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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外国学者贬低“中国学派”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成果。例如，张勇进说：“承认其存在，但并不认为它是与其他（美国）理论一样的理论……与多元化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相比，这些学派看上去都充满了无可救药的狭隘和单调的地方色彩。”
对“中国学派”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主要的批评是，它们都是“中国例外论”。金宪俊说：“中国学派对历史文献和经典的引用要么不准确，要么过于浪漫化。这是一种过时的观念，透出一种盛气凌人的中国例外论——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认为中国将在行为或气质上都不同于任何其他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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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现实主义也被批评为中国例外论，这并非因为其理论内容，而是因为被误认为属于“中国学派”。例如，迪安说：“例外主义混合于政策建议和文字描述之中的现象，在阎学通的文字中清晰可见。”如下是他引用的我对中国外交政策提出的建议：
借鉴先秦时期王道型领导与霸权型领导的区别，中国崛起战略的外交政策应在三个方面与美国不同。第一，中国应推动建立责权平衡原则的国际秩序。第二，中国应考虑逆向双重标准原则，即较发达国家应比不发达国家更为严格地遵守国际规范。第三，中国应推动天下一家的传统观念中的开放原则，即中国应向全世界开放，世界上所有国家应向中国开放。 [2]
迪安误将我建议中国采取与美国不同的战略的观点等同于支持中国例外论。建议中国走一条不同的崛起之路，其本身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受规律影响。我建议中国政府采取与美国不同的对外政策，正是源于假定两国对外关系的客观环境有相似之处（因而担心中国因环境相同而效仿美国）。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得出的建议并不是只能用于中国，而是适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领导国。中国只是用来举个例子，因为在撰写那篇文章时，中国是崛起国，而美国是霸权国。道义现实主义从未认为中国文明优于其他文明，也未暗示中国文明是国家兴衰规律的例外。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主张将以身作则作为所有王道型国际领导的战略。无论中国还是外国，这个建议都适用。
道义现实主义并没有断言中国将会为世界提供一个比美国更具道义的领导。道义现实主义的确建议中国政府依据王道型领导原则制定对外政策，但它并未对中国的外交产生影响。以结盟战略为例：多年来，道义现实主义一直认为，只要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不为任何国家包括其邻国提供安全保护”，就无法“在未来十年内提供全球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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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政府坚定地坚持了不结盟原则。
关于大国战略竞争，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不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都是人才竞争。 [4]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假定，采用王道原则是获取国际领导地位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对中国和其他主要大国都适用。吉列尔梅·维拉萨说：“近来出现两个并行的现象，一个是关注领导人或高层官员的任用及他们的道德水平，另一个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文献转向讨论道德伦理，讨论国际组织是如何靠发挥领导力和最高级别官员们的美德来提高其声誉的。” [5] 他还说：“在这方面，尽管阎学通的建议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制度提出的，但这很容易用于国际层面，不用说，较有能力的中国官员和领导也起到了间接的示范作用。” [6]
[1] Hun Joon Kim, “Will IR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 a Powerful Alternativ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9, No. 1（2016）: 59–79.
[2] Yan Xuetong, Daniel A. Bell and Sun Zhe（eds）, Edmund Ryden（trans）,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19.
[3]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 199.
[4]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 p. 67.
[5] Guilherme Vasconcelos Vilaça,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and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olombo Plan, Yan Xuetong and Chinese Ancient Thought,”in Wenhua Shan, Kimmo Nuotio and Kangle Zhang（eds）, Normative Reading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oad to New Paradigms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8, pp 30–1.
[6] Guilherme Vasconcelos Vilaça,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and Normative Foun d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olombo Plan, Yan Xuetong and Chinese Ancient Thought,”in Wenhua Shan, Kimmo Nuotio and Kangle Zhang（eds）, Normative Reading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oad to New Paradigms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8, p.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