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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探讨中世纪以后欧洲在思想观念上的类型对立，就应该谈到新教和宗教改革运动。由于这个现象相当复杂，若要以它作为心理分析的研究对象，就必须先把它拆解成许多个别的心理过程。然而，这却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达成的，在权宜之下，我只能从这场基督教思想的论辩中选出一个例子来讨论，也就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乌尔利希·茨温利（Ulrich Zwingli）这两位宗教改革家对于圣餐礼的争辩。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化体说，已经于1215年的拉特兰宫宗教会议（Laterankonzil）获得正式的认可而成为基督教固定的教义，16世纪的新教神学家路德就是在这样的信仰背景下成长的。实际上，新教并不主张仪式及其具体的施行具有客观的救赎意义，因为新教的教义原本就是在反对天主教体制的意义，不过，路德却还是无法摆脱在圣餐礼中取用饼和酒时所直接产生的感官印象。直接体验饼和酒，对他来说绝对是必要的宗教需求，因为饼和酒就是感官所能知觉的事实性，而不是纯粹的符号。因此，他宣称，信徒在圣餐中所取用的饼和酒就是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宝血的真实临在（wirkliche Gegenwart）。因为他认为在圣餐礼中直接体验这两项客体具有无上的宗教意义，所以便完全沉迷于基督圣体的物质临在的具体化之中。由此看来，他所有诠释的尝试都是在这种感官所知觉的事实下进行的，尽管基督的圣体在圣餐礼中只是“非空间性的”临在。根据路德的同质说（Konsubstantiationslehre），饼和酒的实质并没有转化成基督的身体和血，而是与基督圣体的实质同时存在。为了支持基督真实临在于圣餐中的说法，路德后来还发展出基督圣体普遍存在（Ubiquität）的概念，以说明在各地举行的圣餐都有基督圣体的同在。虽然这样的主张后来被上帝随时且多处临在（Volipräsenz）的神学概念——上帝想临在于何处，就能临在于何处——取代，但它当时却令信众感到难以理解。不过，路德本人却对于这些问题毫不在意，仍坚持感官印象的直接体验，宁可用荒谬的或不充分的解释来消除人们所有在理解上的顾虑。
假如路德只是因为基督教传统的力量才固守住这个教义，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早已充分地证明自己有能力摒弃基督教传统的信仰形式。新教的信众大概不会当真认为，自己在圣餐礼中已经与基督圣体有“真实的”、物质性的接触，但是，对于路德这位日耳曼新领袖来说，与基督圣体直接接触的情感意义却已凌驾于新教的教义原则之上，也就是上帝的话语是传达上帝恩典的唯一工具，而不是教会的礼拜仪式。路德当时主张，上帝的话语具有救赎的意义，而且领受圣餐也可以获得上帝的恩典。这种看重圣餐礼仪式的主张从表面看来，是他对于天主教的教会体制和仪轨的让步——就如同我在前文所指出的——但实际上，认可这种直接建立在感官体验上的情感事实，却是出于他本人的心理需求。
瑞士的新教领袖茨温利则对圣餐礼持有纯粹的象征观点，因此和路德的见解恰恰相反。对他而言，领受圣饼与圣酒就是从“精神上”分享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宝血。这种观点不只具有理性和仪式概念化的特色，而且不会违背新教的教义原则，同时又可避免一切有悖于理性的假设，不过，它却无法恰当地看待路德想从圣餐礼中获得的感官印象及其特殊情感价值的实在性。茨温利虽然也参加圣餐礼，也跟路德一样领受了饼和酒，但他对于这个仪式的观点却没有包含任何能适切反映主体对于客体独特的感知价值和情感价值的公式。相反，路德在这方面虽然提供了一道公式，却与人们的理性和新教的教义原则相抵触。他那种注重感知与情感的观点并不在乎理性和教义，而这也的确是合理的，毕竟人们对于客体的感知几乎不涉及观念，即“原则”。总而言之，路德和茨温利的宗教观点是相互排斥的。
路德的论述偏重于外倾观点，而茨温利的论述则倾向于观念化的立场。后者的论述仅仅是观念性的见解，并没有扭曲主体对于客体的情感和感知，因而留给了客体发挥效应的空间。然而，路德的外倾观点似乎不满足于客体所拥有的空间，因此还进一步要求一种观念依从于感知价值的论述，就像茨温利的观念性论述会要求情感与感知的服从一样。
本章对于古希腊罗马与中世纪时期的类型原则的探讨已接近尾声。我很清楚，自己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毕竟处理这么困难、庞杂且令人筋疲力尽的研究主题，绝对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如果读者能对本章所介绍的类型观点的差异留下印象，那么，我的目的就算达成了！我很清楚，这里所涉及的材料全未经过总结性的处理，不过我并不需要在此强调这一点。总之，我应该把这方面的研究留给比我更了解这个领域的人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