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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动者—结构这一分析层次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争议焦点。在中世纪晚期，有关个人和国家分析层次的争论已然存在，而在当代，则在认识论和政治本体论基础上引发了元理论的争论。虽然有关“施动者—结构”“部分—整体”“微观—宏观”的争论并不完全一样，但它们都反映出对元理论的迫切需求，即需要解释社会行为体或施动者（指国家）与社会结构（指国际体系）两者之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关系。施动者—结构的问题“目前已演变成了人们所说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关键问题” [1] 。
塞缪尔·纳弗认为，施动者—结构的争论表明，将权力的结构概念融入与施动相关的社会变化中是非常困难的。他坚持认为，过度强调社会的再生动力，就使结构性权力这种概念很难成为解释社会变化的原因了。 [2] 道义现实主义将政治领导视为自变量来解释大国兴衰以及潜在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的变化，为国际社会变化提供了答案，并通过将个人、国家和体系三个层次的分析联系起来，为现有的施动者—结构争辩提供了另一视角。 [3] 道义现实主义并非简单地将施动者作为结构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而是通过分析领导人在决策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实力和地位的重要性，建立了一种二元理论。
本章从三个关键层面对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涵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进行批判性分析。首先，通过回顾古典现实主义与中国古代哲学的融合，探讨了道义现实主义如何重新将施动者——特别是领导者——带回到现实主义分析的核心位置，强调了领导者在国家兴衰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次，本章详细探讨了施动者—结构的辩论，分析了道义现实主义在解释国际体系变化时如何处理施动者与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将其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比较，揭示了该理论的独特贡献。最后，本章批判性地分析了道义现实主义面临的问题和质疑，并为进一步发展这一有价值的理论提供相关建议。
[1] Walter Carlsnas, “The Agency-Structure Problem 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6, no. 3（1992）: 245–70.
[2] Samuel Knafo, “Critical approaches and the legacy of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3, no. 3（2010）:493–516.
[3] 道义现实主义的英文moral realism，在哲学领域译作“道德实在论”，最早是作为对客观上存在道德标准这一观点的系统辩护而提出的。张锋借用了这个词，他将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与中国古代道义思想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概念。其他关于此概念的研究可见Pavlos Kontos, Aristotle ’ s Moral Realism Reconsidered: Phenomenological Ethics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Feng Zhang, “The Tsinghua Approach and the Inception of Chines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 no. 1（Spring 2012）: 95–6。本文中的道义现实主义仅指阎学通在一系列文章和书籍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如Yan Xuetong,Daniel A. Bell and Sun Zhe（eds）, Edmund Ryden（trans）,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阎学通：《改革能力影响国家实力》，载阎学通、张旗编著《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67–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