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漫长的寻觅

美国人组织的科学发掘，月亮湾的隐秘忽明忽暗，难窥真颜。古董商的阴谋，土匪地痞的捣乱，当地民众的恩怨，发掘工作被迫停顿。研究成果的公布，郭沫若闻讯东京来信。王家祐在燕家大院的夜话，引出了一段意外插曲。冯汉骥的月亮湾情结，联合发掘队进驻月亮湾。省博物馆与四川大学的纷争，悲情时代一连串悲情故事。

美国人插手发掘

戴谦和刚下车，正好遇到了外出归来的美国人葛维汉。葛氏是人类文化学教授，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并留校任教多年，研究古物与古人类遗迹是他的本行，且造诣颇深，20世纪20年代末来华，在川南一带传教，同时做一些田野科学考察工作。华西大学成立后，受他的好友、时任华大美方校长约瑟夫·毕启博士的邀请来到该校任教，后来兼任了华大博物馆馆长之职，自此更加注重对边疆地理的考察与古器物的搜集工作。在这期间还主持创办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定期编辑出版该会会志与博物馆馆刊，对推动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地理和古文化的考察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对戴氏的做法，国内有些学者如冯汉骥等曾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作者注）。因戴、葛二人同在华西大学共事，平时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摆长城吹牛皮，还几次结伴外出到川西搞过田野调查，遂成为要好的朋友。此次一见，戴谦和便用中国式的幽默说：“尊敬的馆长先生，我送您几块石头，不成敬意，万望笑纳。”

望着戴谦和风尘仆仆又精神抖擞的模样，看到一辆军车与几名荷枪实弹的川军官兵共同前来，葛维汉立即猜出这位神通广大、爱好古物的地质学教授此次肯定捞到了长江上游少有的“大鱼”，便双手抱拳于胸前不无幽默地说：“欢迎，欢迎，在下求之不得。”说着将右手冲博物馆大厅一扬，做了个请的姿势。戴谦和让随行的官兵将盛装玉石器的箱子抬下来，同摄影师老晋一道跟着葛维汉到了一间办公室。在开箱之前，戴谦和又突发奇想，先让葛维汉闭了眼睛，待箱子打开，里边的玉器一件件被拿出摆放到办公桌上后，戴谦和说了声：“好！”葛维汉才睁开眼睛。刹那间，几十件大小不一、精美异常、光芒四射的玉石器如同汹涌奔放的潮水“哗”的一下扑入眼帘，令人在短暂的惊异之中感到了一丝夹杂在诡谲神奇中的壮美与豪阔，其景观既撼人心魄，又撩人遐思。葛维汉于惊愕中张大了嘴巴似想喊句什么，但始终没能喊出。他静下神来，先是将摆放的所有器物用爱抚喜悦的眼神横扫了一遍，然后伸手捧起一件玉琮旁若无人地仔细观瞻起来。直到被晾在一旁的戴谦和大声“抗议”，指责对方见财眼开，不够哥们儿，葛维汉才从沉醉中猛醒过来，很不好意思地伸手拍了下戴氏的肩膀，又分别向摄影师老晋和抬箱的官兵点头致歉，各方人员才开始进行理智的交接与交流。

葛维汉以华大博物馆的名义接收了戴谦和交来的玉石器之后，对此视若珍宝，爱不释手，并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研究之中。在此之前，葛维汉见过并亲手摩挲过许多玉石器，但从没见到有如此精美之器物。据稍后来到华西大学博物馆任职的郑德坤教授考证，西蜀石器文化的发现并不遥远，其肇始于1886年英人探险家巴伯（E.C.Baber），此人在这一年入川游历时，于重庆附近当地老乡手中收购了二件磨制石器，回国后对此做了研究并发表了学术论文，西蜀有史前石器文化遂闻于世。其后，居住在川康地区的传教士叶长青（J.H.Edgar）及华西大学的戴谦和、葛维汉等学者，以边疆学会的名义在各地展开调查，收获颇丰。所取标本除将少数捐赠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及南京“中央研究院”外，其他的几百件各式石器全部收藏于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叶、戴、葛三人对当时采集到的石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后，先后在《华西边疆学会会志》《亚洲文会会报》等刊物发表了关于川康地区石器的文章十余篇。由此，四川史前文化才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前来调查者接踵而至，一时出现了西南石器文化研究的热潮。1925年至1926年间，中亚探险队考古学部主任奈尔逊（N.C.Nelson）前往三峡调查史前遗迹。据郑德坤说：其人亲履洞穴数百处，考察精详，成绩笃著，所得遗物，除一部分留在北平地质调查所外，全部编号运至美国，存放于纽约自然博物馆。”关于这批器物的初步报告刊于美国《自然科学》杂志，后又刊于《中亚自然科学》第一卷。1930年，广州中山大学美籍教授哈安姆（Arnold Heim）曾专程自广州跑到四川边疆考察地质，亦得石器数十件。1931年春，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派包戈登（Gordon Bowles）到川西调查民俗，在一个称作道孚的地方发现史前遗址多处，采集石器数十种。这批石器全部存放于华西大学博物馆保护、研究……正因为有了以上的工作基础，戴谦和把从广汉运来的这批玉石器交给华大博物馆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为弄清广汉玉器的情况，葛维汉曾多次向戴谦和请教，并会同华大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对摄影师老晋所拍的照片做了研究，初步认为“月亮湾一带很可能是一处重要的古代遗址”。同时预感到在出土器物坑的近旁必有其他遗物埋入地下，如果找到并挖出，可作为这个器物坑和掩埋器物的旁证加以考察研究。为了更详尽地了解这处遗址与出土器物的内在联系与文化性质，葛维汉以“广汉遗物之富于考古价值”为主题向华西大学校本部打报告，要求率领几名教职员工亲赴月亮湾玉器出土地点做一次考察，通过对这一地域的考察研究，从而得出合乎历史真实的结论。这个报告在得到校方批准后，葛维汉又决定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筹集经费做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以找到更多的器物加以研究，尽快解开埋藏玉器之谜。为促成此事，他致函于广汉的董宜笃相商，请其出面和地方上的头头脑脑们联系，做些前期的宣传鼓动工作，争取地方当局和士绅们的同意与积极参与，至少不至于在背后捣鬼，中途下绊儿，将事情搞乱搅黄。同时葛氏又利用华大博物馆的影响力，一边筹款，一边积极做四川省教育厅的工作，最终办妥了针对广汉县中兴场月亮湾地区的考古发掘执照。广汉县方面在董宜笃的奔波说和以及陶旅长从中斡旋下，县长罗雨苍以广汉县政府的名义正式发函对此次发掘表示同意和支持。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葛维汉得此消息兴奋不已，决定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冬季水枯时期，在月亮湾燕家院子周围进行试掘。但由于其他事务耽搁，此次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就宣告流产。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葛维汉决定再度组织人员对月亮湾进行发掘，在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筹备后，终于付诸行动。这年的阴历三月初四、初五两日，葛维汉、林名均等华大博物馆的四位教授，携带着测量器、绘图板、水准器、卷尺、铁锹、铲、锄、粗制毛刷、竹篾等发掘器物，连同十几名训练有素的发掘工人一起乘车来到了广汉。在董宜笃的引见下，很快与县长罗雨苍、当地驻军陶旅长等军政要人接上了头。罗雨苍与陶凯当晚共同设宴款待葛维汉等人的到来，并于席间商及发掘的具体事项。最后决定以“此项发掘，非以现代科学方法不能辨明其层位而求得时代之价值。然此事在蜀尚属创举，以西人主持其事，恐引起不必要之误会与纠纷，乃改用县政府名义，由罗氏出面主办”（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载《说文月刊》1942年3卷7期。以下引文同）。为了表示地方政府对此次发掘的支持和重视，罗县长指派两名亲信邓巨铺、萧仲源专门负责发掘中的人员组织、调配以及后勤服务等事项，其他的诸如发掘计划、发掘地点以及发掘中的方式方法等科学方面的事项皆由葛维汉全权主持。由于月亮湾地下藏宝的秘密随着燕道诚的泄露，陶旅长手下官兵的发掘，董宜笃、戴谦和、葛维汉等洋人三番五次地光顾等举动，早已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秘密挖宝的陶凯军队撤走后，成都与广汉的古董商人、土匪、恶霸、地痞等各色人物，纷纷潜入月亮湾，欲发一笔横财。尤其是当地最有名的如王脚猪和人送外号鬼难拿、鬼见愁、鬼敲门三兄弟等悍匪，主动与当地社会不安定分子相勾结，利用各种机会和借口进驻月亮湾，在平坦的稻田和弯曲的水渠边大肆挖掘起来。在不算太长的日子里，整个月亮湾已不再是油菜花盛开，稻香四溢，曾养育了无数子民的温馨家园，瞬间变得千疮百孔，窟窿遍地。在这种情形下，负有地方治安之责的陶旅长曾多次派出军警进行弹压，但只收到一点暂时性效果，得到片刻的安宁，一旦军警撤出阵地，立即又恢复了原来的混乱局面。月亮湾那鸡犬不宁、狼烟不绝的状况，渐已成为广汉军政要人的一块心病。这次葛维汉一行的科学发掘，算是一个大的契机和转折点。为了保证发掘人员的安全，也为了当地治安状况尽快好转，罗县长和陶旅长商定，在发掘期间派出一个连约一百二十人的官兵与三十名团丁，日夜驻守在发掘现场，并集中部分精力合力围剿、堵截、消灭在月亮湾活动的不法分子，如有为非作歹或继续违抗者格杀勿论，或就地正法，或枭首示众，以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混乱态势。

第二天上午，葛维汉一行来到了月亮湾进行实际勘察，此前派来的官兵与团丁早已按照预定的守护、警卫方案部署完毕。为表示对此次发掘的重视，也为了彻底根除上次派兵挖宝的不良社会影响，陶旅长与罗雨苍县长等军政要人于第三天上午率一干人马来到月亮湾发掘工地进行视察。在葛维汉的陪同下，一行人先在燕家院子的四周和月亮湾台地转了几圈，葛维汉边走边指着眼前的地形，讲着自己对这一区域的推测与未来的发掘计划。看得出，葛氏的兴致很高，而重返月亮湾的陶旅长此时的心情更是出奇地好。当这群特殊的视察大员转到两个守护的机枪手面前时，陶旅长望着架在土堆上那散发着瓦蓝色光芒的德国造轻机枪，两眼放光，兴致大发，转身对陪同的守护连长明知故问道：“这枪的威力咋样，大不大？”聪明伶俐的连长早已闻知面前的这位活阎王有好大喜功、爱慕虚荣、故弄玄虚的嗜好，立即站直了身子短促有力地回答道：“报告旅座，威力巨大，比过去的机关枪可是厉害多了，不愧是德国造，真是名不虚传呵！”

听罢此言，陶旅长得意地点点头，接着大声对两个机枪手命令道：“你们两个给我冲西边那个横梁子来一梭子，震一震王脚猪和鬼难拿这些个老王八，看他们还敢再来跟我陶某较劲。”两名机枪手不敢怠慢，立即掉转枪口，将一长串子弹“哗哗啦啦”地推上膛口，开始扣动扳机“咚咚隆隆”地放起枪来。密集的子弹飞出枪膛后在西边不远的横梁上“哧哧溜溜”地上下窜动，不时有飞弹发出“唧唧”的怪异而骇人的鸣响，流弹撩起的一串串火花与烟尘，蛇一样贴着地皮不住地窜动、翻腾、跳跃，形成了一道奇特而亮丽的风景。众人见状，识趣地齐声喝彩，陶旅长见这次在洋人面前都露了脸，遂得意忘形地大笑起来。

待罗雨苍、陶凯等军政要员例行完公事，前呼后拥地返回县城后，葛维汉与林名均决定找燕道诚了解当年挖出玉器的详情。此前，对燕道诚挖出玉器的具体情形，董宜笃曾对葛维汉说过，并言具体情形是“由小到大，分为三道，一列坑左，一列坑右，一列坑面，形如长方坑之装饰”。而随戴谦和赴月亮湾调查的摄影师老晋则对林名均说，坑中的玉器形状及放置情况是“大小不等，叠置如笋，横卧泥中”。为此老晋还特地说明，此种说法是从燕道诚之子燕青保口中得知的，当时“燕氏以事关风水，记忆甚确”。但这个说法显然与葛维汉听到的不合，到底孰是孰非，只有再请燕道诚出面回忆并决断。当几人来到燕家找到燕道诚，并请求其回忆那天晚上挖玉器的具体情形，以及玉器在坑内的布置状况时，燕氏摇了摇头，晃了晃脑袋，抬起袖子擦了把有些昏花的眼睛说：“当晚由于老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还刮着寒风，下着小雨，马灯的光亮既小且暗，加上当时怕被人望见，心惶惶的，只顾向外掏东西，没顾得详细观察器物之间有啥子联系。再说它们联系不联系与我们挖宝有啥子关系，我们只要把宝掏出来就对了。不过隐隐约约地还是有些印象，这个坑肯定是长方形的，坑中的玉石器整体的堆放情况似是圆形的器物如玉璧、石璧等，都是从大到小重叠在一起的，在坑的周边环放着一圈石璧，其他器物的堆放情形就模糊不清了。再说这事都过去几年了，我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人老了，头昏了，也就懒得特意去记了。”

葛维汉等发掘人员听了这个模棱两可的描述，颇不甘心，又找来燕青保询问，对方的回忆跟燕道诚不相上下，同样稀里糊涂说不清楚。事实上，由于当时的心境和本人缺乏考古学方面的训练，所以燕氏父子对坑中玉石器情形的回忆，只能供考古人员做个参考，但不能看作结论。不过按燕氏父子的说法，此坑连同大批器物的出现，至少给研究者留下了三个未解之谜。一是这个坑是谁挖的，在什么时间挖的，为何不是其他形状而偏偏挖成长方形？二是坑里的玉石器为何要重叠堆放，横卧泥中或环坑一周？三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石璧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做何种用途？

为解开这一连串的谜团，葛维汉、林名均决定先将燕道诚挖出器物又回填的那个坑重新掘开看个究竟。此时坑边溪水暴涨，林名均只好指挥工人将欲发掘的一段用泥石断塞，并将坑之两边掘开，使溪水改道经坑边流出。后借助燕氏田溪中所设水车将水车干，慢慢寻找到当初发现遗物的原址开始发掘。经淘掘后，发现其为一长约七尺、宽三尺、深一尺多的土坑，坑中旧藏遗物已全部被燕氏取去。林名均等“仅得玉圭之残块两片及残缺小石璧数件而已”。因当年器物被取出之后，为寻找金银珠宝，燕青保又在坑中向四周乱挖一气，使考古人员再看到这个坑时就显得有些杂乱和不伦不类。尽管如此，原坑的轮廓还是能辨别出来。由于坑中受到严重破坏，整个坑壁已难觅到器物挤压停靠的痕迹，当年那些器物到底如何排列组合，也只有听燕氏父子的一面之词了。

对于这段发掘经历，林名均在他后来撰写的《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的报告中说道：“此类石璧残块，尚有为前此燕氏弃掷于岸旁者，吾人亦一一拾取携归。此外尚有由坑中所散出之长方形绿色小玉块，及绿松石磨成之有孔石珠，混于溪底泥沙之内，吾人淘洗约近百件。据云，自燕氏淘溪之后，附近居民于其近旁拾得此类石珠甚多，用线穿连以为儿童玩具。然皆散失（吾人曾于一乡人手中购得数颗），小玉块则无人拾取，任水漂去。按周礼典瑞，‘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则其地或为古代重要人物之坟墓，诸物乃殉之所用也。或为古代祭祀大地山川之所，亦有可能。”

面对这个已遭破坏的神秘的器物坑，葛维汉和林名均在此徘徊思考了很久，初步认定这个土坑是一座墓葬或者是一个祭祀坑。既然如此，像这样高规格的墓葬或祭祀坑就不是孤立的，它一定有相关配套的其他设施与器物。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葛维汉决定就土坑四周布网发掘，尽量搜寻与之相关联的遗迹遗物。于是，若干年后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于1934年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正式拉开了序幕。

根据考察的情况，葛维汉与燕道诚进行了一番交涉后，决定先在燕氏当年挖掘的坑边开两道探沟，视发掘的情形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发掘事宜由林名均具体指挥实施。关于此次发掘的详情，林名均在随后发表的考古报告中做了这样的叙述：

吾人预掘之工作地段，为小溪之左右两岸，惟溪南即紧接燕氏私宅，其人迷信风水，不允于其宅外发掘，乃就溪北葫豆田坝及溪底二处作为目标。于是先沿溪开一长四十尺广五尺之第一坑，经时四日，深达七尺。其地表面为近代之黑土层，平均深度约有三尺，其中所含陶片及破损陶器最为丰富，且有若干石器及其残块混入其间，吾人发掘所得，皆在此层之内。以其土层辨别为红色，故葛氏疑其为古代之一陶窑。再次则为未曾翻动之黏土层，带黄褐色，以探锄击洞视之，亦无遗物发现，知再掘无益于事，乃停止第一坑工作改掘溪底。

……溪底工作既毕，便紧接第一坑之南开第二坑，同时依其北开第三坑，长宽均同第一坑。第三坑土层与第一坑相同，在第二层中亦掘得若干陶片与石器残块。二坑半属溪岸，较田坝约高尺余，上二层泥土系后人堆积，继有近代陶瓷残片，无何等价值。下第三层，与第一第二两坑之瓦砾层同，所得亦相似。再下即为未曾翻动之黄土层矣。

当发掘工作进行时，吾人即注意附近各地有无其他遗物，后果于小坡之上拾得石器残块两块，溪岸拾得少数陶足。后又由一农人处购得石斧一柄，柄刃及口部残缺。又得刀柄一段，尚存一孔，据谓亦得自溪中，距燕氏淘制处十余丈。此外尚购得红色小石凿一柄，谓于溪南土中所得。据此，则遗物散布之区域，甚为广大，若能用长时间做大规模之发掘，成绩必更有可观，唯因种种限制，吾人不得不暂时结束。将所掘之坑用泥土补填复原，并给地主以相当回报以赔偿其损失。

由于此时川西平原匪患严重，虽有陶旅长与罗县长派出的军兵、团丁共一百五十余人严防死守，并不时将那德国造轻机枪朝四周的土梁子和树林放上几梭子子弹，以示威胁与恫吓。但仍有为数众多的亡命之徒不吃这一套，他们置生死于度外，顶风而上，故意与守军官兵团丁们较劲，声言要血洗月亮湾，夺回失去的地盘，保家卫国，让洋人们统统滚蛋。他们白天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悄然蛰伏，每到晚上便像狼虫蛇鼠一样从不同的地方钻将出来，开始对发掘工地及其相关人员进行骚扰。一批古董商人眼看自己的财路随着几个洋人的到来被封堵，于心不甘又颇不服气，便与地痞流氓勾结，四处散布流言，称县政府与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军政要员挟洋人以自重，并与洋人勾搭成奸，出卖祖宗，将近千名驻军开赴月亮湾秘密挖宝。月亮湾下埋有古蜀国的开国之王——鳖灵王开金堂峡口的宝剑和他的坐骑等等。陶旅长的挖宝大军敞了蜀王的坟，得了这把宝剑和一匹镏金马，并挖出了两口袋金珠玉器与十几棵摇钱树。而这蜀王的坟一旦被挖开，月亮湾甚至整个中兴场和广汉的风水将遭到彻底的破坏，四方乡邻百姓即将大祸临头云云。由于这一番蛊惑煽动，使原本文化程度低下，整日在巫术与魔法的阴影中苦度时日的劳苦大众，由最初的嫉妒变为眼前的恐惧，由恐惧演变为对县政府与驻军的愤怒，再由愤怒的火星迅速燃起了仇恨的烈火。在烈火的燃烧中，这些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劳苦大众，怀揣着关乎自己生死存亡的恐惧与急欲摆脱灾难的焦急之情，开始主动与各路地痞、流氓、土匪及大胆的刁民勾结，嘴里狂喊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守土有责，共同对敌”的口号，秘密成立了一个“广汉民团乡勇爱国护宝总指挥部”，开始与驻守的军队、团丁展开游击战。在如此民怨沸腾、险象环生的境况下，广汉县县长罗雨苍认为再这样折腾下去，不但发掘的器物有所闪失，几个洋大人的人头都可能要丢掉。如果这几个洋人真的在自己的地盘上被悍匪们作为“肥猪”绑去，将头砍下，那事情可就闹大了，不但自己要丢官罢职，脑袋都怕是很难保住。想到这里，遂以“匪风甚炽、安全堪忧”为名与陶旅长、葛维汉协商暂停发掘，待“匪患已除，民众息怨，事理尽晓后，再做发掘事宜之筹划”。本来陶旅长还想凭着自己的武力坚持一阵子，声言再派出一个团进驻月亮湾与悍匪刁民决一雌雄，但葛维汉此时早已吃尽了被骚扰的苦头，再加上怕事情越闹越大，于己于当地政府、百姓都没有好处，遂萌生退意，同意了罗县长的意见。于是，发掘队于3月26日撤出工地，整个发掘过程为期整整十天。

关于这段看起来有些意外的插曲，林名均在他的报告中曾说道：

三月六日发掘工作开始，然附近无知乡民，竟妄造谣言，谓吾人掘有金马，时邻境匪风正炽，恐因此发生不测，且夜间必须步至八九里以外住宿，为避匪患，众皆为苦，故甫十日即行结束。

此次发掘，在沟底和溪岸共开探方108平方米，出土、采集了六百多件器物。其中有石璧二十件，琬圭、石珠十余件，琮三件，玉圈、小玉块数十件。另外还有三件石斧、一件石锥、二件石刀、二件石杵、五件磨石和石珠等。文化层出土有灰陶钵及大量残陶片，其中以灰陶居多，纹饰简单，多为素面。所出器物分置六箱，全部押送至广汉县政府。罗县长在过目之后，便“以此有关文化之古物，分散之后不便研究整理，乃将全部移赠华西大学博物馆保存”。

按照林名均的说法，与罗县长的慷慨大度成鲜明对比的是，“惜燕氏私藏数器，几经交涉，未能购至，仅摄影以做参考而已”。

葛维汉、林名均等人怀揣复杂的心情返回成都后，尽管有时间短促、发掘计划未能全部实现的无奈与遗憾，但事已至此，只好将精力投入到发掘器物的整理与研究之中。20世纪50年代之后，著名的华西大学改为华西医科大学，华大博物馆的器物由四川大学博物馆接收保存，在馆内长期摆放展出的“广汉太平场遗物”，即有这次发掘出土的全部器物。

郭沫若东京来信

就在葛维汉与林名均等学者在华西大学博物馆集中精力整理、研究广汉出土器物之时，1934年下半年，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古玉考》的学术论文，论文的作者为成都古董商人兼金石学家龚希台。据该文称，1932年秋，龚氏从燕道诚手中购买了四件精美玉器。“其玉外作深褐色，或染朱，颇似出土器物。其一折断，其中略作灰色带浅红斑纹，质地不甚坚细，其质料又与其他玉器迥异。然四器之形制及制作仍与广汉文化遗物大同小异。四器并为圭璋之属，各长尺余，柄俱有孔有牙，与土坑出土琰圭之牙孔无殊。”龚希台经过对所购玉器的鉴别研究，认为“燕道诚掘出玉器之坑及其周围乃传说中古代蜀国望帝之所，出土的可以串联的绿松石珠则是古代帝王冕毓饰物……”。

此文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与争鸣。一批中外著名学者如顾颉刚、蒙文通、徐中舒、郑德坤、卫聚贤、葛维汉、戴谦和、林名均等纷纷加入到了这场争鸣之中。据后来出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郑德坤说，到了“民国二十九年，龚氏已归道山，其戚某氏以重价（将四件玉器）售归华西大学博物馆”。当时尚在馆内的林名均考察了这四件玉器后说道：“其器质皆精美，各长尺余，柄俱有孔有牙，与前述琰圭之牙孔无殊。其一上部如戚形者，龚氏以为钺；其一上有三枝者，龚氏以为戟；上作半圆者，谓之为琰圭，与前所述之琰圭相同；上如刀形者，谓之为牙璋，皆治兵之器也。龚氏考证精详，惟质料与吾人所见略异，故有人疑其不真。”正如林名均所言，这几件玉器的真伪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有争议，没有人能做出一个权威性的令众人皆成共识的结论。

就在学术界围绕广汉出土的古玉与古器物所展开的研究与讨论方兴未艾之时，1936年，葛维汉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六卷发表了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最初报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报告将月亮湾发掘出土的器物、纹饰与河南安阳殷墟、河南渑池仰韶村、奉天沙锅屯出土的器物做了比较，大胆而科学地提出了“广汉文化”这一学说，并断定这一文化其时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则为周代初期，也就是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同时极富预见性地指出：

这次发现的器物，至少对研究古代东方文化给历史学者们提供了三种情况。第一，随葬器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葬俗、社会和宗教习俗。第二，玉、石器以及器物上的纹饰，颇能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第三，出土的大量陶片，为研究四川古代陶器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们已经指出，那个令人瞩目的发现是在一个挖掘七英尺长、三英尺深的墓坑内出土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墓葬大小大致如此。玉刀、玉凿、玉剑、方玉以及玉璧等礼品，周代时均系死者的随葬品，玉珠也为死者的随葬物。如果我们假设它是古墓这个结论正确的话，我们认为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器物。

墓坑里发现的器物有绿松石、绿石或粗糙的穿孔玉珠。从玉珠的两端进行钻孔，接近玉珠半心处的孔径较小。另外还有八十多件小青玉片，因为考虑到它们一般作为装饰品粘牢在木制或皮制品上，没有串联或缝入的孔洞。这些玉刀、玉剑、玉凿等显然是祭祀用的。周代实行祭祀天地大典时，方玉象征“地”，玉璧代表“天”。

……目前的这些资料，也只能停留在暂时假设阶段，待将来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以及广汉收藏品极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早期收藏品比较后，再来改变或确定结论。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金石并用时代。我们这次在四川广汉县遗址发现的玉器、随葬物和陶器系年代很早的标本。

较之龚希台的《古玉考》一文，葛维汉的报告发表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更为广泛、热切的瞩目。因为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广汉月亮湾作为一处古代文化遗址进行命名和剖析，并较详细地论述了出土器物与这一遗址内在的文化联系，揭示了掩埋者的意图和秘密，将隐匿于历史深处虚无缥缈的古蜀文明掀开了沉重的一角。这一角虽锈迹斑斑、雾气昭昭，但毕竟在万重关山中打开了通往古蜀王国的一条小小的隧道，从而出现了“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可喜局面。虽离进入令人心驰神往的“桃花源”还有艰巨漫长的一段路程，但毕竟显现了希望的曙光，这曙光或许在不远的未来必将照耀出一段历史的大世界、大辉煌来。由此，广汉发掘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使在革命低潮时期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兴奋不已。很快，林名均和葛维汉收到了郭沫若的来信，要求赠予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以先睹为快。林、葛二人此前与郭沫若友善，接信后一一照办，很快将资料由海路寄往日本东京。郭收到后，于1934年7月9日回信向林名均、葛维汉表示谢忱，并畅谈他对“汉州遗址”的看法，行文中充满了对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山水的深切眷恋，同时也看得出他当时那跃跃欲试而又无可奈何的两难之情。其言曰：

林名均先生：

很高兴接到你和葛维汉先生的信。谢谢你们的好意，送给我如此多的照片、图片以及戴先生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的文章，并且告诉我有关发掘的详细情况。你们真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我希望将来你们能取得更大的成绩，研究古代的遗迹和建筑、雕刻、坟墓和洞穴。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今后会有一系列的发掘以探索四川史前史，包括民族、风俗以及它们与中国其他区相接触的历史。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很遗憾，我不能归国协助你们的发掘。

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此外，汉州的陶器也是属于早期的类型。你们认为汉州遗址的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将来四川其他的地方尚有发掘，它们将显示出此文化分布的区域，并提供更多的可靠的证据。

根据你们的要求，我将我写的两本有关中国考古学的书送给你们，并且请书店直接将最近出版的一本送博物馆，另一本送葛维汉先生。以后如有新作，我也将再送给你们。

现在我很忙，就此搁笔。

祝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沫若
1934年7月9日

郭沫若在接到这批材料和图片后，是否对广汉文化做过深入的研究，不得而知，但葛维汉与林名均对此的研究却持续了下来。继葛维汉那著名的发掘报告之后，1942年，林名均在《说文月刊》第三卷第七期上发表了《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长文。文中对出土玉器坑与其他器物的看法，有的与葛维汉的墓葬说基本相同，有的另有自己的见解，林文说：

广汉出土各遗物，其时代颇难决定。在葛氏报告书中，曾假定其为周初之物，后以发掘所得之石器陶器为溪底墓葬中之器物，属于同一时代。其重要证据为溪岸坑中曾获残璧一块，与琬琰之粗者质料相同。然玉器之变化甚少，是偶尔掺入，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于此，吾人有一新假定，即二者本不属于同一时代，将溪岸出土之物与溪底遗物分开。盖吾人在溪底发掘时，绝无一片铜器或铁器发现，以石器及陶器之原始形制观之，这可谓其属于新石器时代。惟陶器中有与城子崖之黑陶相类者，故吾人设定溪底发掘所得之遗物，属于新石器时代之末期而在殷周以前也。

至于溪底墓中之物，其时代较晚，当为周代之物。盖所发现之玉器，与周礼所称，多所吻合。又美国费尔特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洛费氏所作之《中国古玉考》，其第六版第八图之玉刀，形制与广汉溪中出土之玉琰圭相同，彼认为系周代之物。又玉之有牙者，在周代亦颇为盛行。如洛氏书中第二版第二图，第九版第一、二两图，第十三版第一图，及第十五版第三图，均为周代玉器之有牙者。又书中第十一版第一图及第十二版中图向外凸出之环，亦与吾人所获褐色之环相同，洛氏亦定为周代。据巴尔序中称，洛氏著录玉器，多得自吴大澂收藏，及河南新郑发掘所获，并有最精确之考证者。以此证之，则吾人以广汉溪中遗物属诸周代，或不致大有谬也。

惟此次发掘时间过短，所获材料有限，溪中遗物，又已散佚不全，故对于其时代，不能十分确定，将来若能从事大规模之发掘，当必更有可靠之证据出现也。

关于广汉遗物出土的重要性，林名均从四个方面做了概括：

一、古代之蜀，向皆目为戎狄之域，必无文化可言（国策记司马错伐蜀事，张仪曰：“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今观广汉出土之器物，其制作之精工，实无逊于中土，加以玉器之使用，尤足显示其文化之高尚复杂。由此可改变吾人关于古代四川之基本观念。

二、由前所述，可知广汉遗物与中原所得者有若干相同相似之处，则古代蜀中文化所受于中原文化之影响，当不难窥见其痕迹。盖四川与中原之交通甚早，世本谓：“颛顼母，蜀山氏之子，名昌仆。”《史记·五帝本纪》亦谓：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取蜀山氏女，生高阳。其说虽未可尽信，然蜀之名早见于殷代卜辞。武王伐纣，蜀人预焉（见《尚书·牧誓》）。故谓四川与中原同为一系文化，亦无不可。则广汉遗物对于吾国文化分布情形之研究上，实甚有贡献也。

三、由广汉出土之圭，可证明《越绝书》所称黄帝时以玉为兵之说不谬。古书释以玉为兵者，乃以玉饰其兵器，不知兵器真可以玉作，后乃改变其用途耳。

四、此次遗物之出土，仅只广汉之一小区，即有如斯之成绩表现。以此推之，蜀中埋藏于地下之古物，较此更古更重要或尚未经发现者，必有无穷之希望。可以断言，是则对于将来之考古学乃莫大之关系也。

就在华西大学葛维汉、林名均等学人趁着研究的热潮，憋足了劲儿准备离开书斋，再行赴广汉月亮湾发掘，并做进一步研究之时，震撼世界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在大炮呼啸、血肉横飞的境况中，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后来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华西大学的洋教授们一个个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先后情愿或不情愿地返回了自己的国家，发掘月亮湾的机会对于他们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迫于当时的条件，发掘工作业已停止，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延续了下来。就在葛维汉、林名均在月亮湾发掘之时，正在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以硕士研究生的身份攻读古文字与考古学的郑德坤，曾专程入川赴广汉发掘工地进行过参观与考察，并和葛氏做了学术方面的交流。月亮湾的发掘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到了194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考古学及博物馆管理学博士学位并回国的郑德坤，接替葛维汉出任了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在担任馆长期间，他亲自拟订了一个以馆藏两万七千多件西南出土文物为基础，将博物馆建成一个教学研究中心的计划。许多年后，郑德坤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博物馆的工作除了将馆内几万件古物整理和展览外，我还提倡利用这些古物作为‘乡土教材’。从前的留学生，多数是把他们在美国所念的理论整套搬回来，用外国的材料来教书。我当时则提倡乡土教材，主张用当地的材料来讲考古学与人类学。馆中藏品主要是西南一带的文物，于是我就用这些材料整理出一个系统，以为教学之用。整个博物馆跟大学的课程配合起来，这样教考古学与民族学就不再是洋学空谈，每课都有实物可供研究和实验。”郑德坤的这一做法不仅为国人所敬重，同时也获得了国外学者的赞扬。当时来中国访问的英国牛津大学笃实教授即对此深感惊奇。他认为当时的西方人士都以为西方文化比任何文化都文明，中国国内学术界也弥漫着崇洋的歪风，而四川竟有位中国人坚持用自己的“乡土教材”教学，实在令人心悦诚服。

也就在这个时期，郑德坤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论著《四川古代文化史》，并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发表。其中的“广汉文化”一章，曾详细地提及了葛维汉、林名均等在广汉发掘的情形，从“遗址的发现、调查经过，土坑遗物，文化层遗物，购买所得遗物，广汉文化时代之推测”五个方面做了宏阔而不失细致的论述，对葛维汉、林名均、龚希台等人的学术观点，或表示拥护与赞成，或给予反驳与批判，同时在行文中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精辟而独到的观点：

广汉文化之关键在于土坑中之遗物。葛、林、龚三氏并以为系古代墓葬，然上古墓葬之发现记载，未闻有以石璧列为棺椁之墙壁者。假定实有此制，石璧左右及上三方陈列，是该墓前未经发掘甚明，然则何以燕氏发掘之时，未闻有人骨之发现？古代墓葬必有明器，而此土坑所藏仅石器玉器之属。假使林氏据晋君所闻，称石璧叠置如笋，横卧泥中之说可靠，则广汉土坑为墓葬之说，可不攻自破矣。窃疑为广汉土坑应为晚周祭山埋玉遗址，坑形大小深浅虽与墓穴略同，而其功用则全殊。……广汉地处岷山之阳，土坑位于广汉西北，其为遥祠山神故址当可想象。……是广汉土坑文化之年代，或可定为东周，约为公元前700至（前）500年也。

广汉土坑文化之年代已确定，其文化层之年代亦可迎刃而解。据发掘地层之观察，知葛氏以文化层为古代陶窑旧址，其错误可不必细辨。土坑在文化层中为闯入品，其开凿应在此居住遗址荒废之后，是文化层之年代应在土坑年代之前。今以文化层出土石器与中国各地新石器晚期之遗物比较，不但石器至相仿佛，即粗陶细陶亦多相同。诸遗物中绝无石镞及铜器之发现，一方面可以证明其有四川史前文化之特质，一方面亦可证明其年代应在铜器盛行以前。然则假定广汉文化曾为四川史前文化新石器时代末期之遗址，正在土坑时代之前，当无不可，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至（前）700年以前。

郑德坤长文的发表，使学术界围绕月亮湾出土器物再度掀起了新一轮更加广泛、深入的探讨热潮，“广汉玉器”“广汉文化”也随着这股热潮传之四海，名满天下。

略感遗憾的是，1947年，郑德坤受英国文化协会的邀请，赴英国在剑桥、牛津、伦敦三所大学轮流讲学。1948年，当他完成讲学任务路经香港拟返回华西大学时，由于国内战乱难行，遂留居香港。1951年，郑德坤再赴英国剑桥大学从事他中国考古和艺术的教学研究工作，此后一直在海外工作、定居，再也未能回到他梦牵魂绕的四川和华西大学。

冯汉骥的预言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广汉文化与月亮湾的考古发掘，再次出现了新的转机。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各地建设高潮的兴起，中国西南部先是有成渝铁路的建设，接着颇受国内外瞩目的天成（后改宝成）铁路也开始动工修建。就四川境内而言，宝成铁路南段由成都起始，全程需经过新都、广汉、德阳、罗江、绵阳、彰明、江油、昭化、广元等十个县境。从成都到绵阳一带，自秦、汉以来就是西南文化的中心区域，而从绵阳到广元一带，又为南北交通的孔道，特别是昭化和广元两地，历代都为政治、军事重镇，其地下文化丰富，文物颇多，具有古蜀文化相当明显的代表性。鉴于在成渝铁路修建工程中，曾于沿线收集到大量文物，因而在宝成铁路工程开始时，当时的西南区文教部有关领导，曾充分注意、考虑到这一重要方面的因素。为了配合工程建设，更有效地宣传文物政策和清理保护出土文物，西南区文教部指令西南博物院筹备处组织、派遣工作组前往铁路沿线，开始清理和收集发现的文物。

1953年年初，由于工作的开展和各种重要文物的发现日益增多，西南区文教部再做决定，令西南博物院筹备处与宝成铁路施工局政治部、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民政厅、公安厅、绵阳专员公署等单位联合组成宝成铁路文物保护委员会，由西南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为总负责，下设宣教和技术两套班子，开始到沿线各单位和群众中间宣传文物政策，并从事文物的保护、清理、收集等工作。冯汉骥上任之后，对广汉月亮湾一带这个在学术界颇为瞩目的古代遗址特别关注，为防止地下文物遭到破坏，他亲率考古工作队前往调查发掘。他在后来发表的《宝成铁路修筑工程中发现的文物简介》一文中，有一大段是关于广汉中兴乡月亮湾遗址调查与发掘的论述：“由于各方面的有力支持，尤其是筑路工人发挥了工人阶级的高度积极性和爱国主义精神，使清理文物的工作能顺利完成，并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广汉中兴乡遗址散布地面甚广，我们在打鳅田略为试掘，即出土大量的石屑、陶片和少数未制成的石器。据推测，此地可能是一石器制造场所。时代不会很早，虽没有铜器发现，或者是属四川巴蜀时代（殷周）的遗址。巴蜀时代遗址，是我们此次工作中注意的重点之一，但至今尚未有确切的发现，只在广汉车站工程中得有铜矛一件，出土情况不明，是属于巴蜀铜器型的……”

从文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冯汉骥在庆幸之余，还夹杂着一丝没有发现心中梦想的那种古代器物和遗址的淡淡的遗憾，这个遗憾一直等到九年之后才得以弥补。

由于月亮湾这一文化遗址的重要性为学界所熟知，1955年，受四川省文化局的派遣，省博物馆考古学家王家祐再赴广汉开始对这一遗址进行调查。作为冯汉骥学生的王家祐，于1926年生于成都，受知识分子家庭文化的熏陶，自小就对中国古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幼年拜青城山常道观易理轮（心莹）道长为师，并由恩师赐名王宗吉。他于华西大学协和中学毕业后，遂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中国史学界著名的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等教授学习中国历史。1948年毕业后在中学任教三年，其间云游、考察了上海、南京、杭州及四川各地石窟造像区，并师从高道名僧学习道学与佛学。1951年追随冯汉骥到西南博物院（今重庆博物馆）筹备处从事考古工作。1953年8月，进入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进修，并聆听了郭沫若、夏鼐、裴文中、向达、苏秉琦、阎文儒、吕遵谔等文化大师的讲课，结业后返回西南博物院筹备处，主要负责考古调查方面的工作。由于王家祐在读川大历史系三年级时，冯汉骥兼任这一年级的班主任，并直到这期学生毕业后的1950年赴重庆组建西南博物院方才离开，因而从关系上而言，王家祐既是冯的学生，又是下级加助手。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冯汉骥每次下田野搞文物调查，王家祐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位得力干将。冯两次赴广汉调查发掘，王家祐都是开路先锋和发掘的主要实施者。1954年下半年，王家祐离开重庆调至成都四川省博物馆工作，半年之后开始遵照上级的指示再次赴月亮湾调查。但由于此次调查时间紧张，收获甚微，只是“在鸭子河边漫步察看了土层，无所获”。于心不甘的王家祐在撤离考察现场时，同他的恩师冯汉骥一样，心中生出了一丝怅惘和难以割舍的情愫。

1956年的春季和秋季，四川省文管会田野组先后在涪江流域和温江专区做地下文物的初查工作，其中温江专区的调查由王家祐与本馆的考古学家江甸潮主持。借此机会，王、江二人怀揣着一个尚有些朦胧的梦想再赴广汉月亮湾，在燕家院子四周做了较为详细的勘察。就在勘察的过程中，王、江二人那朴实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给燕氏一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王家祐与江甸潮借住在县城文化馆的一间平房里，要到月亮湾工作，来往要步行三十几里的路程，交通和生活均十分不便，每当遇到风雨天气，更是倍觉困难与艰苦。面对此情，燕青保主动邀请王家祐与江甸潮住到自己家中，二人推辞不过，便于几个风雨之日吃住于燕家。时燕道诚已经作古归西，燕青保开始主持家政。每到晚上，王家祐与年过六旬的燕青保对床而眠，长夜倾谈，从当年燕氏一家发现玉器坑的情形，到戴谦和、葛维汉等洋人们主持的发掘，连同活阎王陶旅长率部在月亮湾盗宝的所作所为，一幕幕往事像流水一样从记忆深处淌出。二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过瘾，越谈越觉得相见恨晚。几个晚上下来，竟成了铁哥们儿和拜把子兄弟，达到了无话不谈、心心相印的境地。当王家祐在交谈中得知燕家仍有一部分精美玉器深藏不露的秘密时，便主动做燕青保的工作，告之现在已经是新中国、新社会了，不再是原来慈禧老佛爷统治的大清国和蒋委员长主政时军阀混战的民国了。整个中国大地已经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那些被压迫被奴役，整天在土里刨食的苦难深重的农民兄弟，已变成了国家的主人。而在各级政府当官办差的官员，则成为农民兄弟的仆人了。这个新型的既有民主又有自由并朝着共产主义大道奔跑的天堂一般的国家，曾经制定了专门的政策，凡一切出土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藏和倒卖。当年在月亮湾挖出的那批玉石器，如果继续匿藏不交就与新的国家法律相悖。假如上边文物部门和司法部门真要追究起来，燕氏家族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为此，王家祐对燕青保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这事还没有外人晓得，你还有立功赎罪的机会，要仔细掂量一下这人头跟你家埋藏的那堆石头之间哪个大，哪个小，哪个轻，哪个重，哪个更值钱，哪个更有保留价值，到底是保人头还是保石头……”王家祐的一番话使燕青保幡然醒悟，表示要保人头不保石头，决定从即日起痛改前非，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国家主人与合法公民，将家中所有的藏宝都掘出来如数交给新生的人民政府。

燕青保说到做到，第二天一大早，便果真从猪圈的壕沟里挖出了用一个猪食槽盛放的深藏二十多年之久的玉琮、玉瑗、玉璧、玉磬等最为精美的几十件文物，然后由王家祐牵线搭桥交给了省博物馆。这批器物是1929年燕氏父子在土坑中挖出的那批著名的玉石器中的最后一批，也是最为精美的一批。至此，燕家声称再无一件私自存留的玉器了。为了验证当年燕氏父子所挖玉石器在中国存留的数量和保存情况，20世纪9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几家号称藏有“广汉玉器”的单位联系，对各自的藏品进行整理、鉴定。令人大感失望的是，所有收藏的玉石器加起来，其真品仅为四十余件，只相当于当年总数四百多件的十分之一。后来四川方面又同台北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求其对院内收藏的“广汉玉器”进行鉴定并告知实情。台湾方面在做了全面配合后，得到的结果是只有两件玉璋是真品，其他全部为赝品。也就是说当年燕氏父子挖出的那批玉石器，百分之九十已通过各种渠道流散到国外或遗失了，这个具有悲剧意味的结局令知情者无不扼腕叹息。

1958年春，王家祐与江甸潮第四次赴广汉展开田野调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二人在月亮湾至中兴乡的三星堆一带盘桓良久，经仔细踏勘和试掘，发现三星堆文化层内涵与月亮湾竟相一致，都是难得一见的古蜀文明遗址——这一举动，是自燕氏父子发现玉器坑近三十年来，首次将月亮湾与三星堆两个小型区域作为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以敏锐独特的学术眼光，认识到这两处遗址文化内涵的一致性。根据调查结果，二人很快写出了后来被业内广泛引用，对三星堆遗址的保护与考古发掘具有先锋意识和前卫观念，同时兼有深厚学术功底的著名论文——《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此文在《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刊出后，立即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中说道：

在燕家院子外堰沟及土岗的断层中，包含了较多的陶片和火烧土的文化遗迹，我们就地采集到各式陶片和人工打制石器的坯子。再沿土岗南行，岗势略向左转，其西坡有大量陶片的堆积层，估计应是当时烧造陶器的地址。在此访问居民时，据说附近农田中常因耕地挖出玉器和石器。我们收集到一批历年在此出土的玉、石制品，计有牙璋、石璧（残）、石镞、石斧、赭石和一件玉制圈状器及打制而成的石圭的坯子。此外，在发现的一块褐黄色半透明的石块上，有数道人工磨制痕迹，证明这一遗址，是大量制造玉器和石器的场所，过去所出的大批玉器和大小石璧，都是当地的制品。这里收到的两块赭石，形状是磨扁的方形条块，表面呈紫色，光滑有细腻感，硬度很高。……因为许多石、玉器都是农民挖出的，它与陶片层在时代关系上究竟怎样，尚待日后发掘研究。

三星堆在马牧河右岸，与横梁子隔水相望。近年来农民因从岗西穿过岗东，挖出了一道水沟，在沟东端右边断面上，露出较大块的陶片层，岗面好几条沟的断壁里，也同样包含着很厚的陶片层。明白地显示了这里是古遗址的所在地。我们在这里略一挖取，就收集了几种不同器形的陶片，并在沟边拾了一件磨制的石斧。这些陶片，经过初步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它的特征是这样：从陶片部位上看，较多是敞口器的口缘，另外有灯柱下端和器腹；陶质方面，有淘洗过的泥质细陶……此外，从这些陶器片的制作技术和火候方面看，轮制技术还处在较低的水平，因此器壁厚薄不一，火候也较低。

综观以上具有的这些症状，可以看出这批陶片与四川各时代墓葬出土的陶器及成都青羊宫遗址的陶片、器形、特征相比，都有显著的区别。所以我们初步认为（新繁、月亮湾、三星堆）这三个遗址的文化，相当于殷周时期，与战国以下的文化当是一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至于这一文化的全貌如何，与我国黄河流域古代文化的关系怎样，尚有待今后将这三处遗址正式发掘后，才能着手研究。

王家祐、江甸潮这次深入而卓有成效的调查，以及对文化的整体把握与认识，是三星堆遗址近百年历几代人的调查、发掘与研究中，极富学术眼光的一次具体的实践，为后来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发掘、研究等一系列工作，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调查结束后，二人专程到广汉县政府汇报并请求对包括月亮湾在内的整个三星堆遗址加以保护，同时首次向学术界发出了进一步调查认识与研究保护以三星堆区域为主体的“广汉文化”的呼吁。这一行动与考察成果，对后来三星堆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继王家祐、江甸潮此次调查四年之后的1962年6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三年级即将毕业的学生需要实习，曾在成渝和宝成两条铁路沿线的文物调查与抢救中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此时已从重庆调回成都并出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兼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借这次学生实习的机会，冯汉骥决定亲率师生赴月亮湾对这个一直令他梦牵魂绕、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巨大魅力的古遗址再度展开一次具有现代科学性质的调查与发掘。

关于冯汉骥的经历以及他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与保护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从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为其所做的小传中可以有个大体的了解。冯于1899年生于湖北省宜昌县小溪塔冯家湾村一个中学教员家庭，五岁时在家乡私塾中发蒙，十岁入美国人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宜昌美华书院学习。1914年，因美籍校长柯柏侮辱一位中国教师，冯汉骥基于义愤，鼓动同学反抗，结果被罚停学半年，故延至1916年冬毕业。1917年春，入安庆圣保罗高等中学，并于1919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由于冯汉骥学习成绩优异，按规定免费进入教会办的武昌文华大学，但入学以后，教会要求学生必须信奉基督教和学习神学，遭到冯汉骥的拒绝，于是教会取消其享受免费的权利，并要求冯汉骥偿还全部学费。冯毕业后省吃俭用，在两年内归还了学校全部学费八百余元。

由于冯汉骥在大学时读的是文科，并兼修图书馆科，1923年毕业后，被他的老师介绍到厦门大学任图书馆襄理，第二年升任主任。

在厦大的日子里，冯汉骥适逢鲁迅亦在厦大任教，两人过从甚密。冯在图书馆专门为鲁迅安置了一间寝室。鲁迅遂在此考订中国典籍，并由此引起了冯汉骥对文物考古这门学科的兴趣。加之闲暇时又常协助生物学教授秉志采集标本和研究，使这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直到产生了迷恋的程度。以后冯汉骥再度入学深造并主攻人类学，与这段经历和鲁迅等人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31年夏，冯汉骥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学习，后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人类学考古学的严格训练。在美八年间，他读过摩尔根的《人类之血族与姻族之系统》及《古代社会》两大名著，并亲身访问了印第安人的村落，对于这一地区原始的氏族社会有很深的理解。他在校期间所著《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亲属制》学术论文，以其独特而具有创造性的发现，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又将此文略加删节转译为汉文，发表于《齐鲁学报》第一期。此文充分论证了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最能与亲属名词发生关系者，莫过于交表婚、姊妹同婚及收继婚三种的现实。但其由于制度特殊，如媵婚中不同辈的人，也可纳为妾媵。因此，中国老一代的学者对此信疑参半，许多著名的经学大师如郝懿行、王念孙父子及俞樾等，对于这个问题皓首穷经也没有说清楚。但冯汉骥在文章中根据摩尔根的理论，阐明其真相，科学而合理地解决了两千多年来经学上所不能解决的聚讼纷纭的一大悬案，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重大的影响。

1937年春，冯汉骥应当时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李济的邀请，经由欧洲返国，准备参加中央博物院的工作。适逢“八一三事变”发生，上海战事正酣，于是他被迫在香港上岸，经广州去武汉。时中央博物院忙于内迁，已无法做新的人事安排，冯汉骥遂接受了四川大学的聘请，于同年11月到达成都，任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在此他结识了史学名家徐中舒，两人遂成挚友，以至相处四十年，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其深情厚谊常为人称道。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冯汉骥任社会组组长，对于西藏地区民族的调查和分类，建树甚多，其积累之资料，厚至盈尺，并发表了《西康之古代民族》等论文和摘要。1941年，四川省博物馆开始筹备，众望所归，冯汉骥被推荐为筹备主任。从1943年开始，又应邀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兼课，1944年代理该系主任。在这段时间内，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前蜀王建墓。当时这种规模较大的地下墓室的发掘，不但在西南地区尚属首次，即使是在全国范围内也别无先例。冯汉骥却在抗日战争时期极为艰苦复杂的条件下筹谋策划，主持其事，充分显示了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墓室开启以后，外界谣传其中有大量金银财宝，遂引起了袍哥土匪的觊觎，竟至武装抢劫，将冯汉骥从工地劫持捆绑拷打半天之久。虽历如此艰险，但其保护文物之决心并不动摇，发掘工作没有因此而受影响，不久之后他又主持了重庆铜官驿和昭化宝轮院船棺葬等具有重大影响的考古发掘工作。

尽管冯汉骥在中国求学时代毕业于教会学校，但对教会那一套说法和做法却相当反感，一生从未信教。对于某些外国人打着学术的幌子在中国边疆四处活动，更是存有戒心。在抗战时期，当华西大学的戴谦和等人约他参加时为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等主持，而旗下成员较复杂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时，冯汉骥以“以为中国边疆不应外人研究，中国的事让中国人自己处理”为由，拒不加入。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拒绝了国外友人约其去美国效劳的建议，将重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之中。

1950年，新生的人民政府刚刚建立，百废待举，困难甚多，但为了保护历史文物，仍决定立即在重庆成立西南博物院，冯汉骥出任筹备主任，并配合当时大规模开展的基本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在成渝铁路修建期间发现的“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当时长江流域第一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迹，对整个中华民族史前史的建立具有十分重大和不可替代的划时代的意义。

1955年，西南博物院撤销，冯汉骥又奉命回到成都，出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兼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这个时期，他除关心两个单位的人才培养外，主要从事研究四川考古并整理新中国成立以前即着手撰写的王建墓的发掘报告。

1962年，冯汉骥完成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初稿）》的编写工作，并于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此书不仅被视为冯汉骥二十年辛勤劳动的结晶，同时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界所产生的一项重大成果和业绩。这一成果不但对中国考古史，同时对工艺美术史、建筑史和音乐史亦做出了独特而重大的贡献。

当然，就在冯汉骥率领师生于1962年6月奔赴月亮湾之时，他撰写的这部皇皇巨著正处于紧张的杀青阶段。在这种情形中，他毅然投笔离开书案，打起背包和学生们一道乘一辆敞篷汽车赶赴工地。按他一贯的想法与做法，作为学者固然需要通过学术成果建立自己的名山大业，但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培养人才，传递学术薪火并在后学身上发扬光大乃是自己的首要职责。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境界和为人处事准则，他决计放下手中正在撰写着的著作，亲自率师生来到田野调查现场，结合实际将自己平生所学一点一滴地滋润到晚辈的心田。在月亮湾的三层台地上，冯汉骥指导年轻的教师与学生在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地方做了详细的调查，并进行了一些小型的发掘。在此期间，他除了蹲在坑中近距离指导学生外，还拿出一部分时间带领师生走出月亮湾，扩大调查范围，对整个三星堆区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科学勘察。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冯汉骥基于对历史记载和地下发掘资料的综合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学术界习惯看法的新的理论，即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可能要到长江流域去寻找，而不一定局限在黄河流域。为此，他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希望以此作为自己一生中最后一项主要的科研项目来研究并有所发现和突破。在他的心中有一种预感，广汉月亮湾遗址可能就是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之一。正是具有如此前瞻性的学术眼光和研究目标，冯汉骥才于这个夏天亲自率大队人马走出书斋来到广汉原野，开始了调查和发掘。

就在这次实习活动即将结束时，根据已有的资料和了解的情况，冯汉骥站在月亮湾那高高的台地上，遥指马牧河对岸的三星堆，对他的助手马继贤教授和正在随他攻读研究生的得意门生林向，说出了一句令后来历代发掘者以及三星堆遗址的研究者都不可能忘怀的极具科学战略眼光的预言：“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们的面前。只要把工作做到家，我自信地认为，今天的预言是不会有大错的。”后来的发掘证明，这个预见是正确的，尤其是二十四年之后三星堆遗址两个大型祭祀坑的横空出世及大批金银铜器和古城墙的惊现人间，以无可辩驳的铁证，证明了当年冯汉骥的正确预见。

关于这次调查、发掘的具体情况，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写出了一份调查简报。由于此次调查时间相对过短，发掘中所揭露的面积有限，得到的标本亦不丰富，因而教研组本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文章中较为低调地宣称：

这次我们所采集到的一批有关石璧的标本，大部是在离过去曾大批出土石璧的燕家院子以外约二百米处的鸭子河河岸断层中找到的。这不仅证明这一部分东西原是就地制造，更使我们弄清了它与其他文化遗物之间的共存关系，矫正了过去一些错误的论断，对于确定这一遗址的年代有很大的意义。

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出土遗物，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及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有许多相同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出它们应属同一文化系统。这几个遗址所在的地区，都在记载中的古代蜀民族居住范围以内，所以本遗址当系一古代蜀文化遗迹。

关于本遗址的年代问题，过去有人认为应属西周，有人认为应属新石器时代（直到1958年发表的调查报告还采用这一意见），但这些论断大都缺乏足够的科学根据。首先是他们没有弄清各类遗物的地层情况，例如解放前的一篇文章中认为：“以石器及陶器之原始形制观之，实可谓……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而在殷周以前也。”“至于溪底墓中之物（引者按：指璧、圭等礼器而言）其时代较晚，当为周代之物，盖所发现之玉器，与周礼所称，多所吻合。”（《说文月刊》三卷七期，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这当然是错误的，因其不知璧、圭之属原与所谓形制原始之石器、陶片共存于同一地层中。但此种意见的影响却较大，曾得到不少人的同意。

此地陶器上的云雷纹，是中原殷周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石器中璧、圭、璋等礼器，亦为中原周代遗物之风，由此我们可以肯定遗址年代不应早于殷周。前面提到的此地许多文化遗物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及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具有相同的特征，这是我们推断本遗址年代最主要的根据。因为以上两个遗址都经过发掘，确切年代弄得比较清楚，前者属殷末周初（参看《考古》1959年8期，四川省博物馆《新繁水观音遗址清理简报》），后者上限可至春秋前期到西周晚期（参看《考古》学报1957年4期，四川省文管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本遗址既然同时具有两处遗址的特征，自然其年代应居二者之中，即其上限可至西周初，下限可至西周末，最晚也不当晚于春秋之初。以上两点意见，仅系根据调查材料所得，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进一步通过发掘材料来证明。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学术论点，尽可能地剥去笼罩在月亮湾这块土地上的神秘面纱，冯汉骥和他的学界同行，以及四川大学的师生都在耐心地等待着下一个大规模的探索发掘机会的到来。

悲情时代

在冯汉骥的具体操作下，1963年9月，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联合发掘队，再次来到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进行发掘。这是燕氏父子发现玉器坑三十四年以来，首次由中国人主持对三星堆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月亮湾遗址进行正式的科学发掘。此次发掘的具体组织和指导者，理所当然地属于既是博物馆馆长又是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

按照合作双方达成的协议，除冯汉骥之外，联合发掘队的副队长分别由省博物馆的张才俊与四川大学教授马继贤两位考古学家担任，其成员有省博的戴堂才和川大的童恩正、宋治民等考古学家，以及广汉县文教科的谭锐和中兴公社的文化干事王文江等人。按照要求，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十五名学生全部参加了此次发掘。

9月18日，由四川大学教授马继贤与一名学生乘一辆汽车，携带部分生活用具到广汉打前站，安排食宿等诸多事宜。由于中兴场至月亮湾地段道路狭窄，阡陌纵横，汽车无法通行，只得将发掘工具、器材以及其他生活用具在中兴公社的大院内卸下，由马继贤和他的学生花费了一天的时间，用肩膀挑到月亮湾回龙寺小学，在那里租借了三间平房安顿下来。

9月20日，联合发掘队几十名师生和考古学家携带发掘工具，乘两辆敞篷汽车开赴广汉月亮湾进驻回龙寺小学。按照规定，凡参加发掘者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一斤粮食的定量，缺额部分派一名学生到乡下收购些红薯作为补充。生活稍做安顿后，按照冯汉骥的战略部署，在月亮湾分别选择了三个地点进行发掘。第一个地点选在燕家院子东南三十米左右的稻田里，北面靠近当年出土玉石器的水渠，共开探方十一个。第二个地点选在水渠的北面不远的稻田，只开一条探沟。第三个地点选在月亮湾一道高高隆起的土隔梁上，开挖探方一个，其目的是探察此处是否有由人工夯筑的一道土墙或更加宏大的城墙。这三个点的发掘陆续开工之后，发掘人员将原划分的农耕土、文化层与生土层详细分为上下两层，并分别定为商代和西周早期。

冯汉骥一边与师生们在坑中发掘，一边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真诚地对年轻的教师和学生们说：“我们从事现代考古工作，必须亲自参加田野发掘，锻炼自己，切莫再学过去的金石家，整天坐在书斋的沙发上听任他人汇报古物出土的消息，并不亲自到现场调查核实，那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以后无论是谁，再也不要做沙发椅上的考古学家了……”这些看似浅显的漫谈，实则是颇为深刻的做学问之道，令年轻的师生们牢记心怀，并在以后若干年的社会实践中付诸行动并大为受益。对于所发掘的实际考古资料的应用，冯汉骥还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和几十年工作之经验告诉学生们：“要先从类型学的分析着手，再进而探讨其社会意义，观察务求细致，思考力致周详，应使器物烂熟于胸，在研究透彻之后才能下笔成文。”

就在这样一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发掘中，月亮湾联合发掘队于三个地点，共开掘十二个探方和探沟一条，发现房屋三组，墓葬六座，陶片三万多片，出土了几百件玉石器、骨器、青铜器残片等等极富研究价值的文物。同时，在三个探方的二层中分别发现了一些零星的青铜器残块、孔雀石、铜炼渣等遗物，并发现一块沿边附有铜炼渣的粗陶片。经考古人员的初步推断，当是坩埚的残片，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炼炉的遗迹。面对已被揭露的遗址和出土的大宗器物，冯汉骥与联合发掘队的每位队员心情都颇为高兴。整个发掘工作在平和的气氛与收获的喜悦中，按照原定计划于同年12月3日结束，为期四十多天。

关于这次发掘的成果，时任发掘队副队长的马继贤在若干年之后曾做了一篇追记，文中说道：

月亮湾遗址发掘迄今已近三十年，当年指导发掘的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亦已辞世十余年，可此次发掘的资料一直未能公之于世。作为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并受教于他的学生，我实感有愧。几年来，一些同志知道我是当年发掘的实际负责人之一，一再要我撰文介绍情况。敝人实难推卸，只好应命。不过当年的原始记录已不在手边，不能尽道其详，只能依据当时整理保存的一些不很完整的资料做一回顾和追记，并以此作为对冯先生的纪念。

……

首先，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该遗址的第一次科学发掘，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批有地层依据的可信性资料，有助于对后来三星堆附近发掘的材料进行对比研究。

其次，第一次从地层学和类型学上对月亮湾的发掘进行分析对比，指出该遗址是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时期的堆积，纠正了以往依据地面调查获得的材料来判断该遗址文化内涵的片面观点。发掘的事实证明了地面所暴露的主要是上层的遗物。

第三，纠正了新中国成立前一些学者的错误观点。比如当年葛维汉在燕家院子前面出玉器的坑中发掘时，曾把含红烧土的层次误认为是由于烧窑所致，故定为“窑层”。他还根据当地传说与月亮湾梁子上曾暴露出汉砖等现象，从而认为这是汉代的废墟。经发掘知道，地层中的红烧土堆积，是房屋建筑坍塌之遗迹。月亮湾梁子上有东汉墓的遗留，并非人工建筑之城墙。

第四，三层下发现的沟槽，虽然当时我们已认定它是房屋建筑的遗迹，但它究竟是当时普遍的建筑形式，抑或是有特殊用途的建筑，因受发掘面积的限制，尚难定论。后来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在三星堆的发掘，证明这类建筑是当时的一种普遍形式，两地互相印证，表明这种建筑从北边的月亮湾到南边的三星堆一带都有广泛分布，它们具有共同的文化面貌。

最后，在遗址的第二层发现了残铜器、炼渣、孔雀石及坩埚残片，表明该层处于青铜时代，而且铜器是在本地制造的。这为将来在更大范围内寻找冶铜遗迹提供了线索，同时也为后来研究三星堆出土的极具特色的铜器群提供了有力佐证。

正如马继贤在反思这段工作历程时所言，由于受实习时间限制，当时在发掘中采用的是比较简单的探沟法（2米×5米），因而受揭露面积所限，有些建筑遗迹未能探清其面貌。此外，在发掘月亮湾梁子的土埂时，虽然想弄清此处是不是一道城墙，但在发掘中地层被一座汉墓打破，清理时没有发现人工夯土，所以认为不是城墙。后来经过四川省考古所多次发掘，证实此处恰恰就是一道商周时期的城墙，从而令当初的发掘者深感遗憾……当然，同所有的科学都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一样，关于城墙这一在考古学中至关重要的大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才渐渐认识的。作为后来者，对冯汉骥等考古学家的田野工作及他们对遗址文化性质的认知程度和水平，是不会求全责备的。令人扼腕和颇感愤慨的是，田野工作结束之后，一系列闹剧、悲剧以及群丑的反复出演。

沿着马继贤在追记中所说的“此次发掘的资料一直未能公之于世”所透露的隐情，展开追索与调查可知，当年这支联合发掘队在撤出广汉回到成都后，作为一个临时组织的学术团体自然随之解散。

但为了对学生有一个系统的训练过程，按冯汉骥的意见，此次发掘出土的全部器物暂存放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以供学生们在不断整理中有一个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然而，省博物馆的部分领导和业务人员对这一做法提出异议，并说：把本次发掘的器物放于川大，既不符合常规，也不合乎情理，一旦这批器物整理完毕，其随之产生的科研、学术成果势必会被川大方面独吞。在本次联合发掘中，省博物馆是出钱、出物最多的一家，没有省博出钱出物，这些师生恐怕连校门都难以迈出，更遑论搞什么田野调查和发掘了。而冯汉骥身为两边的主要领导，本应坚持原则，把一碗水托平，想不到竟置省博利益于不顾，将功名利禄的砝码偏到了川大一边。冯汉骥应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收回成命，令川大方面立即无条件地交出月亮湾发掘的全部器物。

面对省博物馆部分领导与专家当面或书面提出的这些明显带有偏见的意见，冯汉骥大感惊讶与恼火，想不到刚刚搞了个规模并不大的月亮湾发掘，是非与争斗就开始了。你们乐意斗就去斗好了，反正我是不改初衷。这样想着，他采取了漠然处之的态度。对方一看自己的意见没有引起这位一馆之长的重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意见书直接递到了博物馆的上级主管单位省文化厅主要领导的手中，请求立即出面给予干涉。面对这样的请求，为息事宁人，省文化厅领导派出专人负责召集省博与川大双方代表座谈讨论，并从中给予协调。省文化厅的特派员在听取了双方的汇报后，认为冯汉骥的决策并没有什么过错，遂当即拍板决定，驳回省博人员的上书意见，全部发掘器物仍留在川大考古教研室进行整理。这一决定，令省博一帮人大为不快。他们并不甘心，还想找机会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

就在川大师生即将把月亮湾出土器物全部整理完毕时，省博一班人预感到新的时机来临，便于1964年11月再次提出要求川大归还发掘器物。在省博的强大攻势下，省文化厅领导在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最终撇开了冯汉骥，抛弃了川大师生，并按照省博人的私下意愿做出了最终的裁决，勒令川大马继贤等教师立即无条件地将器物交到对方的手中。川大师生见大势已去，于无奈中将全部器物和已整理的至关重要的资料交了出去。

从月亮湾发掘结束到川大整理发掘器物，一直到将整理资料交与博物馆的一年多时间里，冯汉骥一面身心疲惫地应付着教学和校、馆双方那扯不断理还乱的行政事务，一面仍以书生本色夜以继日地做着《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的最后定稿工作。按照他的计划，一旦这部报告彻底脱稿，便将主要研究方向转到月亮湾一带的古遗址中来，并在自己有生之年，尽可能地对这个遗址的年代、规模、文化性质等一系列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真正从“仿佛若有光”的狭隘小口进入豁然开朗的传说中的古蜀国的“桃花源”中，或许那个几千年前的国度真的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如果运气不错，或许还将被那里的国民“便要（邀）还家，设酒杀鸡作食”（陶渊明《桃花源记》），痛痛快快地喝上一顿，顺便庆贺一番。遗憾的是，自1964年年末，举国上下“四清”运动的风潮骤起，冯汉骥作为这次运动中清理扫除的重点对象，被迫放弃博物馆的一切事务，而被隔离在四川大学校园内接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审查、监督、改造。就在这个时期内，省博物馆从人民公园的旧舍迁到了人民南路的新馆。在迁址的过程中，由于内部混乱与人为的毁坏，月亮湾发掘的器物被弄得七零八落。由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马继贤等师生费尽心血，历经一年整理出的极其珍贵的发掘资料，像抗战爆发之后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样，从此下落不明。

“四清”运动刚刚结束，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着爆发，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四川大学，都开始在政治狂潮的旋涡里打滚翻腾，挣扎沉浮。博物馆停止了正常的展览和业务研究，川大停止了正常的教学和招收新生工作。作为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学者和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冯汉骥，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打击，不但一切研究全部停顿，人身也渐渐地失去自由。他先后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等多种罪名，被揪出来，先是没白没黑地接受号称革命闯将的批斗，后来被博物馆一帮新生的“革命造反派”当作人肉靶子一顿拳脚打得口吐鲜血，骨断肋折。此次劫难冯汉骥虽经医院抢救保住性命，但不得不穿着钢背心（为保护断裂的肋骨，用不锈钢筋做成的类似于背心的防护具）继续接受批斗与改造。1969年，冯汉骥又以“牛鬼蛇神”等罪名被造反派捕获，押到成都市西南百里之外的大邑县安仁公社原著名地主恶霸刘文彩的一个院子关了起来。在那个地狱一般的黑屋子度过了两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后，又被转到茂汶县（今四川茂县）一间破旧的仓库继续关押。在茂汶艰难地度过了两年凄风苦雨的时光后，根据形势的需要，再度转到岷山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前后被关押、改造时间长达六年之久。在这六年的魔窟生活中，原本身体就比较瘦弱的冯汉骥，除被弄得骨断筋折之外，还几次吐血昏厥在地。尽管身穿钢背心，但被批斗到最后，已难以支撑起那骨瘦如柴、酥软得如同枯草朽木一样的身躯，不得不躺在一间黑屋的小床上苦熬时日。尽管如此，冯汉骥仍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不屈服邪恶势力的民族优秀气节自励，不论在何种境遇和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咬紧牙关，不做脱离实际的检讨，不写虚假误人的材料，更不泯灭自己的文化良知与道德情操。对于个人遭受的荼毒和污辱，他强忍悲愤压在心底不做计较，但眼见自己业务研究不能进行，生平壮志难酬，一支经自己亲手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文物考古专业队伍惨遭摧残零落，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与研究被迫中断与荒废，而发掘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又被博物馆和社会上的造反派内外勾结，当作革命的对象予以砸烂铲除，心情极度焦灼痛苦，终于抑郁成心腹之疾，开始长期卧病在床。1975年，外部形势稍有好转，冯汉骥被内部造反派恩准在学术界参加少量的活动，但身心已极度衰弱，几乎无法行走。这年的11月，在门生童恩正等人的搀扶照应下，冯汉骥强撑着虚弱到极点的病体，为从湖南、贵州等地来四川参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做了一场有关夜郎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尚未结束，身体已不能支，急送医院救治，自此一病不起。

1976年10月，冯汉骥在病榻上听到“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后，兴奋异常，立即又燃起了久埋心底的希望之火。由于心中长期结系着广汉月亮湾情结，他派人将自己的得意门生兼助手、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师、中国科幻文学之父、著名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的作者童恩正招到自己的病榻前，让其设法重新收集1963年在广汉月亮湾出土、在省博物馆遭到大劫的器物资料，趁自己一息尚存，抓紧研究，以便在有生之年写出一份有关这次考古发掘的初步报告，以便对学术界同人及人民大众有个交代。童恩正受命后，开始按照导师的要求一一落实。令人扼腕的是，尽管童恩正为此费尽心机，全力以赴进行搜寻、查找，但存放于省博物馆的器物，在“文革”中几乎全部被造反派当作革命的对象捣烂砸碎，连同其他若干种器物被抛入垃圾堆中。而当年由川大师生呕心沥血整理出的文字资料，仍然是下落不明，无人知道是变成了垃圾还是被烧成了灰烬。万般无奈中，童恩正只好在川大师生中收集了部分当年发掘时的日记体原始记录，稍做整理，向冯汉骥做了汇报。面对这一劫数，冯汉骥清醒地意识到要完成一篇能在学术界交代过去的发掘报告已成为泡影，遂在长叹一声后改变了主意。他准备根据劫后残余的材料，撰写一篇专题论文，以示对月亮湾遗址几十年的仰慕眷恋之情。

此后，冯汉骥在病榻上与童恩正根据掌握的残碎材料，就有关月亮湾的玉石器问题做了研究与探讨。根据拟定思路和师徒二人达成的共识，由童恩正执笔开始着手撰写。就在初稿刚刚完成之际，1977年3月7日，一代考古学巨擘冯汉骥撒手人寰，乘鹤西去。

冯汉骥去世后，童恩正按照其临终前提出的修改意见，对刚刚草成的《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进行了部分调整和加工润色，最终得以定稿，总算是了却了导师生前的一点心愿。

此文对历年来广汉出土的玉石器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清理与研究，并对月亮湾遗址的性质、年代以及与附近三星堆遗址的关系等敏感问题，一一做了论述。尽管文章篇幅不长，但从条理分明的论述中，仍然可以看出冯汉骥严谨缜密的思想脉络、渊博的学识以及在字里行间闪耀着的科学与理性的分析。文中特别指出：

关于广汉玉石器的时代，我们可以根据数十年中积累的材料进行分析。1933年，前华西大学博物馆曾在玉器出土的原址开坑试掘，从地层关系和出土陶片看，玉石器应与周围的遗址同时，因此我们推测其时代，暂时亦以遗址出土的器物作为标准。广汉遗址陶器上的云雷纹，是中原殷周铜器上常见的纹饰。陶器的豆、钵的器形，压印圈纹和凹平行弦纹等纹饰，以及小平底、盲耳、器钮的作风，均与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和新繁水观音晚期墓葬出土的陶器有相似之处。据土台遗址原报告推测，可能是春秋时代的建筑，夹杂在其中的陶片，当更早一些。新繁水观音晚期墓葬的时代则为西周，因此我们推测广汉遗址的时代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可能不致大误。

在秦灭巴蜀以前，四川地区是被称为“夷狄”之国的，所以《汉书·地理志》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时通为郡县。”广汉玉石器的出土，说明蜀国的统治者早在西周时代即已经有了与中原相似的礼器、衡量制度和装饰品。这对于研究蜀国的历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四川地区和中原悠久而紧密的历史联系。

这篇凝聚着冯汉骥心血与遗愿的论文，终于在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与《文物》第2期上相继发表。其时，冯汉骥已去世两年余，而离新一轮的三星堆遗址发现、发掘的高潮大幕再度拉开，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V5eUBosjkZnPJ0XmLCFGOXoaOdNwwKlaWyfqgtsaDWZMlrXbTOoNwCjSkBBh3b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