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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动者—结构的问题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组成：两个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认识论问题。第一个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涉及施动者和结构的本质，换句话说，它们是什么样的实体？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为施动者和结构选择适当的解释形式，而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特性，这些特性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因果关系。采用理性选择理论等社会研究路径时，人类被视为具有反思性和目标导向的群体，施动者作为自变量，其目标、信念和自主性被用来进行解释。另一种方法，如行为主义理论，认为人类不过是处理刺激的复杂生物体，这种理论对施动者的解释具有更强的机械性因果关系。在道格拉斯·V.波尔波拉对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科林·怀特巧妙地提出了五种不同的“结构”概念，并指出使用“结构”这一术语带来的相互矛盾。 [1] 第二个问题，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关于施动者和结构两者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一直以来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施动者和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牵连，是相互关联关系” [2] 。不过，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它们是怎样相互关联的尚无共识。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如何处理施动者—结构的问题，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有两种基本方法：要么“将两者之一当作本体论上的最根本的分析单位，要么赋予两者在本体论中以平等的因而不可化约的地位”。 [3] 依据将何者作为原始本体，可以形成三种处理施动者—结构这一问题的方法：结构主义、个体主义和结构化。
根据对结构复杂性和结构与施动者关系的不同本体论认知，国际关系的结构分析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是建构主义者，通常将结构概念理解为规则和资源。
[4]
戴维·德斯勒和尼古拉斯·奥努夫明确且系统地提出将结构视为规则和资源的理由。
[5]
德斯勒认为，科学现实主义者解决施动者—结构问题的方法建立在一个单一前提之上，即所有社会活动都是以社会形式为前提的。因此，“只有能实施国家行为的工具是存在的，国家行为才是有可能的和可信的”
。结构是指“先于行为存在的社会形式”
。将结构概念化为规则和资源的思想也嵌入在英国学派中，同时也被罗伯特·基欧汉采用，并且可以说这一思想与新自由主义的总体方法一致。
[6]
这种观点也体现在葛兰西主义和新葛兰西主义学派中。
[7]
第二派结构现实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于结构的概念是关系性的。 [8] 华尔兹认为，结构的定义要求我们专注于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的排列或定位方式，而非单元的特性。单元如何排列是体系的一个特性。 [9] 罗克珊·多蒂则认为，施动者和结构都被看作实践的效果。她说，“研究对象即施动者是被决定的而不是决定性的” [10] ；实践是自主的和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能阻止决定论起作用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实践起决定性作用是因为实践本身具有径向的不确定性。 [11]
第三派是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和结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用结构主义者的术语，而不是基本个体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属性来界定结构。
[12]
沃勒斯坦遵循路易·阿尔都塞坚持的整体相对于部分具有绝对本体论优先性的观点，并提出在比较政治经济学或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唯一有意义的分析单位是整体性的世界体系。新现实主义将体系结构定义为已有国家间的实力分布。与之不同，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定义世界体系结构则是依据世界经济的基础组织原则，特别是国际分工，国家和阶级这两个施动者的构成和产生都源于国际分工。
尽管对结构的性质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所有结构分析者通常都优先关注体系层次的分析，并且在研究社会现实时，更加重视结构的作用，而非施动者的影响。此外，他们的本体论观念使得他们偏爱用体系方法研究国际关系，而不是施动者层次的分析方法。例如，华尔兹认为：“自由落体加速度的公式并不能解释物体是如何坠落的。要想解释……就得观察整个牛顿体系……一旦领悟了这个体系……就能解释这个现象了。” [13] 虽然华尔兹提出了三个分析层次——个人、国家和体系，但他反对还原主义，将关注点限于国际体系的结构理论，避免与对外政策理论相关联。华尔兹认为，对外政策分析将体系视为因变量、侧重于分析几个自变量的做法是还原主义。 [14] 新现实主义是个简约理论，因此它在解释体系变化、变量、不同单位层次的互动，以及利益和偏好方面的缺陷都受到了批评。 [15] 道义现实主义克服了新现实主义的这些缺陷，优先考虑施动者，将对外决策与结构变化联系起来，建立了一个还原理论。阎学通认为，对外决策是个重要过程，决定着一国物质实力的上升、维持和衰败，领导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阎学通同意华尔兹的观点，即国家之间的物质实力发展是不平衡的，但他将不平衡发展现象归于领导者的改革能力不同，而不是结构的原因。 [16]
与阎学通一样，亚历山大·温特注意到结构分析在基本假设和逻辑上有局限性，他将这种局限性归因于结构分析者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施动者—结构这一问题的立场。温特是第一位明确地将施动者和结构的争论引入国际关系的学者，他讨论这一争论是从批评两个关键国际关系理论入手的，即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温特为施动者理论化开辟了一条通往国际关系研究的“很有前途的路径”
，这带起国际关系社会研究的微观分析浪潮，或者说微观分析的回归。
[17]
除了温特的影响外，罗伊·巴斯卡尔与伊恩·哈金也认为，“人类施动者与结构具有不同的特性，我们应该注意区分它们”
[18]
，他们也推动了国际关系中的施动者性质研究。从施动者的角度回应这个本体论问题将认知论的问题简化为一种选择，即要么将行为体完全视为客观效用最大化者，要么将行为体视为追求个体目标的主观解释性施动者，这种方法深深根植于现象学、解释学和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以及当代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19]
理性施动者是政治学中古典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关键汇合点。理性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本体论嵌入这些理论流派之中，这种本体论认为可以脱离个人的社会来理解个人，“人的基本特征不是他们社会存在的产物” [20] 。人的自我行为是社会单位基础，并构建了社会。 [21] 于是，个人被理解为“在概念上是先于政治社会的，但也先于所有社会互动” [22] 。沿着这个思路，理性的个体被理论化为自利的效用最大化者。 [23] 古典现实主义者，甚至新现实主义者，对世界政治的理解都是将理性的个人和国家类比为理性的行为体，阎学通将个人和国家两个层次的领导混合为一的做法也反映了这一点。
建构主义者和后建构主义者强烈质疑将国际关系中的施动者视为理性行为体的观念，他们提出了建构性理解个体的观念。
从此，建构主义者和决策分析者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施动者层次的分析，他们不仅探索施动者如何行动和影响结构，更重要的是，解构了施动者是什么。
[24]
建构主义者对施动的理解深深根植于人的意识，认为施动者是社会建构的和主观的而非理性的东西。使施动者方法兴起的三个不同传统是后结构主义、行为体—网络理论和行为表现研究。这些理论展示了社会实践是如何制造出研究对象的。尽管它们有所不同，但它们都认为施动是情境性的、关系性的和反射性的。
[25]
其结果是，当下施动者分析方法被引入各种各样的分析层次和相应的施动者，包括国家、地区、人类、官僚机构和全球体系，
[26]
范围之广使得国际体系中的几乎每个行为体都可以被认为是施动者。
在任何情况下，个人都被视为社会结构的主要构成，于是，所有关于施动者和社会结构之联系的概念最终都归于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卡尔·波普尔的经典阐述是：“所有社会现象，尤其是所有社会机构的运作，都应始终被理解为产生于个人的决定、行动、态度等……我们永远不应满足于以所谓集体为变量的解释。” [27]
通过引入结构化理论，温特试图在施动者和结构之间找到一条对等的或中间的道路。然而，在寻找这样一条中间道路时，效仿温特的学者们虽然研究了施动者的各个方面，但他们的分析主要是施动者的身份构成和利益构成。 [28] 他们建议研究团体身份的内化，研究“政治行为体的出现和消失及其转型的边界”。 [29] 这些研究动议基本上都是全新的。正如詹姆斯·费伦和温特所说，“与理性主义者一样，现代建构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将他们所研究的某类行为体视为‘外生的’，无论是国家、跨国社会活动、国际组织，还是其他行为体。于是，在建构主义理论里，这条中间道路成了一条‘单行道’” [30] 。批评者认为，在关于国家行为和由其构成的国际体系的问题上，建构主义既没有实质性的知识贡献，也没有提出假设。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才开辟新的研究，从而使得建构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关于国际行为的实质性理论。 [31]
经仔细阅读道义现实主义，可以发现该理论是用二元论的方法解决施动者—结构问题的，这类似温特的结构化理论，认为施动者和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中，结构显然是个因变量，因为该理论意在解释国际格局的变化，或许还想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当然，道义现实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将结构视为施动者行为的结果。阎学通认为，道义现实主义提供了“一种二元论理论，既强调政治领导在决策中的重要性，也强调国家实力的重要性”。 [32] 道义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实力更多的是一个结构概念，而不是以施动者为中心的概念，因为它不是由一国的绝对综合国力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它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实力和地位。阎学通进一步解释说：“一方面，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要求各国决策者根据各国实力审慎地界定本国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创造独特战略以实现国家利益的空间。” [33] 根据这一逻辑，一国在体系中的地位决定其实施领导的环境，这就使道义现实主义既是个结构理论又是个施动者理论。
尽管道义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都将施动者和结构视为相互决定的，但在对施动者和结构的分析上，他们之间存在着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差别。第一，温特不仅将施动者和结构解释为相互决定的，而且将它们视为共存的；
然而，阎学通认为施动者和结构是分别影响一国对外决策过程不同方面的变量。第二，建构主义认为结构是社会建构的，而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它是一个客观的无政府体系，其特征不会改变。第三，建构主义将个人视为主观的，而道义现实主义遵循现实主义的传统，将领导视为客观存在的一个理性集体。阎学通认为，客观的国家综合实力决定国家利益，而建构主义者通常认为国家利益是社会建构的。
[34]
第四，由于将个人看作和社会结构同等重要，当前研究施动者的人探讨的是施动者是如何构建的、如何竞争的和如何转化的，但是道义现实主义则认为个人在不同层面的重要性不同，将领导视为仅对结构有影响的施动者。
[1] 波尔波拉指出术语构造的四个最通常的用法：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定的总体行为模式；第二，支配社会实际行为的类似法律的规律；第三，构成行为的共同规则和资源；第四，社会地位决定的人际关系系统。怀特又增加了一个术语的用法作为构成和定义元素属性的差异关系。参见Douglas Porpora, “Four Concepts of Social Structure,”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19, no. 2（1989）: 195–212; Co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no. 3（1987）: 335–370.
[3]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no. 3（1987）: 335–370.
[4]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no. 2（1992）: 391–425;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Cambridge, UK;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 David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3, no. 3（1989）: 441–73; Nicholas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Vendulka Kubalkova, Foreign Policy in a Cons tructed World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6]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 Boston; Toronto: Little, Brown, 1977;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New York:Routledge, 1989; Quddus Z. Snyder, “Taking the System Seriously: Another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5, no. 4（2013）:539–61.
[7] Jonathan Pass, “Gramsci Meets Emergentist Materialism: Towards a Neo Neo Gramscian Perspective on World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4, no. 4（2018）: 595–618.
[8]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9]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p. 80.
[10] Roxanne L. Doty, “Aporia: A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a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no. 3（1997）: 365–92.
[11] Roxanne L. Doty, “Aporia: A Cri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a 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no. 3（1997）, p. 377.
[12] 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 London: New Left Books,1970, pp. 180–1; Steven Smith, Reading Althusser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 pp. 192–200.
[13]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p. 9.
[14] Ole R. Holsti,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Realism and Its Challengers,”in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London: Red Globe Press, 1995.
[15] Robert Keohane（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Steven M. Walt, The Origin of Alliances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Joseph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16]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p. 20–85.
[17] Barry Buzan,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considered,”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1995; Bryan Mabee, “Levels and Agents, States and People:Micro-Historical Sociological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4（2007）: 431–49; Jennifer L. Selin, “What Makes an Agency Independ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 no. 4（2015）: 971–87; Co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 Jan-H. Passoth and Nicholas J. Rowland, “Who Is Act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Daniel Jacobi and Annette Freyberg-Inan, Human Being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66–85.
[18] Roy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 2nd edition, Brighton: Harvester, 1979, p. 62.
[19] 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 “Rationalism v.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Simmon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London: Sage, 2001.
[20] David Gauthier, “The Social Contract as Ideolog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6, no. 2（1977）: 139.
[21] Jean Hampton, Hobbes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Tradit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2] Jean Hampton, Hobbes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Tradit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 6.
[23]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 edited by Michael Oakeshott,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46[1651].
[24] 关于建构主义分析，参见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 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Cynthia Weber, “Performative States, ”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 no. 1（1998）: 77–95。关于决策分析，参见Graham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Walter Carlsnaes,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6, no. 3（1992）: 245–70。
[25] Christian Bueger and Felix Bethke, “Actor-Networking the‘Failed State’: An Enquiry into the Life of Concep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 ment 17, no. 1（2014）: 30–60; Bernd Bucher, “Moving beyond the Substantialist Foundations of the Agent-Structures Dichotomy: Figuration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20, no. 2（2017）: 408–33; Jan-H. Passoth and Nicholas J. Rowland, “Who Is Act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6] Benjamin Braun, Sebastian Schindler, and Tobias Wille, “Rethinking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formativity, Performances and Actor-Networ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22（2019）: 787–807.
[27] 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2 ,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66, p. 98.
[28] Mary F. Katzenste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29] Lars-Erik Cederman and Christopher Daase, “Endogenizing Corporate Identities:The Next Step in Constructivist IR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9, no. 1（2003）: 6.
[30] Benjamin Herborth, “Die via media als konstitutionstheoretische Einbahnstraße:Zur Entwicklung des Akteur-Struktur-Problems bei Alexander Wendt”（The via Media as a One-Way Street in Constitutional Theor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Alexander Wendt’s work）,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11, no. 1（2004）: 61–87.
[31] Erik Ringmar, “How the World Stage Makes Its Subjects: An Embodied Critique of Constructivist IR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19,no. 1（2016）: 101–25.
[32]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61.
[33]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61.
[34]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