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社会契约或影响力

2019年出版的我著的英文版《大国领导力》，以及2020年出版的约瑟夫·奈著的《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 ^[1] ，这两本著作都聚焦于国际领导和道义。虽然领导力问题在维护国际关系的稳定和繁荣方面重获重视，但对国际领导的性质及功能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目前关于国际领导的研究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实用路径，与特定国家及其对外政策密切相关；另一条是理论路径，探究领导力的影响以及来源。实用路径研究的成果较多，而且由于它具有实践价值，其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常常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忽视，其主要原因是多数国际关系学者喜欢从环境因素而非认知因素来解释国际关系的差异和变化。对于那些“极度强调国内或国际环境带来激励和约束” ^[2] 的人来说，领导力并不重要。贾雷德·M.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3] 一书能如此流行充分说明了这种社会偏好。

国际领导力理论发展迟缓的原因不仅在于关注不足，还在于缺乏共识的概念，如国际领导力的定义、分类和衡量的标准，以及这项研究应在哪个分析层次上进行。诚然，国际关系理论中其他的一些关键概念，如权力和利益，同样缺乏统一的定义，但国际领导力的理论研究受到的影响更大，因为领导具有主观艺术性，而非一个纯客观事务。正如本书第三章所反映的那样，虽然我和约瑟夫·奈都在研究领导和道义，但我们两人对领导的概念有着明显差异。

学者们对国际领导力的定义和分类尚未达成共识，即便是那些将国际领导力概念化为权力的学者，对此也持有不同的观点。霸权稳定论者，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将国际领导力视为一种权力形式，认为权力的合法性可以来源于领导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并可以直接影响其他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 ^[4] 作为国际治理领域的学者，奥兰·扬采取以领导者为中心的视角，强调合法性在国家间谈判中的重要性，并将国际谈判中的权力划分为结构型领导、创业型领导和智力型领导。 ^[5] 约瑟夫·奈将领导力定义为“引导和动员他人以实现某个目标的能力” ^[6] 。在讨论美国国际领导力的前景时，约翰·伊肯伯里认为，尽管在未来美国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发挥直接领导作用，但二战后在美国支持下建立的政治体制和关系结构，仍将为合作提供渠道和惯例。 ^[7]

那些将国际领导视为社会契约的人认为，合法性既是领导国权力的来源，也是对其的约束。赫德利·布尔论证说，大国在行使其治理职能时需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它必须是在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共同体中发挥作用；第二，它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 ^[8] 布尔的理论认为国际契约具有松散性，但与他相反，戴维·莱克则认为国家间关系具有更强的结构性和稳定性，默认追随国的安全得到了提升，作为对领导国的回报，追随国得让渡部分政策主权。领导国虽然享有制定规则的特权，但代价可能同样不小，因为它们必须为追随国提供足够的利益。 ^[9]

除了权力和社会契约，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还将国际领导力视为影响力。陈志敏和周国荣在各种定义和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领导力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通过运用关键影响力来领导和推动该体系的成员国实现特定目标的行为和过程。他们从国际领导国的数量及其目的、手段、方式、领域、运作以及国际领导的合法性和认可度等方面全面研究了国际领导。 俞沂暄将国际领导与霸权区分开来。她认为，国际领导依靠合作和谈判，而不是强制力，它存在于特定区域和问题中，而不是对整体的控制或支配。 常健和殷浩哲提出了“领导者—追随者—领导竞争者”的三角模型，并将国际领导的更替周期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领导国实力减弱、领导国以武力弥补实力不足、崛起国与领导国激烈竞争领导地位和新领导国脱颖而出。

除了在定义上的分歧外，学者们对国际领导的分类标准也不同。如上所述，扬将国际领导分为结构型领导、创业型领导和智力型领导。 伊肯伯里也把国际领导分为三类：结构型领导、制度型领导和情境型领导。 奈将国际领导只分为两类：偏好硬实力的领导者被归类为交易型领导，而偏好软实力的领导者则被归类为具有变革能力的领导。 ^[10]

政治心理学学者批评国际关系学者对领导力的研究总是狭隘地关注于“权力均衡、力量对比和国际体系的其他结构特征” ^[11] 。政治心理学学者关注领导人、决策班子和官僚程序，此种研究试图打开决策过程的黑匣子，探索领导层如何以个人和团队的形式影响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 例如，詹姆斯·戴维·巴伯认为：“通过了解总统潜在的性格、世界观和行事风格，可以预测国家政治的整体趋势和方向的关键性差异。” ^[12] 玛格丽特·G.赫尔曼研究了45位政府首脑的6种个人特质（民族主义、对自身控制事件能力的信念、权力需求、亲和需求、概念复杂性、对他人的不信任）对其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并展示了这些国家领导人的6种个人特质如何相互作用，形成两种外交事务取向：独立取向和参与取向。 ^[13]

政治心理学为国际关系领导力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它将微观层面的分析重新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挑战了理性主义理论家们对领导者的看法，使国际关系的研究更加人性化。巴伯认为，政治心理学的使命应当是“追求全人类的生命、自由与幸福，同时认识到理性必须在政治现实的背景下得到培育” ^[14] 。然而，政治心理学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仅仅用心理学方法很难充分解释国际冲突和战争的原因。此外，当今大多数精神分析理论仅限于欧洲和美国的文化背景，而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和东方文化背景。 另一个缺陷是，他们的分析是基于现代的案例，对历史案例的关注有限，因此难以用于解释古代历史上的决策。

很少有研究明确指出，国际关系中的国际领导与其他组织的领导（如企业领导和政府领导）有性质区别。任何类型的领导都可以从三个核心方面进行分析——行为体、关系和情境。 ^[15] 国际领导与组织机构的领导至少在三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国际领导的主要行为体，包括领导国和追随国，都是有独立权力的自治体。这些行为体可以是作为个人的国家领导人、作为群体的政府，也可以是作为单一行为体的国家。第二，由于每个国家都拥有独立的物质力量，在无政府体系中无法在领导国与追随国之间建立绝对的强制性上下等级关系。因此，国际领导是一种非上下等级性和非从属性的领导—追随关系。第三，国际领导的凝聚力建立在领导国和追随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之上。企业领导或政府领导则不同，建立和维持其领导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是赋予领导者合法性的制度环境；而国际领导作为一种非机构性的领导，是靠国家的物质力量和领导者的权威建立和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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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seph S. Nye Jr, 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2] Robert Jervis, “Do Leaders Matter and How Would We Know?” Security Studies 22, no. 2（2013）: 153.

[3] Jared M.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4]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no. 2（1981）: 242–54;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5] Oran Yang,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me Form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 no. 3（1991）: 285. 转引自陈志敏、周国荣：《国际领导与中国协进型领导角色的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第18页。

[6] Joseph S. Nye Jr, The Powers to Lea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p. 19.

[7] G. John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1, no. 3（1996）: 385.

[8]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 London:Macmillan, 1977.

[9] David A. Lake, “Regional Hierarchy: Authority and Local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5（2009）: 35–39.

[10] Joseph S. Nye Jr, The Powers to Lead , p. 21.

[11] Ole R. Holsti,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ore than a Luxury,” Political Psychology 10, no. 3（1989）: 497.

[12] Ruth P. Morgan, “Reviewed Work（s）: 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Predicting Perfor mance in the White House by James David Barber,”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37, no. 1（1975）: 305.

[13] Margaret G. Hermann,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ur Using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4, no. 1（1980）: 7–46.

[14] James David Barber, “The Promise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olitical Psychology 11, no. 1（1990）: 183.

[15] Peter G. Northouse, Leade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 7th Edition, 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Inc, 2015. uzJCZIQimMq8SDLOfjsthiKgRgZsDJ51qew0NHhpcunH2r3Ds80M6Y2ttUoNHa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