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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治情势出现大翻转，以及后来罗马帝国的瓦解和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没落，上述的教义论争也跟着画上了句号。不过，当欧洲的局势在数百年后再度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时，不同的心理类型也以它们特有的方式重现。一开始，它们还显得畏缩而迟疑，但后来便随着文化的提升而变得越来越强烈。虽然它们已经不再与那些造成早期基督教会动荡不安的问题有关，而是以新的形态出现，但它们隐匿在表象下的那些心理却是一样的。
约在9世纪中期，法国修道院院长帕斯卡修斯·拉贝图斯（Paschasius Radbertus）发表了一本关于圣餐的著作，并提出他的圣餐观，即化体说（Transsubstantiationslehre）：圣餐仪式中的无酵饼和红葡萄酒一经祝谢后，便立即转化成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我们都知道，拉贝图斯的圣餐观后来还正式成为基督教的教条。根据这个教条，圣餐中的圣饼和葡萄酒的化体是“确实的、实在的以及实质的”过程，尽管饼和酒的“非本质的属性”（Akzidentien）的外观并未改变，但就其实质性来说，它们确实已经是基督的圣体和宝血。后来在拉贝图斯主持的修道院里，一位叫拉特兰努（Ratramnus）的修士因为不赞同院长把圣餐中的酒和饼象征如此极端地具体化，竟敢于出言反对所谓的化体说。不过，根据德国19世纪神学家暨教会史家卡尔·哈瑟（Karl August Hase）在《教会历史》（ Kirchengeschichte ）这本论著里的说法，化体说最关键的反对者其实是司各特·爱留根纳（Scotus Eriugena）。
出身爱尔兰的爱留根纳不仅是中世纪早期的神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和富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因为他在世时如此孤独而超前地走在时代的前端，所以，在他过世数百年后，教会才发现他所留下的著作含有异端成分，而正式发表对他的谴责。爱留根纳晚年在英格兰南部小镇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担任当地修道院的院长，最后不幸在889年左右被院内几位修士合谋杀害。对于爱留根纳来说，真正的哲学就是真正的宗教。他具有独立的思考，不会盲目地附和权威，包括那些曾一度存在的权威，这一点正是他与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不同的地方。甚至连那些已经通过所有神学论辩的考验的基督教早期教父，如果他们的著作没有蕴含人类理性的宝藏，他也不会认可他们的权威。或许他当时曾以非常不合时宜的方式把理性置于权威之上，不过，在他逝世几个世纪之后，他对于理性的重视已经无疑地获得了世人的肯定。
此外，他还坚持，圣餐礼的意义仅仅是信徒对于耶稣和他的门徒最后一次聚会的那顿晚餐的纪念，其实，不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是有理性的人都会这么认为。然而，爱留根纳如此清晰且合乎人性的思考以及保留基督教仪式的信仰意义和价值的用心，却不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周遭人们对他的期待，这种处境很可能就是导致他最后在修道院院长任内被手下的修士谋杀的原因。尽管可以理性地、合乎逻辑地思考，他却没有受到普遍的肯定。相反，虽然懂得揣摩与迎合时代潮流的拉贝图斯不会思考，而且把“饼与酒的化体”象征和丰富的意义粗糙化为感官所能知觉的东西（das Sinnfällige），不过，这样的作风却能投合当时追求信仰内容具体化的时代精神，而让他在这场神学论战中稳居上风。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已经在早期基督教会的教义争端中出现过的那些类型对立的基本要素，又重新出现在9世纪的这场神学论争里，即从客体抽离的抽象观点和关注客体的具体观点。我们在这里绝不想从智识的角度片面而贬抑地评判拉贝图斯本人和他在神职生涯里所取得的种种成就。虽然我们现代人会觉得拉贝图斯提出的化体说教义荒谬无稽，但我们却不该因此而认为这个神学理论毫无历史价值可言。它虽然是呈现人类谬误的最佳例证，但不该因此而被断定不具有价值。我们在对化体说下判断之前，其实应该详尽地探究这个教义曾如何影响欧洲基督徒数百年的宗教生活，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尚有哪些部分仍间接受益于这种影响。换言之，我们不该忽略，信徒对于奇迹真实性的信仰势必会使得自身的心理过程脱离那些只有感官所能知觉的东西，而且这种脱离还会进一步影响信徒的心理过程的本质。因为感官所能知觉的东西具有过高的阈限值（Schwellenwert），所以会持续侵入人们的心理，而破坏并消除某种以排除不适合的事物为基础的功能，即已定向的思考功能，进而使得具有特定方向或目标的思考过程无法进行。圣餐里的仪式与教义的实际意义就是出于这个简单的考量，而且这些仪式和教义在这个观点下还能经得起纯粹投机的生物性思考方式的探索。至于那些因为信仰化体说而对个人产生的直接而特定的宗教效应，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越推崇爱留根纳，就越不该低估拉贝图斯的成就。这个论争告诉我们，内倾型思维与外倾型思维是不能比较的，因为这两种类型的思考方式具有不同的目的性，所以它们根本完全不同。或许人们可以说，内倾者的思考是理性的，而外倾者的思考则是注重实际的（programmatisch）。我在此想特别强调，以上这些阐述并无法让我们对这两位神学家的个体心理做出任何的定论。毕竟我们对爱留根纳本人所知甚少，仅有的相关文献实在不足以让我们明确地判断他的类型。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说，他应该比较倾向于内倾型。至于拉贝图斯，我们几乎完全不了解，只知道他的主张有违人们普遍的思维，但他却凭借本身那稳当的情感逻辑（Gefühlslogik），提出他那个时代认为恰当的、可以接受的神学见解。或许我们可以依据这个事实而把他归类为外倾型。不过，考虑到我们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认识相当有限，因此不宜再对他们下任何的判断，尤其是拉贝图斯。或许他的情况跟我们的设想完全不同：他也可能是内倾型，但因为他的理智受到外在的制约，所以他不会持有与周遭的人们不同的观点；此外，他的逻辑推理也会因为个人缺乏原创性，而只能依据基督教早期教父的著作所建立的信仰前提做出最简便的结论。同样地，原先我们认为内倾型的爱留根纳实际上也可能是外倾型，只要我们可以证明他会被自己身处的环境所左右，而外在环境就反映在普遍存在的知识和想法里，以及一些被人们视为适当的、值得追求的事物上。不过，这种受制于外在环境的情况并未在爱留根纳身上获得证实。另一方面，我们还知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宗教奇迹的真实性的渴望有多么强烈！对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特质来说，爱留根纳的观点必然显得冷酷而压抑，至于拉贝图斯那种把人心企盼的东西具体化的见解，肯定会令人感到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