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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的道义现实主义试图从理论上系统地探讨国际领导的本质、类型及其功能。道义现实主义在得到学界同人认可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如前所述，道义现实主义具有规范性和实践性双重价值，因此，对其的批评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对理论概念化及其方法的批评；另一方面针对的是该理论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对政策的影响和对预测未来国际秩序的影响。一些学者，如张锋、贺凯、马里奥·泰洛、齐思源和阿萨纳西奥斯·普拉蒂亚斯，一直密切且批判性地关注着我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 [1] 本书邀请这些学者发表他们对道义现实主义的看法和批评，目的有两个：首先，为了让国际关系学者对道义现实主义和相关辩论有一个整体的理解，有必要搜集最近新发表的关于道义现实主义的辩论，主要是关于《大国领导力》一书以及我的其他相关文章的辩论；其次，为了进一步发展道义现实主义理论，需要聚集来自不同角度的批评意见。受邀为本书撰稿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论研究经历，他们对道义现实主义提出了各种有价值的见解。
在第二章中，我回顾了纯粹由学术探索而非政治关切驱动的道义现实主义的构建过程，并解释了为什么将道义现实主义置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称谓之下会导致误解。道义现实主义不是中国例外主义的理论，而是一种普世的理论，它试图解释体系层次的国际变化，这是全世界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共同关注的问题。它也不是一个中国中心主义的理论，因为它既借鉴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也借鉴了外国文献。道义现实主义并没有论证中国将提供一个优于其他国家的世界领导，而是提出了一个适用于所有领导国的战略方案，包括崛起国和霸权国。鉴于道义现实主义与其他的普世性理论或科学理论一样，面临着时间的检验，我在这一章中通过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检验了道义现实主义三个推论的有效性。
方圆圆在第三章中指出了阎学通和奈关于道义领导力的研究有趋同之处，但她强调了两人在分析层次和道义概念化方面的差异。她认为道义现实主义含蓄地强调了结构决定国家利益的作用，将体系变化视为因变量；这种二元主义理论，通过探讨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关系，为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施动者—结构难题提供了一个方法。道义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在分析施动者—结构关系时存在着显著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差异。然而，方圆圆指出，领导力的概念化存在模糊之处，并且道义现实主义对国家领导力和国际领导力这两类领导力的因果框架解释有限。
在第四章中，王庆新采用比较视角，将道义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进行了比较。他同意建构主义的观点，即国家利益是社会建构的，也就是说，国家领导人的决策会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政治领导的质量并不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唯一因素。此外，他认为道义现实主义关于政治领导影响国际变化的经验论据是有缺陷的。他认为，历史表明，美国经历艰难阶段后仍有可能恢复其实力，因此我们还无法判断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王庆新认为，阎学通可能高估了中国的实力，同时低估了美国的能力，而且阎学通对未来中美关系和国际体系变化的方向所做的判断也是有争议的。同时王庆新认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的霸权概念具有负面含义，可能对美国霸权有误解。
在第五章中，贺凯将道义现实主义视为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国际关系范式的发展，提出了启发性挑战，同时对现实层面的政策实践做出了大胆的预测。贺凯对道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和逻辑等问题提出疑问，他认为道义和政治领导的概念不清晰，政治领导的内部互动逻辑模糊，道义规范的概念和机制没有定义，以及该理论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从个人、政府和国家不同层次进行分析时，“道义”和“政治领导”这两个道义现实主义的关键概念相当模糊。此外，他认为，国家领导和国际领导之间可能存在互动逻辑，这便可能形成16种结果，应该对所有互动结果进行分别的深入分析。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些关于规范的问题，特别是“道义规范”。最后但同等重要的是，他注意到道义现实主义在多边机构和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并认为阎学通忽视了这一点。
在第六章中，张锋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结合在中西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四个道德流派——义务论、结果论、美德伦理和角色伦理，批判性地分析了道义现实主义的道义观。张锋认为，尽管阎学通的道义观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启发，但它逐渐脱离了儒家思想，倾向于西方狭隘的工具化现实主义传统，忽视了正直与道义的关系。张锋还注意到阎学通和奈的道义外交政策理论有相似之处，并对他们的道义观进行了比较和对照。张锋认为，由于将道义视为实现利益和权力的工具，阎学通忽视了道义价值的真正含义，违背了荀子的道义价值观。荀子提出的“义”表明的是道德伦理与基于原则的义务相结合的概念。在第四章中，王庆新也有同样的批评。同时张锋认为，荀子说的“信”是强调要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养成诚信和信任的美德或习惯，而阎学通提出的战略信誉概念将关于建立关系的“信”转变为实行道义原则的国际领导力。
在第七章中，与方圆圆不同，普拉蒂亚斯和齐思源不仅将道义现实主义视为一种二元论的理论，且视其为建立在施动者的本体论之上，与华尔兹的基于体系的本体论截然相反。他们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出发，指出道义现实主义低估了体系这个维度在领导人决定中的作用，并建议将政治领导作为中介变量，而非自变量。这两位作者对中国古典文献和希腊经典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关于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当时存在的相互独立的国际体系，两国的经典著作中的论述有广泛的相似之处。例如，修昔底德以细致入微的笔法详细描绘的塞密斯托克利斯的案例，印证了阎学通的论点，即领导力可以重塑国际格局、秩序、规范、体系中心，甚至是整个国际体系。他们还发现，在描述塞密斯托克利斯培育雅典联盟体系和提升雅典战略信誉的方式时，修昔底德也提到了战略信誉这一概念。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哲学家对领导力和战略信誉的相似看法进一步证明了道义现实主义的普世价值。
泰洛在第八章中对道义现实主义的一些关键概念（如两极格局、自由主义和霸权）的构思进行了评论。泰洛就阎学通关于中美两极格局的预测提出了异议，认为阎学通低估了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和欧盟的实力，以及复杂的相互依赖和制度韧性的作用。从欧洲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西方社会内部严重分裂，这是自由主义的危机，他批评阎学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此外，他还批评了阎学通对自由主义的定义，认为这是对政治理论的狭隘历史化。与王庆新相似，泰洛认为阎学通给霸权概念附加上了负面含义，与西方政治学中的意义相悖，并且他提到了新制度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他还质疑阎学通对霸权型领导的概念化和分类。
在第九章中，拉森从实证的角度，将道义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等其他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了比较，以阐明当前的中美关系。拉森认为，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竞争不同，中美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地位和技术之争，而不是军事和领土之争。特别是，拜登承诺通过再度强调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规范来恢复美国的道义领导，以便提高与中国竞争塑造全球规范的可能性。鉴于中美两国的实力强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话是避免中美两国持久冲突的最佳途径。因此，她建议这两个超级大国应该以注重和平与稳定的方式来追求国际领导地位。
在第十章中，我通过讨论国际领导的独特性质、相对道义、质量衡量、功能性条件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来回应前面八位学者提出的批评。回应的目的是解释清楚我著述中模棱两可或令人困惑的论点，而不是辩护。针对贺凯、普拉蒂亚斯、齐思源和方圆圆对道义现实主义分析层次的批评，我的解释是：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领导属于个人层次，它是由一群个体决策者组成的。在承认结构对决定国家利益有强大作用的同时，道义现实主义在既定条件下“将权力结构视为常量，而非变量”。关于泰洛、王庆新、普拉蒂亚斯和齐思源提出的霸权含义问题，本章将探讨霸权含义的历史变化。针对拉森和王庆新对国际领导评估方法的质疑，以及如何改进或评价国际事务中领导力下降的相关问题，我强调，衡量国际领导力不仅要看追随者的数量，而且要看追随者的相对实力和领导国的信誉。针对泰洛和贺凯强调国际机构的独立作用及其对国家的影响，我探讨了国际领导与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指出前者是后者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
正如几位作者所述，关于国际领导的问题仍有许多困惑尚未解决，我提出了两条相互关联的研究国际领导的路径：一条是理论路径，另一条是经验实证。除了研究国际领导作为自变量的功能外，我还同意将国际领导“视为一个因变量，研究其形成、延续、衰落和消亡的过程”。从经验实证方面讲，我接受泰洛和方圆圆的观点，即将美国领导依据各届政府进行分类时，可以不考虑它们的相似之处。我也接受贺凯的建议，即在研究现行国际领导的竞争时应考虑意识形态因素。
[1] Kai He, “A Realist ’s Ideal Pursuit ,”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No.2（Summer 2012）: 183–97; Feng Zhang, “The Tsinghua Approach and the Inception of Chines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rio Telò, “Building a Common Language in Plural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3, no. 3（Autumn 2020）: 45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