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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界一直由三大理论主导：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华尔兹以国际政治的以下三个重要假定为基础，建立了有影响力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第一，国际政治是无政府性的，这意味着没有世界政府。第二，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单位，国内政治在国际政治中并不重要。第三，国家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这意味着国家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以实力定义的国家利益。衡量实力的主要标准是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于是，华尔兹推测认为，既然国际政治是无政府性的，决定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就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和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实力（或物质实力）分布。其结果是，各国倾向于以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
在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罗伯特·吉尔平提出了霸权稳定论，用以解释国际变化。吉尔平强调，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导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和能力的兴衰，最终带来国际变化，并可能引发战争。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依据该理论预测国际政治的未来方向，特别是预测中国崛起对世界政治的潜在影响。吉尔平聚焦于以物质资源作为国家实力的唯一衡量标准，以实力解释国际变化，而很少关注国际思想和规范对国际变化的影响作用。正如吉尔平所强调的那样，规则和规范是由领导国制定的，是用来在国际秩序的维护中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这些规则和规范没有独立持续的力量，无法独立于创立它们的物质实力而存在。当领导国的物质实力下降时，规则和规范的作用也会下降，因为领导国不再有物质实力来维护这些规则和规范。 [1]
有批评者认为，新现实主义过于强调国际体系中物质实力分布，将其视为国家利益和国家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忽视了许多重要因素，如国内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规范和身份等。新自由主义者认同新现实主义的假定，即国际政治是无政府性的，国家是理性的，且是效用最大化者。尽管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强调国际制度的约束作用，认为通过问题关联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他们还认为，各国更倾向于获取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 [2]
建构主义对新现实主义提出更难应对的挑战。它不承认新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理性的且是效用最大化者的假设。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是社会建构的。主观因素，如观念、信念、规范和身份，是可能影响国家决策和行动的重要因素。在互动和实践过程中，国家赋予实物以主体间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国家构建其利益和身份。除了国家赋予的主体间的意义，实物自身没有独立的意义。换句话说，观念、规范和身份是国家实力和利益的组成部分。此外，建构主义还拒绝新现实主义的这样一个观点，即无政府性质必然引发自助和竞争的权力政治。相反，它认为自助是一种从国家间互动和实践中产生的主体间结构，而不是一种物化结构。换句话说，自助不必然是无政府性质的逻辑结果。无政府性质可以引发自助和权力政治，但如果各国有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身份认同，也可以引发合作。简言之，权力政治也是社会建构的，“无政府性质是由各国造就的” [3] 。
在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外，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阎学通的主要论点是，国家的政治领导是国际体系变化的重要动力。正如他所说，国家有了责任感强的政治领导，就很可能主动进行必要的改革，这可能加快其经济增长，在国际权力竞争中吸引到国际支持，最终提高其综合国力，甚至带来国际体系的重大改变。
与新现实主义者的定义不同，阎学通所说的综合国力远不限于物质实力资源。如他所说，综合国力是国家经济资源、军事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实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政治实力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一种操作性要素，而不是资源性要素，可加倍提高三种资源性要素总和的效力。政治实力取决于国家政治领导的效率，而后者的主要衡量标准是能否采取良好的改革政策以及能否有效且坚定地推进这些改革政策。一国的政治领导有可能提高、维持或削弱该国的政治实力，所以，一国的综合国力取决于政治领导如何有效并负责任地行使其职责。 [4] 阎学通没有接受新现实主义者将实力定义为仅由资源要素构成的观点，而是遵循宋明理学的传统，强调人在提高国家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和最终带来重大国际变化的重要作用。
阎学通的理论中最具创新性的，或许也是最具争议的问题是，他认为，在促进国内积极变革、争取国际支持和最终实现国际变化方面，政治领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阎学通看来，道义意味着“政府的道义，据此，领导行为将根据公认的有关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的行为准则来判断” [5] 。如他所定义的，“政治领导是指一个领导团队，这个团队有能力赢得其他个人、团队或组织的支持，以完成共同的任务” [6] 。阎学通强调，一国的“政治领导……对增强、维持或削弱国家实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7] ，因此这关系到国际格局的变化。
阎学通认为，衡量政治领导要看其领导效果，好的政治领导“能赢得国内外的支持，从而增强国家的实力并扩大其国际权力”；借鉴中国古代哲学家管子的思想，阎学通进一步提出，各国政治领导的不同效率可从两个方面导致国家间实力的不平衡增长：“一是不同的国家领导效率导致资源性要素以不同的速率增加，二是不同的国家领导效率使相同规模的资源性要素起到不同的实力作用。” [8] 阎学通说，苏联在1991年解体，是其国家领导效率低下的直接结果，这最终导致了国际格局从两极转变为单极。 [9]
换句话说，阎学通认为，一国的资源性实力要素不会自动转化为实力和影响力，而是需要通过有效行使政治领导权，将资源性实力要素转化为实际的能力和影响力。道义的和负责的政治领导是指有效且高效地将资源性实力要素转化为实力和影响力；从道义上讲，不负责的政治领导是指不能有效地将资源性实力要素转化为实力的，或是削弱本国综合国力的。
如阎学通所假设，一个崛起国有了有效的政治领导，其综合国力可能会超越主导国的实力，挑战主导国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如果崛起国胜了主导国，成为新的主导国，它可能会创建一种新型的国际领导和相应的国际规范，从而带来重大的国际变化。 [10]
总的来说，阎学通建立了一个有鲜明中国视角的国际关系理论。他用有道义的国家领导解释国际变化，这是对新现实主义有益的纠正，因为新现实主义仅将物质实力分布的变化作为国际变化的主要原因。阎学通的论点很有原创性和挑战性。《大国领导力》这本书写得很好，充满智慧，条理清晰。具体而言，他的研究为国际关系研究做出了三个潜在的贡献。
第一，阎学通强调国家政治领导对国际权力分配变化的重要性，这使未来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大有希望。他认为，国家的政治领导，即负责任和有效地运用政治领导权的过程，能够在国内建立起政治共识，在国际上能争取到对其政策改革的支持。这一论点超越了有关国内政治研究的一个传统观点，即认为国家的对外政策可能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制约。以往许多西方的研究表明，国家不是一元化的，因为政治领导人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总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反对和官僚阻力。这些研究结论支持阎学通对国家政治领导的看法。
范亚伦做了一项重要研究，聚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在适应其霸权相对衰落时的对外决策所呈现的非理性特质。他说，由于派系内讧和官僚争吵，英国领导人们未能采取有效的对外政策来遏制其相对衰落的趋势。他认为，如果英国领导人们增加国防开支并实行全民兵役制，英国是有可能避免从20世纪初世界霸主的地位上衰落的命运的。 [11] 通过研究美国19世纪后期的对外政策，法里德·扎卡里亚提供的案例是内政如何影响即将成为霸主国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决策。他的研究表明，美国国家财富的增长并不必然转化为果断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影响力。令人惊讶的是，在1889年之前，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并没有采取果断的对外政策以将其国际影响力提升到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程度。他认为，美国采取维持国际地位现状的保守对外政策，其主要原因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分权制。美国之所以在1889年后采取果断对外政策并成为世界领导国，其主要原因是，通过将各州权力集中于联邦，即宣称联邦政府的权力高于州政府权力，美国的决策者们获得了对外政策决策权。因此，是国内政治因素解释了1889年后美国在国际上的崛起，而不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们负责任地履行了职责。 [12]
阎学通则认为，国内政治可归入政治领导这个变量里。那些领导不力的人会遭到政治反对派的强烈抵制；而那些有能力的领导人则能克服反对派的抵制，为特定的改革政策或对外政策提供强有力的领导。除了苏联这个例子，阎学通还用另外三个案例证明他的论点。
第一个例子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其政策得到了国内外的大力支持，从而大大加强了美国在二战后早期的全球领导地位。阎学通还认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政治领导也是个有效政治领导的例子。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政治领导在国内进行了良好的改革，使国家走上了正确的经济增长道路，并采取了积极的对外政策，扩大了外部支持，负责任地执行这些政策，最终使中国与美国国际地位上的差距快速缩小。谢淑丽研究了邓小平改革的政治逻辑，其研究结论当然支持阎学通的论点。 [13] 阎学通认为，特朗普无力的政治领导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这是因为特朗普采取了歧视妇女和少数族裔的社会政策，如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造成社会分裂，这还大大削弱了民主党的支持，并导致共和党在众议院失去多数席位。在国际上，特朗普对欧洲采取了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让北约盟友履行其军事预算承诺，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北约盟国之间的摩擦和分裂。
阎学通在书中没有讨论拜登政府，但我认为拜登政府的例子可能也支持了阎学通的论点。内政上，与特朗普政府的分裂社会的政策相反，拜登自就职总统以来一直试图让不同宗教和种族的美国社会团结起来。拜登政府试图弥合种族和政治分歧，这反映在其政府人事任命上。其内阁成员中出现了数量空前的少数族裔，在某种程度上安抚了因特朗普政府的种族主义色彩和反堕胎政策而疏远的黑人少数族裔和女性。在国际上，拜登利用俄乌冲突强化北约的团结，针对俄罗斯的行动采取一致的严厉制裁措施。在北约面临失去存在意义的危险之际，他允许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加强美国在东欧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在波兰的军事存在，为北约注入了新的活力。拜登政府还成功地推行一个印太战略，激活了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这样，拜登在国内和国际提供了有效的政治领导，可能已增强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第二，阎学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大国领导力》一书出版得很及时，因为它恰逢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迅速崛起导致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中美两国在加强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这可能导致灾难性文明冲突，故两国的政治领导者们和对外政策分析家们有责任寻找方法避免灾难发生。当前中美外交政策界正在进行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争论，阎学通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是一种贡献。既然西方自由主义和儒家政治意识形态都无力主导整个世界，阎学通强调中西之间的文明对话是必要的，从而避免潜在的灾难性冲突发生。他认为，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也许真能形成互补，中美间的和平可以得到强化，条件是这两种意识形态变得相辅相成，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与儒家文化规范的仁、义、礼相结合，发展成一种新的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
第三，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必将深化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的认知对话。当代主流国际关系领域一直被基于西方传统和西方历史经验发展起来的理论主导，因此这一领域被批评为种族中心主义的。由于中国当代对外政策行为深深根植于中国古代传统，许多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和分析家可能会因其文化偏见而无法正确把握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逻辑。安明傅提出了以各种不同文化和传统为基础来发展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想法。
[14]
阎学通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促进深化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之间的对话，澄清西方国家对外政策决策界对中国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许多误解和误会，使中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能够共同建设全球国际关系理论。
[1]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8–31.
[2]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3]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no. 2（1992）: 394–403;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in Mary F. Katzenstein（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3–75.
[4]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p. 13, 56.
[5]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8.
[6]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29.
[7]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56.
[8]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56.
[9]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57.
[10]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78.
[11] 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2]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 ’ s World Rol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 Susan Shirk, “Playing to the Provinces: Deng Xiaoping’s Political Strategy of Economic Reform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3, no. 15（1990）: 2227–258.
[14] 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R）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8, no.4（2014）:647–59. 江忆恩似乎不同意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文化偏见的观点，并对基于东亚历史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理论争议、实现理论突破或推动该领域向前发展持怀疑态度。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 “What（if Anything）Does East Asia Tell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5（2012）: 5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