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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学派”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遍批评是，创建者们的动机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然而，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道义现实主义是一种政治驱动的理论。
有人认为，建立“中国学派”或“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政治动机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以及去除西方国际关系知识的殖民化。倪宁灵说，“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是中国追求国家认同和全球地位的一部分”，也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1]
持相似看法的马泰奥·迪安说：“中国学派尤其倾向‘为权力说话’，它所提出的概念和所做的分析可被认为是具有使中国政府推动的政治叙事合法化的功能。”
[2]
雅恩认为：“这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学术目标，即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另一个是政治目标，即挑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霸权地位，进而挑战由西方理论支撑的国际等级秩序。”
巴里·布赞不赞成建立国际关系国家学派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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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中国学派的目的“还可解读为是辅助中国政府更大的政治目的，即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提高中国抵抗西方霸权和与其竞争的能力”
。
诚然，有许多中国学者渴望通过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宣传政府的战略和维护国家的利益。
在“软实力”概念引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和官员中都有人将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视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一种方式。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这些想法主要在不同领域的左派人士中流行。
202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一份官方文件，这些人的想法得到了支持。该文件要求中国的大学建设满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需求的学术体系，并建立一个引导国际交流使用中国概念的话语体系。
与之相反，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在建立、形成的过程中并无此种动机。2004年，我和徐进开始将中国先秦哲学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起初，我们无意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我们仅是希望从一个新角度丰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2008年，我们合编的《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出版。我在《编者的话》中说：“如果能从中国古代先贤的政治思想中汲取营养，将可以丰富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
随后，我和清华大学的同事们依据现代国际关系概念解读先秦哲学思想。2009年，我们编著了另一本论文集。在该书的《编者的话》中，我重申了我们的学术动机：“编辑本书的核心目的，就是希望通过重新挖掘中国先秦时期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为中国学者丰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传统思想资源。”
这本书中的三篇文章被翻译成英文，成为2011年出版的《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一书的主要内容。这本书受到了国外国际关系学者的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新一波讨论。2012年，张锋将该书中的理论思想称为“道义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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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许多对道义现实主义的批评，我开始有意识地构建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卡赞斯坦说：“哥本哈根学派和中国学派都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建立理论的……它（中国学派）对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独特问题不感兴趣。”
而实际上，我是从《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出版后就开始思考道义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论问题了。张勇进说得对，“道义现实主义需要破解的核心理论问题是，为什么崛起国能够取代占主导地位的霸权国，甚至是在其经济实力、技术发明、教育体系、军事实力和政治制度方面不如后者的情况下做到的”
。面对这个难解的问题，我把研究集中于大国之间的国际权力转移问题，特别是在中美两极格局出现之后。我的初期研究结果是于2015年出版的《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一书。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强调：“本书对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并建议中国选择王道的崛起战略。然而，我在此并不是说，今后中国政府必将采取王道战略，而是说中国政府有了采取王道战略的基础。”
在这本书之后，《大国领导力》于2019年出版。在后一本书中，我说：
与美国相比，政治机构对中国领导人的约束力要小，所以当前两极化趋势有两种可能。如果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进行更多的政治改革，两极化在今后10年将加速；反之，如果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犯更大的战略错误，有更大倒退的话，两极化将停止。 [5]
[1] Nele Noesselt, “Revisiting the Debate on Constructing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222（2015）: 430.
[2] Matteo Dian, “The Rise of China between Global IR and Area Studies: An Agenda for Cooperation,” Ital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2（2022）: 253,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rvices/aop-cambridge-core/content/view/B6A319ECD 1FE8CD46F33E1FD34B91DA2/S0048840221000319a.pdf.
[3] Barry Buzan, “How and How Not to Develop IR Theories: Lessons from Core and Periphery,”in Yaqing Qin（ed）, Globalizing IR Theory: Critical Engagement , p. 60.
[4] Feng Zhang, “The Tsinghua Approach and the Inception of Chines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 No. 1（2012）: 95–6.
[5]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