃。难道陆莉没有闻到吗？
我实在不想多说那次乡下之行了，那次乡下之行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只有李元才找到了感觉。
我马上知道李元原来的名字叫李大元，并且还知道他是一个诗人。我想他一定是从把李大元改成李元那一刻才成为一个诗人的。在我的印象里，八十年代还是诗歌的年代，诗人多如牛毛，人们以诗歌的名义聚集在一起，发起一次又一次诗歌运动。当我知道李元是个诗人后，我很想同他聊聊诗歌。但那次乡下之行并没让我们熟识，恐怕他早已把我忘了。有时候我在学院里碰见他，他双眼茫然，像是在思考深奥的问题。在我眼里他这副样子很像个诗人。
陆莉确是一个烂货，至少她同宿舍的人这么说。我问起陆莉同诗人李元的关系，一个女生这么对我说：“陆莉这个人不会同任何一个男的好上一个月，她是个特别水性杨花的人。”我又问：“他们已经结束了吗？”那女生说：“李元肯定有病，他特纯情，装得像琼瑶的男主角，而陆莉最厌恶的就是琼瑶那一套。”我问：“陆莉把李元抛弃了吗？这不可能吧，李元可是个诗人。”那女的一脸嘲笑说：“李元不像一个诗人，倒像一个傻瓜。他甚至看不出陆莉其实在应付他，他天天到宿舍来，有时候陆莉不在，他就一直等着。我们都知道陆莉肯定同哪个男的出去了，晚上不可能回来住，她很少在宿舍里睡觉。像陆莉这样的人不愁没睡觉的地方。”我问：“你们没告诉他真相？”她说：“我们都挺同情李元的，也含蓄地同他说起过陆莉的事，可他没有什么反应，他要么不相信我们的话，要么无所谓。”
我开始理解李元的茫然了。李元的茫然是因为爱情受挫。这使我觉得李元是个可以亲近的人。倒霉的爱情使诗人李元的光芒受损，使我有信心同李元谈谈诗歌了。一天，我看到李元站在食堂的布告栏前看一则启事，我小心地走了过去。李元的手上拿着一把刷子，上面粘了一些糨糊。我猜想这则启事是李元刚贴上去的。我看启事，启事的题目是《欢迎加入大学生联合诗社》。
启事是这样的：
你生命中的诗意总是流淌在一片荒芜之中，现在你的身边将出现一片绿洲，如果你是倦鸟你就来此栖息——大学生联合诗社将于近日成立，你只需交两首诗及十元钱就可成为光荣的诗社社员（交纳的会费全部用于编辑一份诗歌报刊，发表社员作品）。
联系人：李元
报名地点：3号楼304室
李元正陷入憧憬之中。我站到他面前，把他拉回现实。“还记得我吗？”李元还记得我。我指指启事说：“近来忙这个？”李元说：“朋友们合计了一下，打算搞点影响出来。”李元双眼明亮，露出孩子般满足的微笑，他鼻子上的汗珠也因此变得调皮可爱起来。李元意气风发地理了理遮住他半边脸的长发，说：“喜欢诗歌吗？喜欢的话欢迎加入。”我确实很想加入，因为自己的愿望被李元说中，脸就红了。我笑笑说：“写是写过几首，不过实在拿不出手。”李元豪气地说：“不在于写得怎么样，主要是交点朋友。”李元说话时眼中充满幻想，使他看上去显得十分生动。
我去了3号楼304室。我精心挑选了两首诗歌，一首像普希金，一首像惠特曼。那时候我精力过剩，没处发泄，因此有点热情过头。我的怀里还揣了一些钱，那是为了实现梦想的预付款。报名的人很多，我前面说过那时节诗人多得像过江之鲫。李元正忙得满头大汗。我想李元是个多汗的人，他的诗歌是否也像他的汗水一样丰沛呢？他对每个人都很热心，满脸笑容，双眼却瞪着人家的口袋，让我觉得这些人的诗歌在李元那里一钱不值，李元感兴趣的只是人家口袋里的钱。李元见了我，照例习惯性地看了看我的口袋。我还以为他怀疑我因为同他认识而不想付钱或者认为我穷得拿不出十元钱，我一冲动，掏出一张崭新的五十元面额的人民币。李元见了眼睛果然一亮，几乎是把钱抢了过去，笑说：“五十元，太好了，我们极需要钱，多多益善啊，谢谢你如此大方。”李元滔滔不绝地说着，几乎不让我插嘴。我没料到李元来这么一招，我是个很重面子的人，旁边有那么多人，我不好意思说自己其实只想拿出十元钱。我很心痛，你想那是什么年代啊，五十元钱够得上我一个月的伙食费。谁说诗歌和粮食没有联系呢，为了诗歌我将面临这个月的吃饭问题。
五十元钱显然起了作用。诗社成立那天，李元不顾那些十元的，对我这个五十元的分外照顾。他把我安排在主席台下第一排中央的位子。我坐下，观察各路诗人。我注意到那天李元是以一个勤杂工的形象存在的，他热情地同人们握手，脸上的笑容装模作样。我看不出李元有一点点诗人的影子，而是更像一个商人，并且是一个奸商，我则是一个受害者。梦想成为诗人的人们显然对李元这个实际上的组织者不屑一顾，他们把崇拜的目光投向主席台。我想主席台上都是真正的诗人了，而我离他们如此之近。是不是从此以后沾了诗人的光就能写出伟大诗篇呢？一会儿在李元的介绍下我将认识上面的人。上面的人中有一个诗人读了当时还算是地下诗人但名气很大的于坚的贺信。会开得大家信心十足，大家都自我感觉良好，仿佛写出伟大的诗篇不在话下。会开好后，十元的和五十元的只好走了。
不知是看在老乡的面上还是看在我那五十元的面上，这之后李元请我参加了一个范围更小的聚会，地点是在王氏酒居。王氏酒居在我们学校东侧，李元说那是他的一个哥们开的咖啡馆，这个哥们也在诗社的核心成员之中。我走入咖啡馆，咖啡馆灯光昏暗，诗人们都在吞云吐雾。诗人们见到我很冷漠，只有李元热情地向我招手，示意我坐在他身边。我不安地坐了下来，觉得他们坐在咖啡馆里似乎更像一个诗人了，比坐在主席台上更像回事，而我怎么看自己都不像诗人，我的头发不够长，我的衣着不前卫，我的形象不够“思想”。不一会儿我神魂稍定，看清长发中竟有若干女诗人，她们也在抽烟，脸上的表情很哲学。那个读贺信的人正在发言。他在谈上个世纪末叶发生在欧洲咖啡馆里的一场以美的名义发起的运动。这个人讲得十分精彩，眼神精光四射，从他嘴里吐出的名字让我眼界大开。“一个耗尽元阳的漫长战争偃旗息鼓了，但未来一片朦胧。”那个人说，“一些天才在美的名义下聚集在一起。爱伦·坡沉溺于酒瓶，在恍惚中做着离奇的梦；同性恋者王尔德写出了被认为不道德和污秽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波德莱尔那些撩人感官的美丽诗句是对自己健康和命运的探索；魏尔伦在苦艾酒的芬芳里安心地颓废，并把它演绎成诗意的象征。天才总是以极端的方式来启示世人。颓废有着惊人的美艳。”
那个读贺信的人演说的时候，李元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我知道他是诗社的秘书长，一些杂事都由他包揽。
一个女诗人说话了。她一览众山小地向大家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就像上个世纪末的欧洲，她预感到一场关于道德及政治的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在这个疾病缠身的年代，谁向世人确立一种遗世独立的形象就意味着谁拥有这个时代。她说，为此，我们应该惊世骇俗，经历一场伟大的历险。
她的演说不停地被人们的掌声打断。
我觉得诗人们说得远了，离诗歌本身也远了。像我这样一个平庸的人看来是很难理解诗人们的鸿鹄之志的，我觉得这些在咖啡馆高谈阔论的人即便真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也没人会理会他们，他们又不是电影明星或一夜成名的歌星，谁会在乎他们呢？我自以为是地断定，他们是一群不着边际的天真的人。
我宁可同李元谈谈诗歌本身，谈谈普希金或惠特曼。我对身边的李元说：“这些人的口气是不是太大了点，一个学生诗社能成那么大的气候吗？”李元皱了一下眉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出一句类似政治家说的话：“热情是没有罪的。”我说：“你们究竟想写什么样的诗歌？像北岛那样的还是像舒婷那样的？”这次李元粗暴地打断了我，他说：“请不要同我谈诗歌，你没有资格同我谈诗歌。”他这种外交官的辞令让我闷了半天都没想出一句话回击他。我愤然地中途退场了。
我们每个人都收到过诗社编发的第一期诗报。诗报头版就是篇宣言。那也是一个宣言的时代，每个刊物在处女号上都要来点宣言以表明自己的贞洁。他们在宣言宣称北岛们是“什么也不相信”，而他们根本没有相信这个概念。他们相信世事无绝对，邪恶的事物可能包含着单纯的美，没有一个绝对的公义，全凭着内心需要与体验。
我手捧报纸激动得不得了，从头翻到尾，试图发现我的大作。显然我不可能出现在上面。我很愤怒，为我的五十元钱不平。我发现了李元的诗歌，题目是《一个叫李元的诗人》。时隔多年，我还清楚记得李元的诗句是这样的：
一个叫李元的诗人
根植在黑暗中
开放美艳的罂粟和爱情
渴望坠落和飞翔
我对李元很不满。为了排遣我心中的不满，我去了304室。许多人围在一起说笑话，脸上荡漾着带着欲望气息的会心笑容，这种笑容往往同男女器官关系密切。李元没有参与。是不是诗人与器官无关呢？那拨人中的几个用奇怪的眼光打量我，似乎对我找李元这件事相当不解，不过他们没有过分关注我，又投入新一轮的讨论中。李元见到我，脸上露出几分警惕，但基本上保持了他惯常的热情。他说：“发给你的诗报看了吗？”我刚想点头，那边忽然有人说：“屎包？早已拉在厕所里了。”
这显然是挑衅。战争的足球踢到李元半场，李元会怎么办？李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抡起一只啤酒瓶对准那人砸去。我目睹了一场流血事件。那拨人装着劝架，死抱住李元，他们暗中打李元的身体。最终诗人李元与那个啤酒瓶牺牲者均被送进了医院。
作为事件的目击者，校方传召了我。同我谈话的是系党办主任，一个女人，她从一开始就向我暗示李元是个混蛋。在五十元这件事上李元确实是个混蛋，不过在这次的事件里，李元不算是个混蛋，在我看来还颇有悲剧英雄的色彩。她不断暗示我说，李元不合群、感觉良好、生活混乱、不进教室读书、黑夜与白天颠倒、闹事、同校方对着干，叫人厌恶。可这些与我何干。结果可想而知，她很不满意我的目击，我几乎一开始就在为李元开脱。
我还去医院看望了李元。李元缠着绷带，躺在床上看一本叫《天龙八部》的小说。李元已闻知我在校方面前替他说了不少好话，他的脸上升起庄严的真诚。李元撩开被子，欲起来迎接我。我连忙过去把李元按倒在床上。经过必要的寒暄、客套，李元不安地说：“你的诗，我读了，太旧了，如今诗恐怕不是这样写的。”我说：“知道，知道，诗坛的事你暂时不要操心了。”他笑笑说：“那天多收你四十元钱，目前诗社资金紧张，等稍宽余，就奉还。”我被他的真诚感动，结结巴巴地说：“本来多交点也算是为诗歌出点力，实在是力薄，交了钱就发生生存问题了。”李元说：“我知，我知。”
陆莉进来了。李元双眼直勾勾地看着陆莉，完全忘了身边的我。我想，李元真是个重色轻友的家伙。我还想，李元和陆莉也许并不像传说中那样已经结束了。陆莉带来了一束玫瑰，走到李元身边，不顾病房里其他病人和我，俯下身子，亲了亲李元。刚才略显嘈杂的病房顿时安静下来。李元像一个孩子一样，深情而依恋地看着陆莉。陆莉看到我，她居然还记得我，表情夸张地主动与我握手。她说：“是你啊，嗨，那次乡下之行太有意思了，真令人难忘。我记得那里有一棵大榕树，我和李元两个人才把它围住。我和李元还把名字刻在上面呢。真想再去那地方看看。”我记不得那地方有什么榕树，很惊奇，印象里的那个地方竟同陆莉说的完全不一样，仿佛我们去的不是同一个地方。我想这是因为我在乡下没找到感觉而他们找到了。我说：“等李元伤好后，你们是应该再回去看看，你们可是在那儿认识的。”陆莉说：“咱们一块儿去，你我他，我们三人。”陆莉同我热烈交谈时，李元一边摆弄那朵玫瑰，一边在偷偷地看我，目光警觉，或许目光里还有点儿酸溜溜。难道李元吃醋了？陆莉注意李元，继续同我谈她的乡村感觉。她说：“我同你说好了，就下个星期去，怎么样，我怎么同你联系呢，你有名片吗？”我说：“像李元这样的诗人才印名片，我印了有什么用。”陆莉说：“那你把你的寝室号留给我。”当我掏笔找纸要留条的当儿，李元说话了。李元说：“你不用写了，我知道就行了，我会告诉她怎么找到你的。”李元是真的吃醋了。叫我怎么办呢，我除了告辞外，难道还想在他们中间插上一杠吗？
几个月后李元真的成了我们学院的明星。八十年代，李元他们的成绩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奇迹，简直是匪夷所思。我们，包括李元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编的诗报中的部分内容被美国的一家杂志转载了。宣言当然列在其中，李元的诗也居然榜上有名。八十年代恐怕很少有人享有这样的殊荣，那时我们或多或少有点崇拜西方，如果什么东西被老外看中，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便陡然提高，大家会骄傲得不得了。现在我们把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称为后殖民，那时全国人民都很后殖民。可想而知，受震动的不光是我们，诗坛也被震动了。震动诗坛的征兆是从此以后李元他们有了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与文学讲座。在我们学校，李元不高的身材、臭气熏天的衣衫和一头飘逸的长发成了大家的焦点。在女生眼里，黑马李元是不是她们的梦中王子呢？
我谈恋爱了，对象是我现在的妻子。哲学在那时已在她的思想里生根发芽。我有时向她炫耀我认识诗人李元，她会激动得不得了。她说：“啊，李元啊，他的诗讲的是人的存在啊，讲的是人命定的孤独啊。”她希望我把她引见给李元。自从李元他们成名以后，大家都在传说诗人们混乱不堪的生活。在人们的想象里，女人总是像蝴蝶一样围在诗人们周围并在向他们献媚。对这些传说我一般抱着不信的态度，我嗅到了李元他们的团体有若干性的气息，但我倾向于认为事情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只是人们都习惯于把诗人们想得比较腐朽而已。我虽对李元的纯洁还有一点信心，但我还是觉得把女友领到他面前并介绍给他，等于把一只羔羊送到虎口上。
女人们总有她们的办法，你永远估计不到她们的能量有多大。女人们如果想做成某件事，她们总能如愿以偿。有一天，我女友同我说，她昨晚和李元泡在王氏酒居里喝咖啡。果然从咖啡馆回来的女友气味有点不对头。
我女友说，李元那天送了她一朵黄色的玫瑰。说着女友的脸上露出幸福的神采。她说，他进来的时候很多人看着他，对他指指点点。泡在王氏酒居的人大都是我们学院的学生，他们都知道他就是诗人李元。李元旁若无人，没正眼瞧他们一下。“我们昨晚谈得最多的是人生。”女友说，“他的话是多么精辟啊，他说他时刻感到体内的鲜血在涌动，时刻有一种献身的欲望，他说生命在献身中显示存在，显示本来的意义。”我冷冷地看着女友，生出醋意。我想，看来李元想在我们中间插上一杠。
李元那天晚上说过的精辟的话成了我女友的口头禅。李元的思想左右了我女友的行为，既然生命的意义在于献身，她就毫不犹豫地献身给了我。我没想到，我是李元哲学的最大受惠者。
我女友向我隐瞒了那天晚上发生的另一件事。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事实上，我女友那天晚上和李元谈得并不尽兴。当李元滔滔不绝向我女友谈论着精深的思想时，陆莉不期而至。陆莉站在李元身旁，没说一句话，也没有瞧我女友一眼，李元却一下子成了哑巴，只是嘿嘿地向陆莉笑，并且木偶似的站了起来，跟陆莉走了。我女友被冷落在那里。
李元和陆莉的爱情一度是我们学院男女宿舍热衷讨论的话题，他们的爱情或多或少显得有点与众不同。所有的人都在说陆莉是个烂货，都在说陆莉和每个诗人都有一腿子，不过我认为这只是人们的臆想，生活太平淡了，人们需要一些刺激性的谈资，而艺术家在人们的想象里通常总是放荡不羁的。传播陆莉消息的那些人其实根本不认识陆莉，更不要说同陆莉有什么瓜葛了。至于李元和陆莉的爱情究竟是什么样子，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在街头碰到了陆莉。当时已过了九点，陆莉背着一只小包，对着自己的影子，一脸茫然地行走着。我感到有些奇怪，在我的印象里陆莉身边是一定有一个男人的，不是李元也应该另有他人。我叫了她一声。听到有人叫她，她木然地站住，神情古怪地看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一会儿，她眼中噙满泪水。一见到泪水我就慌了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声叫喊会击中她的伤心处。看见她悲伤落泪，我没有办法不去安慰她。我走到她身边，问：“怎么啦？”
我原以为陆莉碰到什么了不起的麻烦，经她一说，我才知道一个人吃饱饭后竟可以为不值一提的小事而心生烦恼。原来在这之前李元他们有个派对，也许他们对唱唱跳跳的派对腻味了，诗人们想来点新鲜的，有人提议在参加派对的女子中间选一位今夜的皇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陆莉也觉得这很有趣。陆莉想，如果单凭容貌她没啥希望当选，如果凭魅力就难说了，她成为今夜的皇后不是没有可能。李元投她票不在话下，她同诗人们关系都不错，他们也极有可能投她。如果她被选为皇后，那是多么让人开心的事啊。投票结果令她大失所望，她竟一票未得。最终当选的是那个总在发嗲的女子。更让陆莉气愤的是李元也没有投她，让她颜面扫地。她脸色一下子惨白，对周围产生了敌意。当李元把一顶用纸叠的皇冠戴到那女子头上时，陆莉歇斯底里地叫了一声，又神经质地逃离了派对。
听完陆莉泪眼婆娑的诉说，我心里乐不可支（同时对诗人们糜烂的生活十分向往），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使自己不至于笑出声来。
我说：“你为什么要当皇后呢，你应该知道你长得不是很漂亮。”
陆莉说：“我才不要当皇后呢，问题是李元也不投我的票，他如果爱我的话就应该投我的票。”
我说：“是选皇后，又不是选情人。”
陆莉说：“我不管，如果他爱我就应该选我，我在他眼里应该是一位皇后。我算是看透他了，我再也不会理他了。”
经过一番激烈的述说，陆莉明显比刚才平静多了。她平静了以后，竟向我抛出一只彩球。
陆莉说：“我们不要再说这桩扫兴的事了，我们不理他们，我们玩我们的，我们去喝咖啡好不好？”
我感到既向往又害怕。我情不自禁地看了一眼陆莉娇好的身姿与丰满的胸脯，心跳骤然加剧。关于陆莉所作所为的传言严重影响了我的想象，激发了我的幻想。我不由得跟着陆莉走进了路边的一家咖啡馆。我装模作样地喝着咖啡，不知道今夜我们将朝哪个方向发展。
我们进咖啡馆没多久，李元满头大汗地奔了进来。他气喘吁吁地说：“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总算找到你了。”
陆莉没理他，仰着头看也没看他一眼。李元的到来让我心虚，我害怕李元吃醋。李元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他一个劲向陆莉认错，最后李元竟当着众人的面在陆莉面前跪了下来（真的像电影里一样）。见到这惨不忍睹的场面，我只好悄然溜走。
我想这就是李元和陆莉的爱情实质。
炎热的夏季就要来临了，我们这个城市的电线杆上出现了一则租房启事。这则启事与那些霸道的治疗性病的老中医的广告并列着，显得有点寒碜。我一眼看出上面的字是诗人李元的手迹。
启事是这样的：
欲在学院区附近租一私房，面积十五平米即可，不在乎地段是否热闹，不在乎交通是否方便，只要下雨不漏，刮风不倒，我们就会租，租价越便宜越好，有符合条件的私房拥有者按下列地址函告李元。
××学院3号楼304室
我想李元是需要有一间房间了。他在自己的寝室里是那么格格不入，再说他还要安置和陆莉的爱情。毫无疑问，爱情的最佳地点是一间房间。
我们学院位于城市西郊，如果花上一点钱真要找一间农民的房子是容易的。农民的房子不像城里人那样只有几个平米，他们的房子在城里人看来简直像庄园——当然设施简陋了一点。李元很快找到了适合于他的房子，一间离我们学院大约三公里路程的一个小山坡南面的平房。
李元搬进小屋的那天，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他居然请我去一起庆祝他的乔迁之喜。我想他请的肯定不止我一人，他的那帮诗友一定在请之列，我担心去了会和他们格格不入。不过我还是去了。
李元买了不少熟食。酒是少不了的，买了好几种。有了酒气氛就会不错。整个晚上，大家处在乐观的情绪中。我觉得对学生李元来说这是在挥霍，他哪来那么多钱呢？正当我疑惑不解时，李元提议大家尽情地喝，他说他们已得到境外一个机构的赞助，以后在资金方面没后顾之忧了。
大家灌李元的酒，那个读于坚贺信的诗人更是带头起哄，他要李元和陆莉向大家表现最大胆的动作。我担心李元和陆莉会脱掉裤子，我可是已经领教过的。李元这回还算文明，他说，他和陆莉为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名叫《男人的成长》，小标题是《接吻的十三种方式》。大家吹起了口哨。
李元通过接吻的技巧表现了男人在恋爱各个阶段的不同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少年时男人碰一下女人就像烫着火一样迅速离开，而老年时接吻变得缓慢、沉稳，闭着嘴就这么碰着。他的表现不像题目那样吓人，应该说还挺艺术的。我由此断定李元是一个表演欲很强的人。那天李元喝了不少酒，不过没醉。看来李元酒量过人。
李元租房这事传到我女友的耳朵里，我女友的心思就活动开了，她也想让我去租一间。当时我们学院确实有不少人在外面租了房。但我没钱，即使心里十分想满足我女友的要求，也没任何办法。女友的情绪一时波动起来，脾气变得不好，我们为去不去看一场电影这样的小问题而大吵大闹了一次。看电影是我提议的，不料我女友竟讽刺起我来，她说，拉倒吧，你就是请我看场电影充充阔佬。我被她气得不行，当场发作了。结果她昂着头扬长而去。
我很羡慕李元。他可以安置他的爱情了，而我看来只能为爱情提心吊胆地在荒郊野外偷偷摸摸，难怪女友对我产生不满。带着羡慕的心情，我又去李元的平房，近乎失恋的我很想在李元那里寻找点安慰。
我是晚上徒步过去的，离第一次去他那里已过了两个多月。我远远看到李元的平房灯火通明，房间里气氛十分热烈。我知道一定还是那些人。他们是多么无忧无虑啊！我迟疑是不是进去，我觉得自己此刻的样子就像突然闹入欢乐房间的不祥物。转而又一想，既然已经来了，还是进去罢。
我进去时没人注意我，这很好，我找了个角落坐下。他们在欢迎一个西藏来的流浪汉。那个在诗社成立大会上读于坚贺信的诗人戴着一副墨镜，在主持欢迎仪式。他简短说了几句后，那个西藏来的人就开始讲他的西藏故事了。这个人脸上有土匪一样的胡子，脸膛通红——一种长期居于高原的特有的肤色。我看到桌上有一瓶白酒，也许是想麻醉一下爱情受挫的神经，我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我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那个西藏来的人的声音。
“……我什么钱也没有了，我想我不能从西藏回来了，我在飞机场一筹莫展。这时我认识了一个老外，他有一只巨大的皮箱，我走过去问他愿不愿意帮个忙，他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我没钱了，请他把我藏到他的箱子里然后托运回来。他说可以给我买张机票。我为自己的想法吸引住了，坚持不要机票而让他把我装入箱子里……”
耳边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我不知不觉喝高了，渐渐失去知觉，睡了过去。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李元正在打扫昨夜留下的脏物。他见我醒了，在我的身边坐下，脸上明显地带着讨好的神情。我不由得惊觉起来，这是一张有求于我的脸。
李元说：“你昨天是什么时候来的？我没注意到你来。”
我说：“你们这么开心，哪里还会注意我这个伤心的人。”
李元说：“你来我很高兴，你应该多来，学校里多闷啊，这里的艺术气氛让人感到幸福，不是吗？”
我说：“你们是成名成家了，是诗人了，当然幸福。”
李元说：“我们有我们的难处，我们经济发生了困难。我不知你能否借点……”
我终于明白了李元为什么对我如此低三下四。我连忙打断他的话：“你们不是有国外的一个机构赞助吗？”
李元说：“他们是这么承诺的，可我们还没收到他们一分钱，我们已催过无数次了，他们连反馈都不给。”
我看到那个西藏来的人从另一个房间里出来，脸上的土匪胡子好像打结一般，纵横交错，很是霸道。他的胡子开了条缝，我想张开的是他的嘴巴，他大概在同我打招呼。
从另一个房间里走出只穿背心的陆莉。她正处在梦醒之后那种十分疲劳的状态中，哈欠不断。她没像往日那样热情招呼我。我想，是不是此刻她才趋于真实呢？那个西藏来的人直愣愣地看着陆莉丰满的胸脯，他的眼睛微微有点发红，一会儿这人咽了一口唾液。我想，这个西藏来的人处在某种“饥饿”状态。
李元见我呆呆地看着那人，说：“他是位勇士，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艺术家。他的行动本身就是一首诗，是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他受了很多苦，已经有三天没吃任何东西了。他将继续完成他的旅行，但他已身无分文了，我们应该帮助他。”
李元峰回路转，话题又回到钱这儿。这让我害怕。看来我难以在李元这里找到安慰，李元像我的女友一样总是提这令人头痛的钱字。我赶紧从床上爬了起来。
我说：“他已三天没吃东西了，我猜他肯定有几个月没过性生活了。”
李元说：“这样的人我们有责任为他做些什么。”
我不想再和李元说什么了。我无法理解他们。难道能当着众人的面做爱的人真的什么都不在乎吗？
当我试图讲述陆莉和那个西藏来的人可能存在着暧昧关系时，我的妻子打断了我的回忆。她不能同意我这个说法，认为我的回忆肯定存在问题，我可能篡改了事实，使李元看上去像个小丑。我妻子说陆莉和李元至少在那个阶段是真心相爱的，导致陆莉跟那个西藏来的人好上的原因同一个叫黄小妹的女子有关。我已经忘记了有黄小妹这个女子，但我妻子说得言辞凿凿。我对李元在我和妻子心中留下不同记忆感到惊奇。这怪不得我们，我们已有八年没有见过李元了，虽然李元的老家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的远郊，但在这八年中我们甚至很少想起过李元，更不要说联系了。要不是在这个冬天我们在电视荧屏上看到这则寻人启事，我们可能会把李元永远忘了。
在这个无聊的波澜不惊的九十年代的冬夜，这则启事让我们有话可说，让我们同过去顺理成章地衔接上了。由于我对李元的回忆表现得过分热情，妻子讥讽我，说我得了一种叫“李元综合征”的毛病。
我不可抑制地想起李元。我看一部关于云南的风光片时，我对妻子说，李元去过这个地方，他曾送我一张照片，背景就是这个地方。我找出尘封多年的相册，结果没找到，又不甘心，我努力回忆相片放到什么地方了，我翻箱倒柜，找遍每个角落，好不热闹。有一天我在家看法国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白》，看到电影里那个波兰理发师钻入皮箱，当作行李被托运回波兰，我突然失声道：“抄袭，他妈的这是抄袭。”我妻子问我，谁在抄袭啊？我说：“要么那个西藏来的人在抄袭电影大师，要么电影大师在抄袭那个西藏来的人。”我妻子说：“还有就是英雄所见略同。”
我的“李元综合征”越来越严重了。我莫名其妙地预感到李元正在靠近我，他将来到这个城市并且会来找我。我感到周围满是李元的气息，一种混杂着汗臭、脚臭以及荷尔蒙的气息。有一天我非常严肃地对妻子说出了我的预感。妻子摇了摇头，一针见血地指出：“看来你也快成为一个诗人了。”
我没有成为一个诗人。李元没像我预感的那样来到我身边。或许是我太关注李元了，这几天我一直开着电视机，试图再次获得关于李元的消息。终于有一天，我再次在电视里看到了关于李元的启事。
启事是这样的：
李大元，男，二十七岁，因犯精神病于三天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家人万分着急。出走时他上身穿红色夹克衫，下身着一条蓝色牛仔裤。其人身高1.67米，额头有一颗明显的黑痣，有知情者烦请电告家人，面酬。电话：7642314。
看到这启事，我激动得叫了起来。啊，李元，又是关于李元的寻人启事。因为这几天我老是在想李元，所以读到这启事时我仿佛感到上面的字留着李元的体温。我妻子听到我的叫喊也奔了过来。
她看了后，对我说：“呀，李元还没回家啊，他已出走三天了吧，他会去哪里呢？”
我说：“他肯定在这个城市里。”
妻子说：“嗨，你看，上面说精神有问题。”
我说：“李元的精神不会有问题，只不过人们不能理解他罢了。”
妻子说：“太遗憾了，李元没来找你，我真希望他来找你，同他聊天是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他的思想是多么活跃多么蓬勃啊。如果他来找你，我们还可以问问他，为什么当年他领着黄小妹到处寻找李大元。”
我妻子喋喋不休，试图让我相信黄小妹是真实存在的。我对此一直不能相信，我想很多见多识广的朋友听了我妻子的叙述后不太会相信竟有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我怀疑要么我妻子的记忆有问题，要么她的叙述仅仅出于她的幻想，或者她可能是在某张小报上看到过类似的故事而移植到了李元的身上。我记忆里确实没有黄小妹这个人，不过谁知道呢，或许是我的记忆有误而妻子才是对的。另一种可能是我妻子想寻找一个陆莉后来跟那个西藏来的人出走的理由，不过我认为像陆莉这样的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
照我妻子的说法，当年黄小妹曾到我们学院寻找一位叫李大元的未婚夫。这件事在我们学院很轰动，并由此引发了一次规模颇大的讨论。讨论的题目是：李大元应不应该同黄小妹保持恋爱关系。八十年代末是个思想激进而叛逆的时代，辩论的结果是李大元不能算是现代陈世美，虽然不能算是一个共识，但这个观点明显占了上风。
我妻子说，黄小妹踏进我们学院应该是夏天。从她身上穿着的鲜红衬衣、黄色裤子以及两根又粗又大的辫子可以断定她是个乡下女子。她确实是个乡下女子，她这次进城是为了寻找她的未婚夫——一位名叫李大元的大学生。这位叫李大元的人在未考上大学前已同黄小妹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且订了婚，但李大元上大学后再也没给她写信。她害怕李大元变心，于是千里迢迢来到我们学院寻找未婚夫李大元来了。她是一位漂亮的乡下姑娘，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除了皮肤黑一点，她的各部位都长得很标准，这让她对自己很有信心，也让我们学院里的男生乐意帮助她。
她本来可以轻而易举找到李大元的，但她把李大元的地址丢了，她忘了李大元住在哪个宿舍，甚至记不得李大元是哪个系的学生。有人帮她在学校花名册上查到了不少叫李大元的人，她都摘了下来，打算一个一个去认。她第一个找到的是曾经叫李大元的诗人李元。当时诗人李元正在我们学校做一个叫《世界诗歌运动的启示》的讲座。那人就把黄小妹领到阶梯大教室，让她认。她眯上眼看了老半天，然而失望地摇了摇头。
黄小妹说：“他不是大元哥，大元哥的头发没有这么长，大元哥很怕难为情的，他不会给这么多人开大会。”
我妻子说，李元那天在这么多听众中注意到了黄小妹。他演讲完后来到黄小妹面前，他了解到黄小妹的来意，带着黄小妹走了。据说李元把黄小妹安排在一个三等旅店里，整天陪着她。李元的这个举动在一些人的眼里简直同桃色事件无异，大家认为李元对乡下姑娘黄小妹心怀不轨。
那天傍晚，我们学校的广告栏贴出了一则启事，启事的题目是《寻找李大元》。我妻子说一看就是诗人李元的手迹：
李大元，男，二十一岁，浙江省上虞人。现有他远在家乡的恋人黄小妹找他（黄小妹弄丢了地址，不知李大元在何系，住在何宿舍），望李大元见此启事后速到红星旅社405房间，黄小妹正焦急地等着他。
我妻子说这则启事当时非常轰动。大家也是看了这则启事后才讨论此事的。我妻子还说黄小妹最终没找到李大元失望而归。尽管大家对李元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李元似乎并不在乎，照例去火车站送黄小妹。
我妻子说，黄小妹那时对这个无微不至照顾她的诗人李元已有超乎寻常的感情，在要上火车的时候，她泪眼婆娑，泣不成声。
她说：“我不找我的大元哥了，你要比他好上百倍，你就是我的大元哥。”
她说着竟冲到李元面前，如她在电影里看到的经典场景，她吻了李元一下。我妻子说这是黄小妹见识了城市生活后做出的诗一般的举动。在乡下她是不可能有如此行为的。黄小妹和李元告别后，哭着冲进了车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吻使诗人李元感动，他来到小摊边，买了五斤苹果，从车窗塞到黄小妹手中。黄小妹的眼泪再一次源源不断地涌了出来。
我妻子说，关于李元和黄小妹的关系当时在学院特别是女生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版本。有人说，诗人李元见到单纯的黄小妹只觉得眼前一亮，黄小妹身上大自然般的纯朴让李元以为天使出现在眼前，而李元已厌倦了放荡不羁的生活，渴望宁静；又有人说，黄小妹其实要找的就是诗人李元，只不过这几年李元变化太大，黄小妹不敢认，至于李元写的那则《寻找李大元》的启事根本就是他搞的一次行为艺术，他是在寻找他自己，他意识到他已把自己丢失了——我妻子说，我当年就持这一看法，我已记不起来了；我妻子对这几种说法不以为然，她认为李元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内心一直涌动着一种为别人服务的愿望，一种献身的欲望，他帮助黄小妹是顺理成章的事，一点都不奇怪。不喜言情剧的妻子总是试图把李元引到言情剧般单纯的境界上来。
我妻子说，黄小妹走后，李元所在的系曾收到一封表扬信。信是黄小妹从乡下寄出的，信中她对李元深表感谢，认为李元是个好人，是个活雷锋。由于校方对李元的成见，这封信没有公开。
李元在送走了黄小妹后回到了他的平房。平房空空荡荡，那个西藏来的人不在了，陆莉也不在了。桌上放着陆莉留给李元的信，信中说她跟那个西藏来的人走了。我妻子坚定认为陆莉的出走同李元对黄小妹过分热情有关（她已强调过多次了）。陆莉出走这件事我是知道的，那段日子我一直想着那个西藏来的人是怎样把陆莉带走的，他是不是把陆莉装在皮箱里当作行李托运走的呢？
我猜想李元在陆莉出走后肯定十分痛苦。一定有很多人在看李元的笑话，他们希望看到李元痛不欲生、寻死觅活。李元让他们失望了，他显得十分平静，该干吗照样干吗。他更热情地投入诗歌运动中。他是团体的中坚和组织者，没有他的话团体早就不存在了。他像往日一样开讲座、办活动，十分活跃。也许他太平静了，那些原本希望他失态的人开始批评他，李元被描述成为一个冷血动物，不配做一个诗人。我曾碰到那个读于坚贺信的人，说到李元，他破口大骂：“无耻，他妈的无耻。”我不知道他在说那个西藏来的人无耻还是在说李元无耻。
陆莉和那个西藏来的人回来了。李元的所作所为让人们对李元刮目相看。
陆莉和那个西藏来的人是一个月后回来的。那是个炎热夏日，陆莉穿着超短裙和那个西藏来的人疲惫地回来。陆莉脸色蜡黄，双眼浮肿，那是纵欲过度的痕迹。那个西藏来的人依旧不修边幅，脸上毫无表情。他们慢慢地朝平房走来。李元站在平房前，看着他们，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据目击者说，那个西藏来的人满不在乎地走近李元，试图和李元握手。李元像狮子一样扑了过去，他飘逸的长发迎风招展。那个西藏来的人猝不及防，被李元压在地上。李元一拳一拳狠打那人，那人的鼻子流出殷红的鲜血。那人见着血起了性子，挣扎着爬了起来，一脚踢中李元的下身，李元呻吟了一声躺倒在地。目击者说，那个西藏来的人真是狠心，他踢李元的头部，踢李元的腰，踢李元的屁股。李元满身是血，在平房前滚来滚去。
陆莉哭了，见两个男人间如此残酷的打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跑到那人边上，死死抱住那人。目击者说，在被陆莉抱住的一刹那，那人喘着粗气，眼中射出骇人的杀气。
是陆莉把李元扶到床上的。李元躺在床上，布满伤痕的脸上竟露出满足而安宁的笑容。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发出这样诡异的笑。
李元虽然没打赢那个西藏来的人，但李元的这种古典角斗士精神得到了我们的喝彩。在这个时代我们已很难看到为爱情而不顾自己生命的人了，现实的爱情都成了温室的花朵，脆弱、苍白，没有生命力，李元热烈而血性的行为让我们产生了古典爱情复活的幻觉。当然这仅仅出于我们一厢情愿的认定，至于李元怎么想只有天知道了。我们只知道从此以后李元再也不理睬陆莉了。
正当我们为李元叫好时，李元又做出了一件让我们难以理解的事情。李元总是让我们明白我们实在是太缺乏想象力了。
一个晚霞烂漫的黄昏，我们学院那面贴满了舞讯、影讯等内容的布告栏上出现了一则题目叫《他是一个献身者》的启事，我一看便知这又是李元的手迹。
启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他是一个战士，他凭着勇气与胆量，孤身走遍西藏。他说他在西藏感到自己是个离太阳最近的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艺术家。艺术家的存在不需要作品，而是需要他的行动和献身激情。他的行动就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这样的人需要我们的精神和物质支持。让我们贡献一点MONEY吧，使他能顺利完成他的心愿。
看到MONEY这个英文单词我就笑了。我体会得到李元写这个单词时的心情。又恨又爱。这也是所有的人对钱的态度吧。我看到那个西藏来的人的照片贴在启事旁边。我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笑容，我认为李元是个傻瓜，他竟为一个抢走了他爱情的强盗搞起募捐来。
第二天，我们学院出现了一个募捐摊位，摊位前放了一个大大的广告牌，上面贴的是那个西藏来的人的照片和少量文字介绍。广告上那人不像个英雄倒像个逃犯。我远远看到李元和那个读于坚贺信的诗人坐在一张课桌后等待人们的施舍。那个读于坚贺信的人正同一个女孩交谈得起劲，李元正忙着，对每个捐钱的人说谢谢。我注意到李元的脸上还能隐约看到被西藏来的人打伤的痕迹。
我走了过去，笑着对李元说：“李元你真是个无私的人。”
李元听懂了我的意思，他说：“这是我们的事业，不能把私人情感同事业混在一起。”
我耸耸肩，说：“我永远不能理解你们，所以我也不会捐给你们一分钱。”
我就吹着口哨走了。
那次募捐没有募到多少钱，李元他们很失望。那时候，我们已不像最初那样对他们感兴趣了。大家都在传说，诗社内部出现了裂痕，原因是钱引起的。诗社向外借贷了些钱，而期望中的外国某机构的捐助没有到位，他们的偿还发生了困难。这些钱都是李元出面借来的，诗社其他核心成员对此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传说热闹了一阵子的诗社将要分崩离析了。
我在王氏酒居碰到焦头烂额的李元。李元正在和王老板高声交谈。我隐约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李元说：“你们不能撇下我不管啊，总得一起想点办法。”那位姓王的诗人说：“上回我们捐到多少钱？”李元说：“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后来他们进了一间房间，他们可能去商量对策了。
李元从房间里出来，从我面前走过。我就叫住了他。他见是我，坐下来。他明显比刚才平静了。
我说：“近来可好？”李元一脸茫然说：“我可能要出事了。”我说：“什么事，没那么严重吧？”李元说：“我可能太天真了，把整个心思都投入到诗社中，可他们只考虑自己，一点都不为我想想。”我问：“你怎么啦？”李元说：“我现在有点清醒了，可为时已晚。”我问：“你们是不是闹矛盾了？”李元说：“何止矛盾，简直是你死我活。他们想把赃栽到我的头上。”我说：“你们不至于犯罪吧？”李元说：“犯罪倒是算不上，不过难说了。”我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对吗？”李元说：“办法有一个，那个西藏来的人还没走，我们可以利用他渡过难关。不瞒你说，我们正在策划一个更大的活动，一个晚会，我们将邀请著名诗人出席。”我说：“你又要我们募捐吧？你们以什么名义募捐呢，大家已经不相信你们了。”
晚会是不久以后的一个周末举行的。晚会在一个小型礼堂里进行，也许是因为晚会的海报极尽煽情之能事，去的人倒是不少。所谓晚会其实可以算是诗歌朗诵会，诗人们整个晚上在歌颂那个西藏来的人。我进去时，李元正在朗诵他的成名作。之后是那个读于坚贺信的人朗诵，他朗诵了波德莱尔《恶之花》片段。接着是那个西藏来的人讲述他的西藏经历。那个西藏来的人讲得十分生动，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大家起初不知道这些诗人们办晚会的目的。等那个西藏来的人讲完，李元上台又讲了一番话。大家这才知道，诗人们把他们请到这儿来是为了他们的钱包。
李元带着颤抖的声音说：“在遥远的太平洋有个叫圣诞岛的地方，生活着大约1.2亿只红蟹，为了孕育生命，繁衍后代，每年雨季之前它们要进行大规模的迁徙，到海边进行交配产卵。它们过公路时要死亡一百万只，过铁路时要死十万只，它们的行程可谓九死一生，但它们从没有就此放弃过。这些红蟹是多么顽强啊，生命是多么伟大啊。是的，生命的存在就是冒险。我们应该从更广博更深邃的意义上去理解我们的勇士，他的行为是一种启示，启发我们过更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
大家被李元的话打动了，有人开始捐钱。李元和诗社的人举着募捐箱来到大家中间，有人往里面塞钱时，诗人们都会说声谢谢，态度十分谦恭。
八十年代确是个狂飙突进的年代，那时物质虽然相对匮乏一些，人们的精神绝对富足，人人拥有激情，个个爱出风头。就在大家还在为李元的话感动而愿意奉献点什么时，有一个人跑到舞台上，开始自说自话起来。大家认识这个人，他是我们学院有名的文艺骨干，最善于演小品。大家最初以为此人是来为晚会表演节目的，一会儿才知道他是来捣乱的。我对此人略知一二，他是个哪里热闹往哪里轧的人，自我感觉特别好，态度倨傲，有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气概，对任何事总是有不同观点。据说这个人也令我校教授头痛，教授表扬司汤达，他必然要当场挑司汤达的毛病。我想，他这样做是个人英雄主义在作祟吧。这人站到台上，因为过于激动，话说得有点语无伦次。他说：“无耻，无耻，太无耻了，这简直是诈骗，他们凭什么向我们伸手要钱？他们要了钱又在干些什么？我不说其实大家也明白，他们是为了能整天泡在咖啡馆里才向我们要钱的，他们其实只热爱钱，拿钱泡妞，他们根本不在乎诗歌……”
李元被这突如其来的演说弄懵了。他定神后丢下募捐箱，怒不可遏地冲上台去，一把抱住那个正在演讲的人，骂道：“你他妈想干什么，你他妈想干什么。”那人在李元怀里挣扎，他对台下喊：“你们看啊，他们露出真面目来了，他们这样对待我，简直是法西斯啊。”李元说：“你再喊，你再喊。”他把那人从舞台上扔了下来。
一时台下大乱，大家无心捐钱。一些无聊的人开始借机闹它一把，有人砸凳子，有人砸玻璃窗，有人起哄。学院保卫处的人闻讯赶来，抓了几个闹事的人。这天晚上李元他们收到的捐款极其有限。
李元在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一连三天我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听到各种各样的传闻，有人说他去了缅甸，有人说他去了拉萨，有人说他因身体不适回到家乡去了，又有人说他被警方抓起来了。我再没读过李元的新作，他也许不再写诗了。既然一个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就是艺术本身，就是最好的作品，他干吗还要写诗呢？李元同他的诗一起销声匿迹了。
一天，我百无聊赖，在学院荡悠。我特别注意布告栏，希望能见到李元的最新讯息。李元总是喜欢在这个地方发布他的消息。结果我看到校方的一则通告，是关于处理李元等人的，我仔细地看了起来：
李元、孙军、王大方三人无视校纪校规，在校内校外有欺诈、非法募捐等行为，已对学院及他人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因多次批评、教育、劝告无果，根据本校有关规定，决定开除三人学籍，特此通告。
我对这则通告一点也不惊奇。我想李元肯定也不会惊奇。走到这一步对李元来说是必然的、顺理成章的。
让我惊奇的是第二天发生的事。第二天那个曾经传召过我的系党办女主任又把我叫了去。她在问我问题前做了很长时间的铺垫。她说，学院相信我没做什么错事，她找我谈话只不过是想了解一些关于李元的事情，据学院了解，我和李元的关系还算过得去，学院希望我能提供李元所作所为的详细情况。我告诉她我其实和李元并不很熟，彼此认识的，实在没打过几次交道。我讲不出更详细的事来。后来她问起我关于境外某机构向李元他们提供赞助一事，我才明白校方传召我的真正目的。我马上明白李元问题的严重性了。我说曾经听说过此事，也问过李元具体进展，李元告诉我境外机构没给他们钱。我告诉系党办主任，具体情况不甚清楚。
从系党办出来，我替李元担心起来，这事弄不好他真会像传说中那样被警方抓起来。我就去找他，想劝劝他把事情同学院说说清楚。
我跑到他的寝室，他的所有东西都在。他长时间没来寝室睡觉，床上有一层厚厚的灰尘。他的书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床头是一张萨特的黑白画像。萨特正残酷地看着他零乱的床。我问同寝室的人有没有见到李元，同寝室的人爱理不理地说，他差不多有半个世纪没见到李元了。
我又去了他租的平房。平房外站了很多人。他们的脸我熟悉，他们是光荣的诗社社员。我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怒气冲冲地说：“李元这个婊子养的骗了我们的钱，他向我们借钱时说他得到了境外机构的资助，马上会还我们的，他妈的根本没什么境外机构，纯粹是骗我们。现在他却逃之夭夭了。”
他们开始砸平房的门。门很快开了。房间很乱，到处都是果壳和酒瓶，床上的被子上满是烟头烫起的痕迹，桌子上还有两只吃剩的馒头，不过已经发霉。他们冲了进去试图哄抢一点值钱的东西。他们失望地发现屋里只有一只李元用来收听美国之音的破收音机、一堆避孕药和一些流行一时的哲学著作。
我再也没有关于李元的消息。
一天，我在大街上碰到那个读于坚贺信的诗人，西藏来的人同他走在一起。我跑过去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冷冷地看着我，仿佛不认识我似的。我向他们打听李元的下落，那个西藏来的人白了我一眼，冷笑道：“什么李元，我们他妈的不认识什么李元。”
我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回忆八十年代，我感到十分真切的荒诞与陌生感。八十年代确实像一出奇怪的戏，许多场景显得突兀、变幻、神秘莫测、匪夷所思。在这个平淡的九十年代冬天，这些场景显然吸引了我，变得闪亮起来，动人起来。八十年代成了历史，而历史常常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呈现在亲历者的回忆中。现实中这种诗意极有可能是有害的，它会让人蠢蠢欲动从而干出些奇怪的事来。
我必须把李元忘记，彻底地忘记。
我和妻子开始不谈李元了。每天晚上，她看她的哲学著作，我看我的电视。日子一如既往地平静而安宁。
我们以为李元已经是一页翻过去的书了。可谁知道呢，有一天，我们在晚报的社会版上读到一则叫《无名氏见义勇为不幸遇难》的消息。
内容是这样的：
〈本报讯〉昨晚在本市西郊路上发生一起抢劫事件，一名女子被三名歹徒拦住，歹徒抢走了她的包后欲对其施暴，一位刚好路过的青年男子见状，冲过去制止歹徒，结果三个歹徒用匕首将青年刺死。
这青年身份不明，他身上未带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他穿着一件红色夹克衫，下身穿一条蓝色牛仔裤，身高1.67米，额头有一颗明显的黑痣。目击者说，这位青年朝歹徒冲过去，歹徒转而对付青年，而那个女子捡起她的包便逃之夭夭了。警方希望知道青年身份者或青年亲友速与当地派出所联系，也希望遭劫女子速去派出所报案并提供罪犯线索。
我非常震惊。我木然地站着，报纸无声地从我手中滑落。我好久才回过神来。我对妻子说：“李元死了，李元死了。”妻子说：“你又在胡说什么了。”
我就把报纸递给妻子。妻子看了后脸色顿时变得惨白，她却说：“这不一定是李元，上面又没写是李元。”
我没睬妻子，迅速拿出我的通讯录。那天电视上出现寻人启事时，我记下了联系电话。我想证实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我希望那个离家出走的人不是李元，希望这个遭遇不幸的人也不是李元。我拨7-6-4-2-3-1-4。我的心狂跳不止。一会儿，电话传来“嘟嘟嘟”的忙音。我迅速把电话挂上，没勇气拨第二次。
我坐在那里，那个死了的人是李元的想法顽固地占据了我的思想，挥之不去。我觉得这样的死似乎符合李元的哲学。他是多么渴望献身啊！现在他终于以一个英雄的形象献身了。我希望这一次不是李元的行为艺术。我愿李元不管是在天国还是在人间，从此得到安宁，灵魂得到拯救。
我想，我大概不可能再见到李元了，李元和八十年代都已成了历史。我还想，李元的死真的就像是八十年代一个仓促而迷惘的句号。
1997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