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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关施动者—结构的辩论背景，本章对道义现实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从施动者—结构的角度评论该理论的目的，是解读该理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背景，更加聚焦于观察隐蔽的逻辑缺陷，但这绝不意味着有关道义现实主义的讨论和发展应限于施动者—结构的争论。相反，在当今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化、全球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道义现实主义为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提供了一种独特且重要的视角。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世界正在走向倒退，全球秩序的稳定性正受到多方威胁：大国竞争加剧，地区冲突频发，气候变化的压力日益增加，国际合作的基础被不断侵蚀。与此同时，正如亨廷顿所说的，冷战后的“第三波”民主化正面临着强人推动的逆转。埃尔多安、杜特尔特和欧尔班分别在弱化土耳其、菲律宾和匈牙利的民主规则，这样的领导人还有很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依靠传统的权力政治和结构性因素已经不足以应对当下的复杂局面。要扭转这一趋势，重新引导世界回到正轨，道义领导是一剂关键解药。
安明傅曾指出，在全球普遍对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对西方、对整体世界感到失望和焦虑的背景下，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通过聚焦于领导这一关键变量，为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及时且重要的贡献。
阎学通指出，鉴于美国霸权的终结和中国谨慎避免战争，中美两极秩序将表现为依具体事务调整的动态联盟而非固定的对立集团，这意味着大多数国家将采取对冲战略，即在某些事务上站在美国一边，而在另外一些事务上则与中国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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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则强调，实现这一假设性局面的关键在于双方领导人的能力，即他们是否具备有效管理当前中美冲突的技能和智慧。只有在具备这种高效领导能力的情况下，世界才能避免陷入大国冲突的旋涡，并确保国际秩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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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领导在动荡的时代尤为重要，不仅是解决冲突的关键因素，而且是全球治理与和平发展的核心支柱。在当前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领导者的作用不仅限于传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更在于其能否通过道义领导引导国际社会走出困境，构建更加公正、和平与稳定的全球秩序。
当前国际社会面对多重全球性挑战，各国利益纠葛错综复杂，然而国际领导力的赤字越发凸显，主要大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缺乏有效的协调和统一行动。无论是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还是地缘政治冲突，均暴露出国际社会在领导力上的分裂与不足。美国自二战后建构起的国际领导力逐渐衰落，在拜登执政期间，一系列事件考验了他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愿景。然而，迄今为止，美西方联盟未能在乌克兰赢得这场军事冲突，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也未能阻止中东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与此同时，新兴大国虽然崛起，但尚未有效填补全球治理的空白，美国对华全面竞争进一步压缩了其领导空间，全球领导力的分裂格局日益加剧。正如道义现实主义所指出的，主导国领导人更替可能对国际格局带来影响，那么随着美国新一届大选结果出炉，未来美国领导人将如何管控中美关系，是否会重新定义美国的全球领导角色，这对国际格局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都是验证这一理论的关键问题。与此同时，新兴大国能否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为积极的领导责任？如何在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找到合作的契机，建立道义领导以应对共同的全球性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当前国际秩序的稳定，更决定着未来国际社会发展的方向。
[1]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p. 198–206.
[2] Joseph S. Nye, “Perspectives for a China Strategy,” PRISM 8, no. 4（2020）: 12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