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的起飞

三星堆区域内，随着一个个荒唐的指示，产生了一个个荒唐的故事。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一个文化遗址的悲怆命运。风雨飘摇中，考古发掘再度开始。关于三星堆文化的命名，掀开了时代新的篇章。空军出动直升机，鸭子河畔展雄姿，三星堆再度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古城初露，是毁是留，三星堆遗址又一次立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位卑未敢忘忧国

就在冯汉骥等参加月亮湾发掘的考古学家回到成都，开始接受审查批斗之时，在广汉的月亮湾、三星堆、鸭子河一带却不断有地下文物出土，似在提醒、警示着世人，这里还有一个埋藏在地下的巨大隐秘没有解开。

1965年春，月亮湾一农民在田地里挖沼气池时，离当年燕氏父子挖出玉石器的地点约六十米的地方，无意中掘出一坑玉石器，其中有成品、半成品和石坯。这批器物大部分被随意捣毁抛掉，只有少量的成形器后来被广汉县文化部门收存。

1974年春，真武村四队村民罗雄保等人，在月亮湾附近的“梭子田”发现了一坑经人工打磨过的玉石器数十件。由于报告及时，广汉县文物干部敖天照赶赴现场进行了收缴。这些玉石器表面呈黄褐色或豆青色，质地坚硬细腻，经四川大学童恩正、林向等考古专家察看，估计可能是商周时期玉石作坊的坯料坑。后来这位叫罗雄保的村民又在鸭子河边发现了几块约有一平方米、重达千斤的特大型玉石料。这些玉石料有明显的人工切割的痕迹，石头的几面因切割下料几乎成了平面，有的地方是整片卸下，有的地方则是部分锯取。据考古学家林向推断，切割工具用的是锯齿状的青铜金属。另有当地村民在这一带还发现了石璧和石饼等一些半成品原料，上面有清楚的管钻痕迹，但不知何种原因有始无终，半途而废。

就在罗雄保等人发现玉石器的这年夏天，在三星堆遗址区内，有许多村民在挖沼气池和地窖时，发现地下埋藏有石器及残陶片。真武村村民在耕田挖土时，也发现了不少玉石器。夏天的涨水季节过后，真武村村民、燕道诚的孙子燕开良等在鸭子河边，又拾得陶盉、陶豆、陶器残件等器物数十件。这些挖出或捡到的器物，大多数流失或损坏，只有少部分在被广汉县文化馆文物干部敖天照闻知后才得以收回保存。在整个“文革”前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正是由于有了敖天照的出现和不懈努力，才使许多珍贵文物避免了毁坏与遗失的厄运。

1928年生于广汉县一个农村家庭的敖天照，高中毕业后被有关部门推荐到县文化局举办的一个文化辅导班学习，1951年5月被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把党的大政方针图解之后，做成幻灯片在全县各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各地搞宣传活动。由于后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敖天照负责的利用幻灯片来宣传鼓舞革命群众的活动一直热火朝天地开展着。在这期间，他于走街串巷、上山下乡中，目睹了一些文物古迹惨遭破坏的情景，心中不忍，便借宣传活动的机会，对打、砸、抢、烧分子做一些委婉的劝说教育工作，客观上对文物的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敖天照也渐渐与文物古迹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正是有了这样一种铺垫，1973年他被选派到四川省文化厅主办的文物考古培训班学习，1974年再次被委派到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长江流域考古训练班”学习，并在学习期间参加了湖北宜都县红花套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此时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已有了微妙变化，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和机遇，文物界已开始渐渐从“文革”的厄运中摆脱出来。先是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的《文物》《考古》《考古学报》三大刊物得以复刊，接着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筹划、操作下，成功地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随着国家文物局的重新开张，以及长沙马王堆、银雀山汉墓竹简与敦煌文书等重大考古发现的问世，中国文物界出现了短暂的“考古中兴”的辉煌局面。在这种局面的导引下，敖天照从湖北学习回到广汉后，文化馆领导便让他专门负责全县文物方面的收集、整理、保护、研究工作。从此，敖天照成了专职文物干部，并开始尽职尽责地履行起了自己的职责。

1974年年底，广汉县南兴公社（旧时的中兴场）在全国兴起的“农业学大寨”的狂潮热浪中，开始按照上级的指示，组织当地农民大搞“造田改土、扩大耕地”运动。就在这场具有广汉特色的运动中，三星堆区域的三级高低不同、错落有致的台地，被蚂蚁蚕食一样强行挖开刨平。每当有陶片、陶器、玉石器被挖出时，当地农民们按照世俗眼光，看上去值钱的，就开始哄抢争夺，纷纷据为己有；如果认为不值钱的器物，要么捣毁砸烂，要么随意抛入荒野。那源自岷山峡谷，穿越三星堆区域，经年碧波荡漾、东流不息，颇为壮阔的马牧河，也在一片“让高山低头，令河水让路”“人定胜天”的口号声中，被填掉了多半而变成了一条浑浊的水沟。

正在积极履行文物干部职责的敖天照，得知这一消息，立即赶到三星堆现场察看。面对遗址遭到破坏、地下文物被毁的现状，敖天照找到公社领导，明确提出：“三星堆、月亮湾一带是极其重要的古遗址，要注意保护、保全地下出土的文物，最好不要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稀里糊涂地在这一带穷鼓捣、瞎折腾了。”

想不到当地领导听罢这一番劝说，立即火起，放声痛斥道：“我们这里红旗招展，彩旗飘飘，已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农民兄弟们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以大寨为样板，以厉家寨为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你却在这里胡言什么劳民伤财，穷鼓捣，瞎折腾，这不是与我们的党中央唱对台戏，典型的现行反革命吗？你最好闭上嘴巴赶紧走开，否则我让武装部派民兵把你抓起来。”

听罢此言，敖天照心中既悲愤又焦急。回到县城后，敖天照将三星堆遗址遭到破坏的情况向馆长做了汇报。馆长一脸茫然与无奈，说道：“我现在是人微言轻，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敖天照一看馆长那低头耷脑悲观泄气的样子，深感为难，想就此放弃又觉得于心不甘。第二天，在馆长默许下，他来到成都省博物馆，想找领导们反映一下情况。但领导们都支支吾吾，将敖天照打发出门了事。仍不甘心的敖天照又来到了四川大学，找到了当年参加月亮湾遗址调查发掘的马继贤、林向等人说明情况，希望对方能向省里有关部门给予反映，阻止那些实施粗暴破坏的行径。但马继贤、林向等合计了半天，也不知该向哪些单位反映，因为主管文化的单位都已瘫痪。敖天照在成都碰了一鼻子灰，无计可施，只好怏怏地返回了广汉。许多年后，马继贤在回顾这段往事时，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幸好整个三星堆区域属于大型的三级台地，地面相对比较平整，不需要大挖大筑，地层改动相对小些，否则这片遗址早就已经万劫不复了。”

被敖天照喻为劳民伤财的“造田改土”运动稍微消停一段时间之后，在广汉县突然又掀起了一股号称“烧砖盖房、变土为宝、创利创收，快步走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狂潮。在这股有些莫名其妙的风潮推拥下，整个广汉从上到下，从机关到工厂，从学校到供销社，从城镇到农村，男女老少齐动员，以最快的速度四处建造砖瓦厂，开始了烧砖盖房的大行动。

此时，在广汉县部分主要掌权者的眼里，只要将房子盖起来，不管是东歪西斜的民房，还是风雨飘摇的办公用房，统统看作社会主义坚不可摧的大厦，是对抗美帝、苏修和一切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坚固堡垒。其行动本身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上级指示精神的表率。只要砖瓦厂那高高的烟囱竖立起来，并且能“咕嘟咕嘟”不分白天黑夜地向外冒着比广岛原子弹升起的蘑菇云差不了多少的浓烟与火星，就标志着这块地盘上的人们已进入具有高度现代化并享有民主与自由权利的共产主义或准共产主义社会。田地里的稻谷每亩在一夜之间就可产出十余万斤。那些整日靠土里刨食的劳苦大众，也将随着一颗又一颗卫星的升空，由悲惨的乞丐似的生活进入小康。在这种疯狂与幻想双重结合杂糅的思想信念指导下，南兴公社的领导者们决定在三星堆旁建造两个中型、四个小型的砖瓦厂，以便与时俱进，紧紧跟上日新月异、高歌猛奏的社会主义革命化、现代化步伐。

砖瓦厂很快建成并投入生产。那高大粗壮的烟囱耸入云端，烟囱中冒出的蘑菇云在天空中打着旋、转着圈。一窑又一窑散发着灼人热量的成品砖出炉了，一间又一间蹩脚的垃圾房屋在城市与乡间各个角落突兀而起。从茫茫的雾色中看上去，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面貌已粗具规模。在这个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行动中，南兴镇建起的几口大窑，所用的泥土均来自三星堆及其周围的台地。在民工们从田地里挖泥取土的过程中，大量的陶片、陶器和玉石器被掘了出来。同过去几次荒唐的行动几乎相同，这些器物有的被当场捣烂踢碎，有的被扔入壕坑与垃圾共存，只有少量顾不得捣碎和扔掉的陶片与各种零散器物，被暂时堆放到出土台地的旁侧，等待日后转运。

广汉县骤然兴起的这股烧砖盖房的狂潮，自然被敖天照闻知。由于他对这次行动在文化遗址方面的破坏有所警惕，便骑上自行车四处察看。当他来到三星堆现场时，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堆又一堆破破烂烂的器物随意丢弃在田野土沟间，器物的陶器制品形状多样，工艺精致，时代久远。有为数很多的高柄豆残件与湖北宜都县红花套遗址出土的高柄豆极为相似，时代应在五千年之前。由于这些破盆烂罐根本不能用来烧砖，在运土过程中必须予以摒弃，遂得以少部分保存下来，否则早进入窑内那火红的炉膛化为乌有了。敖天照目睹此景，心蓦地沉了下来，暗想如此丰厚的文化堆积和文化内涵，竟任由无知的人们胡搞乱捣，这成何体统！于是便辗转找到砖瓦厂的厂长与书记理论，明确表示目前民工们挖的这个三星堆是重要的文化遗址，要求砖厂方面不要轻举妄动，应立即停止这愚蠢荒唐的行为，等待上级文物部门勘察发掘之后再做决定。

同上一次的劝谏如出一辙，厂长与书记一听顿时火起，当场予以回绝，并理直气壮地说道：“这个三星堆是不是文化遗址关我们什么事？既然公社革委会领导把砖厂定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挖土烧砖就对了，其他的事一概不管。要有什么意见直接去找公社革委会领导。”

敖天照一听，知道是秀才遇上了兵——有理也说不清。于是愤然来到公社大院，直接找革委会胡主任理论。

胡主任听罢敖天照陈述的理由，有些气愤但还是耐住性子回答道：“不能认为地里出了几块陶片，就说是不得了的文化遗址。这遗址不遗址的我不懂，但也不能听你的。依我说，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说罢让手下人把敖天照打发了出去。

敖天照孤独地立在大街上，望着面前这座气派非凡的公社革委会大院，既感无可奈何，又有些悲伤，心想自己这个文物干部，在工作中遇到的艰辛与屈辱，要比此前所想象的多得多。心中发着感慨，想到自己人微言轻，便决定不再继续跟这帮官僚大爷啰唆。他径直到街上的供销合作社，买了几条麻袋来到三星堆烧砖工地，把散乱的陶片、陶器、石器等器物有重点地拣起装入麻袋，用自行车一趟又一趟地驮到县城文化馆，进行分类登记和保存。此后的一段日子，敖天照越来越感到三星堆之事非同小可，必须想办法加以抢救和保护。于是便冒雨赴成都向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沈仲常做了汇报，并请求赶紧采取措施，对这片区域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沈听罢汇报，思索了一会儿答道：“这发掘的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既需要钱又需要人。更不能你说发掘就发掘，我们得派人去现场看看，视情况再定。你先回去等着好好地给予配合吧。”

敖天照走后，沈仲常和相关领导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情况颇值得重视，遂决定派考古人员前往进行调查。不久之后，四川省文管会考古队队长胡昌钰与摄影师江聪赶赴广汉。他们于当地租了两辆自行车，在敖天照的带领和积极配合下，骑车赴三星堆地区展开调查。通过两天的实地勘察和翻阅历史资料，走访当地群众，采集民间传说，基本弄清了三星堆的地形、地貌、周围的地理环境与相互关系。

就地理位置而言，所谓三星堆，其实就是在广汉平原的南兴镇一带突兀而起的三个大土堆，与著名的月亮湾隔河相望，形成了“三星伴月”的人文景观。当年燕氏父子在月亮湾发现那个著名的玉器坑之后，华西大学的戴谦和、葛维汉、林名均等在月亮湾调查、发掘之时，曾顺便到三星堆进行过简单的考察，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均无大的作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王家祐与江甸潮前来调查时，才扩大视野，对三星堆的地形地貌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但这时的地理环境与葛维汉到来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王家祐、江甸潮在《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一文中这样记述道：

三星堆在马牧河右岸，与横梁子隔水相望。马牧河现在干涸，两岸成了台形的农田。河右岸，最高一级台地上的一座土岗，即是“三星伴月堆”，简称“三星堆”。这座土岗纵长大约四百米，偏近南北方向。土岗上有一道约一米宽的小路穿过其间，把土岗截成南北两段。北段又因人工关系被挖成“凹”形，使全堆变成了三个高点，加之土堆微偏成弯月状，这可能就是“三星伴月堆”的由来。堆上为汉代砖墓丛葬处，但早经破坏。由土岗东面向河心处构成三级台地（现均为农田），依着土岗的第三级台地，顺势向外弧出一道环形地。在土岗北端的田间，土层中混杂了多量的陶片碎粒，这是历年农耕犁锄翻动的结果，已经使我们不易认出这个遗址的面貌了。

继王家祐之后，就是1962年6月，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室冯汉骥组织主持的那次“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在有关三星堆及周围的地形地貌中，调查人员曾在发表的《简报》中说道：

我们所调查的遗址，主要部分即位于此二河之间的台地上，上至东胜寺，下至回龙寺以南，这一长约三千米左右的地带，都在遗址范围以内。除此之外，在鸭子河左岸、马牧河右岸之三星堆及其以下的附近地区，也还有一部分文化层发现。

此次胡昌钰等考古人员在调查现场看到，与王家祐、江甸潮以及川大考古教研室等当年记载有较大变化的是，在“造田改土”运动中马牧河早已干涸无水，成了一条尘土飞扬的土壕，有的地方沟底与河畔已变成了横七竖八的稻田与垃圾场。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不到那昂首挺胸的岷山没有低头，河水却悄然让路了。不仅那碧绿的河水已让了路，三星堆周围的树木也已被砍伐殆尽。那一片高大得即使六条壮汉都难以合抱的“风水树”，已踪影全无。至于吴刚捧着桂花酒与一群嫦娥在树下痛饮并谈情说爱的场景也就自然是树倒猢狲散，荡然无存了。据说自1958年“大跃进”时砍掉一部分大树，并投入到炼钢铁的火炉之后，其余的大多数树木都被村中以开办集体食堂为名陆续砍倒投入到锅灶之中了。1970年最后一棵五人合抱的“白果大将军”倒下，则标志着这一地区的古树林和由此形成的亮丽风景最后的终结。而自这位在三星堆地区挺立了几百年的“大将军”倒下之后的第二天始，三星堆村与燕道诚一家居住的真武村仅在一个月内就神秘死掉了十二口人。此后附近几个村的村民也陆续神秘死亡。村民们开始感到百事不顺，原本在广汉甚至整个四川都算富裕的乡民很快衰败下来，家家弄得没吃没穿，一个个变成了灰头土脸、弯腰弓背、疾病缠身的穷光蛋。面对这种悲惨的境况，有从极度的愚昧与混沌中幡然悔悟的当地人开始流传道：“这是风水被破了的缘故。风水破了，树下的吴刚和嫦娥谈情说爱的那档子事自然就黄了，福气也就跟着跑没了，百姓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胡昌钰等考古人员在三星堆烧砖现场做了方方面面的勘察，发现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层和破碎的古器物，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之后，由敖天照负责留守收集文物，二人返回成都，向省文管会办公室主任沈仲常做了较为详细的汇报。沈仲常对此极为重视，表示要尽快派出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就在这支考古队组建完毕，即将奔赴三星堆的头天晚上，与广汉县毗邻的彭县竹瓦街一个施工现场，突然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窖，并在地窖里发现了一批精美的青铜器。因这批青铜器全部浸泡在泥水中，急需进行抢救性发掘，因而省文管会办公室闻讯后，不得不暂时改变路线，将考古队派到了最急需的彭县竹瓦街。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变就延续了整整五年的时光。

三星堆的首次发掘

胡昌钰等考古人员到了彭县后，从灌满泥水的窖藏里将几十件青铜器弄出来，本想在周围做进一步调查，借机弄清这个窖藏的时代、性质等问题。但刚工作几天，省文管会又来电话，令考古队迅速撤出彭县，转赴三峡地区抢救一批偶然发现的文物。待三峡抢救事宜完毕后，考古人员又根据文管会的指示转赴川南抢救刚发现的一批悬棺。时间一天天过去，胡昌钰率领的这支考古队，像救火一样为抢救、保护地下出土文物，涉金沙江，越大渡河，转战大江南北、高山峻岭。冬去春来，一晃就是五个年头。三星堆的发掘渐渐淡出考古人员的发掘计划，并被越来越深地埋入岁月的风尘之中。直到198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构想才重新浮出水面，开始出现转机。

这一年的4月12日，彭县竹瓦街再次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所藏青铜器已被当地文化馆抢先一步挖出带走。省博物馆闻讯后，立即派出古代史部副主任赵殿增、范柜杰与考古队长胡昌钰、李昭和等四名业务人员（此时考古队已并入博物馆），乘坐一辆北京吉普赶赴彭县文化馆。在与馆领导交涉后，他们接收了全部青铜器。而后，一行人又在当地人员的陪同下到器物出土现场做了勘察。这批青铜器的具体出土地点位于成都西北约四十公里、东距三星堆遗址约十公里一个叫竹瓦街（场名）的旁侧，青铜器放于一个陶缸内，埋藏在地下深2.5米的窖藏中，其中有四件铜容器和十五件兵器，共计十九件。从现场埋藏情况看，窖藏内填充细黄沙土，并杂有卵石，地层未被扰乱，基本保持原状，显然是当初放青铜器的人所为。据现场考察的赵殿增推断，这批青铜器很可能是在举行一个重要仪式之后郑重埋下的具有礼仪性质的物器。

由于有了如此大的意外收获，赵殿增等一行神情振奋，准备乘车返回成都。就在吉普车离开竹瓦街之时，胡昌钰突然想起了几年前调查三星堆的往事，便大声提议道：“现在才刚下午一点多钟，我们回去也干不成什么事情了，月亮湾、三星堆就在那边，我以前去做过调查，还想过要发掘，只是被其他事耽误了。大家是不是到那里转上一圈，看看这几年都变成个啥样子了。”此议一出，立即得到了众人的赞同，于是汽车开始拐弯，向着新的目标奔驰而去。

尽管竹瓦街与三星堆相连的地段是一条较窄的土路，且高低不平，极难行走，但毕竟只有十公里的路程，车子颠簸了一会儿就接近了三星堆边缘。“旁边那一块就是三星堆了，前方路口右拐，再右拐。”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胡昌钰凭着五年前的记忆和司机说着。大家的目光投向玻璃窗外。远远地，前方出现了几个零星的破旧的农家院子。在这些院子的周边星罗棋布地耸立着大大小小十几根茶红色的烟囱。每一根烟囱的顶端都向外喷射着滚滚浓烟。由于烟雾弥漫，只觉得天空模模糊糊地罩着一层黑气，已很难看到太阳的光亮了。

“咋有这么多烟囱？”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司机面对前方的景观有些不可思议地问身边的胡昌钰。胡同样吃惊地望着前方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区域，轻轻回答道：“怪了，怪了，上次来没看到有这么多烟囱呵，这都成了烟囱森林了。我有一种预感，三星堆完蛋了，肯定完蛋了……”

听着这不祥的谶语，坐在后排座位上的赵殿增有些愤愤地插话道：“你看那烟雾，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一个词叫遮天蔽日，这么多年才真正明白，这个烟雾的场面就是遮天蔽日呵。如此下去还怎么得了？整个这一带就算是被他们玩完了。这些地方当官的，土皇帝一个，置历史文化与人文环境于不顾，整日瞎折腾！”说话间，汽车已进入了三星堆区域。

待几个人从车上下来时，只见高大的烟囱下，是一排排如同城墙般横七竖八的砖坯与瓦坯。为防止这些砖坯或瓦坯遭到雨水的浸泡，上部都披着用稻草编成的蓑衣，看起来有些怪模怪样。在砖坯的近旁不远处，是一口又一口突起地面十几米的圆形的砖瓦窑。每口窑的炉膛都燃烧着熊熊炭火，窑的顶盖部位向外飘散着缕缕青烟，标志着内部蕴含的巨大火力与热能。在砖坯与窑顶之间，有三三两两的民工来回忙碌着。砖瓦窑已从三星堆周边延伸到了月亮湾二级台地上，有几台推土机在远处一块平地上隆隆鸣响，伸长了钢筋铁臂在挖掘柔软细腻的泥土。

“这砖瓦厂的规模可是比原来大多了。”胡昌钰边走边向同伴小声嘟囔着。其他几人没有说话，都绷着脸往前走，似乎心中想着什么心事。当拐过一个小弯，那高大的土堆突然映入眼帘时，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只见一台推土机鸣叫着在推挖泥土，旁边一群衣着破烂不堪、满身泥水、灰头土脸、瘦骨嶙峋的工人，正争先恐后地围着土堆挥锄扬镢，挖土运泥。

“这是三星堆吗，怎么就一个土堆堆？”赵殿增望着眼前宏大壮观的场面不解地问胡昌钰。

“是呵，咋就一个了呢，那两个是不是被他们啃完了？”胡昌钰同样是一脸疑惑地问着，快步来到一个运土的民工前，热情地问道：“老乡，原来那三个大土堆咋就剩这一个了呢？”

民工抬起头，怔怔地望了胡昌钰一眼，止住步，将身上的背篓用力往上蹭了蹭，抬起右手擦了把额头上的汗水与泥水，表情木然地说道：“咋这个说，那不是还有一半吗？正挖着的。”说着将头一扭做了个示意，而后不再搭理对方，继续勾着头，背着篓，一摇一晃地向前走去。

胡昌钰苦笑了一下，对赵殿增说道：“这就是此前被描绘得神乎其神的三星堆。”

“哎呀，真是太可惜了！”赵殿增望着前方黑压压的人群，摇摇头，轻轻地叹息着。当他们来到人声鼎沸、锄头纷飞、独轮车来往穿梭的现场中心时，几个人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就在这个土堆的旁边，扔着一大堆足有一米多高的陶器、石器残片，其中有不少基本完整的陶器与石器。再看那已被挖开的二百多米长的东西向的土堆断崖，一米多厚的文化层清晰可见。更令人惊奇的是，断面延续宽达上百米，地层中包含的遗物十分丰富。面对这一罕见的既丰富又奇特的文化景观，所有的考古人员内心都受到了强烈震撼，禁不住连连惊呼：“不得了，不得了呵……”

赵殿增来到一位正在挖土的老汉面前，指着那堆陶器、陶片和石器问道：“多长时间挖出了这么一大堆东西？”

老汉抬起头，眨巴了下眼睛答道：“没几天，也就两个来月吧。以前挖的好的器物都被县上的敖天照师傅拿走了，听说最近他干别的了，管不了这里的事，就积成这一堆了。”

“几年前我来这里调查时，挖土的人很少，烟囱也就几根，如今咋变得这样乱腾腾的？”胡昌钰插话问道。

老汉吐口唾液在手里，似笑非笑地道：“你说的那都是老皇历了，这砖瓦厂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是？是大干快上多快好省不是？你看到的那会儿只是一两个厂嘛！现在是五六个砖瓦厂了，下面还有好多个分厂，数不清的，用的人就多老了，你说是不？”

“这么多砖瓦厂？！”几名考古队员又是一惊。赵殿增摇摇头道：“难怪三个大土堆只剩一个多一点了，原来是集团冲锋呵。”

“伟大领袖毛主席有诗云，蚍蜉撼树谈何易。看来这蚍蜉多了，不但摇撼一棵树，就是一座山也可能会撼倒。常言道，蛆多了能滚动碌碡，并且还可能压死人，眼前就是很好的明证呵！”胡昌钰在极度的失望中不乏黑色幽默地说着。

“把这些器物从土里拣出来扔到这里，是敖师傅要你们这样做的？是不是还要等他来取？”赵殿增将身子转向老汉继续问着。

老汉将头一扭，做出不屑一顾状，答道：“管他个啥子屁事嘛，这要烧砖，必须把土里的大小石块、瓦片拣出来，要不那砖烧出来会裂的，就不顶用了。这些瓦片拣出来没得地方扔，就扔这里了。敖师傅来不来拿，啥时候来拿，拿了去换得换不得好多钱，我们不去管。我们只管刨土烧砖，老婆孩子有饭吃就对了。”

赵殿增听罢，望着老汉那张漠然且涂满了苦难的脸，一股悲凉从心中涌起，他一时不知该对老汉说些什么，便随声附和道：“是呵，是呵，这些瓦片不但不能当饭吃，连烧砖都不能用。”言毕，便不再和老汉啰唆，转身招呼同事到周围的其他地方转转，顺便做一点简单的调查。

在调查中，赵殿增等发现整个区域用推土机和人工取土的地方不只是三星堆一处，在月亮湾台地和马牧河两岸，到处是机器的轰鸣和人喊马嘶的喧嚣，这片广袤区域已经成为一个巨无霸或航母型的砖瓦厂基地了。经了解所知，基地领导者们曾做出规定，每个民工每天必须挖土二至三方，每方按五角钱支付工资，每个民工每天可挣到一元或一元五角钱。这笔钱对当时被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弄得家徒四壁、穷困潦倒的当地百姓而言，无疑是一笔高额巨款。但此时无论是砖厂的领导者还是那些民工，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挖掉的看似平常的“土埂”，正是当年古蜀王国的城墙，挖掘的“高台之地”则是古蜀国宫廷作坊区和生活居住区。尽管古蜀国的陶器、石器残片随处可见，但民工们只是把出土的古蜀人盛装食物用的一种高柄豆叫作大茶壶，器柄叫作茶壶嘴，并将古蜀人用的石锛、石斧叫作雷公石，认为此乃上天的雷公爷所用的法器而已，再也不见有其他更进一步和更深一个层次的认知了。

赵殿增等考古人员一边四处察看，一边不断地捡拾形体完好且有特色的陶器，以作为标本保存和研究。待一圈下来，所捡拾的上等标本已有数百件之多，眼看天色已晚，几个人便恋恋不舍地乘车返回成都。

对于这段看似平常但又意义非凡，并暗含着某种契机的插曲，赵殿增在他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说道：“我们几人在四川从事考古数十年，还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遗址。我们既为有这样丰富的文化遗存而欢欣，也为被这样大规模破坏而震惊。大家一会儿就选了数百件标本，其中有不少基本完整的陶器和石器。标本放在北京牌吉普车上之后，车厢中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返回成都的路上，大家兴奋不已，热烈交谈着。从月亮湾玉器坑的最初发现，到月亮湾的几次发掘，一直谈到三星堆迟迟没有发掘的原因。最后大家一致感到再让砖厂这样取土破坏就太可惜了，必须尽快进行抢救性发掘。于是大家又一边谈感受，一边谈发掘方案，越谈越兴奋，越谈越觉得三星堆遗址有着无比光辉的发掘前景，历史赋予的这一契机再也不能错过了。大家在车上就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返回去开始行动。回到单位后，大量的文物标本在省博物馆标本室摊开，新老考古工作者一致认为这次调查非常重要，应尽快实施发掘。四川省博物馆专门召开了馆务工作会，馆领导谢雁翔、朱秉章等当即做出‘组队发掘’的决定。从此，长达几十年的三星堆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就在这样一种背景和情形下拉开了帷幕。”

正如赵殿增所言，这次省博物馆的领导和考古队员们是真的下定发掘的决心了。经过三番五次的磋商与筹备，1980年5月20日，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与广汉县文化局联合组织力量，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抢救性发掘。

当时省博物馆的大部分考古人员都在野外搞田野调查，人手奇缺。馆领导不得不将正在彭县搞田野调查的考古学家王有鹏调回，让他转赴广汉主持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如此决定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王有鹏早年在四川大学考古专业读书时，曾参加过1963年由冯汉骥主持领导的月亮湾实习发掘，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二是王本人在走出校门后，经过十几年打拼，已成长为省级考古队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正如当年随冯汉骥赴月亮湾发掘的主持人之一马继贤在许多年后与友人的通信中所言：“月亮湾发掘至今已整整四十载，从这里培养出的全班十五位同学，后来全部成为各地文物考古部门的领导或业务骨干（如后来出任四川省博物馆副馆长的王有鹏、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的熊传新等都是这个班的同学）。这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中成绩最整齐、最优秀的一个班。当然后来的毕业生中也是有一部分优秀人才，但就全班的整体素质而言，无出其右者。这也是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一直感到十分自豪和欣慰的事吧。”（摘自2003年10月1日马继贤致作者的信）

这支新组建的以对三星堆遗址抢救性发掘为目的的考古队到达现场后，先在砖瓦厂找了两间闲置的房子安顿下来，而后来到三星堆区域进行勘察。在发掘初期，考古队人员的组成与分工为：沈仲常、赵殿增任正副领队，王有鹏主持日常业务工作，队员有莫洪贵、戴福森、罗军、敖天照等。

根据民工挖土的进度和已暴露文化层的埋藏情况进行比较推理后，考古人员决定在仅存的尚未被破坏的大土堆西侧进行布方发掘。此处因历代耕作，已基本被平整为田地，只是比土堆下面原来的田地高出约4—5米，耕土层下面叠压着厚薄不等的文化层。考虑到人手较少，且在此地点属首次发掘等情况，考古队主持人王有鹏决定先开5米×5米的探方五个予以发掘——这是自1963年冯汉骥率领川大师生与省博物馆的一干人马在月亮湾发掘之后，考古人员在时隔十七年之后，又一次在这一地区进行科学的设局开盘。

由于许多年没有看到考古发掘的景观了，听说成都来的一支队伍突然进驻三星堆要挖土寻宝，许多上年纪的人都忆起了燕氏父子挖宝和陶旅长部下盗宝，王脚猪与鬼难拿们抢宝、夺宝以及冯汉骥、王家祐、马继贤、童恩正、林向等考古学家查宝、掘宝的往事。当这些已在心中憋得发酵的陈年旧事沿着肠胃窜翻到胸口时，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沧桑与凄凉之感。真是山不转水转，地不转人转，想不到时隔这么多年，“还乡团”又回来了，而这次回来的该是冯汉骥们的徒子徒孙了吧。在这种悲欣交集的感情催发下，一些上年纪的土著揣着好奇与怀旧的复杂心境，开始游说街头，奔走相告。一时间，大街小巷、乡野田畴，到处流传着“还乡团与挖宝队又进村了”的呼叫声。砖厂的民工和当地农民，纷纷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岗位的草舍茅屋中钻将出来，蜂拥到发掘工地，要亲眼看看这帮“还乡团”到底会挖出什么样的宝贝疙瘩。但几天下来，看到的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除挖出了一堆堆碎石块、烂瓦片之外，没有看到他们想象中的金、银、珠宝之类的值钱家伙，甚至连当年燕氏父子挖到的大块玉器也没有发现，不免心中泄气，并夹杂着惋惜之情。而每当看到考古人员蹲在坑中不慌不忙地一铲铲挖着或在纸上一笔笔勾画着什么时，他们又不免生出着急与愠怒的情感。当这股情感聚集到非爆发不可的程度时，他们便以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心态警告发掘人员道：“你们不要再这样慢慢腾腾地干了，这个买卖肯定要赔本。赶快到砖瓦厂雇几台大号推土机来推吧。如果地下真有货真价实的宝贝，用推土机操作既省劲又省时，总比你们这一锨一铲地挖来得轻松，更来得痛快。”

考古人员听罢对方的“苦谏”，一时百感交集，心想如果这块地盘不建砖瓦厂或没有推土机，脚下这大片古文化发掘现场遗址就会少一些破坏与荼毒。自古兴亡多少事，都与这些好心的“苦谏”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联。而这些人数众多貌似强大的据理力争者，又有多少是人类的智者，或者说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清醒者？无怪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中曾发出了这样痛心疾首的呼声：“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一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已用科学的思想和理念武装起来的考古人员，当然不能为土著们的“苦谏”所动。他们依旧按既定方针，手拿铁铲一步步实施着科学的发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初步的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料。根据这一成果，省文管会、省博物馆与广汉县文化馆联合成立了专门的发掘领导小组，其人员在原有的基础上，陈德安、陈显丹两位年轻学者，又加盟到这支考古队伍之中。

“二陈”作为同班同学于198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分别赴中堡岛和西藏实习期满后，进入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工作。不久，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需要增加新的人员，王有鹏从馆内众多的应届毕业生中看中了“二陈”，并通过馆领导批准招到自己的麾下。此时的王有鹏以一个富有经验的考古学家的眼光，敏锐地预感到三星堆的考古事业将有很大的作为，从而颇为自信地对“二陈”说道：“三星堆的考古是四川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匹敌的，博物馆吃一辈子都吃不完，你俩跟着我干，保证五年之内就有大的成绩，十年之内就会有重大成果问世。”二人听了王有鹏的肺腑之言，深受鼓舞，当即表示自己是无足轻重，一定毫无怨言，积极主动地听从指挥，好好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为伟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自此之后，陈德安、陈显丹作为一股新生力量被补充了进来，并与三星堆结下了不解之缘。五年之后，王有鹏有幸而言中，已成为三星堆考古主力的“二陈”时来运转，一不小心竟引爆了中国西南区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当然，这又是一段精彩的后话了。

自1980年11月开始，考古人员于三星堆中部土堆的东侧，具体位置在靠马牧河古河道的二级台地区域进行发掘，至1981年5月结束，为期整整一年。先后开挖5米×5米的探方四十四个，加上此前试掘的五个探方，总发掘面积为1225平方米。这次发掘，不仅获得了大量石器、陶器，而且清理出了四川古遗址中比较罕见的房屋基址。从纵横交错的房址、水沟、柱洞遗迹的排列，以及红烧土、陶器、石器的分布加以观察，发现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带有浓厚西蜀特色的“木骨泥墙”和有穿斗夹壁厅堂的房址十八座。同时还出土灰坑三个，土坑墓四座，各类玉石器一百一十余件，陶器七十余件，残陶片数万件。从地层中采集到的木炭标本，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进行碳十四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其年代为距今4500±150年。而遗址中的文化堆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跨度约为三千年。如此久远的年代和丰厚的文化堆积，不仅在四川省内前所未见，即使是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也是罕见的。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

作为本次发掘的主持人王有鹏，面对如此重大的收获，凭着自己多年的考古经验与科学的前瞻性思维，认为将这一遗址命名为一种新的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并极具理性地分析道：“通过这一次发掘，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三星堆遗址古文化的基本面貌。它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它已具备了夏鼐曾经提出的命名一种新考古学文化所必需的三个条件。第一，这种文化的特征不是‘孤独的一种’，而是‘一群’，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勺把等特殊器型，往往在各遗址中伴出。第二，这种同类型的古文化遗址，在四川地区已不是仅发现一二处，而是在成都青羊宫、羊子山、中医学院、新繁水观音、广汉月亮湾、阆中城郊、汉源背后山等多处先后发现过。第三，‘必须有一处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在此之前，尽管材料有限，但不少专家学者已对这类遗址做过不少研究和探索。这一次对三星堆的发掘和整理，正是对这类遗址的进一步研究，并对其时代、分布以及同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有意义的探讨。总之，我们认为给这种特殊的古文化赋予一个名称的条件已经具备。正如夏鼐明确指出的，‘如果应有的条件都具备了，而我们还迟疑不决，不敢给它以应有的新名称，那就未免太保守了，这就会使一定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时间地混淆在一起，因而延缓了对古代社会研究工作进展的速度’。故我们建议将这种古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这是自燕氏家人在月亮湾发现玉器坑五十二年，葛维汉主持的最早的具有科学性质的发掘四十七年以来，考古学家首次对这一遗址的文化性质给予命名。从此，“三星堆文化”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并被普遍应用。后来，随着这一区域两个大型祭祀坑和无数件辉煌宝藏的横空出世，三星堆文化在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为世人所共知。

航空考古

就在王有鹏主持的发掘接近尾声的时候，省文管会与省博物馆领导谢雁翔、朱秉章等根据发掘人员所收集的资料和亲自对现场的勘察，清醒并颇具理性地意识到，三星堆遗址已经不是平常意义上的遗址了，它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永留于中国考古学的史册中。于是决定采纳王有鹏的建议，将本次发掘的情况除向省内更高一级的有关部门汇报外，还要向国家文物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汇报，以争取得到中央业务部门的支持，便于以后更好地开展工作。

待这个方案形成后，下一步就面临着更加深入调查和搜集资料的问题。为了将已发掘的遗址部分尽可能如实、全面地记录下来，王有鹏与其他考古人员想了许多办法，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但在具体实施之后，对摄影师江聪拍出的照片资料总觉得不够理想，拍出的三星堆遗址照片总是感到缺乏宏阔、清晰的场景，令人多少有些遗憾。但考古队此时只有一架FF牌照相机，囿于条件的限制，反复折腾了几次，也只能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了。要想拍出一个真实、宏大、壮观、清晰的场景，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冲击和震撼，在学术上有利于对遗址的整体把握与研究，不想点别的招数是难以实现的。于是大家在无奈又极不甘心的同时，开始琢磨其他的点子。

大约到了离本次发掘全面结束的前半个月左右的一个上午，万里晴空中，突然有三架飞机一字形排开从三星堆上方超低空掠过。飞机在远处打了个旋儿后，又顺原路返回，好像正在做一场飞行表演，尾巴后面还放出一条条长长的烟雾带，烟雾在天空中久久不散。飞机掠过天空时那隆隆的轰鸣声，使三星堆旁的考古人员好奇地抬头观望，也就在这刹那间，发掘队最年轻的队员陈显丹眼前蓦地一亮，一个念头“唰”地划过脑际，何不用飞机来一次航拍？据他所知，在广汉县城旁边就有一个空军飞行训练学院，刚才天上飞翔的飞机可能就是他们放出的。既然这飞机能在三星堆头顶上飞来飞去，为何不能借此机会为下面的遗址拍几张照片？想到这里，他极其兴奋地对发掘主持人王有鹏说：“王老师，我们何不到广汉去借一架飞机来拍遗址照片，那样好多疑难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了。”

“飞机，你是说用飞机拍摄照片？！”王有鹏有些惊异地望着年轻的陈显丹，禁不住又抬头望了望天空。此时天空晴朗，广袤浩阔，瓦蓝的苍穹中有几朵白云正自由自在地飘荡，好一幅蓝天白云图呵！在这样的天空，这样的季节，用飞机拍摄这样的遗址，无疑是一件天作之合、令人向往的事情。而用飞机搞考古遗址拍摄，在国外特别是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许多重要遗址的照片都是用航拍完成的。但遗憾的是，限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这种方式从来没有在考古遗址上用过。就中国的国情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而言，要兴师动众地动用军用飞机来拍几张与军事和国家安全无关痛痒的照片谈何容易？想到此处，王有鹏不待陈显丹答话，表情复杂地说道：“你们年轻人总是站着说话不觉得腰痛，有飞机当然好，可这飞机毕竟不是小孩子玩耍的风筝，找谁去弄呵？”

“听说咱博物馆的老贾跟他们空军的人很熟悉，能不能找他去问问看，说不定还真能成呢。”陈显丹并不管王有鹏话语中夹杂着无奈的悲观腔调，一脸轻松地答着。

“是呵，要是能找到老贾出面，弄一架飞机来转一圈，那是什么感觉，不但所有的疑难问题都解决了，就咱这个‘还乡团’也跟着牛起来了。管他成还是不成，让老贾跑一趟试试……”陈显丹这一看似无厘头的奇思妙想，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赞同。作为工地主持人的王有鹏在一片鼓噪与吵吵嚷嚷的议论声中，也渐渐有些心动起来，但脑海中仍觉此事颇为玄乎，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但鉴于眼前这么多同事群情激昂，精神振奋地予以声援，也不便说过多的丧气话，只好点头答应说过两天找一下老贾试试。

第二天，王有鹏在向已成为省文管会办公室顾问的沈仲常汇报工作时，想起工地上大家谈论的航拍之事，顺便说了出来。沈仲常听罢，先是略做吃惊地停顿片刻，望着王有鹏那平静的脸庞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可真能琢磨呵，人家说乘飞机做梦是空想，我看你们在三星堆上望飞机才是真正的空想呵！不过，你说的这事还真有些意思，不妨找找老贾，让他出个面，说不定还真有点谱呢！”

“那你就找老贾说说吧。”王有鹏想不到沈仲常对此事还蛮有兴趣，似乎看到了希望，眼里放着兴奋的光。

“好吧，我过一会儿就去找他。”沈仲常答应着。

二人所提到的这位老贾，姓贾名克，五十多岁的年纪，出生于上海，很早就参加了活跃在江南由中共领导和指挥的新四军。由于自己爱好舞文弄墨，曾在人民军队的宣传文化部门工作，后调北京军事博物馆工作，主要从事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此人为人热情厚道，善于交际，加上资格老，辈分高，在军界交了许多朋友。20世纪70年代末转业到四川省博物馆工作并出任副馆长，仍主管革命历史资料的征集与研究工作。尽管老贾有了属于自己领导、研究的一块领地，但由于性格和经历使得他对其他各项事务也分外关切，若从老贾的性情、秉性、业务素质等综合方面加以评价，应属于当代“活雷锋”型的榜样式人物。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前期铺垫，当沈仲常主动找上门来，并说出了考古队同志们的想法时，老贾并没有半点吃惊或为难的表情，他只是平静地点了下头，先说了几个“好、好、好”字，然后又说自己和成都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是老战友，此事完全可以找他商量一下，估计问题不是很大等等。老贾表现出的那运筹帷幄、胸有成竹的大将风采，令沈仲常感到有些意外，心中暗自叹着：“老贾可惜了，搞了一辈子宣传教育与学术研究，要是一开始就进入武官的行列，说不定早成了智勇双全身经百战的大元帅或大将军了！”

第二天刚上班，“活雷锋”贾克就调来了博物馆唯一的一辆福特牌轿车，此车是博物馆副馆长冯润廷弄来的。冯原是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文革”后调省博物馆任副馆长。由于他的政治资格和人脉关系都有过人之处，这辆开动时屁股喷着浓烟，三天两头趴在路上装死撒娇的老爷式福特轿车，就随着老冯调进了省博。尽管这辆老爷车脾气很坏，经常装死，不听主人的调遣使唤，但在省博的人看来，再怎么混账也是一辆轿车呵！在中国的地盘上，只有高级干部才有坐轿车的资格和待遇，这是一种身份标志。老贾坐在嘁里咔嚓响个不停，并不时地打着哆嗦的老爷车里，想着刚才的一切，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天自己毕竟是坐着众人瞩目的高级轿车来会老战友！只要有了这身行头，想来这位官至参谋长的老战友也不会小视和冷淡自己的。如同诸葛亮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今天要办的事，未入空军大院就已有七分成功了吧。老贾坐在车中望着窗外的景色这样想着，成都军区空军司令部的大门已在眼前。

一路通报、检查、过关，总算找到了昔日的老战友，如今成都军区的空军参谋长。老贾说明来意，参谋长思考了一会儿说：“事情不太好办哪。这种事不但在成空没有过，就是在全国的空军中恐怕也没有过。你知道我们这是军用飞机。这军队是属于党和人民的，军用飞机不是谁想动就可以动得了的。当年林彪逃跑时，他的身份是党和国家的副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就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想弄架军用飞机坐坐都差点没弄成，要是他的动作再迟一点，用不着到蒙古温都尔汗玩那个机毁人亡的把戏，怕是连跑都跑不成了。这个事件说明了什么，说明对军用飞机管理得严格嘛！你想想看，要是单独兴师动众地出动一架军用飞机，为你们在广汉挖的那些小小窟窿眼儿拍摄照片，那事情可就要好好琢磨一下了。中国这么大，又正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美帝苏修对我虎视眈眈，越南小霸仍在我西南边疆骚扰捣乱，国内也还有一小部分暗藏的阶级敌人，并企图破坏和捣乱。作为党和人民的军队，有多少急事、大事、重要事需要办哪，要把如此非凡的国之重事都撇开不管不办，却要为几个不起眼的小窟窿拍照，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滑天下之大稽吗？再说我们有明文的纪律规定，只要动用飞机，除上报成都军区外，还要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才能行动。所以你说的这个事，是空想一场罢了。”

贾克一听，如同当头挨了一闷棍，顿觉头脑晕眩，陷入一片沼泽迷雾之中。悬在嗓子眼儿里那颗比春天还要温暖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但他并不甘心就此失败，厚着颜面，强打精神，吞吞吐吐地说：“有这么玄乎吗？能不能变通一下。这中国的事历来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什么事只要一通融、一变通可就大不一样了。”

参谋长望着老贾头上的白发和一脸丧气又不甘心的样子，沉思了一会儿，将手中的烟蒂用力按在办公桌上那个硕大的烟缸里，站起身在宽敞明亮的屋子里一边踱步一边说道：“你说得有些道理，中国的事嘛，确实是这样，变通一下嘛，也不是不可以。因为是老战友了，我也就直截了当地跟你交个实底吧。刚才我考虑了一下，我们广汉那个飞行学院总在搞训练演习什么的，如果在训练的时候顺便从三星堆上空绕上一圈，趁此机会拍几张照片，也是可以的。如果这样，就不必报成都军区和中央军委，我说了也就算数了。这样吧，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说省博物馆在广汉三星堆地区挖了几个墓，他们来人联系想拍几张照片，你们飞的时候就把那个区域挂一翅子，顺便带上他们拍几张就是了。”

参谋长说着，望了贾克一眼：“你看我这样通融怎么样？”

“真是太好了！我在这里代表省博物馆真是得好好谢谢你呵！”老贾站起身，脸色微红，有些激动地说着，参谋长也微笑着站起身，两只温热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第二天，省博物馆的赵殿增、陈显丹按领导的授意，来到了空军广汉飞行学院面见有关方面的领导。学院方面对此极为重视。经院党委研究后，决定派一架安2型飞机担当此任。为工作和安全计，在飞行之前需到现场做详细考察。

第三天，飞行学院领导和教官、飞行员等有关人员到三星堆发掘现场实际考察后，认为像这样小范围的遗址，在安2型飞机上难以拍摄理想的照片。考古人员所发掘的面积全部加起来只有1250平方米，长度约为六十米、宽约二十多米。而安2型飞机最低飞行高度是300－400米，飞行速度为每秒一百五十米左右。考古队装备的那套摄影器材，在这样的高度和速度之下是很难拍出高清晰度和高质量照片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三星堆周围烟囱林立，浓烟滚滚，能见度极低，不但限制了飞机的飞行高度，弄不好还可能会发生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一旦恶果发生，恐怕将会有一连串的人员吃不了要兜着走了。

经过一番勘察和探讨，军地双方人员决定放弃用安2型飞机拍摄的计划而改用直升机，但飞行学院却没有直升机。为此，考古队方面再请老贾找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商谈，看能否想办法弄一架直升机兜上两圈。贾克不愧是公认的“活雷锋”，听罢这一要求，二话没说，一拍大腿就起了身，再度坐上那辆老牌福特轿车，晃晃悠悠地一路急奔空军大院找到了参谋长。在经过一番交谈后，把事情再一次搞定。参谋长也是个义气之人，当场决定仍以训练的名义从成都新津空军机场调一架直升机到成都凤凰山机场待命，在适当时机由凤凰山飞赴三星堆发掘现场进行拍摄。由于直升机耗油量大，空军的经费也不宽裕，本着互惠互利、相互支援、精诚合作的原则，博物馆方面需拿出一千元钱作为油料费用补贴。

既然空军方面如此慷慨大度，乐于助人，那么博物馆方面也不能太过小气。于是博物馆方面将家底弄了个底朝天，好不容易凑足一千元人民币，一咬牙递到了对方手中。

1981年4月23日上午，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赵殿增、陈显丹与摄影师陈湘华、邹德四人，一大早就来到了凤凰山机场，在飞行员与导航员的带领下进入直升机机舱，安排与拍摄相关的具体事宜。此时的条件是，在直升机的内舱下方有一个直径约一米宽的投掷孔，还有一架小梯子。摄影时，人要趴在投掷孔的边沿，腰上拴着保险带，以免被甩出机舱之外。根据机内的条件和人员分工，当飞机飞越三星堆上空时，赵殿增负责与飞行员和陈显丹联络，陈显丹则负责观察目标，并具体指挥摄影师，而两名摄影师则要一前一后趴在投掷孔的边沿实施现场拍摄。一切安排妥当后，上午10点30分，成都空军司令部按预订计划下达命令，要求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待命的直升机立即起飞，前往广汉三星堆发掘现场执行拍摄任务。

直升机顶部那颀长的如同大号风扇一样的螺旋桨，在隆隆的引擎声中开始旋转，机体在巨大气流的引力下腾空而起，上升到预定高度后开始调整角度朝三星堆方向进发。此时，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春光明媚。可惜的是地面上飘浮着一层淡淡的雾气，给拍摄带来了一点不便。

直升机飞行二十分钟后，开始抵达三星堆区域上空。在赵殿增的提示下，飞机开始在2500米的海拔高度上，沿着鸭子河下游向上游一边飞行一边盘旋。考古人员老鼠一样在地下打洞是内行，但从没有像雄鹰一样在空中寻找地面目标的专门训练和经验，这次登机则是大闺女上轿——头一回，所以就变成了十足的外行。只见目标在身下晃来晃去，眨眼就没了踪影，加之从高空俯瞰地面，矮小的农舍与碧绿的田野、土坝、高埂没有多大的区别。三星堆周围七八家大大小小的砖瓦厂几十根烟筒丛林一样树立着，且根根烟囱都喷泉一样向外大口大口地吐着浓雾，更加搅乱了已经无法准确定位的视力。机舱内，机器的引擎声轰轰隆隆地响个不停，震得里面的几个工作人员无法听到对方的讲话。在这种情况下，负责与飞行员联络的赵殿增见左指右指总是指不到点子上，便急忙从随身携带的一个皮包中拿出纸笔开始写起来。每写完一句“向左500米”或“向右前方700米”，便撕成纸条递给导航员，导航员再转告驾驶员。驾驶员按照字条所写数据摸索前进。细小的字条如此递来递去，飞机在空中颠来倒去，仍然找不到准确目标。情急之中，赵殿增再递字条要求下降，但飞机下降后被雾气所挡，连那些房舍、烟囱之类的建筑物都看不清楚了。飞机只好再度升高，在鸭子河边转了三圈后，天空开始有云彩飘来，地面的雾气越发浓重。导航员朝赵殿增摇摇头，摆摆手，表示这次已无能为力了，需要马上返航。赵殿增把这一意思传给陈显丹。陈显丹只好指挥两名摄影师匆匆忙忙地冲地面三星堆一带拍了几十张照片，算是结束了这次航拍。

此次拍摄失败，主要责任当然应归考古人员一方，是他们临阵找不到确切目标才导致了不战而返的结果。博物馆方面将赵殿增等人紧急召回，馆领导很是痛心地说：“我们拿了一千元钱，你们却弄了个鸡飞蛋打，这对得起谁，这个责任谁能负得起，快想想以后咋办吧。”

待情绪渐渐稳定，馆领导和赵殿增等考古人员一商量，表示绝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总结教训，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以便第二次实施拍摄。决心下定之后，博物馆便请老贾再度出山，硬着头皮到空军司令部联系，争取再给一次补救的机会，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空军方面不愧是人民子弟兵，很痛快大度地答应下来，并表示拍不成照片绝不收机。

为吸取上次的教训，解决目标分辨不清的难题，考古队方面召集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力求飞机一到鸭子河就能看到三星堆遗址。但要做到这一点，地面遗址必须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否则将重蹈上次的覆辙。究竟弄一个什么样的标志才能将飞机上几个人的眼球吸引过来？有人想起了几年前观看的一部叫作《鸡毛信》的抗战电影。在影片中，某村群众为掩护抗战游击队，特地在一个山头上栽了一棵“信号树”。只要鬼子一来扫荡，守在树下的放羊老汉便立即将树放倒。游击队看到后便悄悄地埋伏起来，因而这个招数受到了游击队员们的广泛好评，并成为躲避鬼子的经典绝招。根据电影的启示，有人提议也可在三星堆顶部栽一棵“信号树”，当看到飞机飞来时，树下的人立即将树放倒，这样上面的人就像当年的游击队员一样发现遗址了。此招一出，立即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本来这个三星堆的土包包和顶上那棵树就很难被上面的人发现，若飞机一到上空又将树放倒，岂不是更看不到了吗？这个只知死搬硬套、不知因地制宜的方法实不可用。但提出此招的人又辩解道：“如果是把树放倒再立起来，然后再按倒，这样往复循环，周而复始，或许是可行的。”大家想了想，觉得目标还是太过微小，遂做了彻底否决。此后，又一考古队员受电影《地道战》的启示，提出是否在三星堆的顶部竖一根电线杆子，杆子顶端挂一口大铁钟，铁钟可用绳索从地面上摇打。只要看到飞机到了鸭子河上空，便像《地道战》中的高老忠一样开始摇绳敲钟呐喊，飞机里的人听到钟声，便过来投入拍摄。众人一听皆摇头，说小小钟声怎能压得住直升机那巨大的引擎声，即使将这口大钟砸扁敲碎恐怕也无济于事。这个荒谬的主意被彻底否决。

以上两种提议被相继否决之后，赵殿增突然想起《东周列国志》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提出可不可以用最原始的点火为号的方法引导飞机？也就是说在遗址旁架上柴草，草上泼上汽油，只要飞机一来就开始点火，机上的人看到烟火就知道这是自己人点燃的信号，就自然地飞过来了。众人听罢，觉得此法尚可，只是附近几十根烟囱，每根烟囱都向外喷云吐雾，机上的人员如何分得清哪一道烟火是来自自家兄弟点燃的？赵殿增思考了一会儿说：“尽管此处烟囱林立，但这并不妨碍机上的人能辨别出来。因为我们用飞机拍照的消息已传了出去，可以想象的是，到了拍摄那天，三星堆地区一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围观，其他的烟囱下肯定没有这个场面。只要烽烟一起，又有那么多人在火堆旁，不是正好说明这就是三星堆遗址了吗？”众人听罢，觉得还是不够尽善尽美，但一时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暂按这一方案实施了。

军地双方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所有前期工作就绪。1981年4月25日12时55分，成都空军凤凰山机场接到了起飞的命令。为一战而捷，机场方面特派飞行大队大队长亲自驾机，载着上次的考古人员和摄影师，向三星堆遗址目标疾速飞去。

当飞机飞临鸭子河并在上空开始盘旋时，地面上的考古人员立即点燃了浸了汽油的柴草。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地面人员将柴草分成了两堆，分别位于遗址南和遗址北。这两堆柴草被点燃后，立即腾起了滚滚浓烟与火光。机上的人很快发现了目标，工作人员立即投入到空中摄影前的准备工作。大家用一条直径约四厘米的保险带一端拴在机舱顶部的固定环上，一端拴在自己的腰间，然后将机舱下的一块盖板揭开，露出投掷孔。两位摄影师一前一后趴在投掷孔的边沿，调整最佳角度捕捉稍纵即逝的目标。

直升机在空中打了个旋儿，开始朝三星堆目标隆隆驶来。此时三星堆四周的状况正如赵殿增所估计的一样，早已是人山人海。许多人在听说考古队要调动飞机探宝的传言后，怀着好奇心，专程从外地的县市拖儿带女、风尘仆仆地赶来，要亲眼看看闻所未闻的飞机探宝的奇观异景。飞机在三星堆上空盘旋了三圈之后开始平稳下降，趴在投掷孔的两个摄影师陈湘华与邹德开始抓紧时间拍摄。当飞机降落到离地面约十五米时开始停在空中不再起降沉浮，那巨臂一样宽大颀长的螺旋桨掀起的气流，像暴风一样将遗址中的碎石与瓦片吹得四处纷飞，旁边的扫帚、竹筐也被吹得咕噜噜满地乱跑。在四周观光的几万人见这个庞然大物正冲自己飘然落下，出于本能的反应，认为大难临头，立即四散奔逃。

赵殿增望着机下的人群，心想自己这辈子玩的这个考古的把戏，也不见得全是默默无闻的事业，像今天这种壮观的场面就足以说明考古也是可以弄出大的响声的。而这次巨大的响声就是一次很好的文物与考古的普及宣传和教育工作呵！可惜这些人看不到自己，要是看得到，那自己就算得上是当地最著名的大牌明星了。正这样得意地想着，突然觉得飞机停在遗址上空不再动弹。他心想这机体离地面的距离未免过于近了些吧，如此短的距离于摄影师拍摄全景极其不利，便用早已准备好的纸条写了“再高些，拍全景”几个字直接递给了驾驶员。想不到这位飞行大队的大队长、一级飞行员看后，轻轻地摇了下头，未做理睬。几分钟后，飞机开始慢慢升高，但并未像刚才那样停住。赵殿增着急地伸出右手，一个手指顶着身前平放的左手掌，做了一个停的动作。但驾驶员仍没理他，依然在不断地提机上升，待达到一定高度后，在空中盘旋两圈，而后掉头向凤凰山机场方向飞去。

待飞机平稳地降落后，赵殿增才听那位飞行大队长解释道，当直升机降落时，如果离地面过高根本就无法停住，只有降到非常低的高度，借助在地面上形成的气流才能停稳。这就是刚才飞机降到离地面约十五米时，赵殿增写字条让其升高，而对方没有理睬的原因。不过，当时的驾驶员已明白了赵的意图，用自己平生所学的技术，在升高的过程中尽量使飞机平稳，并在高空盘旋两圈，这样就给摄影师提供了拍摄的有利条件和充足的时间，使此次出航圆满地完成了预订计划。

当两位摄影师回到博物馆将拍摄的照片冲洗出来时，大家发现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不仅遗址内部的情况得以清楚地拍出，整个房址的关系搞清楚了，更重要的是房址与已揭露的遗址的关系，小遗址与三星堆的关系，三星堆与月亮湾以及鸭子河、马牧河的关系，都从所拍的大幅照片中清晰地分辨出来。这些照片对向中央文物部门汇报，特别是对三星堆以及后来围绕整个三星堆古城遗址所制定的发掘、研究、保护方案，都起到了极其重大的参考作用。同时，此次三星堆遗址的航拍，开创了中国航空考古的先河，揭开了现代化尖端技术应用于地下古迹调查、发掘的序幕，标志着中国考古界纯手工操作时代的结束，以及新的具有现代化科技时代的到来。

古城初露

三星堆遗址考古初战告捷，省、县文物、文化部门的各方领导都感到非常满意。鉴于三星堆所展现出的丰厚的文化遗存与广阔的考古前景，四川省文管会与省博物馆领导共同研究决定，派参加这次发掘的考古队员到北京，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为下一步更大规模地发掘和有效地保护三星堆遗址，争取在财力、政策等各方面能给予大力支持。

1981年6月1日，三星堆考古发掘队队员莫洪贵、陈德安、陈显丹、敖天照等在主持人王有鹏的带领下，携成都空军直升机航拍的现场资料以及发掘出土的各类石器、陶器等照片与文字资料，乘火车来到北京，分别向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做了汇报。在向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黄景略的汇报中，王有鹏提出希望国家能够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给予立项，并提供经费支持。黄景略听完汇报后，开始并没有过分看重，认为三星堆遗址仍属于一处普通商周文化性质的遗址。在他的心目中，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特别是整个中国西南部作为一个大区时，四川考古界可谓豪杰并起，人才济济，事业干得异常红火。但自1953年大区撤销之后，由于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豪杰萎靡，人才纷纷外流，刚刚兴起的考古事业由盛转衰。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博物馆为主流的四川考古界，除搞了几次小型的调查与发掘外，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动静。与此相反的是，在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流域，或者江淮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文物考古事业却蒸蒸日上，发展迅猛，不断有轰动世界的重大成果问世。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的发现与发掘等等，皆成中外瞩目举世震动之势。在这种格局与情形的影响下，黄景略对这一遗址的价值与重要性，在思想上没有足够地重视，直到他看完所有的发掘资料，才以一个考古学家的学识与眼光，意识到这一文化遗址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与巨大潜力。

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一遗址的价值，黄景略向国家文物局主要领导汇报后，邀请文物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殷商文化考古研究的专家张长寿、殷伟璋、赵芝荃等，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进行座谈论证。三星堆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广阔的发掘前景，立即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高度重视。专家们在给予了较高评价的同时，建议由国家文物局出面立项进行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在三星堆的发掘之初，王有鹏曾在遗址的文化层中，精心挑选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标本，托人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进行检测。这次实验室一并将检测成果拿到会上予以公布。所得标本的检测年代为3000—4000多年前。这个时间跨度已经进入了历史上的夏朝与商朝时期。这个结果和考古人员推断的年代大体相同，众人听罢甚为高兴。在得到各方面的认同后，黄景略对王有鹏表示：“立项的事可以考虑，你们打算以后如何发掘，需要多少钱合适，回去请省博物馆给这边打个报告研究一下吧。”王有鹏点头答应。

眼看北京之行的目的已成功达到，按照原订计划，王有鹏又带领几名考古队员先后到北京的周口店、河南洛阳、陕西的西安和宝鸡、甘肃的马家窑以及四川周边地区的文化遗址做了访问与考察。在开阔了眼界的同时，也为三星堆遗址下一步发掘积累了新的经验。

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各地掀起的新一轮建设的高潮，地下文物与文化遗存的发现不断增多，考古发掘任务日益繁重。根据上级指示精神，1982年春，四川省博物馆所属的考古队单立门户，扩编组建与博物馆同一级别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三星堆发掘的主持人王有鹏留在博物馆并出任副馆长，其他人员如赵殿增、莫洪贵、陈德安、陈显丹等随原考古队被分到了考古研究所下属的考古队工作。赵殿增出任考古队常务副队长。不久，赵殿增代表四川省考古研究所携三星堆发掘计划来到国家文物局，找到文物处处长黄景略，请其立项并给予两千元经费的支持。黄景略看过计划，又听赵殿增称四川考古研究所现在是底子薄，基础弱，发掘经费极端困难，急需要国家文物局拿出两千元予以支持云云，心想四川的考古的确是落后了，田野发掘不用说，仅从向国家要钱这一点看，就显得相当不在行了。他微笑着对赵殿增说道：“小赵呵，你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比我晚些年，也算是校友了。你到四川后，就很难听到你的消息了，今天冷不丁地报来了两千元的发掘计划，你让我怎么给你们批呵？”

赵殿增1943年生于河北省大厂县，196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博物馆从事考古调查与发掘方面的工作。但由于各种条件和机遇所限，十余年来没有弄出什么大的动静，心中既不甘心，又有些惭愧。今听黄景略说起学友之谊，更觉心中不安，原本那黝黑的脸显得有几分紫红。他微微向前探了下身，面带羞涩又内含几分谦逊地说道：“您是前辈，我哪里敢高攀呵！不过我们四川的考古单位实在是穷呵，如果您嫌这两千元太多，给一千五也行。”

听了赵殿增那发自肺腑的真诚话语，黄景略忍不住笑着答道：“我看就不要一千五了，你回去重新给我打一个三万元的报告来吧，我们研究一下，看看是否可行。”

“三万？”赵殿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情不自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满脸狐疑地反问了一句。

“没错，是三万。这些钱是你们一次发掘的费用，以后要发掘，再根据具体情况上报吧。”黄景略平静地说。

“三万？是三万？这可是钱哪！”赵殿增怔怔地站在原地自言自语地说着。

“没错，是钱，人民币，你可不要想成美金呵！”黄景略望着赵殿增那惊愕的脸，有点调侃地说。

赵殿增从对方那真诚的目光中渐渐回过神来，往前急跨两步，一把拉过黄景略的手道：“黄处长，黄老师，谢谢您，谢谢您的关心与支持呵！”

黄景略用力握了下赵殿增的手说道：“是呵，你们四川这么多年默默无闻，好不容易弄了个三星堆，我们能不支持吗？回去好好地干吧。”

赵殿增走后，黄景略把情况向国家文物局领导做了汇报，特别提出三星堆是西南地区发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商周文化遗址。该遗址目前正在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必须尽快由国家立项进行抢救性发掘。无论是从遗址本身的重要性还是从促进西南地区考古工作来看，都应给予各方面特别是经费方面的大力支持。

1982年6月14日，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庄敏，根据文物局领导的指示，来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从鸭子河对遗址的冲刷，以及真武村、三星村两个巨无霸型的砖瓦厂取土的进展情况看，对三星堆土包本身与整个遗址的文化层破坏极其严重，抢救性考古发掘已迫在眉睫。庄敏返回北京后，将情况向领导做了详细汇报。从此，三星堆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考古发掘工地，由国家文物局拨出三万元专款予以补助。乘着这股东风，四川省、广汉县文物考古部门联合协作，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初步划定了保护范围。同年8月，由广汉县人民政府发文批转县文化局《关于加强月亮湾、三星堆遗址保护工作的报告》的通知，强调了对遗址保护的重要性。此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与广汉县文化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再度拉开了三星堆遗址科学发掘的序幕。

从1982年到1984年，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经四川省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沈仲常、赵殿增兼任这四次发掘的正、副领队，陈德安、陈显丹主持日常的野外发掘工作，敖天照等为主力发掘队员。在此期间，考古队面对三星堆遗址一天天被蚕食、破坏的现状，忧心如焚，分别根据国家规定的《文物保护法》，向县委和当地政府部门提出了“停止挖土，就地保护”的方案。但没有人重视他们的请求和方案，政府官员们时常是打着哈欠，将考古学者们点灯熬油花费了几个晚上才整理出来的报告，随手扔入垃圾筐。砖厂取土仍在继续，窑膛的规模越造越大，四周的烟囱越来越多，喷出的烟雾越来越大，越来越浓，已到了遮天蔽日的程度。此后的三四年间，在三星堆遗址内，落后的原始手段的破坏与科学的现代化考古发掘双向进行，考古人员在工作中一边哀叹着古老文明一天天遭受着野蛮蚕食与啃啮，一边在发掘中不断增加着对遗址文化内涵的认识。而对这文化内涵认识得越深、越清晰，心中泛起的苦楚就越大，精神的煎熬就越重，灵魂的折磨就越难以忍受。日子就这样在现实与内心的矛盾冲突，以及悲愤与困惑中一天天过去了。

在连续不断的发掘中，考古队开始与砖厂的取土民工开始了赛跑的历程。三星堆西南三百米处的台地上，考古人员首先赶在民工们前来取土之前，揭露遗址面积一千多平方米，并在上层发现了尖底杯、尖底罐等一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遗物。这一地层遂被确定为考古学上的“第四期文化”。经碳十四测定并经树轮曲线校正，其年代为距今3005±105年前。此次赛跑式的发掘成果，补充了第一次发掘中在文化分期上的不足，基本上确定了三星堆一、二、三、四期文化的演变特征，为建立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和发展序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就在考古人员发掘的过程中，三星堆遗址群北部一个被称作西泉坎的地方又遭到了当地砖厂的严重破坏，发掘人员不得不放弃区域内的西南防区而转战于西泉坎，以赶在被砖瓦厂大队人马全部毁灭之前进行抢救性发掘。

所谓的西泉坎，实则是濒临鸭子河的一处高级台地。从河岸断面之上就可清楚地看到丰富的文化层，其堆积中有较多的红烧土遗存，所出器物不仅与首次发掘地层中的第一期相似，而且特征更为明显。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考古人员根据种种迹象开始怀疑土梁埂可能是人工堆积，于是决定由发掘主持人之一陈德安与发掘队员、广汉县文物干部敖天照共同去找砖瓦厂领导协商，要求砖厂方面立即停止在梁埂上取土的破坏性行为。他们面见厂长并说明情况后，厂长先是径自点上一支烟吸着，一只半挽着裤腿的脚踏在一条长木凳上，弓着身子，头高高仰起，浑浊中夹杂着一丝霸气的双眼，似看非看地瞟着面前的陈德安、敖天照，张大的嘴巴像消防队员的干粉灭火器一样“滋滋”地向外喷着呛人的烟雾，瓮声瓮气地说道：“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这地下有没有文物，啥子文物关我屁事。镇领导让我带人在这里挖土烧砖，我照着做。只要窑里着火，烟囱里冒烟，把砖烧出来就对了。至于其他的，于我没得一点关系。我小老百姓一个，管不了那么多，要说你们还是到南兴镇（已由公社改镇）找那些当官的去说吧。”言毕，将脚从长凳上挪下来，将顺手扔掉的半截烟蒂在红砖铺就的地上用脚尖踩住来回揉搓了几圈，而后甩开双臂，扬长而去。

陈德安、敖天照一看这位厂长如此德性，索性骑上自行车来到南兴镇找镇党委书记理论。书记听罢，义正词严地指出：“这烧砖的行当可是关系到当地几万人民群众吃饭穿衣的大事，既是生产线，也是生命线，如果断了这根线，吃饭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不知道有多少人民群众要流浪街头，生命将受到严重威胁。目前中央号召要安定团结，这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安定就是你们这种人要好好在家里待着搞研究，不要到处乱跑乱挖。这团结嘛，就是要顾大局，要懂得群众利益。凡是牵涉群众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民以食为天，要是没得饭吃了，这天下不就要大乱了吗？所以你们就不要整天以保护文物的名义，连唬加骗地蒙我们这些基层的党政干部和老百姓了。你们这种做法是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相违背的。当然，你们不让这些民工挖土或不让烧砖也可以，只要拿钱来给予补偿，砖厂可以换地方或干脆停产。如果拿不出钱来，对不起，以后就不要再跟我啰唆了。”

陈德安、敖天照被弄了个灰头土脸，知道再找下去其结局也是如此，万般无奈中只好采用老办法——与挖土烧砖的民工抢夺地盘，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遗址文化层的破坏。不久之后，在土梁埂北端二支渠旁的“马屁股”梁子断面上，考古人员发现了土梁埂底部丰富的文化层，遂引起重视并开始局部发掘。1984年9月，已成为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长的赵殿增到三星堆遗址内真武村土梁埂上考察，以敏锐的眼光感觉到有人工建筑的可能，遂与考古队领队陈德安商定，在该梁埂的中段挖一个探坑，以验究竟。陈德安调集几人开始行动，结果发现梁埂内部的填土包含有陶片、红烧土块等物，由此证明这些土梁埂并不是自然堆积，而是人工建造的用于防御的“土城墙”。

这一发现，丰富并加深了对三星堆文化一期的认识。赵殿增由此提出了“一期文化可能是一个单独的文化阶段”的设想。就在考古人员兴致勃勃地准备通过继续发掘以验证这个设想的真伪，同时对三星堆隐含秘密的全面破译有一个大的突破之时，忽然发现砖厂方面对三星堆主体的取土明显加快，人员似乎在一夜之间增加了一倍，眨眼的工夫就使原来的三个大土堆只剩下不到半个了。面对此情，赵殿增对省文管会顾问、三星堆考古队总领队沈仲常有些激动又有些伤感地说：“我有一种预感，这三星堆的大土堆好像是人工夯筑的，如果真是人工夯筑，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被吃掉而没有任何表示，将成为千古罪人。”

“那你看咋办？”沈仲常用略带忧伤的语气问道。

“我意立即放弃西泉坎的发掘，将人员转入这最后半个土包上来，并且要以最快的速度确定这个土堆的性质，弄清楚到底是不是人工建筑。如是人工建筑，那性质可就大不一样了，就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砖厂停止挖土，以保全这最后半个人工建筑的证物，否则我们难以向后人交代。”赵殿增回答着，眼里闪着激动的泪光。

“那就将人员尽快转过来吧。”沈仲常有些无奈地答。

得到了对方的同意与支持，赵殿增遂令陈德安忍痛暂时放弃西泉坎阵地，所有考古人员再一次被动转移，集中到最后残剩的半个土堆上来。此时考古人员在西泉坎共发掘了七个探方，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成片的红烧土块、柱洞、水沟等房址遗迹，以及反缚双手跪坐的石人雕像及不少的石璧残片。从遗迹遗物分析，推测这里可能是一座石器作坊。在转移前，所挖探方只得匆忙回填，而自回填之后，直到20世纪结束，再也没能回来发掘。

陈德安带领考古人员按照新的情况做了战略性转移之后，经过对现场的勘察分析，决定将发掘区紧靠在所剩半个土堆的北侧，并在总结前几次发掘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将此次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地层分期和文化内涵的寻找研究上。根据这一指导方针，在发掘中很快找出了比较清晰的层位关系，确认了“土埂”伸出的边角坡叠压在第一、第二期的文化层之间，从而证实了被当地人称谓了若干年的“三星堆”，实则是人工修筑的一大工程。基于这一科学认识和土堆的神秘性，以及土堆本身隐含的重大文化内涵与考察价值，经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电告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处黄景略等人与局领导给予了密切配合与支持，通过中宣部与国务院办公厅，迫使四川省与广汉县主要领导做出批示，勒令砖厂停止在半个土堆和遗址内进行破坏性挖土。正是得益于上下各方面有识之士的奔波努力，只剩不到半个的土堆，连同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遂在即将全部消失的最后一刻有幸保存了下来。

1985年春，陈德安率考古队，根据西泉坎与半个土堆旁侧等几个小范围内的出土情况，对周边地区做了全面调查。从连年发掘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以及当地百姓捡拾的出土文物来看，整个遗址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经过反复调查确认，在这一大的区域内，除著名的月亮湾、三星堆以外，在周边相邻的回龙村、仁胜村、大埝村所属的田间耕地内，随处都可发现与以上两个遗址相同的残陶片与文化层，从而进一步确定这是一处由数十个小型遗址连接在一起的大型古遗址群，整个范围可达十二平方公里以上。根据遗址的地形、地貌与文化内涵，考古人员首次提出了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三星堆古城”的设想。按照这个设想，遗址的东、南、西三面各有城墙护卫，北边是江水浩荡的鸭子河（雁江），要么北城墙已被河水冲掉，要么原本就是以河代墙。发源于岷山河谷的湍急的河流充当了这座古城的天然屏障，与其他三面的土墙共同形成了对古城内部的拱卫态势。从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的文化分期综合推断，这座古城的建造年代应为商代早期。鉴于这一考古成果的重要意义，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三星堆遗址，使砖厂尽快停止破坏性取土，在中央与四川省两级文物考古部门的斡旋呼吁下，广汉县委、县政府在一片批评与谴责声中，于1986年年底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希望通过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正式确定三星堆遗址的范围和价值，以便当地政府视情况做出最后的抉择。

此时，从中央到四川省和广汉县三方文物主管部门，也感到有对这一遗址进行一次大规模发掘的必要。通过这次发掘，三星堆遗址到底是骡子是马，是保护还是铲除，将一锤定音，立见分晓。于是，在国家文物局给予经费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协作下，在并不太显眼的川西坝子，一场震惊中外的考古大发掘开始了。 PlN+q5+39y3qGJsz5tqetDBoxKaE1kd1He1javE9nWurK+sJmEml+n5AADRxrd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