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责任是去进行那孤独的探索。
在那动荡的岁月中,哲学家的工作看起来是很可笑的。政治家们讨论着时局,学生们开始卷进那汹涌的社会思潮,老百姓关心着柴米油盐,甚至那些总钻故纸堆的历史学家也可以用历史来解释现在;但哲学家却依然坐在书房中间,思考着那些普通人根本不感兴趣的有关认识论和理性的基本问题。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深有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孤独之感。窗外是异国的寒冬,雪一场接着一场。而我必须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不受风暴和电话的干扰,沉浸到困难而严密的哲学思考中去。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把历史称为“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而哲学反思乃是哲学家不分昼夜的、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哲学家必须把各种问题、人们碰到的困难、解决问题的知识背景,以至于人的直觉和情绪统统放到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他必须从怀疑自己开始,怀疑世界的存在,一直到肯定对它的哲学思考。经过这一切反复之后,他再在所有的知识和思想之上重新检查那个被认为是“理性”的东西。这个过程有时十分乏味、枯燥,但有时在反复的沉思中内心深处会升起一种庄严的感觉——思想者为思想的大无畏而骄傲。
哲学之树从开花到结果是漫长的,本篇并不太长,却包含了我十几年的思考。在国内,我早就想来写这样一部著作,但杂事太多,不允许我用文字来追溯这漫长的内心独白。另外,我隐约感到,我想说的东西太多太多……多到说不清的地步,而且我所得到的结论太出乎意料,总怕不被人理解而指为异端。后来,我了解到西方控制论哲学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主要进展,它们和我的部分研究成果几乎是不谋而合的。这一切使我增加了勇气,去把自己的思想艰难地表达出来。而且引用别人的成果往往可以简化自己的思想,把我的一些想法表达得更为清楚和易懂。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当代人脚下的哲学基础。虽然今天的哲学已在科学真理沉重的压迫下喘不过气来,自古以来,哲学家那寻求知识统一的精神,也因互相分裂而矛盾的专门知识的发展受到挫折,但我仍然感到统一的哲学基础是存在的。我试图把它概括为三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发展的哲学”,即怎样用一种非悖论的清晰概念来把握“内在的发展”。第二个命题是“整体的哲学”,它是把世界当作整体来研究时所必需的方法论。第三个命题就是本篇的内容,它以研究“客观性”为线索探讨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人的哲学”。这三个命题是哲学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三个不同侧面。实际上,任何一种哲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总是互相支持、互相说明的。本篇所用的基本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完全基于《整体的哲学》的。在阅读本书碰到困难时,我特别建议读者去熟悉本书第二篇《发展的哲学》,以及第三篇《整体的哲学》的有关章节。
本篇的写作和表达是艰难的,虽然我已力求使其简明易懂,但我还是要求读者和我一起深入那艰难的思路。任何一个尝过写作甘苦的人都知道,写作是一个不断和放弃写作动机做斗争的过程。思想在心灵深处驶越,好像云雀飞翔在蓝天,但人类的文字和语言是那么笨拙,它紧紧拖住思想的翅膀,只让它艰难地在字里行间爬行。唯一鼓舞着我不断写下去的(不管写得好坏)是一种责任心。哲学家考虑的问题虽然远离生活,但他也应对人类的命运负有某种责任。
我认为,哲学的混乱从来就意味着社会思想的混乱。如果把人类的思想比作海洋,哲学思考大约是其中最深层的难以触及的底部。在历史上,海洋的表面有时阳光灿烂、平静如画,有时风雨交加、波涛汹涌,在海底深处却几乎没有什么感觉。但反过来,一旦海洋深处发生了某种骚乱,那么人类思想的动荡将会延续很久很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家的书房是安静的,但他的内心激荡着风雨雷霆。
对于时代,哲学家是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的。虽然哲学家只能用思想来回答时代的挑战,但对于人类,还有什么比思想更有力量呢?因此,每当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不严格或不公,或出于偏见,或存在方法和知识的错误,都会导致那个时代悲剧性的历史后果。
也许,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是不自觉地过高估计哲学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然而,正是出于这种对哲学和自我的过高估计,哲学家才会鼓起勇气去忍受那新思想诞生的阵痛,以及为在一个大时代中躲在书房中潜心写作找到良心的安慰。
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想到康德。他也生活在近代科学文明兴起的大时代。康德一生没有离开哥尼斯堡这个小城。小城中平静的、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习俗并没有妨碍他去铸造一种新的理性。正是这种精神帮助当时的人理解科学、热爱科学和人生,以至于容纳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的知识和文化之果。康德是幸福的,他生活在人类的良知和直观理性尚能把握知识的时代。今天哲学家的处境就比康德要困难得多。但无论如何,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一想起在他之前曾有过这样一位大无畏的先行者,他的内心就会受到一种鼓舞,去担负那他本来难以承受的重担。
1987年1月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