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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有史以来，便有心理学的存在，然而，客观心理学的出现却是晚近的事。早期的心理学曾出现这样的现象：心理学的主观内容如果增加，它的客观性就会随之降低。欧洲古代虽然充斥着许多心理学的著作，但其中只有少数能称得上客观心理学的论著，这种现象大多可归因于古希腊罗马时期与中世纪的人际关系的特性。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生活习惯和法律环境处处都透露着，人们当时几乎只会从生物性的角度来评断他人；到了中世纪时期，人们对于他人的评断已经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如果人们可以表达价值判断的话——而这种包含价值的论断则来自基督教所强调的人类灵魂的永恒价值。尽管中世纪对人的评价已经具有对于个人的尊重，能平衡古希腊罗马人在价值观上的偏颇，不过，这种形而上学的评判却跟古希腊罗马时期对人的生物性评判一样，仍不足以作为客观心理学的唯一基础。
仍有不少人认为，应该把心理学视为一门具有绝对正确性的学科。目前大多数的人都还相信，客观心理学应该以实际的观察和经验材料作为主要的根据。当然，这样的研究基础如果可以获得，那肯定是再好不过了！然而，学术研究的目的与理想却不在于尽可能精确地描述事实，毕竟它无法与现代的录像、录音技术匹敌。只有当学术研究有能力提出精简地表达现象多样性、一贯地掌握事物演变过程的原理原则时，它才能达成它的宗旨与目的。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研究虽然具有普遍的、已被证实的有效性，但研究者对于可被经验的研究对象的观点却逐渐沦为研究者主观心理状态的产物。由此可见，学术理论与概念的形成其实含有许多个人的偶然性。
在这个世界上，不只存在着心理物理学的方程式（psychophysische Gleichung），还存在着个人的心理学方程式（persönliche psychologische Gleichung）。我们的肉眼虽然可以看见颜色，却无法看到显现颜色的光波长度，没有人比心理学家更重视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个人方程式（persönliche Gleichung）早在研究者从事观察时便已开始产生作用：因为人们会看到自己最容易看到的东西，所以人们首先会看到弟兄的眼中有刺。无疑，弟兄的眼中确实有刺，但人们自己的眼里也有梁木
，因此，个人的察看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会受到阻碍。我本人并不信任所谓的客观心理学所倡导的“纯观察”的研究准则，除非研究者的观察仅限于盯住测时器、瞬间显示器以及其他的“心理学”研究仪器。我认为，过度依赖观察方法的研究者其实无法从心理学的经验事实里获取丰硕的研究成果。
研究者在报告或采用观察资料时，个人的心理学方程式甚至还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却绝口不提自己如何理解、如何将这些经验材料形塑成概念的过程。所幸的是，没有一门学科会像心理学这样，把观察者和研究者必须恰当处理他们的研究对象视为绝对必要的基本要求。这种做法不啻意味着，观察者和研究者必须有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不得顾此失彼。而绝对客观的观察根本无法做到，研究人员的观察只要不过于主观，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研究者主观的观点与观察能与研究对象的客观事实相符合，这也只是表示，该观点的有效性仅限于与研究对象有关的范围，并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如果人们发现，每当自己眼中有梁木时，就会看到弟兄的眼中有刺，这种情况并不表示，自己眼中的梁木可以证明弟兄眼中没有刺。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意识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所造成的视觉阻碍时，很可能会进一步得出一个轻率的、自认为具有普遍性的原理：所有弟兄眼中的刺，都是自己眼中的梁木。
被观察者的心理会因为观察主体的不同而出现各种不同的样貌。因此，承认并谨记知识的主观局限性——尤其是心理学知识的主观局限性——是进行正确的学术判断的基本条件。只有当观察者（知识的生产者）充分了解自己的人格类型与概貌时，这个条件才会获得满足。而且，只有在观察者已经大幅地摆脱稳固的集体观点的影响，并因此而清晰地领会自身的个体性之后，他才有机会充分认识自己。
我们越往回追溯历史，便越能发现，人类个体的人格特质已被群体的集体性淹没而消失无形。如果我们继续回溯时光而来到人类的原始时代，我们就会察觉到，一些与个体有关的概念根本不存在，换句话说，存在的不是个体性，而是集体的关联性或“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 [1] 。由于具有集体态度（Kollektiveinstellung）的个体只存在投射性的思考和感觉，这种集体态度便阻碍了随主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个体心理所进行的认识与评估。在人类的思想史与文化史上，“个体”（Individuum）这个概念的形成是比较晚近的发展成果。因此，我们无须讶异，从前那种强势无比的集体态度使得人们完全无法对于个体差异进行客观的心理评估，这种情况就如同人们尝试让个体的心理过程达到学术的客观化一般。由于人类的先民缺乏个体的独立思考，他们的知识便被“心理化”，也就是充满着心理的投射（projizieren），一些初民社会的世界观就是很贴切的例子。随着人类社会的个体性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心理分化（psychologische Differenzierung），客观知识的去心理化（Entpsychologisierung）才逐渐发生。
以上的讨论或许可以说明，为何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所流传下来的诸多史料中，客观心理学可以使用的研究资料竟然少之又少。古希腊医学曾把人划分为四种性情（Temperamente），这些性情几乎是心理暨生理综合体（psycho-physiologische Komplexionen），
因此，这样的区分几乎与本书所讨论的心理类型无关。尽管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相关研究资料相当缺乏，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无法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史中发现心理类型对立的效应所留下的轨迹。
混杂基督教教义、波斯神秘宗教与希腊哲学思想的诺斯底教派（Gnosis）是基督教早期的异端派别。诺斯底主义把人分为三等，它们大致上与人类的三个基本心理功能相符，即“思考”“情感”“感知”。知识丰富的属灵人（Pneumatiker）的思考功能特别发达；属魂人（Psychiker）深受情感的影响；属体人（Hyliker）则受到感知的左右。诺斯底教派在基督教界向来坚持知识的价值，因此，把偏重情感的属魂人置于思考发达的属灵人之下完全符合该教派的精神。但是，主流的基督教会所宣扬的信仰与爱的准则却排斥知识：依照基督教的价值观，只因为拥有知识而显得卓尔不群的属灵人，其实是比较没有价值的人。
基督教界一开始便长期对旁支的诺斯底教派展开具有杀伤力的斗争。我们在观察这场斗争时，不妨想想人们在心理类型上的差异。早期的基督教会以务实为主要路线，智识型的人如果顺从本身的战斗驱力而与基督教的卫道人士展开论战，通常无法承担失败的风险，毕竟当时基督教的信仰准则已日趋严格，无法允许教会内部出现具有自主性的宗教运动。这些基督教的信条相当缺乏正面的知识内容，寥寥可数的思维虽然很有价值，却会阻碍人们的思考。在基督教界所倡导的智识的牺牲（sacrificium intellectus）之下，智识型的人往往比情感型的人受到更大的打击。然而，从现今西方的思想发展来看，该教派大部分的知识内容不仅没有因为外部的排挤而丧失价值，反而还变得更重要，而且这些知识对于当时教会内部的智识型的人确实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几乎与俗世的诱惑不相上下。当时亦被视为异端的幻影派（Doketen）甚至还声称，耶稣基督不过是幻影，并没有真正的肉身，他在世为人所承受苦难的种种全是假象。幻影派的这项宣称也让纯粹的思维成分远比含有人性的情感成分受到更多的瞩目。
正统的基督教界为捍卫教义而对诺斯底教派发动激烈的斗争，活跃于2世纪末的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与奥利金（Origenes）大概是其中态度最鲜明的两位卫道人士。他们不仅是基督教早期教父
，本身还是非常精彩的人物。20世纪初期的奥地利哲学家沃尔夫冈·舒兹（Wolfgang Schultz）曾在他的著作中谈论这两位古罗马时期的神学家：
一个生物体几乎毫不停歇地吸收食物的营养素，并使它们化为身体的一部分，而另一个生物体则在激烈的抗拒下几乎不停地把营养素排出体外。德尔图良和奥利金对于诺斯底教派，就是采取这种全然相反的态度。这两位人物对于该教派的回应不只凸显了本身和本身的世界观，在当时的精神生活与宗教潮流里，如此截然不同的回应对于诺斯底教派的立场而言更是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2]
德尔图良大约是在公元160年出生于北非腓尼基城邦迦太基（现在的突尼斯）。这位基督教早期的著名神学家起先并未信仰基督教，直到35岁那一年才受洗成为基督徒，结束了从前在迦太基城那种声色犬马的生活，甚至后来还荣升为该城的主教。德尔图良勤于撰文立说，他的人格特质——我们最关注的部分——也在这些丰富的著述中显著地表露出来。最明显的是，他本身带有一种独特而高贵的热情、如火焰般富于激情的特质，以及在宗教见解上的深刻的内向性。他会为了维护一个自己已经认识的真理而变得既狂热又主观，对于不同的意见毫不宽容。他是一位冷酷无情、不把对手彻底毁灭绝不罢休的斗争者，好斗的性情几乎无人能及。他在使用语言这把闪闪发亮的宝剑时既纯熟又残酷。他是沿用1000多年的拉丁文教会用语的创始人，而且曾为草创时期的基督教会建立了一套神学术语。“当他已经采取某个观点时，便宛如受到一批地狱大军的鞭策，会不计一切后果地表述该观点，即使正当性早已不站在他这边，而且所有理性的秩序已在他的面前崩塌下来。” [3] 思考的热情会让德尔图良的态度变得极其强硬，而让他本身和他原本打算奉献心力的事物越来越疏离。同样，他在伦理方面也显得苛刻而严厉。他要求苦难与牺牲，而不是逃离它们，以寻得生活的安逸。他不允许再婚，而且要求女人必须以头巾蒙头。他曾用毫不留情的狂热态度对付诺斯底教派，虽然该教派跟他同样热衷于思考与知识，而且他们的哲学与学说在内容上其实分歧不大。他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若要突破这个限制，就需要信仰的指引。世人至今仍普遍认为，“因为荒谬，所以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 est）这句拉丁文名言应该是这位神学家对于基督教信仰的表白。不过，根据历史的考证，这句格言应该与他无关，他其实只曾写下：“上帝的儿子死了，这绝对是可信的，因为这件事很荒谬。他从坟墓中复活，这是确实的，因为这不可能发生。” [4]
德尔图良的脑筋相当敏锐，早已看出诺斯底教派和一些哲学流派在理论学说上的贫乏，因此鄙夷地否定了它们。他以自己内在世界的见证和一些符合自身信仰的内在事实为依据，并把这些内在事实扩充成一些彼此相关的神学概念。直到今天，德尔图良所确立的这些神学概念仍然是天主教思想系统的根基。德尔图良认为，这些非理性的内在事实的本质基本上充满生命的动能，它们就是基督教会对抗凡俗世界以及理性的学术知识和哲学的原则与基础。以下是引自德尔图良著作中的一段话：
我呼唤一个新的见证，或更确切地说，一个比任何一部重要的著作更令人熟悉的见证，比任何一个理论体系更频繁被讨论的见证，比任何一份出版物更广为传播的见证。它比整个人类更伟大，因为它让整个人类得以形成。所以，请靠近这个见证，我的灵魂！倘若你是某种神圣和永恒的东西——就像某些哲学家所相信的那样——你就不会撒谎。倘若你根本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而终究会死亡——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所独自主张的那样——你就更不可以撒谎。不论你是从天而降或出生于人间，不论你是由数字或原子所组成，不论你的存在开始于肉体诞生的那一刻，还是之后才进入肉体，不论你来自何方，不论你多么频繁地把人们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也就是能够察觉和认识的理性存在体。然而，我的灵魂，我却没有呼唤那个在学校接受教育、对图书馆里的一切了如指掌、在高等学府和雅典式的列柱大厅里用餐饱食，以及宣告智慧的你！哦，不，我的灵魂！我想交谈的对象，就是那个纯朴的、未受教育的、迟钝笨拙的、没有经验的，除了自己之外一无所有的你！那个仿佛刚从巷弄、从街角、从作坊走来的你！我所需要的，正是你的无知。 [5]
虔诚的德尔图良遵从基督教会所提倡的智识的牺牲，等于是在自我残害。这让他毫无保留地认可非理性的内在事实，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的真正基础。由于内心体验到信仰历程的必要性，于是他便写下了“人类灵魂的本质是基督徒”（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这句相当重要的基督教格言。他认为，哲学和其他的知识学问终将因为智识的牺牲而衰落，诺斯底教派也会因此而走投无路。德尔图良的著述内容后来随着人生的发展而越来越尖锐。当基督教界越来越受迫于情势，而必须容忍广大的信众一些不合教义与教规的行为时，不愿随波逐流的他便决定与主流的基督教会决裂，转而追随当时锐意改革教会风气的腓尼基先知孟他努（Montanus），而成为孟他努教派的一员。孟他努强调属灵的体验，要求信徒必须展现出绝对拒绝世界的态度，过着超凡脱俗的信仰生活。后来德尔图良还撰写宣传册，发动教义的论战，并激烈地攻击罗马教宗加里斯都一世（Calixtus I），而致使本身所属的孟他努教派在基督教界越来越边缘化。200年后，即罗马帝国末期，出身于北非、曾在迦太基求学的神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曾在著作中提到，前辈神学家德尔图良后来因不满孟他努学说而退出该教派，并自行另立宗派。
德尔图良可以说是内倾思考型的典型代表。他那斐然可观的、极度敏锐的思考力还伴随着明显的感官性（Sinnlichkeit）。不过，归信基督教却让他在心理发展过程中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他必须切除自己身上最有价值的器官，即智识（Intellekt），同时还必须放弃智识所赋予他的透彻的理解力，甚至他的智识后来还接受了一些具有神话色彩的思维，比如上帝之子牺牲受难的伟大的典范性象征。当他走在基督教所倡导的牺牲智识的道路上时，便已自绝于纯粹理性的心理发展之外，因此，他必须承认，心灵深处的非理性动能（irrationale Dynamis）就是他的本性所在。德尔图良当然会厌恶诺斯底教派的思维成分，也就是对人类心灵深处充满生命动能的现象进行智识方面的利用，因为他为了认可宗教的情感原则早就已经排除了这条智识的路线。
另一位基督教早期教父奥利金则是与德尔图良彻底相反的人物。奥利金约在公元185年出生于埃及繁华的港都亚历山大城。他的父亲因改宗基督教，违反了罗马帝国的法律，最终殉道身亡。他个人则在非常特殊的氛围中成长，毕竟亚历山大城向来就是东西方文化和思想的交汇之地。求知欲旺盛的他在亚历山大城接触并学习到十分丰富的知识和思想，诸如基督教、犹太教、希腊和埃及文化。他全盘接受了这一切，而且曾在一所教导基督教教义的学校担任导师。奥利金过世之后，不信仰基督教的新柏拉图学派哲学家波菲利（Porphyrius）——新柏拉图主义之父普罗提诺（Plotins）的门生——还曾这么谈论他：奥利金的外在生活虽然过得很像基督徒，但不合乎基督教的律法。这位基督教教父对于事物和神祇的观点已经希腊化，因此，他会把希腊民族的观念强加于非希腊民族的神话上。 [6]
早在26岁——公元211年——之前，奥利金便已经自我阉割，人们虽然可以更细腻地猜测他的动机，但这方面其实已无相关的史料可供考证。他口才很好，善于借由说话来打动人心，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他经常被学生和一群崇拜他、等着记录他珍贵的谈话的速记员围绕着。他还是一位相当多产的神学作家，而且经常外出远行，在各地展开精彩的讲学活动。他曾亲自在土耳其南部的港都安提阿（Antiochia）为罗马帝国皇帝的岳母讲授基督教神学，曾在以色列的古城凯撒利亚（Caesarea）担任一所学校的校长，也曾因频繁的长途旅行而必须多次中断讲学活动。他本身非常博学多闻，具有仔细探究事物的惊人能力。他曾费心寻找《圣经》的手稿，因此，对于《圣经》的文本批评有卓越的贡献。“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是早期基督教会中唯一真正的学者。”活跃于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神学家暨基督教史学家阿道夫·冯·哈那克（Adolf von Harnack）曾这么评论奥利金。奥利金不仅不排斥诺斯底主义的影响，甚至还以和缓的方式把它引入基督教会里，这个做法就跟德尔图良完全相反。不论其成效如何，至少这是他努力的目标。没错，就他的思维和基本观点而言，他本身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界的诺斯底主义者”。冯·哈那克曾用下面这段颇具心理学意义的文字叙述奥利金对于信仰和知识所持有的立场：
信仰者与求知者都一样，他们都需要《圣经》：前者从《圣经》中取得他们所需要的信仰事实与戒律，后者则从《圣经》中解读出一些宗教思想，并从这些思想里获得可以体验上帝的爱与观点的力量。换言之，一切的物质性可以借由宗教的解释（以比喻方式作解释，也就是诠释学）而转化成一个思想的宇宙。没错！所有的一切终究会因为信仰的提升而被超越，被当成过往的阶段而被抛在后方，独独只有上帝所创造的人类灵魂与这位造物者的那种喜乐而平静的关系会存留下来（爱与异象，amor et visio）。
与德尔图良不同的是，奥利金的神学在本质上是哲学，而且与新柏拉图哲学的理论架构完全契合。在他的著作中，希腊哲学、诺斯底主义以及主流的基督教思想彼此和谐地交融着。然而，这种明智的高度宽容与公正性却让奥利金最终难逃被教会公开谴责的命运。晚年的奥利金因为罗马帝国皇帝德西乌斯（Decius）迫害基督徒而遭拷打，不久便因为禁不起刑罚的折磨而撒手人寰。基督教会对奥利金的谴责则发生在他亡故之后：公元399年，罗马教宗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公开对奥利金发表谴责。543年，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I）召开一场关于教义与教规的宗教会议（Synode），贬斥奥利金的“异端邪说”，并在后来举行的高阶神职人员的宗教会议（Konzilien）中对奥利金“不当的”神学理论正式提出评判。
奥利金是外倾型的典型代表。他的心理主要定向于外在客体，因此，他会认真地考虑客观事实及其相关条件。他的外倾还显现在最高原则的陈述里，比如基督教对于上帝的爱与异象的阐述里。基督教的发展过程在奥利金身上碰上了他所属的外倾类型。与客体的关系就是这种心理类型原本的基础，而且这种与外在客体的关系一向都以象征的方式显现在个体的性欲中，因此，某些心理学理论会把人类所有重要的心理功能都归结为性欲。在这个脉络下，只有阉割生殖器才能让个人恰当地表达自己对于最有价值的心理功能的牺牲。不论是德尔图良的智识的牺牲，还是奥利金的阳具的牺牲（sacrificium phalli），毁弃绝对是基督教的特征。因为该教的信仰过程会要求信徒彻底断绝与客体的感官性联系，更确切地说，信徒必须牺牲自己向来最重视的心理功能、最贵重的物品以及最强烈的驱力。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牺牲是为了约束信徒，但在心理学上，这种牺牲却是为了消除信徒旧有的联结，以便为他们的精神注入新的发展的可能性。
内倾思考型的德尔图良改宗基督教后，便摒弃智识，因为智识曾是他与世俗最坚实的联结。此外，他还攻击诺斯底教派，因为该派对他而言正是一条通往智识的歧途，更何况智识还能驾驭感官性。这些事实还让我们发现，诺斯底教派其实存在两大派系，内部并未团结一致：其中一派的诺斯底教徒追求极致的精神生活，而另一派却迷失在行为的反常、放荡和淫猥当中，会肆无忌惮地做出令人相当厌恶的变态和无耻的行为。换句话说，他们有一部分是严谨的克制者，而另一部分则是秩序与法律的违反者。后者计有尼古拉派（Nicolaiten）、阿康提派（Archontiker）和柏柏利派（Borborianer），他们通常会犯下过失，而且根据他们所宣称的某些事理，刻意让自己沉溺于毫无节制的纵欲中。在诺斯底教派里，看起来立场完全相反的派别彼此能多亲近？关于这一点，其实只要看看阿康提派就知道了：阿康提派是诺斯底教派的一个分支，后来分裂为节制派与放纵派，而且他们还各自依照自己的逻辑，坚定不移地贯彻自己的观点。如果人们想知道，曾被大胆实践的唯智主义（Intellektualismus）在伦理上意味着什么，不妨研究一下诺斯底教徒的生活史，然后就会明白，为什么主流的基督教界会主张智识的牺牲。当时那些奉行牺牲智识的基督徒也同样坚定不移地维护，并在生活中力行自己所构想出的主张，其中还不乏一些荒谬的言论与行为。
外倾型的奥利金则通过自阉来放弃自己与世间的感官性联结。对他而言，具有威胁性的东西显然不是智识，而是关于客体的情感和感知。因此，割下自己的生殖器可以让他从诺斯底主义所带有的感官性中解放出来，从而毫无畏惧地沉浸在丰富的诺斯底主义的思想中。德尔图良则与奥利金相反，他以放弃智识来排斥该教派，并借此获得了奥利金所缺乏的深刻的宗教情感。对此，哲学家舒兹曾表示：
德尔图良用最深刻的情感体验自己所表达的每一句话，他不会像奥利金那样受到理智（Verstand）的引导，而是顺从自己的内心。所以，就情感的处理而言，德尔图良比奥利金出色。然而，曾身为最积极的思考者的德尔图良后来却几乎弃绝了知识，而且把对付诺斯底教派的斗争扩大为反对人类思考的斗争。所以，就理智的处理而言，德尔图良就不如奥利金了！ [7]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信徒在信仰基督教的过程中，原本的心理类型已经发生彻底的转变：德尔图良从一个敏锐的思考者变成一位偏重情感的人，而情感型的奥利金则变成一名学者，并自陷于思考当中。如果我们颠倒这件事的逻辑而声称德尔图良向来是个偏重情感的人，而奥利金骨子里本来就属于智识型，这当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过，心理类型的不同毕竟不是环境造成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我们撇开这个事实不谈，而采取相反的观点来看待这种转变，我们还是无法解释，为何德尔图良会把诺斯底教派的思想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为何奥利金会把性欲当作自己最大的威胁。人们或许可以说，他们两人可能当时没有搞清楚状况；或许人们还可以因此认为，这就是造成这两个人物不幸的人生结局的原因；或许人们还会认为，这两位神学家并没有为了信仰而牺牲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而只是牺牲了比较不重要的东西，似乎只是用买卖母牛的方式来跟命运讨价还价。其实，这个观点的原则具有值得认可的有效性：在原始社会中，不也有这种滑头鬼，他们到神像前祭拜时，把一只黑母鸡夹在腋下，却对神像说：“看，我要把这只漂亮的黑猪献给你！”话说回来，我本人倒认为，这种贬抑人物的解释方式虽然可以让普通的老百姓因为看到大人物受到鄙夷而心情变得轻松起来，但这种方式却不一定是正确的，即使它的出发点具有浓厚的“生物学”色彩。以上是我们对于早期基督教会的两位著名的神学家的了解，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强调，他们两位的整体作风是认真而严肃的，他们归信基督教既没有欺瞒也没有蒙骗世人，而是真心虔诚地信仰这个宗教。
当我们在讨论这两位神学家的个案时，如果可以注意到他们天生的驱力方向（Triebrichtung）的中断——信仰基督教后所出现的自我牺牲的过程——在心理学上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不会误入歧途而迷失了自己，也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个人的心理类型的大翻转意味着个人已经转向另一个态度。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驱使这种类型翻转的动机来自何处，“人类灵魂的本质是基督徒”这个德尔图良的主张有多少正确性。天生的驱力方向就跟所有的自然现象一样，都适用最小作用量原理（Prinzip des kleinsten Kraftmases）——以最简便有效的方法来产生作用——只是每个人天性不一，再加上父母的作风和环境状况的不同，个人对于最初的、童年时期的外在环境的适应也会采取不一样的方式：有的人会比较矜持审慎，有的人就比较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各种不同的心理类型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出现，也各自拥有特定的优先态度（Vorzugseinstellung）。因此，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且拥有所有基本心理功能的个体如果想要彻底适应环境，均等地使用这些心理功能在心理学上是必要的。
人类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心理适应方式一定有原因，比方说，人们如果把外在客体仅仅片面地视为纯粹的思考或情感的对象，这种主观的做法显然无法让个体充分适应环境，因为片面的（“类型化的”）态度会造成心理适应不良，而且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严重。个体迟早会出现适应障碍，而迫使主体产生补偿作用，以借此弥补在生活中所遭遇的挫折。然而，补偿作用却只在个体舍弃（牺牲）向来所持有的片面态度之后才能有所发挥。在此之前，适应不良会导致能量的暂时性滞积（Aufstauung），这些过剩的能量会流入一些个体向来在意识上未曾使用，却已存在于无意识 [8] 里的隐秘渠道中。适应不良就是个体出现类型的翻转过程的有效原因（causa efficiens），个体会因此而主观地感受到一股隐约的不满足感。这种不满足感却是公元前后那个历史时代的普遍氛围。当时人们内心对于获得解救的需求已经强烈到不寻常的惊人程度，各种我们所能想象和无法想象的狂热的宗教崇拜纷纷出现在古罗马城，而且盛况空前。其中，当然也不乏一些纵欲理论（Auslebetheorie）的代表者，他们选择以当时的知识学问进行论证，而非“生物学”的生理需求。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充分地探讨为什么生活会过得这么不好，毕竟那个时代的因果论的严谨度远不及现代的学术研究。他们不只追溯童年时期、探讨宇宙起源论（Kosmogonie），甚至还提出许多理论体系证明，古代所发生的一切还会继续发生作用，而后世的人仍得继续面对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状态。
德尔图良和奥利金为宗教信仰所做的牺牲是激烈的，而且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其程度过于激烈。不过，这样的牺牲却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也就是绝对具体的精神。基于这样的精神，诺斯底教派索性将他们的异象视为真实或至少与真实直接相关，而且把个体对于态度转变过程的主观内在察觉（Wahrnehmung）投射为一套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系统，并坚持其心理人物的真实性。至于该教派的死对头德尔图良，则把客观性赋予自己内在的情感事实。
我在《力比多的转变与象征》
[9]
这部著作里，曾留下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基督教的信仰过程中，信徒真实的力比多
流向是如何产生的？我在该书中曾提到，力比多的能量流向会一分为二，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半。这个解释的依据是人们的心理态度的片面性，由于人们的心理态度已经变得如此片面，以至于补偿作用不得不在无意识中发挥作用。在基督教早期的那几个世纪中，教会内部的诺斯底运动曾在补偿作用发挥的时刻里，以极其清晰的方式反映出无意识内容。基督教的出现不啻意味着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价值——古希腊罗马人民的心理态度——的崩坏与被淘汰。我们现今在处理这个关于力比多的问题时，如果还要额外强调，不论我们谈论的是当前的时代或是两千年前的时代都没有什么区别，这似乎是多此一举了！
[1] LEVY-BRUHL, 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eties inferieures .——原注
[2] SCHULTZ, Dokumente der Gnosis , p. XXIX.——原注
[3] SCHULTZ, Dokumente der Gnosis , p. XXV.——原注
[4] TERTULLIAN, De carne Christi 5.——原注
[5] SCHULTZ, Dokumente der Gnosis , p. XXVf.——原注
[6] SCHULTZ, Dokumente der Gnosis , p. XXII.——原注
[7] SCHULTZ, Dokumente der Gnosis , p. XXVII.——原注
[8] 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应该厘清“潜意识”（Unterbewußte）和“无意识”（Unbewußte）这两个概念。中文用语和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经常使用的“潜意识”一词是由法国心理学家暨哲学家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 1859—1947）所提出的概念。虽然弗洛伊德曾在早期的论著里使用“潜意识”这个概念，但他后来在《非专业分析的问题》（ Die Frage der Laienanalyse ）这部于1926年出版的著作中已明确表示，“潜意识”这个词汇究竟是指存在于意识之下的心智里的东西，还是指意识之外还存在另一种隐藏的意识，这不仅他个人无法区辨，连使用这个词语的人恐怕也不清楚。因此，他主张“意识”和“无意识”才是一组可靠的对比概念，而不是“潜意识”和“无意识”。荣格后来虽然在深度心理学领域与弗洛伊德见解相左而与他决裂，却一直沿用这位前辈所定义的“无意识”概念。由此可见，中文使用者在谈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时，不宜使用“潜意识”这个词语。——译注
[9] Neuausgabe: Symbole der Wandlung (GW V).——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