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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重视动施动者层面的分析和关注施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道义现实主义对权力转移理论做出了贡献，但该理论的施动者概念存在着问题。道义现实主义未能明确哪个层次的领导是最主要的行为体单位：是作为个人的首脑、作为团体的政府，还是作为集体的国家。目前的论述似乎将这些混合为一，然而这些行为体并不一样，首脑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府或国家。
如巴斯卡尔所说，“构成国际体系的结构有其兴起动能；构成该体系结构的国家拥有其兴起动能；人类施动者则有一套不同的兴起动能……每个实体的结构形成的方法不同，这使具有的特殊性不同于其他结构的实体” [1] 。概念化的模糊不清来自三个方面：对领导的定义、对领导行为体的解释和对领导力范围的界定。很明显，道义现实主义将政治领导视为自变量，用以解释国家相对地位的变化。然而，领导这个概念折中了各种各样的定义，这个概念可指领导一组人或一个组织的行为体，或指控制一组人的地位或状态，又或指领导能力。在《大国领导力》一书的开头，阎学通谨慎地澄清了几个关键概念，包括权力、实力和权威；遗憾的是，领导作为道义现实主义的关键因素却未被囊括在内。
乍一看，阎学通似乎更倾向于认为领导是决策者；正如他所说，道义现实主义将国家领导视为“决定国家外交政策、政治原则、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关键因素，而不同类型的领导人对改革和战略取向有着各自的态度。因此，主导国和崛起国的不同领导类型可以重塑国际格局、秩序、规范、世界中心乃至整个国际体系” [2] 。在《大国领导力》的中文版中，阎学通谨慎地将political leadership翻译成“政治领导力”，这是指领导能力。
道义现实主义需要澄清它讨论的是哪类行为体。既然该理论主要从行为体的角度界定政治领导，这就引出了本节最初提到的问题：道义现实主义如何定义一个施动者？在《大国领导力》第二章中，阎学通明确表示，他将决策视为集体行为，而不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行为；换句话说，政治领导指的是作为集体行为体的一组决策者，而不是该决策小组里的最高领导人。此外，阎学通试图将道义现实主义关于领导的研究与政治心理学关于领导者的研究区分开来，这是显而易见的。阎学通指出：“政治领导的分类依据其具体的政策而不是最高领导人的个性或信仰。” [3] 然而，当他开始对国家领导类型进行分类时，他给出的大多数例子都是领导者个人，如唐太宗、特朗普等，而不是集体行为体。
如前所述，道义现实主义是以回顾中国古代有关国内关系和国家间关系的思想为基础的。值得注意的是，道义现实主义借鉴了孔子和荀子有关领导的思想，然而，他们两人所说的领导主要是领导者个人，而非集体领导。正如《大国领导力》一书的开头引用的孔子的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里谈的是最高领导人如何吸引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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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他进一步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皇帝作为天子，是代表最高道义标准的样板，有责任用以身作则的方法领导所有追随者，既包括官员，也包括百姓。
仔细阅读可以发现，阎学通下意识地将领导者的行为和影响等同于集体决策班子的行为和影响，这是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结果。中国古代文化将治理视为一种等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位于等级顶端的领导人可以决定决策集体的政策和行动，忽视班子内部分歧。诚然，强势领导人可以决定和引导集体思维，就像书中的例子，如唐太宗，但弱势领导人可能就做不到。在书中，阎学通还提到了集体思维，试图将领导者简单等同于集体决策班子的做法理性化；然而，领导者并不一定总是最具有挑战性思维和引领集体思维的人，其他角色，如利益集团，也可能影响决策，尽管他们在官僚体制上可能不被视为国家决策班子的一部分。因此，深入微观层面的分析，探索国家领导和国际领导的核心行为体是什么，而不是将它们混为一谈，这将有助于道义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如前所述，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由两个平行的推理逻辑组成，其核心是区分国家领导和国际领导，也就是国内领导和国际领导。因此，阎学通对国家领导和国际领导做了不同类型的分类。国家领导分为四种类型：无为型、守成型、进取型和争斗型。国际领导同样分为四种类型：王道型、霸权型、昏庸型和强权型。 [5] 然而，阎学通没有探讨这两种领导之间的因果关系，甚至没有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且国家领导的类型和国际领导的类型也无对应性。他说：“能够增强领导国实力的国家领导并不一定是会提供王道的国际领导，也不一定能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同理，削弱本国国际地位的政府也不必然是强权型的国际领导。” [6] 这意味着对国家领导和国际领导只能做分别独立的分析。
阎学通以不同的类型划分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领导也有其合理性，因为两种领导是在不同的环境里实施的，一个是在上下等级的权力结构里，另一个则是在无政府体系里。然而，以平行的方式对待这两个层次的领导会显著降低道义现实主义的实用价值，因为很难将一国领导做全面分类，也很难以简约方式预测其偏好和决策结果。例如，人们公认特朗普使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显著降低，但他实施了他所承诺的国内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美国的就业率。当存在这样的矛盾时，我们应该如何对其进行评估呢？
在有关权力转移和崛起国的文献中，道义现实主义的一个主要理论突破是，它以政治领导为解释变量，简明有效地解释了一国的兴衰。然而，一国的相对综合实力是如何经历不同领导类型仍保持不变的呢？在微观层面上，道义现实主义如何解释一国的对外政策在不同类型政治领导人的领导下保持连续性呢？虽然小布什和奥巴马是不同类型的领导，但罗伯特·S.辛格断言：“奥巴马政府在进行‘全球反恐战争’时，其积极性与小布什一样，如果不是更大。” [7] 这说明，奥巴马的对外政策是小布什政策的延续，而不是改变。 [8] 如诺亚·史密斯所说，罗斯福和里根两位总统其实完成的都是他们前任开始的变革，而他们的前任都是对立政党的而且是不同类型的领导人。里根扩大了卡特的成果，罗斯福抓住了胡佛启动的良好开端。 [9] 此外，尽管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某些问题上，如对华政策，他们的政策具有较大连续性。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有着相似的愿景。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在解决贸易失衡和国家安全问题上都持强硬立场。
到2024年为止，拜登一直在延续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框架，不断构建与韩国和日本的双边关系以及印太战略架构内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也就是说，政治领导类型的变化并不一定会带来战略偏好的变化，至少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那么，在何种条件下，领导类型的变化会引发战略偏好的转变，并最终影响国家的兴衰？如果道义现实主义能够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精确界定结构和领导者各自的影响范围，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哪些事务是由结构性因素决定，哪些则更多依赖于施动者的作用，可能取决于具体问题的性质，尤其是其与国家核心利益的关联程度。这种分析能够为解释领导层更迭对国家战略走向的影响提供更为严谨的框架。
此外，阎学通的观点面临着和结构决定论所面临的相似问题，他认为地区大国受主导国的约束，小国无力行使任何领导权，这些看法可能过于悲观。 [10] 具体而言，面对气候变化和一系列环境问题，中小国家在启动、维持和实施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建立具体规则和条例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有兴趣查看联合国气候提案的记录，人们会发现，中小国家提出的提案总数实际上超过了崛起国中国和主导国美国。小岛屿国家联盟成员等小国通过充分发挥小国在制度设计和知识塑造方面的优势，以及努力实现小国在气候谈判中占据主导权，提高了自身集体谈判能力，进而促成有利于它们自己的议程。 [11] 道义现实主义如何解释中小国家在特定国际政治问题上的领导作用？道义现实主义目前的理论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小国家视为追随者，忽视了它们的领导作用。
[1] Roy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 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 p. 62.
[2]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xiv.
[3]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28.
[4]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1.
[5]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p. 25–52.
[6]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 52.
[7] Timothy J. Lynch and Robert S. Singh, After Bush: The Case for Continuit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8] 有几项研究也认同这一观点，例如Mike Aaronson, “Interventionism in US Foreign Policy from Bush to Obama,”in Michelle Bentley and Jack Holland（eds）, Obama ’ s Foreign Policy: Ending the War on Terror , Abingdon: Routledge, 2014;Aiden Warren and Adam Bartley, US Foreign Policy and China: The Bush, Obama, Trump Administrations ,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1。
[9] Noah Smith, “Trump Blazed a Trail That Clears the Way for Biden,” Bloomberg Opinion , 20 April 2021.
[10]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p. 59–61.
[11] Louise van Schaik, Stefano Sarris, and Tobias von Lossow, Fighting an Existential Threat: Small Island States Bringing Climate Change to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he Netherlands: Clingendael Institute,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