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学派”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个批评是,这些理论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巴博内斯说:“一个更为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偏爱借鉴以中国为中心的那些时代的经验,如果不是世界的中心,至少是其邻国的中心。如果不是中国中心论,中国学派就没意义了。”
黄义杰说:“中国学派这个团体的确专注于‘中国文化’,有可能成为一个以中国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理论霸权。”
鲁鹏评论了中国中心主义是如何阻碍“中国学派”发展的,他说:“进展缓慢是由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内的中国中心主义盛行,这种心态认为中国在知识创造和知识评估方面的国际经验比其他国家优越……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尽管中国学派很难取得科学成果,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依然吹嘘这个学派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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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心主义是以中国历史和中国文献为基础的理论建设,这与古代中国的国家间主导地位有关。虽然道义现实主义确实受中国古代哲学灵感的启发,但它并不是精心建构中国中心主义理论的例子。首先,道义现实主义的文献基础立足中外,特别是有美欧学者写的现代国际关系著作。例如,我和徐进在研读中国古代文献时,我们比较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家和现代欧洲政治思想家之间的异同。我们发现,中国先秦思想家和现代国际关系学者在国际事务上有些相似的观点,例如“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各国为利益而发生冲突和战争。这与荀子的‘群而无分则争’的认识是一致的”
。在《大国领导力》一书中,我将道义现实主义的假定、逻辑、推论和领导类型系统化,在该书参考书目中的外国文献比中国文献多。其次,道义现实主义借鉴了中国先秦历史和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记录。在《大国领导力》一书中,我特意既用中国的也用外国的案例来解释四种类型的国际领导:西周早期政府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是王道型领导,齐桓公统治下的齐国政府和冷战期间的美苏政府是霸权型领导,西周晚期的周幽王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是昏庸型领导,由嬴政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帝制国家——秦朝政府和由希特勒领导的德国纳粹政府是强权型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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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举的例子既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就是希望表明这种分类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而是普遍适用的。再次,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目的不在于解释中国的崛起,而是旨在总结历史上所有大国的兴衰机制。现代中国的崛起不过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道义现实主义想讨论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缺陷,即无法解释一个崛起大国是如何超越霸权国的。道义现实主义将政治领导设为自变量,以此解释大国兴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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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将中国的崛起归因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家领导,于1978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战略,而不认为中国崛起靠的是1957年至1976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国家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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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冷战后的美国,以克林顿和特朗普为首的两种类型的政治领导分别带来了美国全球领导力的上升和下降。前者提高了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而后者削弱了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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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案例说明,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也可用来解释中国之外的大国兴衰。
[1] Lu Peng, “Chinese IR Sino-Centrism Tradi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School Movement,” Pacific Review 25(2018): 150,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9512748. 2018.1461681.
[2]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p. 43–7.
[3]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191.
[4]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133.
[5]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p. 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