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性在困境中……

第一节 影子般的客体

自古以来，哲学界就存在着一个时而激烈、时而缓和但一直没有真正解决的争论：世界是不是独立于人的感觉和意识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者坚信，在人类出现之前，客观世界就存在着。人的意识无非是宇宙间最灿烂的花朵。然而，另一种看起来极为荒谬的见解却不能在逻辑上予以驳斥，那就是主观唯心论和唯我论。由于人没法离开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来谈一切，如果哲学家坚持自己哲学思考的彻底性与严密性，就无法从逻辑上证明客观世界独立于人的感觉而存在。于是总有一些人坚持认为：“石头的存在是因为你走路时碰到了它”，“外部世界犹如山坡上的花开花落，只有你的心里有了它，它才获得存在的意义。”

16世纪以后，近代科学兴起。以绝大多数人的常识看来，科学探索无疑是建立在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存在这一基础之上。唯物主义哲学成为理性的象征，阵营空前强大，但是上述哲学基本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量子力学兴起，使哲学上这个古老的争论又变得异常尖锐起来。

以常识看来，主观唯心论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在以不脱离常识的宏观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经典物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主观唯心论在科学界已没有太多市场。但随着人类的认识深入到微观世界，科学的发展像是自己否定自己——那种在常识上显而易见的唯物论居然解释不了电子奇怪的行为。

科学家发现，电子跟我们通常理解的宏观世界中的客体完全不同，它们似乎是影子般的存在！人们通常讲的客体（物理学家称之为物理学实在）总是可以同时具有各种确定的性质。比如它占有一定的体积，在确定时刻有确定的位置，同时又有一定的动量（即具有确定的质量和运动速度）。所谓客体，常常是指同时具有所有这些性质的东西之总和。但电子不是这样！根据测不准原理（量子力学的基本定律），如果电子具有确定的位置，那么就不可能具有确定的动量，反之，如果电子具有一定的运动速度（动量），就不可能具有确定的位置。确定的空间位置和确定的运动速度是电子不能同时具备的。

为什么电子表现出如此奇怪的特点？就测不准原理陈述的事实而言，它是被千百次实验精确证明的，也是科学界公认的。问题在于，怎样在哲学上解释它？一种最著名也是被大多数物理学家接受的观点是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的解释。海森堡认为：当人观察电子时（当然是通过某种仪器，比如超级电子显微镜，或通过某种实验装置来间接认识），总是存在着观察过程对被观察客体的微小扰动（比如用光照亮物体或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对象，都意味着一束光子、电子和被观察对象间的互相作用，它必然干扰观察对象）。这些干扰对于宏观客体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对于电子却必须考虑。正是观察仪器的干扰造成了电子奇怪的行为，当人们测量它的位置时（位置作为测量结果有一确定的值），就必然干扰它的运动，使它的动量（速度）成为不确定的。反之，在另一个专门设计的测量电子动量的实验中，在测量电子动量赋予它确定值时，又会干扰电子的确定位置，使位置（干扰的结果）成为不确定的。因此，确定的动量和确定的位置正如一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不会同时向同一个观察者显现。 表面上看，似乎是电子太小才会有这种特性，但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则认为，物体大小是表面现象，他主张用观察过程是否对观察对象造成不可忽略的干扰来界定宏观物体和微观物体（而不像通常人们主张的那样用质量或空间尺度来界定）。

如果不去进一步分析海森堡对测不准原理解释的哲学背景，人们会觉得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可以承认观察仪器对电子的干扰，但自然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果人不观察电子，当仪器的观察干扰不施加于电子时，电子会怎么样呢？它是否如宏观客体那样同时具有确定的位置和动量？正如即便我们把眼睛闭起来，也不妨碍断言在某一时刻月球同时具有确定的位置和动量那样。海森堡解释的关键在于，他认为当人们不观察电子时，去谈电子是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他在哲学上取类似于主观唯心论的立场，即电子某种确定性质的存在是因为我们观察到它，我们不能离开人的感知（包括使用眼、手和各种感观的延长——仪器）来谈事物的性质。那种独立于我们感觉和意识之外的客体或性质只是一个古老的幻梦！

第二节 哲学争论的实验判决：关于贝尔不等式的验证

在科学史上，科学家经常因为思想和理念的内在美而不顾它的荒诞性去接受它。海森堡的观点在理解微观世界方面似乎有一种令人惊异的潜能，很多直观上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用这种哲学去解释都能获得满意的答案。因此，为了科学的美，海森堡的观点被广泛引用，采用这种哲学观点的哥本哈根学派也就成为科学界对量子力学的正统理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同意这种哲学观，特别是持唯物论的科学家总觉得这太不可思议，甚至有点像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爱因斯坦就是著名的代表。他们承认量子力学的全部科学成果（这是被实验证明的），但不敢苟同它的哲学解释。他们争辩道：电子不同于宏观客体的种种特点一定是由其他一些我们尚未知晓的因素造成的。他们认为，我们不能放弃外部世界客观存在这一哲学基础。这样，为了理解量子力学，就必须去进一步探讨那些使电子呈现出奇怪特性的各种未知因素，他们坚持认为量子力学尚不完备。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科学家之间爆发了关于这两派哲学观点的激烈争论。一边站着爱因斯坦，另一边的发言人是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玻尔。另外一些物理学家则在量子力学尚不完备这一信念的鼓舞之下，为了他们的哲学理想，开始了新的更深层次的探索，定域隐变量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这场基于不同哲学信仰的争论似乎永远不会有一个完结，正如历史表明的那样，持哪一种信仰是价值判断，不可能判别谁是谁非。但这一次哲学争论非同凡响，特殊之处就是它有着严密而坚实的科学基础。因此，科学家感到，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来证明哪一种哲学观点是对的。近几十年来，很多物理学家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1964年，英国北爱尔兰物理学家约翰·贝尔终于在这方面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他在20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和玻尔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贝尔不等式”定理。他证明，如果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是对的，那么有关实验结果将违反贝尔不等式。相反，如果贝尔不等式成立，那么人们通常持有的那种关于客体（和它的性质）不依赖于人的观察而存在的理念是不可动摇的真理，我们可以对量子力学进行唯物本体论的定域隐变量解释。20世纪60年代，由于实验手段的限制，贝尔不等式的验证还有困难。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到了70年代，科学实验所能达到的精确性已经可以对贝尔不等式进行检验了。一场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用科学实验来鉴别哲学观点的过程开始了！

从70年代开始，科学家已经做了一系列实验。1972—1982年的实验结果，都显示了一个惊人的也是出乎唯物主义哲学家意料的结果：科学实验并没有再一次宣布那种直观上显而易见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胜利，相反，实验结果明显倾向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也就是说，除了少数几个实验告诉人们上述哲学争论尚不能最后肯定外（例如1973年原子级联辐射光子实验与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和贝尔不等式均有偏差，另一个实验是1974年的湮没辐射光子实验），大多数实验（表1—1的12个实验中有10个）都明确表明：贝尔不等式不成立！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是对的，定域隐变量理论是错的。那种认为量子力学不完备，电子（或其他微观粒子及其性质）是不依赖于人的观察的独立客体的哲学论断站不住脚！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科学实验来鉴别哲学观点！因此，西方一些科学哲学家在了解这些实验结果后，就用一种像科学家做出那些违反常识的科学预言一样大无畏的言辞宣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月亮在无人看它时确实不存在！”

第三节 存在真是被感知吗？——对一个实验的描述

如果这些有关量子力学哲学解释的物理实验不是那么高深、复杂，充满了专业词汇，以至于一个没有学过理论物理学或在科学上不是训练有素的专家不可能弄懂它，那么，哲学家会发现，这些实验向我们日常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理性提出了多么严峻的挑战！现在，我们来具体剖析一个有代表性的实验。当然，为了简明易懂，我们不去讲解实验的原理、装置和细节，而是提炼它的思想，把它变换成日常生活中易懂的例子。

某人把两个大小、颜色、质料一样的球分别放在两个密封的盒子里，然后分别将它们送到两个相距很远的观察者（例如一个在火星上，另一个在地球上）手中，并告诉他们，根据装配原则，两个盒子里的东西完全一样。这样，其中一个观察者只要打开盒子，看看自己收到的盒子里的球是什么样子——比如是红的——那么根据两个球是一样的这一约束，他马上能断言，对方观察者收到的球也是红的。到现在为止，这个实验并没有什么奇妙之处：它只是物理学家从事的实验的一种翻译。比如两个球分别表示两个微观粒子，它们完全一样则代表它们存在自旋相关或总角动量为零之类的约束条件。当这两个粒子分开后，让两个相距很远的观察者测量它们的角动量或自旋。根据角动量守恒之类的定律，任何一个观察者只要测得自己见到的粒子的值就能断言另外一个粒子的角动量（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测量它）。

为了使这个实验和鉴别哲学命题有关，我们根据海森堡的解释，考虑观察仪器对对象的干扰。假定任何一个观察者打开盒子的过程，都会对球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那个被密封在盒子里的球有点像薛定谔所说的在特殊装置中的猫，任何观察这个猫的过程都会产生诸如打破一个装有氢氰酸的瓶子之类的干扰（请注意，这样一来，任何一个观察者看到的一定是死猫）。显然，球在被干扰后呈什么样子依赖于观察者的操作，比如当观察者用操作方式A打开盒子时，球会被染上红色（或打上记号A），用操作方式B打开盒子时，球被染上绿色（或打上记号B）。至于这种机制怎么实现，我们暂不考虑，它正代表了仪器对观察客体的干扰过程是未知的，但这无疑取决于仪器的宏观状态。现在我们开始实验，那个把两个完全一样的球装在不同盒子里的人像排球教练那样源源不断地把一对对的球分别送到火星和地球。

现在我们问，当地球上的观察者用操作方式A打开盒子，发现球是红色的时候，他能断言火星上的观察者看到的球也是红色的吗？根据日常生活中的逻辑，当然不能，原因很清楚，球是什么样子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操作。除非当地球上的观察者决定用操作方式A打开盒子时，这种操作方式以一种瞬时信号传给火星上的观察者，火星上的观察者也用同样方式打开盒子，这才能保证两个人打开盒子时看到的球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在直观上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却在实验中真正地发生了！无论地球观察者用什么方式（A或B）打开盒子，他那打开盒子的方式都以某种神秘不可知的方式传给了火星观察者。火星观察者看到球的颜色和地球上观察者看到的颜色总是一样的（或严格来说是密切相关的）。 为了使这个不可思议的实验结果可以被理解，人们不得不在如下两种可能性中抉择：第一，如果我们承认唯物论，即被观察后打上记号或被染上颜色的球是一种不依赖观察者的客观存在，那么我们必须同时承认万物之间可能存在这类像传心术般神秘的有机关联。物理学中关于物体存在的定域性（即不同客体可以在空间上彼此独立和互相区别）和信息传递不能超光速的原理就必定被破坏。第二，如果我们坚持定域性和信息不能超光速传递，那么只有承认存在就是被感知，即所谓球的记号和其他一切特征，只是观察者的感觉；离开观察者去谈什么客观存在的球的本来状态，是没有意义的。

只要坚持哥本哈根的哲学解释，这些实验结果非但不奇怪，而且在意料之中。因为球的任何性质不能离开观察者而独立存在，那么我们不应该去考虑当不观察球时，球会有一种确定状态。而我们又知道，两个球完全一样（或有关系）这样一个约束，那么当地球观察者看到球是某一种状态时，根据这个约束，他马上能推知火星观察者的观察结果。这里既不需要超光速信号，也没有传心术，而只要放弃那个本来就是“乌有”的性质的客观性概念，那么一切都迎刃而解！

表面上看来，根据直观的唯物主义理性，人们应该选择第一种观点，承认万物之间的有机关联，接受定域性破坏和信息可以超光速传递。因为我们总可以假定这是一些科学上的未知领域，它等待着科学家进一步探索以发现相对论那样划时代的新的自然定律。但是绝大多数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不同意这样做。因为人们通常不知道，这种选择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它不是物理学需不需要发展的问题，也不是承不承认还存在着我们不知道的新物理现象的问题（对这一点，没有一个科学家否认），而是它几乎取消了整个近代科学的所有理论成果！物理学家知道，不仅是理论物理学，差不多整个近代科学的大厦都是建立在定域性和信息不能超光速传递这些原理之上的。如果我们承认万物有机地神秘相关，这等于相信传心术。它会引起整个科学基础的动摇！如果我们承认信息可以超光速传递，那么相对论就被推翻，但近代科学的全部理论成果（包括相对论）是被人们千万次以各式各样的实验所证明的。科学家不能因为少数几个实验就否定那些证明定域性和相对论正确的千百个实验。因此，大多数科学家选择了后者：保全科学大厦而牺牲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

而且，在科学家看来，哲学如果不想成为一种过时的思想，而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般原理的综合（正如19世纪以前的哲学家所坚持而今天已经觉得自己日益变得渺小的哲学家所梦想的那样），它必须首先是不违反科学的，它也必须服从科学精神。哲学的普遍原理不能被科学实验证伪！如果某一个哲学原理不能在逻辑上证明，又违反了科学实验中发现的新事实，难道哲学家不应该像科学家放弃错误的科学理论那样抛弃它吗？因此，表面看来，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几乎是令人沮丧的，“外部世界独立于人的感觉和思维存在”这一哲学原理从来只是一种不清晰、不精确的陈述，人们信仰它只是由于直觉的支持，但科学早就表明，很多显而易见的直觉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当直觉和科学实验矛盾时，科学精神总是鼓励人们抛弃直觉而相信科学。因此，一些人认为，唯物主义哲学家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大无畏，就应该像这些科学家一样，遵循着“科学的理性”勇敢地宣布：“唯物主义今天已经被证伪了！”

第四节 科学理性的金字塔

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思想家是痛苦的。人类知识和能力如此迅速地膨胀，以至于每一个人所懂得的东西和他所依靠的精神支柱都是一个巨大的、我们尚不知晓的、整体世界的局部。当一个思想家坚持自己观点和行动的合理性时，只要同时又是彻底的，即企图把一切连成一个整体，他往往立刻发现自己处于二律背反之中。

哲学观点也可以用科学实验来鉴别和证伪，它无疑是我们时代科学精神辉煌的体现，是人类大无畏的理性。因此，从局部看，那些根据科学新成果大胆抛弃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是勇敢而充满理性的，但是当我们更进一步去考察什么是科学理性时，一个巨大的悖论出现了。科学不正是建立在一切理论和观念都要用事实来证明这一基础之上吗？而什么是实验事实呢？它难道不正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吗？如果把世界的客观性否定了，还有什么科学和理性可言呢？

400多年前，当科学还处于童年时代，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比如培根）发现，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心智是经常发生偏差的。人很难保证自己提出的理论、所做的抽象和概括不陷入虚假的陷阱之中。为了认识真理，他们提出了一条科学认识论根本性的原则：检验人的思想是不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看它能不能和经验事实相符合。 这样，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人为了区别幻觉和大胆的科学假设，为了检验某一种观念是个人的偏见、权威的武断还是天才的真知灼见，甚至为了分清幻梦和真实，都必须经常不断地把自己的感觉、思想与经验事实相比较，在反复比较过程中纠正认知的各种偏差。也就是说，只有事实和经验的检验才是人类在那充满危险和迷雾重重的密林中寻找真理的指南针。

是的，只有当那些近代科学的先驱找到这一认识论的伟大奠基石，人类才能把知识的砖块一块块地砌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高耸入云的金字塔。事实正是如此，16世纪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几千年未曾有过的知识进步！科学也开始和一切宗教、传说、神话，甚至是哲学相区别而获得一种空前清醒的理性。因此，我们可以说，由于用经验事实来检验思想的真伪在科学理性中占中心位置，凡是受到过科学精神训练的人大多都有意无意地赞同著名科学家普朗克概括出来的两个重要前提：

（一）存在着一个独立于我们认识过程的真实的外部世界。

（二）真实的外部世界往往不是可以被直接感知的。 ^[1]

用经验事实来鉴别真伪必然意味着把思想和事实相比较。它首先要承认事实和客体独立于人的思想存在，这样它才是足够坚硬的，才可以用来纠正别的系统。如果外部世界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依赖于我们的感觉和思想本身的，这无疑等于说用思想来检验思想，用误差来消除误差。这样一来，所谓用事实来鉴别真理，用思想和经验的符合程度来表示我们思想的正确程度，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句空话。普朗克所陈述的两个前提不仅是迄今为止科学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我们正常人理智的象征。

什么是理性？人们很可能难以用精确的语言表达。但大家常常用“公正和客观”作为理智的代名词。这里“理智”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判别人的行为和观念真伪基础的存在，它常常被称为客观性。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理性，是指必须尽可能从个人认识的误差和感情偏见中摆脱出来。但是，又怎么证明某一种心态只是我们个人的认识误差，是我们的感情偏见呢？看来，无可避免的选择是，我们必须承认外部世界的存在、客观事实的存在和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的存在！正因为“存在”是不依赖于任何一个人的主观意识的，那么对于各种不同的意识、观念、感觉，就有了一个唯一的判别是非的标准，这就是不讲情面的铁的客观性。最接近这种客观性和客观规律的人是最大无畏而具有理性精神的。

因此，如果某一天，世界的客观性基础崩溃了，人类的理智将出现彻底的迷乱。如果存在都仅仅是被感知，那么在众说纷纭的观感和带有感情偏见的思想哈哈镜中，我们相信什么？我们怎么区别丑还是美？我们怎么判别为了真理的崇高激情还是为了狭窄私利的虚伪行径？

是的，客观性不仅是正常理智的基础，它还是人们迄今为止道德的温床！科学家常说，科学是神圣的殿堂，人在那里变得崇高、勇敢、善良和坚强。这是由于科学家是以追求真理为人生目的的人。显而易见，似乎只有当客观世界独立于人而存在着，而且它的真理不能被人类直接感知时，人类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去驱除世界的表象、探求实质究竟如何才能被赋予超越功利的不朽价值。反之，如果世界并不客观存在，存在只是人的虚假幻梦，那么科学家的工作和现代派画家、小说家和诗人、宗教和迷信的创造者，甚至是流言的散布者的所做所为还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客观只是一个古老的幻梦，当代人正从这个梦中醒来，这不就意味着他们将变成唯我主义者和个人中心主义者吗（如果每个人都像哲学家一样深刻，从头到尾地彻底思考一下他们的价值观的基础的话）？人们自然可以这样想，世界只是我的感觉，那也就无所谓真伪之分，我认为什么对什么就对。追求统一的真理是荒谬的，一代又一代艰苦的探索则更荒谬，为什么要花那个代价？既然一切无所谓真伪，当然也无所谓哪一个一定更有价值。这时世界不是成为多元论的，而是变为一盘散沙！多元论还坚持可以共存着几种不同的行为准则，而在彻头彻尾的个人中心主义和唯我主义中，每个人都是一元，人类可以变成一群毫无共性的个体之集合。总之，我无须去过多想象在很多人心中公认的世界客观性崩溃带来的一切后果。值得庆幸的是，并非每个人都如哲学家那么彻底，他不会怀疑周围的人和事、伴侣和食物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的世界还不至于变成一个疯人院。

也许上面这些描述是夸大其词的，因为道德理性的推理通常并不严格，有时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上面这些推理显然是粗糙的，但它在某种意义上正好表明为什么很多唯物主义哲学家明知唯物主义遇到挑战，仍要拼死坚守阵地的理由。我们必须承认，即使事情并非如上所说的那样可怕，但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正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扩张，那就是20世纪如同风暴一般席卷而来的非理性主义潮流！很难认为，它们和客观性地位在哲学上的动摇没有关系。

对于人类来说，凡是那些来自理智的深层结构或最基本的哲学原理的危机，一定会逐步在人类整个活动中表现出来。自从量子力学的哲学解释动摇了客观性的基础后，主观唯心主义深刻的怀疑思潮在整个科学界弥漫。作为其浅薄的社会回响，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个人中心主义似今天这般猖獗。当然，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表面上是十分艰深的，知悉它们的人占总人口比例极小，但量子力学中产生的哲学混乱足以震撼科学思维的基础。因为电子和基本粒子是宇宙的“砖块”，一旦它们的性质成为主观的，那不就意味着整个宇宙是主观的吗？而且量子力学当时是科学的前沿，前沿碰到的哲学问题必然意味着后继者也会碰到。事实正是如此，在心理学、控制论、认知过程、神经生理学甚至历史研究领域中都出现了类似问题。19世纪，世界客观性往往向科学家提供一种可以解析的世界观，它和价值中立原则是科学同神学迷信斗争的武器，它帮助科学家预见了原子是一种实在，使各门学科建立起自己的构架。但20世纪以后，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原则似乎反过来成为科学发展的障碍。在各种新兴学科和最新的探索中，科学家痛苦地意识到，如果我们想对世界的本质做更深的理解，似乎只有抛弃它的客观性基础。令人不得不深思的是，那些甚至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也出现了类似危机。科学史家发现，他们越是尊重事实，就越是体会到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用纯粹的客观存在的经验来检验理论真伪的事例似乎从来不曾有过。任何经验和事实都是打上观察者思想的烙印的，根本没有独立于人的思维以外的事实！因此，一些思想趋于极端的科学哲学家甚至把科学史等同于一般思想史和宗教史，伽利略获得成功只是因为善于用各种宣传手段来推销他的学说，而不是因为他的理论在当时看起来更符合客观事实。

我们的时代是悲剧性的。它的可悲在于科学和人日常的理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痕。这样，人类正在失去科学童年时代那种对自己的信心和对未来乐观的高瞻远瞩的把握整体的能力。在这里，我认为哲学应该对这种局面负责。因为哲学的一种功能就是作为人的日常理性的表达而存在。这样以哲学为基础的日常理性可以和科学互相支持，使人类获得一种健全的心灵和谐与智慧之光。这时我们既是深刻统一的，又是丰富的。但是，今天由于哲学的落伍，科学发展已经超出了400年来直观唯物主义哲学所能容纳的极限。科学进一步发展势必和守旧哲学告别，但分裂的后果是使科学失去人类日常理性的支持。科学本来是反对神秘和荒诞的（至少要解释混乱和怪诞）。现在一切正如荒诞派戏剧里的情节或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医生的病人，生活和梦失去了明确的分界线，越是深刻的真理似乎越荒谬！

这一切表明，重新整理作为人日常理性总结的哲学的时刻已经到来。哲学的精确化已是我们时代刻不容缓的任务。至今为止，很多哲学家还为哲学的含混、不清晰、不精确和随心所欲而洋洋自得，认为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区别于科学，获得它和小说那样永恒的价值。但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今天理性的危机正是由于唯物主义哲学还是以直观常识为基础，它来自哲学的不精确和哲学家不敢正视挑战的内心的懦弱。只要把科学和哲学做一个对比我们就能看到，虽然哲学想成为科学理性的基础，哲学家却不敢经受科学理论经常受到的那暴风骤雨般的批评。就拿客观性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来讲，对它长期的讨论只属于哲学抽象的思辨，不仅一般人对它不感兴趣，就哲学本身而言，它也缺乏科学定理所必须经过的那种理论推导和实验检验的千锤百炼的考验！用科学方法对哲学进行严格的大无畏的探索本来就不多见。世界的客观性对于大家都是显而易见的前提，唯物主义科学家只是乐于站在这个基础上把具体的专业知识一块块垒上去。实际上，正是人们对哲学基础的非科学的盲目性，才导致今天这一基础已难以承受整个知识金字塔重量的危险局面。今天的哲学家也许正处于与培根时代和康德时代一样的伟大转折点上。他们应该重新用科学精神接受20世纪的全部科学成果，重新用一种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来进行一番考察，使我们能找到那个已经森然耸立的科学知识大厦的坚实基础。

[1] Max Planck, Where Is Science Going? translated by James Murphy, W.W.Norton,1932, p.82. vfHGZKgMtWjKW19Xs4ud1+9QMh9fVsgGY/ChiRjja0gOH1p/ITMo7BFQJm3NMe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