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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的方法论教育使我认识到，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要有普世的解释力，能解释任何时期和任何地区发生的同类现象。P. M.克里斯滕森和R. T.尼尔森表示，他们尊重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个概念的争论，并说：
阎学通是知名的坚决反对者，他强调国际关系研究的普世性。例如，在2003年的一次关于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会议上，阎学通强烈主张科学方法，时殷弘支持人文历史方法，而秦亚青则采取了中间立场，在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的交叉中提出了“第三种文化”。 [1]
然而，由于道义现实主义被视为“中国学派”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尽管其方法是科学的，但它也受到了连带的批评。我觉得有必要澄清，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并非出于政治动机，也不属于例外论和中国中心主义。此外，我澄清道义现实主义不应被归为“中国学派”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表明我同意上述的批评适用于其他中国学者的理论，甚至不一定适用于一些自称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
尽管道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力尚不如现有的主要国际关系理论，但它仍是个普世的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确比道义现实主义影响力更大，但它从未被视为某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从未被怀疑过是普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然而，针对同类安全危机导致不同结果的现象，道义现实主义比进攻性现实主义有更强的解释力。故此，我相信道义现实主义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现实主义范式。
[1] P. M. Kristensen and R.T. Nielsen, “Constructing a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Intellectual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7, No. 1（2013）: 5–6, https://doi.org/10.1111/ips.1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