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施动者带回到现实主义分析

结合古典现实主义和中国古代哲学，道义现实主义以政治领导为关键自变量解释大国的兴衰，从而将施动者层次的分析带回到现实主义分析。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是国际结构定义的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政策。国家通常被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理性行为体。所以，领导者是谁都不重要。 ^[1] 结构决定论就其本身而言指的是物质实力的潜在分布，这种分布使国家这种行为体有能力塑造世界政治秩序的整体形态。尽管结构主义理论对领导地位的解释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识：领导地位根植于以物质实力定义的权力分布和国际体系的结构。真正导致区别的不是人或政策，而是结构本身。简而言之，道义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强调领导者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回顾古典现实主义的论述，人们可以发现，古典现实主义非常重视施动者层次的行为体，通过探索人性来解释国际关系的本质，即为了生存和权力而进行持久的争夺。古典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有两个基础关注点，即如何解释国家行为和国际秩序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促使古典现实主义者探究个体的本性。 ^[2] 帕特里克·尼尔认为，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两个核心原则，他将这两点追溯到霍布斯。 ^[3] 霍布斯认为，古典现实主义者所寻找的国家原动力的核心是人的本性，即对权力的渴望，这是驱动世界的唯一动力。 ^[4] 尼布尔直白地说，战争源于“人类心理中的黑暗和无意识的冲动” ^[5] 。摩根索不仅将国家之间的摩擦和战争归因于人性，还将国内的诸多问题也归咎于人性，他认为“人类行为中的普遍邪恶”源于人类无法消除的权力欲，以及将“教会转化为政治组织……革命转化为独裁……对国家的爱转化为帝国主义” ^[6] 。虽然他悲观地将政治问题归因于人性，但他还是乐观地认为理性推理和道德有可能促成合作并消除战争。 ^[7]

在先秦哲学思想中，孔子和孟子的分析侧重于个人层面，特别是统治者的层面。孔子认为，世界秩序的稳定完全依赖于政治领导人的道德修养。孟子延续了孔子的分析，将世界秩序的失衡和国家的生存状况归因于统治者是否施行仁政，而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道德修养。孟子指出，夏、商、周三朝的开国君主因施行仁政而崛起为国家领导人，末代君主则因不施仁政而丧失了王位。 荀子的分析同样主要集中在个人层面。分析国际社会的性质时，荀子认为主导国统治者及其大臣的品性是决定性因素，即主导国统治者及其大臣的品性决定了国际社会是王道还是霸道。 ^[8]

阎学通深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同样专注于施动者层次，从这一层次出发对大国兴衰进行解释。 ^[9] 道义现实主义不仅是对古典现实主义或中国古代思想的重新解读和理论发展，更是旨在解释当今国际关系中的新形势和新变化的新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发展的现实背景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冷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变化，解释这一变化的原因并预测其发展趋势成为该理论探究的动力。关于大国兴衰的现有文献将权力的转移归因于外部变量，如结构变化，或内部变量，如对外政策的过度扩张。 ^[10] 然而，这些变量都不足以解释当前中美竞争的动因。首先，中国是怎么能在不改变其政治制度的情况下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的？其次，美国怎么会在拥有最强大物质实力的情况下，国际领导力急剧下降？阎学通为了发展一个用单一自变量解释大国兴衰的简约理论，将国际政治领导力作为分析的关键决定因素。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区分了实力和权威的不同，以此为基础形成两个平行逻辑（见图3.1）。第一，政治领导，具体而言就是政治领导类型，是个决定国家战略偏好和综合国力的操作变量，领导的改革能力决定了国家的综合实力。第二，道义现实主义中的道义概念是指政治领导层的政府公共道义。战略信誉是国际道义中最低标准的道义，是主导国建立国际权威的前提。道义赋予一个国家作为领导的权威，从而增强了该国的实力。 ^[11]

将施动者，即领导，界定为决定结构变化的首要因素，这使道义现实主义不仅可以解释全球领导的崛起，也可以解释全球领导的衰落。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在施动层面的领导被视为政体的自主性和基础性构成要素，而不是与结构并存的要素或受结构约束的要素。道义现实主义遵循古典现实主义的传统，将施动者，特别是领导者和主导国家，视为理性行为体，其决策过程旨在最大化自身利益。如果有人仍然对阎学通将施动者视为理性的观点有所怀疑，那么他在道义现实主义中对道义的理解足以证明这一点。

有意思的是，尽管约瑟夫·奈和阎学通的理论背景不同，但他们的理论都集中于对领导层面的分析，特别是在领导层的道德方面。奈在2020年出版了《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英文书名直译为《道德重要吗？》）一书，书中他研究了自1945年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从罗斯福到特朗普，探讨了道德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在该书中，他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并建立了一个关于道德判断的综合标准，这个标准包括意图（所陈述的目标，以及总统陈述的价值观和个人动机）、手段（根据质量和效率所做的评估）和结果（对美国人和其他人来讲是道德的）。 ^[12] 尽管两者都集中于对领导层道德的分析，但奈和阎学通的道德观念存在着差异，奈将道德视为一种自主的概念，而阎学通则认为道义是一种他律的概念。

有些批评者怀疑现实主义理论是否能容纳道义这一要素，认为阎学通如此强调道义意味着他已变成一个自由主义者或建构主义者。 ^[13] 从以下两点可以看出，阎学通的道义观是与现实主义传统一致的。首先，道义现实主义将道义仅仅解释为“政府道义” ^[14] ，因此，判断领导人的行为是否道义的通行标准是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因此，政府道义是一种公共道义，而非个人道义。国际道义是一种普世道义，而非民族性的道义。” ^[15] 与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道义现实主义评判的是领导者的政策，而非他们的个人品格或信仰。其次，道义现实主义分析道义是从工具属性的角度，而非从价值属性的角度。与詹尼卡·布罗斯特伦不同， ^[16] 阎学通不谈论界定国家利益或国家利益优先顺序的领导者们的个人道德（道义）表现，而是说道义具有工具性，因为它“在应该如何获得国家利益方面影响决策者，而非在哪些是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影响决策者” ^[17] 。以如此工具化的方式看待道义，阎学通使理性和道义相兼容。

尽管奈和阎学通都将领导层视为决定性的自变量，并集中在这一层面上进行分析，但他们对领导的认知在分析层次上仍存在着差异。奈认为，领导者是帮助团队创造和实现共同目标的人，而领导行为则应是个互动“过程”，是在领导者和追随者相互依存中发挥作用的过程。 ^[18] 因此，领导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关系，领导者和追随者是这种关系的构成要素，他们在这种关系中自由互动。然而，阎学通认为领导的概念更加复杂，不仅限于个人层次，还涵盖了国家层次。

此外，道义现实主义研究领导的目的是理解当前的权力转移，而这是一个结构层次的问题。根据道义现实主义，崛起国和主导国的国家领导类型在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共同发挥作用。阎学通甚至认为，主导国的领导变更有可能导致国际格局的改变，因为破坏本国的综合国力比提高它更容易。随着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可能形成新的国际领导，新领导可能导致国际规范改变。国际规范是否改变，取决于之前的和现在的国际领导类型是否一致。如果新的国际领导引起国际规范的改变，那么权力结构的变化和国际规范的改变合起来将导致体系转型。阎学通认为，即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国际领导，国际体系也不太可能转型，因为中国政府无意改变雅尔塔体系。 ^[19] 权力转移有可能改变国际秩序的类型，这是个自下而上的改变过程，是由理性施动者引起的过程。于是，这为有关施动者—结构的辩论提供了一个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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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4.

[2] Charlotte Epstein, “Theorizing Agency in Hobbes’s Wake: The Rational Actor, the Self, or the Speaking Subje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7, no. 2（2013）: 287–316.

[3] Patrick Neal, “Hobbes a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41, no. 4（1988）: 635–52.

[4]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3rd edition, New York: Knopf, 1960.

[5] Reinhold Niebuhr, Beyond Tragedy ,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8,p. 158.

[6] Hans J.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p. 194–55, cited in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 p. 24.

[7] Saint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 Marcus Dods（trans）, 2 volumes, New York:Hafner Publishing Co, 1948.

[8]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 p. 28.

[9]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Charles A. Kupchan, “Empire, Military Power, and Economic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 no. 4（1989）: 36–53; Jessica T. Mathews, “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 76, no. 1（1997）: 50–66; Vassilis K. Fouskas and Bülent Gökay, “The Power Shift to the Global East,”in The Fall of the US Empire: Global Fault-Lines and the Shifting Imperial Order , London: Pluto Press, 2012, pp. 111–32; David A.Lake, “Legitimating Power: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8, no. 2（2013）: 74–111.

[10]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Charles A. Kupchan, “Empire, Military Power, and Economic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 no. 4（1989）: 36–53; Jessica T. Mathews, “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 76, no. 1（1997）: 50–66; Vassilis K. Fouskas and Bülent Gökay, “The Power Shift to the Global East,”in The Fall of the US Empire: Global Fault-Lines and the Shifting Imperial Order , London: Pluto Press, 2012, pp. 111–32; David A.Lake, “Legitimating Power: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US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8, no. 2（2013）: 74–111.

[11]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51.

[12] Joseph S. Nye, 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13] Amitav Acharya, “From Heaven to Earth:‘Cultural Idealism’and‘Moral Realism’as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2, no. 4（2019）: 467–94.

[14] 为了澄清道义的概念，阎学通指出道义判断分为个人、政府和国际三个层次。因为国际关系的道义现实主义是一个专门论述国际关系的理论，“道义”特指政府道义。参见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7。

[15]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24.

[16] Jannika Brostrom, “Moralit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Towards a‘Moral Realist’Research Agend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9, no. 4（2015）:1624–39.

[17]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6.

[18] Joseph Ny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US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85, no. 4（2006）: 68.

[19]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p. 165–71. DKAL2yV4a9FEEOus3TVFfkm6J2Yvu8TKytYkmCgO2TUUB59chT0QhSJFKVEXBXw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