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思维

16岁那年我认识了诺曼，他后来成了我的丈夫。那时我们只是朋友，他带我去他家，但事先并未通知他的家人。

当我们走上门廊的台阶时，恰好碰见我未来的小姑子（我称她为凯）匆忙下楼。她打扮得一副典型的叛逆青少年的模样：头发高高梳起，浓妆艳抹，穿着极短的短裤和低胸紧身上衣。

紧随其后的是我未来的婆婆（我称她为罗丝），她大喊道：“你要是敢穿成这样离开，你就永远——永远——别想再进这个家！”

凯继续往前走。罗丝停了下来，但依旧在喊：“别想回家！门会锁上的！”罗丝注意到了我，我们互相介绍了一下。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关于凯的：“她从不听话。她知道她穿成这样像什么吗？”

我不知道当时自己怎么了。或许是因为我的母亲和许多老师都鼓励我自我表达。我从罗丝的激烈反应中感受到，她以前在这场争论中输过，而凯最终总是会被允许回家。所以我问道：“你为什么说会把她锁在外面？我打赌你不会这么做。”

罗丝沉默了。诺曼看起来很惊讶，而罗丝的回答更让他吃惊：“那我该说什么？”她问道。

她竟然在听一个青少年的意见，我想。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当时给了什么建议。我只记得罗丝听得很认真，问了很多问题，并说她愿意尝试，因为她之前的方法显然是无效的。

凯和她母亲之间的争吵仍在持续。显然，她们彼此都很关心对方。在凯进入青春期后，她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在罗丝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们形影不离。然而此刻，她们却被困在这场没有赢家、只有输家的战斗中。

诺曼常说：“母亲真的相信批评孩子会让他们变得更好。这可能是她成长过程中习得的经验。她只是在做她所知道的事情。”

后来我才了解到，诺曼也曾经受过批评。当他做错时（比如他把车撞凹了，打碎了一只心爱的杯子，或是忘记做答应过的事情），他认为自己理应受到批评，他会拼命逼我去批评他。而当我被激怒时，我有时也会批评他，但这肯定是不必要的。

这两种模式——罗丝和凯，以及我和诺曼之间的模式，都帮助我看到，尽管我们有改变的愿望和良好的意图，但过去的经历、习惯和模式会时常冒出来影响甚至阻碍改变，使我们陷入痛苦的循环，只有输家，没有赢家。

这些经历最终孕育出“可能性思维模式”（possibilities mindset）的概念，这个概念认为改变是可能的，而且你有能力做出改变。这也是一种好奇的心态，你会将困境视为挑战，而不是威胁。

可能性思维模式

· 事情可以变得不同，可以变得更好。

· 我努力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以及我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局面。

· 我相信自己能够振作起来，找到应对的方法。

· 将孩子的挑战视为一个机遇，让自己改变，找到解决办法。

当我们感到自己的行为无关紧要——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事与孩子的反应之间的联系时，就会导致希望的丧失和“逆境思维”的形成，即认为改变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你都无法实现。这是一种缺乏好奇心的心态，你不会去关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反而会觉得受到了威胁。

逆境思维模式

· 事情不会改变——以后也将一直如此。

· 我不关注事情发生的原因及其本质。

· 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不认为自己能够改变或有太多选择去处理这种情况。

当我开始进行定性研究的访谈时，我没想到会发现一个新概念。我只是想更好地理解家长在与青少年子女发生冲突时的内心活动。随着和家长交谈的深入，我越发意识到我需要超越日常冲突，去关注我们失去理智的那些时刻，因此我开始向家长们询问这方面的情况。

我所说的失去理智，并不是指崩溃、争吵、大声喊叫、变得悲伤或者沉默，尽管这些时有发生。我指的是那些我们变得被动而不是积极主动的时刻、成为自己不想成为的父母的时刻。我开始怀疑，在这些时刻，我之前提到的共同解决方案、自主性支持和技能培养机会等育儿方法并不能真正起到作用。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中间存在一种基于特定信念和假设的世界观。这是一种思维，而且很重要。如果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它，或许我们就能够应对这些时刻，然后就能够运用这些育儿策略。

我将分享我在采访和后续研究中获得的答案。

是什么导致失去理智？

艾达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西北部。她形容自己14岁的女儿阿莉莎是个“固执”的孩子。当阿莉莎想做某件事时，她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步，这导致这对母女间经常发生争吵。在最近的一次冲突中，阿莉莎跑到她姑妈家“避难”，艾达发现后继续与她争吵，直到艾达发现自己竟重复了她母亲曾对她说过的话：

下次你再不告诉我就离开这座房子，我就报警，让警察把你带走。

她警告阿莉莎：“你犯法，就得付出代价。”

对孩子的担心让我们更容易失去理智

艾达担心自己14岁的女儿太过天真，当她发现阿莉莎在网上访问成人网站，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跳舞的视频时，这更加剧了她的担忧。她开始监控女儿的在线帖子，并对所看到的内容表示反感：

她们表演的那些街头舞蹈让我觉得很低俗。女儿会把视频发布在Instagram（照片墙）上。我对她说，“不行，宝贝。你不能这样做”。我说，“外面有些变态会看这些视频。想想他们有多容易就能找到你”。我告诉她，“你要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钦佩的人”。

艾达认为她的女儿是一个跟随者，而不是一个领导者。阿莉莎刚进入一所新学校，艾达还不了解女儿朋友们的家庭背景，但她觉得那些父母似乎非常纵容——让他们的孩子“晚上想待多晚就待多晚”。艾达试图通过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警示女儿，好让女儿对这个世界有所戒备。她也试图成为一个榜样。但阿莉莎并不听她的话：

她会说，“嗯哼，妈妈”，女儿对我说的每句话都是这样。如果她想做什么，无论如何她都会去坚持。

艾达和阿莉莎之间真正令人担忧的冲突，揭示了可能导致我们失控的另外两个因素。

成年人的期望是诱因

当艾达告诉阿莉莎，如果她再离家出走就会报警时，阿莉莎对她大发雷霆：“你总是想报警。啥事都要报警！”艾达反驳道：

不，我没有总是说我要报警。我说的是，如果你表现得符合你的年龄，不像个小孩那样，我就不需要报警。

这次沟通揭示了另一个可能导致家长与青少年子女发生冲突的因素。正如你在第一章中看到的，家长会以这样一种视角来评价他们的行为，即青少年是不成熟或有缺陷的成年人，这种视角隐含着他们应该表现得更成熟，但他们却没有做到。

我曾说过，我们用期望值来衡量自己的成功或失败。 ¹⁰⁸ 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可能导致冲突，但也可能带来成长。

化挑战为机遇

来自密歇根东部的露西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一直在努力给她16岁的大儿子安德鲁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最初阻碍她的是她对儿子的期望。她说：“我基于自己作为青少年时的经历来设定期望。”但这并不奏效。

青春期的女孩和男孩的经历是不同的。而且，他显然也不像当年的我。我那时更喜欢社交，一切都围着朋友转。我的儿子却不是这样。他非常内向，他有一个4人小圈子，都是从小学和初中时期就认识的。我一直试图把他变成另一个人。经过多次争执后，我意识到我必须改变。

我们心中常常有一个假想的“正常”标准，这可能会妨碍我们接受孩子本来的样子。当露西意识到自己的期望不合理时，她开始学会放下这些期望：“在这个年龄段，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人了。”

反思——暂停——可以让我们像露西那样重新思考期望与现实。

就在他即将上高中的时候，我意识到还有四年时间他就要上大学了。他们不再是小孩子了。他们将继续前行，而你别无选择，你也必须跟上他们的脚步。

这就是父母成长的本质——我们的孩子在成长和变化，而我们也必须成长和改变。

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不久，安德鲁因单核细胞增多和链球菌感染住院，这引发了他的焦虑症。他显得特别脆弱。就像艾达担心阿莉莎一样，露西也开始为安德鲁担忧。她的第一反应是试图为他解决一切问题，结果再次回到了“针锋相对”的状态。

露西有了第二个领悟——安德鲁必须在管理自己的焦虑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圣诞节前，他们去看了医生，医生建议他采用无麸质和无乳制品的饮食方案。

安德鲁泪流满面。他明白医生为什么要他这么做，但他说：“我觉得这不公平。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们进行了交谈，并最终达成了妥协。他答应圣诞节前戒掉乳制品，然后在圣诞节后戒掉麸质食品。安德鲁坚持了一段时间的饮食计划，但情况并未好转。

安德鲁的焦虑还“引发了其他的问题，他担心感染，并拒绝去上学”。由此，露西制定了一个基本规则——他必须去上学：

我们不希望他待在家里，因为我们不想让他的焦虑和强迫症占据上风。我们希望他能够逼迫一下自己。他必须培养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来克服恐惧。而他做得很好。

为了满足他的自主权，露西和丈夫要求安德鲁自己想办法处理学校的问题。安德鲁制定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策略，包括使用折叠文件夹携带学习用品，以免学习用品接触到光秃秃的桌子。

疫情期间，安德鲁的焦虑再次发作，他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不仅担心自己会被看不见的病毒传染，而且深受那些不断接收到的危险信息的困扰。

他还学会了另一个技能：为自己发声，表达自己的需求、意见或感受。有一天我们在看关于冠状病毒和死亡人数的新闻，他说：“能不能关掉新闻？我现在真的无法再忍受听到这些消息。”他能够为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健康设定边界。

安德鲁并不是唯一一个对负面新闻做出反应的人。一项关于疫情和心理健康的研究发现，限制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可能有助于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¹⁰⁹

认识到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这帮助露西不再试图通过为安德鲁解决问题来帮助他，而是让他有机会自己解决问题。即便如此，正如露西所说，这也并不容易。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孩子是脆弱的或难以应对困境，并深深为他们担忧，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尝试为他们解决问题。

作为父母担心被评判

伊桑是两个男孩的父亲，两个儿子分别为15岁和19岁，住在新泽西州郊区。他表示大儿子很聪明，但事情对他来说却并不轻松。

他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许我们太宠爱他了。他语言发育迟缓，还患有癫痫，但并不严重。我不知道这是否影响了他的社交能力或是改变了他的能力。

最近，伊桑读了一篇文章，说让孩子体验失败很重要，他意识到这对他来说是多么困难。

如果他在写论文时遇到困难，我们会帮助他，而不是选择让他拿到差的成绩。我意识到从长远来看，这对他真的没有帮助。然而，我们还是这样做了。我不愿意看到他拿到B-或C的成绩。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他得了差的成绩，会间接地反映出我的问题。

孩子课程中的一个B-或C，仿佛是对父母育儿的评分。

有趣的是，伊桑说他在成长过程中并未受到免于失败的保护：

我的父母并没有那样对待我，实际上这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失败之处，并更加努力地弥补自己的不足。我知道这不是最好的做法，但我还是这么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陷入了这样的模式中。

我问他，如果想改变，可能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伊桑回答道：

我不想这么说。对我的大儿子来说，现阶段，我认为我不会改变。对我的小儿子，我们没有那么多干预。在我内心深处，我认为长远来看，小儿子会成功，我担心的是我的大儿子。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作为家长，你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伊桑说道：

我亲眼看到了，我不能为他做一切，他必须学会面对失败。作为父母，我正努力从这种模式中解脱出来。老实说，这真的很难。

伊桑认为这是在帮助他的儿子学会面对失败，而我认为这是在帮助他的儿子学会管理失败和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感到威胁vs感到好奇

在与家长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其中隐藏的许多原因，解释了家长为何会失去理智，但也清楚地感受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我再次怀疑，其中存在一种心态——一种对世界的看法。这种心态至关重要。

当艾达谈到阿莉莎时，她说：“她可以改变，但她不愿意。”

同样，伊桑也无奈地承认，他此时此刻不相信自己能改变与儿子相处的方式。

接着是露西和安德鲁。他们也曾陷入一场没有赢家的冲突，但安德鲁的成长过程及其焦虑的发作让露西意识到，她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她必须看见安德鲁原本的样子，而不是她期望中的样子，并让他参与到应对自己的恐惧中。

因此，有时候事情是可以改变的。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呢？当我以改变的视角来审视家长们的访谈时，答案显而易见：

· 那些感到被困住的父母 觉得他们已尝试了所有的方法，但没有一种方法奏效。

· 那些并没有感觉被困住的父母 似乎拥有一种“好奇”的心态——他们想知道自己或孩子做出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并不断尝试找出答案。

· 那些摆脱困境的父母 往往会从提问题开始。原本感觉到威胁的事情变成了挑战——一个可以克服的挑战。

这很重要，因为感到威胁与感觉好奇是通过大脑中的不同网络活动来实现的。著名作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科医生丹尼尔·西格尔对威胁和挑战之间的差异有着精辟的论述。威胁会使大脑处于一种于防御、恐惧和关闭的状态，并激活保护性的战斗-逃跑反应，而挑战则会激活大脑，使其处于一种积极、开放、接纳的状态，理想的学习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发生的。 ¹¹⁰

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改变

丽贝卡失去理智的原因是她觉得自己好像撞到了一堵墙。她尝试了不同的方法，但她的三个十几岁的孩子却对她充耳不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当我感到我的孩子们在听我说话，当他们对我说的话做出反应或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事情时，我会感到无比强大。

丽贝卡就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你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情况时，你便会与孩子重新建立连接 。

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的爱德华·特罗尼克研究了父母与子女（尤其是年幼子女）之间的社会连接。 ¹¹¹ 他说这是一个调频的过程。 ¹¹² 事实上，特罗尼克发现，调频——修复不匹配的地方——是一个过程。对父母和孩子来说，这不仅是正常的现象，也是一种积极的学习体验。

当你们重新建立连接时，就是你们创造新事物的开始。如果你们创造了新的事物，你们就获得了成长。

因此，与孩子重新建立连接能为你们双方创造成长和学习的机会。这可以培养孩子的“可能性思维模式”。

我对可能性思维模式的思考，深受以下研究的启发：卡罗尔·德韦克关于成长型思维（事物可以改变）和阿尔伯特·班杜拉关于自我效能感（我相信自己能够做出改变）的基础研究和见解。 ¹¹³

对我来说，通过一个家长的故事，将这些观点都串联在了一起。

温暖的避风港

香农和她的丈夫住在美国中西部，他们有三个儿子。香农的改变之旅呈现了逆境思维模式对人们的束缚，以及可能性思维模式所具有的力量。她的旅程始于她的第一个孩子帕特里克：

我给了他太多的压力，要求他事事完美。他是我们的长子。有时他忘了带小号，我就会说，“好吧，我抽空给你送小号”；或者，“你现在是明星橄榄球运动员，英语却不及格，这样你也进不了大学。让我们熬夜把那张试卷做完吧”。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

香农的童年有个未解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她，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我意识到这是基于恐惧的育儿方式。我小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我想要照顾好帕特里克。我试图满足自己未满足的需求，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却告诉帕特里克他没有能力。

当我问她是什么帮助了她时，她说她转向了灵性和冥想，一切问题都在一个顿悟出现时得以解决：

帕特里克刚刚从高中毕业。我希望他远离那些爱聚会的朋友。我爸爸有一家公司，他可以在那里工作。

我们当时在机场。当他走向登机口时，我突然情绪失控。我觉得我浪费了太多时间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那一刻，我想，“我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和其他孩子”。

实现“可能性思维模式”并不一定要像香农的“啊哈（顿悟）”时刻那样。这种洞察力和改变的决心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获得。但改变确实需要坚定的承诺，以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和处理事物。

对香农来说，就像安德鲁的母亲露西一样，改变的动力在于儿子正一天天地长大。帕特里克将在那个秋天去上大学。她没有“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太多时间”，而是开始思考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父母。

我开始思考我想要什么，并意识到我想成为一个温暖的避风港。我想向我的孩子们展现，在我们这个家庭中，我期望孩子们善良并做出贡献，而不仅仅是表现。表现很重要，但它不是一切。

香农在面对她的第二个儿子布兰登时再次遇到了这个问题。她已经不再是“直升机”父母了，但要学的东西依然很多。

布兰登在17岁时打橄榄球受伤，从那时起事情开始变得一团糟。有一天，他回家后说：“妈妈，我不能再和这些天天谈论他们的路虎车的朋友在一起了。”他当时就读于一所富裕的天主教学校。

他转到当地的高中后，很快开始懈怠。当他年满18岁时，他发现如果他不去上学，学校管理人员也不会打电话给父母，所以他干脆就不再去学校了。每天早上都是一场战斗，香农会对他大喊让他起床去上学，而布兰登则坚决不动：“我不去。”

我会说：“布兰登，你必须起床，必须去上学。”他完全无视我。我越来越强硬，我想通过对他大喊大叫来改变他，这实在是疯狂的想法。

经过几个星期的激烈争吵，他们一家人坐下来商量，最后决定只要他拿到普通教育证书（GED）并考取社区大学就算完成任务。

布兰登完成了GED考试，随即重新陷入了无所事事的状态。由于他曾经是一个救生员，香农建议他成为一名医疗急救人员，但在社区大学上了几节课后，布兰登告诉母亲：“我绝对不愿意再看见在事故中受伤的孩子。”

那时，布兰登对我和丈夫的意见仍然表示尊重，并关心我们的想法。我意识到，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现在的模式进行下去，我们可能会彻底疏远他。对我来说，那是最糟糕的事情。

我认识一个在成长过程中经常与父母对着干、喜欢参加派对的人。他被家人疏远，二十年来一直流落街头。我想，“你知道吗，布兰登也可能会走上这条路”。

她说，这是她内心的一次观念转变。她曾在这条黑暗的道路上感到愤怒和恐惧。看到自己的一个孩子无法从高中和大学毕业，这让她心碎不已。她担心这种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却无力改变。但是，她学会了放下那种自认为知道他未来应该走什么道路的想法。

如你所见，香农当时处于一种逆境思维模式中，并感受到了威胁：什么都行不通；事情不会有任何改变；我的孩子不会改变，或者无法改变；我不会或无法改变；我无法改变现状。

香农改变的动力来自她的思考：作为父母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她无法改变布兰登，她只能改变自己——但作为回应，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问自己，作为父母，我的意义何在？我意识到，养育并不是为了让布兰登取得好的成就，让我自我感觉良好，而是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如何相处。

我仍然对他抱有期望：无论发生什么，他应该能够无条件地依靠家人；他应该能够走出去，养活自己，关心自己的工作，并关心他可以做出的贡献。

我必须停下来，放手，然后提出问题。我必须思考新的可能性，而不是“他没有做我认为他应该做的事情，他的生活注定要失败”。我必须在他所处的位置上与他相遇，而不是假设他会过上我为他规划好的生活。

多年来，香农逐渐发现，“可能性思维模式”确实奏效了。布兰登有了自己的公寓，找到了一份工作，并加入了工会。最近，香农看到了她从未预想到的一幕：她的儿子正在为一场考试而努力学习，这场考试可能会为他带来工作上的晋升。

布兰登竟然主动去学习了！那一刻我充满了欣喜——这提醒我，只要我处理得当，艰难的时光终将会过去，而美好的时光应当珍惜。

关于逆境思维和可能性思维模式，数据告诉了我们什么？

我们开发了两个新的量表来评估家长的可能性思维模式和逆境思维模式。 我们发现，家长们大多同意可能性思维模式背后的因素，而对逆境思维模式背后的因素持中立态度。

我们发现：

· 在我们进行的一项“参与-警惕”育儿测量方法的后续研究中，可能性思维模式与我们使用的一项测量指标呈正相关（例如，我们问家长“当你和孩子遇到问题时，你们有多大可能一起找到解决办法？”以及“你向孩子解释你的决定的频率是多少？”）。在后续研究中，可能性思维模式还与我们使用的“正念养育”测量方法相关（例如，要求父母回答“当我对孩子不满时，在采取行动前，我会注意到自己的感受”以及“即使我不同意，我也会认真倾听孩子的想法”）。

· 与此相反，逆境思维与这两项育儿测量指标呈负相关。

这个发现令人鼓舞——这些心态与父母的养育方式有关，而这些养育方式在其他研究中，包括那些被证明有助于儿童茁壮成长的研究中，都被证明是有帮助的，比如维尔玛默里等人的研究。 ¹¹⁴

此外，我们还发现，父母在与孩子发生冲突时，父母的恐惧心理（比如他们害怕自己是失败的父母，担心会受到负面评价、失去控制，认为孩子在和自己对抗，以及认为孩子需要保护）是逆境思维的高度预测因素。

当我们在研究中观察青少年状态（根据青少年自己报告的结果）与父母心态之间的相关性时，我们发现：

· 父母的可能性思维模式与青少年对未来的信心有关，而父母的逆境思维模式则与青少年报告的较低的积极情绪、较多的消极情绪、对未来缺乏信心、更多的压力、与父母冲突较多有关。

· 父母的逆境思维模式与青少年的状态有较强的关联，相比之下，可能性思维模式似乎影响较小，这表明负面认知产生的影响更大。

· 可能性思维模式和逆境思维模式之间并不是紧密相关的，这两种心态在我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可以这样理解，每种心态都有自己的“旋钮”，而不是只有一个“旋钮”，一端是逆境，另一端是可能性。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提升可能性或减少逆境来改变我们看待挑战的方式。